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爱与政治：杨贵妃故事的叙述嬗变及其文化成因_明清小说研究_佳作赏析_杂文评论

·曾礼军·

　　情爱与政治：杨贵妃故事的叙述嬗变及其文化成因

　　·曾礼军·

　　杨贵妃故事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母题，其叙述嬗变经历了从唐玄宗和杨贵妃之间一对一的两人情爱叙述到唐玄宗、杨贵妃和安禄山之间或唐玄宗、杨贵妃和梅妃之间的“三角”情爱叙述，再回归到唐玄宗与杨贵妃的两人情爱叙述的历史过程。贯穿其中的政治伦理批判则是由借帝妃情爱悲剧讽喻唐玄宗溺情失政，走向“女色祸国”的政治批判，再到“女人救国”的政治歌颂。不同时代的政治伦理导向和政治文化思潮是杨贵妃故事嬗变的重要文化成因。

　　杨贵妃故事叙述嬗变文化成因

　　杨贵妃故事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母题，自白居易《长恨歌》及陈鸿《长恨歌传》之后，又产生了许多同类题材的叙事作品。今存宋代乐史《杨太真外传》、秦醇《骊山记》、佚名《梅妃传》，元代王伯成《天宝遗事诸宫调》(残存)、白朴《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明代吴世美《惊鸿记》，清代孙郁《天宝曲史》、洪昇《长生殿》、褚人获《隋唐演义》等作品。杨贵妃故事受到人们的重视是基于杨贵妃与唐玄宗之间的特殊关系。唐玄宗作为一代帝王，政治上曾经开创了辉煌的开元盛世，是中国封建统治少有的繁盛之世，而后又由盛而衰，李唐王朝由此走向藩镇割据的衰落时期。杨贵妃与唐玄宗的结合正处于这种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上，因此他们之间的情爱关系往往就成了人们探讨唐玄宗政治统治得失和鉴古知今的历史总结的前台故事。文人们既有感慨于他们凄艳哀怨的情爱悲剧者，而更多的则是从“女祸”论视角来寻找杨贵妃对于这场政治悲剧所应承担的政治责任，政治伦理批判成了情爱故事叙述的思想内核。大体而言，杨贵妃故事的叙述嬗变经历了从唐玄宗和杨贵妃之间“一对一”的两人情爱叙述到唐玄宗、杨贵妃和安禄山之间或唐玄宗、杨贵妃和梅妃之间的“三角”情爱叙述，再回归到唐玄宗与杨贵妃的两人情爱叙述的历史过程。贯穿其中的政治伦理批判则是由借帝妃情爱悲剧讽喻唐玄宗溺情失政，走向“女色祸国”的政治批判，再到“女人救国”的政治歌颂。由此，杨贵妃形象也经历了由中性到贬抑再到褒扬的文学塑造。

　　杨贵妃故事的文学个案研究较多，但从史的角度来探讨杨贵妃故事的文学演变则尚未有研究。本文拟从情爱叙事特点与政治批判倾向的关系来探讨杨贵妃故事的历史嬗变及其文化成因，并以此管窥中国古代文学与历史和政治的关系。

一、情贞：政治悬隐的情爱叙述

白居易《长恨歌》、陈鸿《长恨歌传》、乐史《杨太真外传》等较为早期的作品只叙述唐玄宗与杨贵妃两人之间一对一的情爱故事，一般不涉及到第三者的出场。

　　白居易《长恨歌》由“贵妃宠信—马嵬惊变—玄宗思念—仙界寻找—人间长恨”等五部分情节构成①。全诗共120句，都是围绕着唐玄宗与杨贵妃两人之间的情感故事来叙述的。陈鸿《长恨歌传》是白居易《长恨歌》的唱和之作，虽然文体不一样，但写作思路和叙述情节大致相同②。《长恨歌传》两者都是先叙述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无比恩宠。前者诗曰：“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后者叙道：“行同辇，止同宴……后宫良家女万数，使天子无顾盼意。”然后以一大半的篇幅重点叙述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对她寝食俱废的苦思深恋，以及派方士仙界找妃倾述其凄苦悲凉之境。最后是以人仙分离的悲剧作结，《长恨歌》曰：“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长恨歌传》则云：“方士还长安，奏于太上皇。上皇甚感，自悲殆不胜情。”虽然唐玄宗派鸿都客到仙界寻妃，但最终两人没有在仙界团圆。

