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子》与黄粱梦题材的小说戏剧创作*_明清小说研究_佳作赏析_杂文评论

·郑艳玲·

　　《列子》与黄粱梦题材的小说戏剧创作*

　　·郑艳玲·

　　《列子》中的黄帝神游华胥国、周穆王梦游仙境是我国黄粱梦文学的早期形态。这两则故事在做梦者的身份、做梦的方式、做梦的内容和感受、梦醒的方式、梦醒后的感受和认识方面蕴意深刻从而促使相关文学创作走上宗教和体验的双重创作道路，对后世的黄粱梦题材的小说戏剧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列子》叙事的浪漫主义色彩也开启了黄粱梦小说戏剧的情节和风格特色。

　　《列子》宗教体验黄粱梦小说戏剧

　　黄粱梦故事是我国文学作品中经常见到的类型，也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创作样本，主要表现是通过梦幻提高认识①。我国古典文献中，《列子》中关于黄帝神游华胥国、周穆王梦游仙境的记载，可以说是黄粱梦文学的早期形态。唐人房千里说：“列御寇叙穆天子梦游事，近者沈拾遗述枕中事，彼皆异类微物，且犹窃爵位以加人，或一瞬为数十岁。”②这里已经初步注意到《列子》和黄粱梦的关系。

一、《列子》中的梦游故事

《列子》善于叙事，具有很高的文学性，其中近百则寓言故事更是为后人所称道。其中关于黄帝梦游华胥国、周穆王梦游仙境的记载，虽然比较简单，但是在整体的故事情节上已经为后来的黄粱梦文学奠定了较为明确的基础。

　　《列子·黄帝篇》中关于黄帝梦游华胥氏之国的故事如下：

　　黄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养正命，娱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皯黣，昏然五情爽惑。又十有五年，忧天下之不治，竭聪明，进智力，营百姓，焦然肌色皯黣，昏然五情爽惑。黄帝乃喟然赞曰：“朕之过淫矣。养一己其患如此，治万物其患如此。”于是放万机，舍宫寝，去直待，彻钟悬。减厨膳，退而闲居大庭之馆，斋心服形，三月不亲政事。昼寝而梦，游于华胥氏之国。华胥氏之国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齐国几千万里，盖非舟车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其国无师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不知乐生，不知恶死，故无夭殇；不知亲己，不知疏物，故无爱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顺，故无利害：都无所爱惜，都无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热。斫挞无伤痛，指擿无痟痒。乘空如履实，寝虚若处床。云雾不硋其视，雷霆不乱其听，美恶不滑其心，山谷不踬其步，神行而已。黄帝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闲居三月，斋心服形，思有以养身治物之道，弗获其术。疲而睡，所梦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③

　　黄帝梦游华胥氏之国的情节主要有：一，黄帝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二，黄帝做了一个白日梦；三，黄帝梦中游历了一个神奇的国家，那个国家的人自然祥和，恰好是自己希望的样子；四，黄帝梦醒了；五，黄帝得到了新的治国心态，但又无法言说。

