以诗传情的有情世界：抒情传统与元明传奇小说的兴起_明清小说研究_佳作赏析_杂文评论

·赵振兴·

　　以诗传情的有情世界：抒情传统与元明传奇小说的兴起

　　·赵振兴·

　　本文讨论的是元明传奇小说的兴起与抒情诗传统之间的关系，本文将指出抒情诗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对元明传奇小说产生了深刻影响，因而元明传奇小说可被视为抒情诗传统在小说领域的延伸，亦是中国文人小说的深化。而元明传奇小说的兴起亦与对无对哲学和仕宦生涯的义务心，而选择将其生命资源主要投入诗与画，带有唯美、伤感和甚至自我沉溺的味道的文人的出现密切相关。

　　元明传奇文人小说抒情传统有情世界

　　一般认为中国文言小说的两大高峰乃唐人传奇和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也有将宋人传奇与唐传奇并称为“唐宋传奇”的说法。相比较而言，元明两代的传奇文学并未受到足够重视。事实上，唐传奇之后的文言小说的创作并未停止。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则指出中唐时代浪漫传奇文化的兴起与个人的诠释或评价活动的发展、与私人空间的建立，紧密相关。私人自我的思维境界是贵族政权衰退之后才发展出来的现象。浪漫传奇想象性地建构了一个经过取舍的小世界，它既存在于一个社会主导性的世界之中，又因为情人相互之间的专注投入而与此社会主导性世界相分隔。①如果说唐传奇还着重于描述情人们的内在激情与家庭、国家或外部环境的外在约束力之间的矛盾，那么至元明中期的传奇，这种个人内在激情和社会规则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就开始退居其次，对内在激情的高扬成了这一时期传奇小说的绝对主题。本文将要论证元明传奇小说的兴起与抒情诗传统之间的关系，并指出元明传奇小说特别具有一种“诗的意识”，因而可被视作是抒情诗传统在小说领域的延伸，亦是中国文人小说的深化。

一

元代的《娇红记》是这样一部处在转折时期的划时代作品。与唐传奇的短篇作品不同，《娇红记》多达一万八千多言，大幅度拓展了传奇小说的篇幅，其后明初李昌祺的《贾云华还魂记》、明中期的《钟情丽集》《荔镜传》《怀春雅集》《花神三秒传》《寻芳雅集》《天缘奇遇》《李生六一天缘》《传奇雅集》等都字数过万，《刘生觅莲记》更多达四万多言。根据叶德均的统计，“就见存及各家书目著录的约略估计，单篇(传奇)一类至少当四十种以上。”②明人高儒《百川书志》中所著录的《娇红记》《钟情丽集》《李娇红香罗记》《怀春雅集》《双偶集》六种单行本之后，写道：“以上六种，皆本《莺莺传》而作，语带烟花，气含脂粉，凿穴穿墙之期，越礼伤身之事，不为庄人所取，但备一体，为解睡之具耳。”③在论及元明传奇小说的渊源及其影响时，台湾学者陈益源指出，“这批作品自成体系，形式和内容因循唐宋传奇体制，史笔、诗才、议论兼而有之，又多以浪漫爱情故事为主要题材，正与唐传奇代表作《莺莺传》一脉相承。”④但是与唐传奇相比，社会的约束已经不是小说所论述的中心，男女曲折的爱情经历特别是情感的变化成为小说绝对的主题。

　　瞿祐的《剪灯新话》中的《秋香亭记》被明代凌云翰认为类似元稹的《莺莺传》⑤，而瞿祐本人亦十分推崇唐传奇，并对《莺莺传》娴熟于心，并在其创作中进行了一定的模仿。小说写商生与其表妹采采私定终身于秋香亭上，桂树之下。后采采因“多情致疾，恐生不知其眷恋之情，乃以吴绫帕题绝句于上，令婢持以赠生。”后因战乱，二人终未能结为夫妇，但却始终不能忘情于彼此。瞿祐记述了这个故事，并于结尾处这样写道：“使多情者览之，则章台柳折，佳人之恨无穷……”⑥桂衡评价《剪灯新话》就言：“世间万物幻泡尔，往往有情能不死。”“多情者”成为小说作者写作时所想象的潜在读者和知音。

　　事实上在元代传奇《娇红记》中就有“世间万事转头空，何物似情浓”的诗句。《娇红记》描述“天资卓越、杰出世表”的申纯因在其舅家偶遇表妹娇娘，而钦慕其绝色，不禁“目摇心动，不自禁制”。此后申生日夜思念娇娘，恨不能尽吐心事，以至于且病且醉，不能复加。后经过隔窗对话、筵席辞酒、以诗寄情、兰室分煤、拥炉共火、暴雨负约等曲折，最终建立了深厚情感，并“剪发盟誓”。最引人注目的是，娇娘为其与申生的非法恋情所做的辩解有言：