　　如果说《长恨歌》与《长恨歌传》是侧重于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对她的悲情倾诉，那么乐史《杨太真外传》则侧重于表现杨贵妃生前与唐玄宗的幸福情感生活。《杨太真外传》基本上是“采摭史料，纂辑成篇”③，但剪裁不够精当，小说的主体内容仍然是围绕着两人情爱故事来构建情节。卷上由“明皇得妃—贵妃忤旨—帝妃宴乐”等情节构成，卷下由“食合欢橘—马嵬赐死—少君求魂—崩驾仙会”等情节构成。小说重点叙述两人共同爱好音乐舞蹈的“知音”式情爱。唐玄宗喜好乐舞，善制曲子，制有《霓裳羽衣》《得宝子》《紫云回》《凌波曲》等曲子。杨贵妃善舞，善弹琵琶，善击磬。由唐玄宗与杨贵妃两人亲自参与的演奏场面异常欢洽：“于清元小殿，宁王吹玉笛，上羯鼓，妃琵琶，马仙期方响，李龟年觱篥，张野狐箜篌，贺怀智拍板。自旦至午，欢洽异常。”小说以唐玄宗制《霓裳羽衣》曲得杨妃开始，又以唐玄宗吹紫玉笛升仙与杨妃相会结束，凸显了两人之间的情爱关系是建立在音乐知己的心灵沟通上。

　　虽然《长恨歌传》与《杨太真外传》对于两人情感叙述有着杨贵妃生前死后的不同侧重，但突出他们两人真挚专一的叙述方式则是一致的。在这种叙述模式中，杨贵妃与政治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性。这突出表现在叙述引起他们两人情感命运发生重大变化的安史之乱的原因时都不把批评的矛头指向杨贵妃而是杨国忠。《长恨歌传》曰：“天宝末，兄国忠盗丞相位，愚弄国柄。及安禄山引兵向阙，以讨杨氏为词。”《杨太真外传》在叙述杨国忠种种奢靡、淫秽和专权后，也指出：“禄山反幽，以诛国忠为名。”并且批评道：“乘舆迁播，朝廷陷没，百僚击颈，妃王被戮，兵满天下，毒流四海，皆国忠之召祸也。”而杨贵妃的死只是杨国忠的一个殉葬品，是因同族连坐关系而引起的。《长恨歌传》曰：“左右之意未快。当时敢言者，请以贵妃塞天下怒。”《杨太真外传》则云：“贵妃即国忠之妹，犹在陛下左右，群臣能无忧怖？”面对杨贵妃的死，唐玄宗则表现出无措和无奈，由此造成两人生离死别的情爱悲剧。

　　从历史视角来看，“尽管李、杨感情并非纯洁无瑕，但从史料分析，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感情确实具有相当的强烈性”④，并且杨贵妃也确实没有参与过朝政活动。因此，“情贞”主题的杨贵妃故事叙述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凸显了唐玄宗与杨贵妃之间的帝妃情爱的真挚性。但是，悬隐杨贵妃的政治参与性并非是为了隐讳家破国乱的政治悲剧。相反，杨贵妃故事作者们企图通过马嵬喋血的情爱悲剧来探讨和分析李唐王朝盛极而衰的政治悲剧。一方面，在故事情节的叙述过程中，批判了杨国忠等佞相奸臣所应承担的政治责任，另一方面又于故事结尾处对唐玄宗溺情惑政进行了婉转批判⑤。《长恨歌传》曰：“故圣人节其欲，制其情，防人之乱者也。生惑其志，死溺其情，又如之何？”《杨太真外传》曰：“君不君，何以享国？父不父，何以正家？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唐明皇之一误，贻天下之羞。”因为溺情惑政，所以奸臣专权；因为奸臣专权，所以妃死国乱。这种曲终奏雅式的政治批判看似游离了情爱叙述情节，实则反映了作者对于帝王如何处理国家政权与私人情感关系所作出的文学思考，并且充分认识到封建君主时代帝王对于国家安危和社会稳定的特殊作用，具有“为君者戒”的文化反思意义。白居易在《策林》中指出：“故亿兆之所趋，在一人之所执。……若一出善言，则天下人获其福；一违善道，则天下人罹其殃；若一肆其心，而事有以阶于乱；一念于德，而邦有以渐于兴。”⑥这正是对其《长恨歌》及相关情爱叙述作品的一个很好的注释。

　　综上所述，“情贞”主题的杨贵妃故事侧重“一对一”的情爱叙述，不涉及杨贵妃与政治的关系，具有一定“历史真实”性，作者正是以这种“真实”的情爱故事来讽喻批评唐玄宗溺情惑政，最终导致妃死国乱的双重悲剧，借此以引起后世殷鉴。