　　《列子·周穆王》中关于周穆王梦游仙境的故事如下：

　　周穆王时，西极之国有化人来，入水火，贯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虚不坠，触实不硋。千变万化，不可穷极。既已变物之形，又且易人之虑。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寝以居之，引三牲以进之，选女乐以娱之。化人以为王之宫室卑陋而不可处，王之厨馔腥蝼而不可飨，王之嫔御膻恶而不可亲。穆王乃为之改筑。土木之功，赭垩之色，无遗巧焉。五府为虚，而台始成。其高千仞，临终南之上，号曰中天之台。简郑卫之处子娥媌靡曼者，施芳泽，正娥眉，设笄珥，衣阿锡，曳齐纨。粉白黛黑，佩玉环。杂芷若以满之，奏承云、六莹、九韶、晨露以乐之。月月献玉衣，旦旦荐玉食。化人犹不舍然，不得已而临之。居亡几何，谒王同游。王执化人之祛，腾而上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宫。化人之宫构以金银，络以珠玉；出云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据，望之若屯云焉。耳目所观听，鼻口所纳尝，皆非人间之有。王实以为清都、紫微、钧天、广乐，帝之所居。王俯而视之，其宫榭若累块积苏焉。王自以居数十年不思其国也。化人复谒王同游。所及之处，仰不见日月，俯不见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视；音响所来，王耳乱不能得听。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丧，请化人求还。化人移之，王若殒虚焉。既寤，所坐犹向者之处，侍御犹向者之人。视其前，则酒未清，肴未昲。王问所从来。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复。更问化人。化人曰：“吾与王神游也，形奚动哉？且曩之所居，奚异王之宫？曩之所游，奚异王之圃？王闲恒有，疑蹔亡。变化之极，徐疾之间，可尽模哉？”王大悦。不恤国事，不乐臣妾，肆意远游。④

　　周穆王梦游的故事包含的主要情节有：一，周穆王遇到一个神奇的人，他对于周穆王提供的一切都不满意；二，神奇的人带着周穆王梦游仙境；三，在仙境中，周穆王的所见都是人间不曾有的，他很喜欢，但最终被奇异的光影和音响惊扰，请求神奇的人带他回去；四，神奇的人推醒了周穆王，周穆王看见自己眼前的酒水和菜肴刚刚准备好，他发现自己的游历是一场梦；五，经过神奇的人的指点，周穆王摆脱了束缚，尽情游玩。

　　黄帝和周穆王的梦游故事情节模式大体一致，如下图所示：

　　由于有所困惑，黄帝和周穆王都进入梦境，他们在梦中都经历了与众不同的世界，在梦醒之后，他们的认识都提高了。这种故事情节模式显然表明二者是非常明确的黄粱梦故事，只不过这两个故事处于早期的文字记载中，形式上比较粗糙罢了。

二、宗教与体验主题

《列子》中的两则梦游故事虽然从外在形态上来看都是悟道的梦游故事，但是二者在具体情节的叙述和描写、主题内涵的设置与表现等方面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前者强调宗教领袖自身的悟道，后者强调人间君王通过帮助进行悟道。目的都是一致的，但由于做梦者的身份、做梦的方式、做梦的内容和感受、梦醒的方式、梦醒后的感受和认识的不同，促使这两个故事在后来的文学发展中走上宗教和体验的双重创作道路。

　　关于“遇到问题”。黄帝遇到的问题是“忧天下之不治”，结果导致个人身体和精神的不振，根源还是在于缺乏对内心的控制和调整以管理外在世界。周穆王则是不能提供好的条件来满足“化人”，根源在于对外在世界认识受到局限，因而无法提供更高级别的物质享受，也无法产生更多的人生追求。这两个问题，本质上都是强调人的内在，但对应的方向有所不同：黄帝需要调整内心以建立自己和国家之间更和谐的关系；周穆王则需要调整认知，以打破仙界和人间的局限，从而发掘内心真正的需求，以便得到彻底提升。这种以向内的角度进行探索的方式很明显地体现出故事的宗教本质，由此启发了黄粱梦故事的宗教发展方向。此外，周穆王的梦游是对人的认识的一种探索，因而也隐含了对自我需要的强调，由此启发了黄粱梦故事对个人体验的创作。这种体验性，使得“遇到问题”这个环节以人生探索和哲理思考的方式表现在后来的黄粱梦文学的整体叙述中。