　　人生如白驹过隙，复有钟情如吾二人者乎？事败，当以死继之。

　　而娇娘更认为天下不会再有如申生一般钟情之人。当他们的爱情受到家庭的阻挠，娇娘则在临终之前写下一首咏情之作：

　　如此钟情世所稀，吁嗟好事到头非。汪汪两眼西风泪，犹向阳台作雨飞。

　　与《娇红记》相仿，《钟情丽集》小说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讲男女主人公的诗歌唱和，人物的情感成为值得被记录在案的内容。在此，小说作者亦或是人物本人所笃定的是其经历的情感挫折这一个人经验以及所谓此刻“心境”不但可被小说其他人物所感，同样亦能被读者所感动，因为“情”的存在是绝对真实的，其既为个人经验的同时亦是人类所共通。元明中篇传奇小说，正是以“情”为主线，戏剧化地表现这种人类集体共存交感的主体意识，并将保存这种心境为主体内容和最高理想的抒情小说。在传奇小说《钟情丽集》中，我们读到：

　　生情不能已，复继之以诗，曰：有美兰房香，嫣然迥不群。清才谢道韫，美貌卓文君。秋水娟娟月，春空蔼蔼云。何当阶下拜，珍重谢深恩。

　　女见之，微微而哂，就以云笺裁成小简以复，云：感承佳作，负荷良多。第以白雪阳春，难以和耳。⑦

　　情之可贵之处在于男女主人公是出于二人之真爱，而这种真情和真爱被保存在他们的诗篇当中，而亦可以被读者所体悟。引人注目的是，在《钟情丽集》中亦有一篇以“钟情”为题的赋文，作者借此赋文，进一步理论化了小说主情的文学主张，其对“情”的理解上，从外延和内涵都比所谓狭义的“爱情”更为广泛，甚至更上升到“道”的高度。《钟情丽集》借主人公辜生之手所做的《钟情赋》：

　　人之所秉虽同，我之所独钟独异。非忧懼之切心，匪爱恶之介意。杳杳焉莫究其由，茫茫焉莫窥其际。但见感乎中，触于目，着于躬。乾旋坤转，吾情之无穷也；日往月来，吾情之交通也；春风和气，吾情之冲融也；骤雨浓云，吾情之朦胧也；泪之灑然，气之嘘然，吾情之所以如山如峰也。然一身之有限，而万状之无涯。既而乐之，乐忽变而哀，情之所钟，为何如哉！察其所由，源源而来。⑧

　　钟之于“情”不但成为区分他者和自我的准则，而且具有了与道的一致性。美国学者王岗指出此处“日月，风雨，甚至眼泪气息都成了情的征兆”，因此情具有一种与道一样的中和之声。⑨换句话说，宇宙万物都成了男女主人公情爱所投注的对象。传奇小说所要重申的就是抒情诗理想中的至善至美、人的情感与宇宙万物相和谐的有情的世界，而这个世界是属于那些钟之于情的青年男女。在此《钟情赋》中，小说将个人情感的记录作为小说最为重要的内容，也恰恰印证了传奇小说继承了高友工所言抒情传统以个人经验为具体心境，生命价值即蕴藏于此心境之中的本质特点。《钟情赋》甚至也提出了“情之起，先天地而始；情之穷，后天地而终”的说法，让人想到晚明文人冯梦龙《情史类略》的序言所言：“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减，由情不灭故。四大皆幻设，惟情不虚假”的说法。在传奇小说中，此处“情”和佛教所言之“空”、明儒所言之“心”一样被赋予了宇宙论的意义，成为超越个体生命而独立存在的存在论的本质，亦成为元明传奇小说最为核心的文学思想。换句话说，人的情感特别是爱情，具有了独立于社会准则和外部世界的自容自足的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元明传奇小说的特别之处不仅记述青年男女的爱情遭遇，而且更在于其以诗词的方式展现文人的情爱之路，可以说此类小说不仅与作诗有关，而且特别具有一种“诗的意识”，因而可被视做是抒情诗传统在小说领域的延伸，亦是中国文人小说的深化，换句话说，元明传奇不仅是由文人创作而且亦是关于文人的小说。⑩

　　