二、情淫：女色祸国的政治叙述

北宋秦醇《骊山记》和佚名《梅妃传》⑦是两篇具有转型意义的传奇小说，它们打破了此前杨贵妃故事中一对一的情爱叙述模式，前者叙述的是唐玄宗、杨贵妃与安禄山的三角关系，后者叙述的是唐玄宗、杨贵妃与梅妃的三角关系。此后杨贵妃故事题材的情节叙述模式基本上都不出此两者。其中，延续前者叙述模式的现存作品有元代王伯成《天宝遗事诸宫调》、白朴《梧桐雨》；延续后者叙述模式的现存作品有明代吴世美《惊鸿记》、清代孙郁《天宝曲史》。而清代褚人获《隋唐演义》中杨贵妃故事部分则对上述两种叙述模式合而为一体。

　　在唐玄宗、杨贵妃与安禄山三角关系的叙述模式中，一方面叙述了唐玄宗对杨贵妃的宠爱，另一方面又叙述了安禄山与杨贵妃的私通，杨贵妃是三角关系中淫秽的核心人物。

　　秦醇《骊山记》是最早叙述唐玄宗、杨贵妃与安禄山三角关系的叙事文学，小说通过下第才子张俞寻访骊山宫，借骊山老叟之口重点叙述杨贵妃与安禄山的暧昧关系。安禄山由于受到唐玄宗重用，常出入后宫，于是“日与贵妃嬉游”，“贵妃虑其丑声落民间，乃以禄山为子”。⑧小说具体叙述了安禄山醉酒“手抓贵妃胸间乳间”和诗咏贵妃乳头两个典型情节来突出杨、安二人的淫秽关系。王伯成《天宝遗事》是一部诸宫调，全书早佚，幸赖《太和正音谱》《雍熙乐府》《北词广正谱》等书得以保存部分曲辞，现存曲辞六十套，包括唐玄宗宠幸杨贵妃、安禄山私通杨贵妃、安禄山造反、杨贵妃马嵬自缢和唐玄宗思念杨贵妃等故事情节。《天宝遗事诸宫调》中，杨贵妃也是“‘引鸳帏云雨情加，使龙庭父子心差’(《杨妃剪足》)的天生尤物，一切祸水将因之涌来。在这一诸宫调中，无论是唐明皇的‘玄宗扪乳’‘媾欢杨妃’以及他‘埋’‘祭’‘哭’‘忆’‘梦’杨妃等宫段，还是安禄山‘偷’‘戏’‘别’‘忆’‘泣’‘梦’杨妃等宫段，都是围绕着杨妃展开的”。⑨白朴《梧桐雨》是一部杂剧，楔子叙述了唐玄宗宠幸杨贵妃及杨贵妃私通安禄山事，然后分四折叙述了七夕盟誓、歌舞醉乐、马嵬哗变和玄宗思妃等情节内容。《梧桐雨》中，杨贵妃因“绝类嫦娥”(楔子)⑩，被唐玄宗从其子寿王手中夺走而受到宠爱，“夜同寝，昼同行，恰似鸾凤和鸣”(第一折)；同时，杨贵妃又与安禄山私通，安禄山被唐玄宗赏给杨贵妃做义子后，“与贵妃有些私事”(楔子)，后因杨国忠看破才被迫离京到渔阳任节度使。

　　杨贵妃被塑造成三角关系中淫秽的核心人物，目的就是为了把她纳入到祸水亡国的政治叙述模式当中。《骊山记》中安禄山反叛的原因是“但欲杀国忠及大臣数人，并见贵妃叙吾别后数年之离索，得回住三五日，便死亦快乐也”。而杨国忠受到安禄山屠杀的原因也是他私下扣压了安禄山送给杨贵妃的珍物和私书，阻碍了两人的私情交通。《天宝遗事诸宫调》中安禄山反叛朝廷也是为了得到杨贵妃：“教千里途程阻隔的难，我因此上一点春心酝酿的反！”(《禄山谋反》)杨贵妃是祸国的祸胎：“道贵妃荒淫败国祸根芽，按《霓裳》起士马”(《明皇哀告陈玄礼》)。《梧桐雨》中安禄山反叛目的也直指杨贵妃：“我今只以讨贼为名，起兵到长安，抢了贵妃，夺了唐朝天下，才是我平生愿足”；“单要抢贵妃一个，非专为锦绣江山。”(第二折)安禄山反叛朝廷就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淫秽私欲，抢夺杨贵妃，杨贵妃是亡国的淫水祸胎。