　　其次，传奇小说内容也多与诗歌的创作有关，抒情诗的写作成为传奇小说内容的中心。在小说中我们读到的是男女主人公在爱情道路上所遭遇到的种种令人感伤的情感曲折。这种种情感上的曲折，则往往借助于诗歌被表达出来。在《钟情丽集》中，辜生与王娇娘唱和吟咏的诗歌超过百首。在小说中，我们读到的是男主人公因情思不堪，而赋诗以自解；与情人幽会而不遇，归不能寐，援笔以作词；或欲追不能及，欲舍难为情，因而借柳以自喻。主人公辜生“与友人数辈，虽朝夕同学共榻，然而思慕瑜娘之心无时不然，他不暇及，集古人诗句十首，以思瑜焉。……诗既成，密付前诗，以寄瑜娘。瑜见之，不觉失声长叹，亦集古诗十首以复生……”《寻芳雅集》中的鸾娘因为思念情人，“风晨月夕，思怨之情，不可胜记。”“二娇居处所怨慕，所自排者，唯行之于诗词耳。”有《四景闺怨》16首、《四景题情》10首，全都被录于小说之中。传奇小说中的人物已经不是传统的士大夫，而是醉心于风月的唯美诗人，他们将对爱人的相思忆念、伤春怨别之情，诉之于笔端，而传奇小说甚至可以被看做是记录男女主人公诗作的诗集！《怀春雅集》、《寻芳雅集》、以及《钟情丽集》之名，或许就是要提醒读者要将小说当做诗集来读。小说的人物也正是寄希望以其诗作，而名流千古。《钟情丽集》借瑜娘之口将其中道理说得非常明白，“与其景慕他人，孰若亲历自己？妾之遇兄，较之往昔，殆亦彼此之间而已。他日幸得相逢，当集平昔所作之词为一集，俾与二传之不朽，不亦宜乎？”

　　

　　传奇小说所描述的恰恰就是才子如何寻获“红粉佳人作知己”的全部过程。《怀春雅集》中作者开篇处论及其创作缘由时自赋一首《鹧鹄天》：

　　百年人生草上霜，利名何必苦奔忙。尽偿胸次诗千首，满醉韶华酒一觞。

　　聊将笔底风流句，付与知音作话场。

　　作者将考场上的失意，变为写作的动力，小说的创作只不过是要尽显诗才，写其胸中“诗千首”，这不仅是他对科举中遭受挫折自我辩解，也称为自我诊疗的特殊手段。简庵居士在《钟情丽集》序中指出，“……大丈夫生于世也，达则抽金匮石室之书，大书特书，以备一代之实录；未达则泄思风月胡海之气，常咏短咏，以写一时之情状。是虽有大小之殊，其所以垂后之深意则一而已。”借小说以显诗才，这里正道出传奇小说的抒情诗情结！

　　富有诗才的主人公，正是作者的生活理想和审美理想的化身。小说中的人物与小说的作者之间身份上展现出一种完全的认同。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何作者需要在小说中咏尽古典诗词之后才能结束全文，这只不过是文人需要通过另一种手段，展示自身的价值罢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元明两代早已不是凭借诗歌才能而入仕的时代。萧驰先生指出，这种有意为之的时代错误，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对诗人黄金时代怀旧心理。被“边缘化”的失意文人，正是通过一种看似边缘化的举动，来寻找认同抒情诗价值的“知音”，并借以重新建立自我身份的认同。

二

　　一日，生命侍童佑哥问瑜娘取槟榔，遂以蜡纸封蜜酿者十颗馈生，并标书于其上曰：“进御之余，敬以五双奉兄，伏乞垂纳。”生但谓其有容色，不意其亦识字也，见之，大悦曰：“西厢之事，可得而谐矣。”乃制《西江月》一词，命佑哥持以谢，云：

　　蜡纸重重包裹，彩毫一一题封。谓言已进大明宫，特取余甜相奉。

　　口嚼槟榔味美，心怀玉女情浓。物虽有尽意无穷，感德海深山重。

　　生情不能已，复继之以诗，曰：

　　有美兰房秀，嫣然迥不群。清才谢道韫，美貌卓文君。

　　秋水娟娟月，春空蔼蔼云。何当阶下拜，珍重谢深恩。

　　女见之，微微而哂，就以云笺成小简以复，云：“感承佳作，负荷良多。第以白雪阳春，难为和耳。”生得此简，欢喜欲狂，不觉经史之心顿放，花月之思愈兴，他无所愿也，唯属意瑜娘而已。朝夕求间寻便，欲以感动于瑜。