　　佚名《梅妃传》是最早叙唐玄宗、杨贵妃与梅妃三角关系的叙事作品，此后有吴世美《惊鸿记》和孙郁《天宝曲史》等。它们的情节叙述一般包括梅妃得宠、杨妃入宫、两妃妒宠、梅妃遭贬、杨妃得宠、禄山叛乱、两妃遭难等几个部分。在这种三角关系的叙述模式中，主要是重点叙述杨贵妃为了得到唐玄宗的专宠而与梅妃争风吃醋的矛盾冲突。如果说前一种三角关系突出的是杨贵妃的“淫”，那么这一种三角关系则突出杨贵妃的“妒”。杨贵妃被塑造成一位悍妒宠妃的形象，她每每欲置梅妃于死地而后快。三篇作品都叙述了杨贵妃大闹翠华西阁的典型场面来突出杨贵妃的悍妒性格。唐玄宗私会梅妃于翠华西阁被杨贵妃发现后，梅妃东躲西藏，唐玄宗战战兢兢，杨贵妃怒斥连连。相对于杨贵妃来说，梅妃则是一位被妒害的软弱妃子形象。梅妃的弱势和被妒害反衬出杨妃的骄天悍妒。

　　

　　褚人获《隋唐演义》后22回是杨贵妃故事集大成者，虽然整体上唐玄宗与杨贵妃是作为隋炀帝与朱贵儿两世姻缘的因果关系而出现的。《隋唐演义》把唐玄宗、杨贵妃与安禄山的三角关系和唐玄宗、杨贵妃与梅妃的三角关系融合在一起，前者着重叙述杨贵妃与安禄山的淫秽关系，后者着重叙述杨贵妃与梅妃的争宠斗争；同时又新增了杨国忠、虢国夫人与安禄山的三角关系，叙述虢国夫人同时与杨国忠、安禄山两人私通而引起两人的明争暗斗。多重三角关系的叙述就是为了引入到女色亡国的政治话语当中，因为安禄山发动叛乱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为了抢夺杨贵妃与虢国夫人以满足自己的淫欲。杨贵妃不仅与安禄山有着淫秽关系，而且为了个人私欲而置国家利益不顾，多次替安禄山通风报信，使安禄山能够欺骗唐玄宗的暗中调查并有充足时间准备叛乱。因此，杨贵妃作为祸水亡国的典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其政治批判目的十分彰显。整部小说的主题就是批判女色亡国，作者议论道：“至于女色，一时兴起，不顾名分，中间惹出祸来，难免得一时丧身失位，弄到骑虎之势，把悖逆之事，都做了遗臭千年，也终不免国破身亡之祸，也只是一着之错。”(第十九回)作者把隋炀帝与唐玄宗以两世对应来写就是为了突出女色亡国的主题，让后人知史鉴。

　　由此可知，三角关系叙模式当中，一者突出“淫”，一者突出“妒”，两者都是“女德之凶”，并且引发了祸国乱政的政治悲剧。因此，杨贵妃故事的三角关系叙述，其情爱故事只不过是作为女色祸国政治叙述的一种手段，其目的在于对“女色祸国”作政治批判。

三、情悔：女人救国的政治叙述

清代洪昇《长生殿》摒弃了此前种种三角关系的叙述模式，又重新回归到《长恨歌传》中唐玄宗与杨贵妃一对一的情爱叙述模式当中，集中叙述了两人坚贞不渝的情爱故事。但这种回归又不是简单的原点回归，而是把两人情爱故事纳入到政治叙述语境当中，叙述杨贵妃以牺牲个人情爱来拯救国家社稷，从而以“女人救国”的新政治话语来批判文武重臣们的不忠不孝不作为。

　　《长生殿》自始至终是以唐玄宗与杨贵妃的两人情爱故事发展作为戏剧叙述的主体。全剧共50出，以金钗钿盒为中心线索，通过“定情”“密誓”“情悔”“重圆”等几个主要故事情节把两人情感故事勾连起来。“定情”是故事的开端，抒写“地久天长”的爱情愿望；“密誓”是故事的发展，叙述两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终于走向忠贞专一；“情悔”是故事的高潮，叙述两人的生离死别；“重圆”是故事的结局，最终两人于仙界团圆。作者有感于“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马嵬之变，已违夙誓”，于是“专写钗合情缘，以《长生殿》题名”(《长生殿·例言》)。作品有意回归到两人情爱的叙述模式当中，并且删削了杨贵妃的种种秽事。其例言曰：“史载杨妃多污乱事，予撰此剧，止按白居易《长恨歌》、陈鸿《长恨歌传》为之。”吴舒凫也指出，《长生殿》“芟其秽嫚，增益仙缘，亦本白居易、陈鸿《长恨歌传》，非臆为之也。”(《长生殿·吴序》)

　　