　　……

　　一日，生陪叔婶宴于漱玉亭上，生辞倦先归。至和乐堂侧，闻有讽诵声，生趋视之，见瑜独立蔷薇架下，拂拭落花，生曰：“花已谢落，何故惜之？”女曰：“兄何薄幸之甚耶！宁不念其轻香嫩色之时也？”生曰：“轻香嫩色时不能伫赏，及其已落而后拂之而惜，虽有惜花之心，而无爱花之实，与薄幸何异？”女不答。生曰：“往日‘图之’一言何如？”女曰：“在兄主之，非妾所能也。”忽觉人声稍近，遂隐去。生作《减字木兰花》一阙：

　　

　　这是两段非常典型的传奇小说的情节。其中第二段描写了男主人公辜生与女主人公瑜娘在晚宴之后漱玉亭傍相会谈话。这两个段落都既包括了叙事也包括了抒情诗。在第二个段落之中，小说的叙事，包括了与这种伤感情绪相关的所有的细节描写：女性独立于花架之下，轻拂落花，这本身就构成了一幅非常优美和伤感的画面，而下文的诗歌，则重复了上文叙事中的重要意象，独立花荫与轻拂落花，诗歌从而又强化了叙事文本中所要表达的情感和主题。而在传统文学中，经常以花来比喻女性，而女性拂拭落花，则表现出对即将逝去的青春之美所产生的一种自哀自怜之情。能否珍惜落花，则又成为试探男性对待女性的情感是否深厚的隐喻。上文的叙事中的伤感之情，在下文的诗词中得到了强化。散文与诗歌形成一种相互呼应的整体。男主人公的《西江月》与女主人公瑜娘的回复，是男女主人公最为普遍的交往模式，而且也构成了一个相互呼应的完整的结构，美国学者麦克梦亦将此称为一种“对称法则的运用”：

　　

　　正是由于对“诗言志”之言并不关乎教化而是“瞬间悬离感”的笃信，使得传奇小说在故事情节完全关乎抒情片段的展现，小说的内容主体因为成为一个个连接在一起的抒情片断，它是一个内化了的世界，并不会有所谓外在的世界卷入的情形发生，由此我们亦可体会抒情传统之“诗意识”对小说深刻影响的最鲜明例证。传奇小说正是由这几十个松散联系的段落所组成，将诗人一段段的经验组合连贯起来，使得元明传奇在篇幅上大大超过了唐传奇。

　　

　　我们也应注意到浦安迪对中西叙事理论中对“事”的界定的差异。他认为与西方文学理论中把事件作为实体的时间化设计不同，中国的叙事传统习惯于把重点或者是放在事与事的交叠之处(the overlapping of events)之上，或者是放在“事隙(the interstitial space between events)”之上，或者是放在“无事之事”(non-events)之上。读者不难发现，元明传奇小说中，真正的事，常常是处在无事之事的包围之中。上文《钟情丽集》中辜生与瑜娘眷恋之心则不能遏而作诗二三十首诗，就显然是这个段落中最为重大的“事”，辜生对瑜娘的爱慕之情的静态展示，正是小说抒情性和无事之事的典型案例。元明传奇小说亦可视为属于类似费里德曼(Ralph Freedman)所界定的抒情小说的范畴，这是一种混合了诗与散文的双重文类。但是传奇小说的出现，并非与现代小说家如伍尔夫等人基于对线性时间叙事的厌烦进而寻求一种超越线性时间进程而做出的艺术上的突破，而是由受中国抒情美学浸淫而发展出的独特的小说文类。

　　

　　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其上独有云气，崪兮直上，忽兮改容，须臾之间，变化无穷。王问玉曰：“此何气也？”玉对曰：“所谓朝云者也。”王曰：“何谓朝云？”玉曰：“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阴，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云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旦朝视之如言，故为立庙，号曰‘朝云’。”

　　宋玉的故事引发了楚襄王浓厚的兴趣，进而由此引出宋玉对高唐之事的赋咏。赋咏显然是《高唐赋》的主干，但是《序》却是推动情节发展起“动力作用”。

　　

　　此外，在中国文论中亦有将对诗词的解读还原为诗人本事的传统。比如东汉王逸就曾将屈原的《天问》还原为诗人屈原在楚国宗庙中看到一幅壁画的个人经历：

　　《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屈原放逐，忧心愁悴。仿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旻，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何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

　　晚唐孟棨所作的《本事诗》，或许更能说明在中国诗歌阐释中，诗歌与本事的密切关系。在《本事诗》中记录崔护的名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其背景就是一段生动的爱情故事。诗人崔护与女子之间的意外邂逅，为我们理解崔护的诗作提供了必要的背景。散文叙事对抒情诗背景的还原，让我们想到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所提出的中国诗歌的“非虚构性”的性质。他认为古代中国的读者都相信“诗是历史经验的真实记录”，诗人在这种假设之下写作，读者在这种假设之下阅读，并习惯从诗中构建出诗人的生平活动记录。他以杜甫的《旅夜书怀》为例，认为，杜甫的诗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日记”。他甚至在其论文《自我的完美镜像》一文中，提出中国诗在本质上都是“自传”。

　　传奇小说所依赖的恰恰不是作者的生活经验，而是文学的传统。在《龙池兰池录》中，蒋生世隆的书信中言：

　　柳毅义人，龙女之婚不改；钟郎负我，羊祐之口犹在。倘乐昌之镜终破，而元稹之诗亦空题矣，则亦命也，数也，卿之薄也。天兮人兮，口其奈何！兹者驿使既通，而赤绳之结可偶；涸鱼在辙，而江水之恩何迟。伏愿蓝桥夜月，适载裴航之遇；巫峡明云，速承神女之欢。桃源麻饭，华岳玉钗，瑶台之晓露，早与神仙共脱尘累。无任口看，聿仰之至。

　　这封信中所涉及的典故包括柳毅与龙女，元稹的《莺莺传》以及唐传奇《裴航》中的裴航与云英，巫山的神女以及刘阮遇仙的典故。元明传奇与唐传奇之间存在着互文关系，而且前者对才子佳人爱情的描写也是充分隐喻化，典故化的。而隐喻化恰恰是中国抒情传统的一个显豁特征。正如夏志清所指出的，“学者小说”，就是一种有显著的非叙事因素的博学小说。从诗词中脱化出小说情境是隐喻化表现之一，这是元明传奇小说发展出的新的现象，这与唐传奇所表现出的小说内容的文人化直接相关。我们更应该注意，以白居易为代表的记录文人日常生活的“闲适诗”，以及以记录文人爱情生活为代表的传奇作品《莺莺传》，恰恰几乎同时在中晚唐时期出现。中国文学正同时经历着诗歌的散文化与散文的诗化的两种趋向。元明传奇正可以被视为是文人生活的诗化与小说内容的文人化二者相结合的产物。

三、小结

　　见几上有《列女传》一帙。生因指曰：“此书不若《西厢》可人。”……生曰：“崔氏才名，脍炙人口，娇红节义，至今凛然。虽其始遇以情，而盘错艰难间卒以义终其身，正妇人而丈夫也，何可轻訾。较之昭君偶虏，卓氏当垆，西子败国亡家，则其人品高下，二子又何如哉。”

　　而吴守礼本人则肆无忌惮地先后与参府王君家中丫鬟春英、秋蟾私通，又与王君宠妾巫云互有首尾，最后获取王君家二女娇鸾、娇凤芳心，娶她们为妻，后鸾、凤各生一子。在小说的最后，吴守礼的艳遇竟被描写成一乡间佳话，被人传颂。

　　传奇小说成为了一种完全脱离了外部世界，彻头彻尾的文人的白日梦和文人梦想达成的虚构。但是，传奇小说在固有的传奇小说才子佳人的模式之内，不断加入新料、创造，给予读者新鲜的刺激，特别是在性的描写方面，借用韩南的说法，在小说中表现色情的主要方式：从使用诗词韵文“省略式的、间接的、隐喻的和象征的”，过渡到“直接的、唤起性的描写”。由是在传奇小说内部出现了一定的分化，出现了纯情的传奇小说与色情的传奇小说。

　　在《刘生觅莲记》中，作者就借男主人公刘生之口对“色情化”的《天缘奇遇》提出批评：

　　因至书坊，觅得话本，特持与生观之。见《天缘奇遇》，鄙之曰：“兽心狗行，丧尽天真，为此话本，其无后乎？”见《荔枝奇逢》及《怀春雅集》，留之，私曰：“男情女欲，何人无之？不意今者近出吾身，苟得遂此志，则风月谈中增一本传奇，可笑也。”

　　

　　注释：

　　①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著，陈磊、陈引驰译《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05页。

　　② 叶德均《戏曲小说丛考》，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35页。

　　③ 高儒《百川书志》，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④ 陈益源《元明中篇传奇小说研究》，香港学峰文化1997年版，第3页。

　　⑤ 侯忠义编《中国文言小说参考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90页。

　　⑥ 瞿祐著，乔光辉校注《剪灯新话》，《瞿祐全集》(下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829页。

　　

　　⑨ 王岗《浪漫情感与宗教精神：晚明文学与文学思潮》，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116-117页。

　　⑩ “关于文人的文人小说”观念来自美国学者黄卫总，他认为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是由文人书写的关于文人生存境遇的文人小说。Martin Huang.LiteratiandSelf-re/presentation：AutobiographicalSensibilityintheEighteenth-centuryChineseNovel.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