　　虽然《长生殿》的情爱叙述回归到一对一的叙述模式当中，否定了“女色祸国”的政治话语，但剧作家又把杨贵妃引向另一种政治叙述语境当中，即“女人救国”的话语系统。杨贵妃马嵬自缢实是“无罪”的，但却主动“死国”：

　　

　　总之，《长生殿》杨贵妃故事颠覆了此前所有的叙述模式，以杨贵妃的真情和贞情批判了文武大臣的虚情假意和尔虞我诈，以杨贵妃的“死节死国”批判了文武大臣的不忠不孝，以“女人救国”的政治伦理为“女色祸国”的政治话语作了全新的翻案。

四、政治伦理批判：杨贵妃故事嬗变的文化成因

历代杨贵妃故事的叙述嬗变实际上是以杨贵妃的情爱故事为母题，围绕着杨贵妃与政治担当的关系而进行的故事演绎，杨贵妃形象大致经历了从无涉政治的中性角色到女色祸国的贬抑对象，再到女人救国的褒扬英雄。贯通其中的核心思想是政治伦理批判，不同时代的政治伦理批判体现了不同时代的政治文化心态和文化思潮，所以不同时代的政治伦理导向和政治文化思潮是杨贵妃故事嬗变的重要文化成因。

　　

　　杨贵妃故事是中国古代情爱叙事寄寓政治批判的文学典型，其他诸如西施、昭君、貂婵等女性情爱故事也都与此有着大致相同或相近的叙事特点和政治寄托。此种文学叙事一方面体现了古代文学创作对儒家政治伦理的自觉遵守和服从，表明儒家政治意识形态对文人和文学具有巨大的内在影响，另一方面则体现了古代文学创作还有着浓厚的“史补”和“史鉴”情怀，重视政治得失的总结和历史兴亡的感慨，展示了经史为主体的文化体系当中，文学对于经史的依附以及由此形成的经世致用的文学功能和文学作用。由于儒家文化具有重伦理、重教化、重道统等突出特点，因此情爱故事的文学叙述中必然被赋予政治伦理、政治教化和政治道统等文化内涵。当然，因为文学叙事过于强调史鉴作用和政治意识，其女性形象往往成为了作者政治观念的传声筒，缺少应有的文学个性，其政治意义远大于文学意义。

　　注释：

　　①④⑤ 张中宇《白居易〈长恨歌〉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78、134、135页。

　　② 《长恨歌传》今存《白氏长庆集》本、《文苑英华》本、《太平广记》本和《丽情集》本四种版本。“长庆”本和“英华”本除少量文字相异外，基本相同，为通行本。叙事部分，“长庆”本、“英华”本与“广记”本相近，与“丽情”本相异；议论部分，“广记”本无议论，而其他版本都有，但文字相异。有研究者认为“丽情”本更接近陈鸿的原作，此见诚是。参见陈寅恪《〈长恨歌〉笺证(元白诗笺证稿之一)》，《清华学报》第14卷第1期，1947年；张宗原《〈长恨歌传〉管见二题》，《文学评论丛刊》第16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周相录《〈长恨歌〉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版；张中宇《白居易〈长恨歌〉研究》等相关研究内容。本文以“丽情”本为研究对象。

　　③ 程毅中《宋元小说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⑥ 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89页。

　　⑦ 此篇旧题唐曹邺撰，鲁迅《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首次否定为唐人作。此后，程毅中《宋元小说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章培恒《〈大业拾遗记〉〈梅妃传〉等五篇传奇的写作时代》(《深圳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都赞同鲁迅观点；艺萌《〈梅妃传〉之我见》(《鲁迅研究月刊》1991年第12期)、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大业拾遗记〉等五篇传奇写作时代的再讨论》(《文学遗产》2009年第1期)则反对鲁迅观点。其争论的根据主要是在于最后一段跋语是否为后人伪作，否定者认为是伪作，肯定者认为不是伪作。搁置此种争议，可以从文化的时代特征来推断此文当撰于宋代。因为“梅花是瘦瘦的，在唐不算珍贵；唐所珍贵的，是胖胖的牡丹花。梅花到了宋代才渐渐名声广大”(刘隆凯整理《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讲席侧记》，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页)。《梅妃传》的基调是以瘦为美的：梅妃“姿态明秀”，訾杨贵妃为“肥婢”，《惊鸿》舞即鹤舞，等等。这些都间接证明了当为宋人所撰。

　　⑧ [宋]刘斧《青琐高议前集》卷五，《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⑨ 傅满仓《剔胡伦公案全新——王伯成〈天宝遗事诸宫调辑逸〉探析》，《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丛刊》2006年第4辑。

　　⑩ [元]白朴《唐明皇秋夜梧桐雨》，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