　　关于“入梦”。黄帝可以自己梦游，完全不需要借助任何外力帮助，而且他知道如何解决问题，首先是做前期准备工作，即“放万机，舍宫寝，去直待，彻钟悬。减厨膳，退而闲居大庭之馆，斋心服形，三月不亲政事”，之后去做梦。黄帝的目的是排除人间外物对自己的影响，恢复内心的纯净，以便通过神游获得问题的答案。这就说明黄帝是完全有能力、有方法去解决自己面对的任何问题，不论是外在的国事还是内在的认识，因此他不是普通人。黄帝梦游的是心中的理想之国——华胥氏之国。华胥氏之国很远，乘坐任何交通工具都不能到达，只能通过神游的方式。然而一般人是无法神游的，只有黄帝能够任意神游，也只有黄帝能够到达这神奇的国度，这就再次渲染了黄帝的特殊身份。显然，入梦情节的描写凸显了黄帝的宗教领袖地位，也通过他的充满仪式化的做法渲染了故事的宗教意味。周穆王的入梦和黄帝不同，他既不了解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梦游，必须借助“化人”的帮助。“化人”类似于神，而周穆王不过是泥塑凡胎，见识自然鄙陋，这一点在后来的积极改造以满足“化人”的叙述中得到进一步表现。周穆王对自己的一切都很满意，所以以君王身份把自己认为最好的宫殿、膳食、妃嫔拿来给“化人”享用，但是“化人”却不满足，因而周穆王为之进行改造：“穆王乃为之改筑。土木之功，赭垩之色，无遗巧焉。五府为虚，而台始成。其高千仞，临终南之上，号曰中天之台。简郑卫之处子娥媌靡曼者，施芳泽，正娥眉，设笄珥，衣阿锡，曳齐纨。粉白黛黑，佩玉环。杂芷若以满之，奏承云、六莹、九韶、晨露以乐之。月月献玉衣，旦旦荐玉食。”这一段的叙述越丰富，越表现出周穆王见识之不足，因为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世间最好的宫殿、音乐、光影他都没有见过，怎么可能满足“化人”的要求呢？见识的浅陋限制了他对个人欲望的认知，当然也不可能拥有至高的享乐。归根结底，周穆王是不可能超越局限认识自我，这就需要“化人”的帮助，于是“化人”带他入梦去看看什么是仙境。显然，周穆王的梦游带有非常强烈的被动性，他不能发现问题的所在，也不能进行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探索，因此只能通过别人的帮助来进行。可见，周穆王和黄帝是不同的。从“帮助者”的存在与否，可以很明确地看出，两则故事中，黄帝的领袖身份加深了故事的宗教性质，而周穆王的回落人间则削弱了这一特质。

　　关于“梦中经历不同的世界”。黄帝梦中经历的华胥氏之国，主要是从百姓的角度进行叙述的：华胥氏之国没有秩序、欲望、爱、利益和畏惧，华胥氏之人可以随意行动，不受任何限制。这种理想的状态恰好和黄帝治理国家的心态存在巨大的反差，从而能够促成黄帝的悟道。黄帝梦游的内容采用了限制性的叙述视角，因此黄帝注重的内容是叙述的重点，那里的风光也就成了忽略的对象，没有得到展现。这种限制性视角的叙述，进一步塑造了黄帝的威严。此外，由于华胥氏之国对于普通人来说不能到达，那么黄帝的悟道带有唯一性，通过黄帝的所见所闻进而对百姓进行宗教宣传的意义就得到了表现。周穆王的梦游经历则与之不同。周穆王梦游的全过程都在强调他自身只是一个见识短浅的人间帝王。周穆王梦游的重点不在仙境之人而在仙境的美妙和奇异。仙境的宫殿、装饰、音乐、膳食都不是人间所有，但是除了他和“化人”两个参观者，仙境中没有人(或者神仙)的踪迹。神仙的缺位，似乎在告诉我们，以周穆王的凡人身份，能够领略一下仙境外在的物质条件就可以提高认识，想要从神仙的具体生活中去领略更深层次的内容是比较困难的。周穆王在梦游中还两次发表了对所游仙境的感受和看法：一次是看到仙境和自己所居住宫殿的对比后，“王自以居数十年不思其国也”；第二次是被仙境的光影和声响惊扰，“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丧，请化人求还”。初到仙境，感受很新奇，因而周穆王发出不思归的感叹；但是仙境的光影和声音不是凡人能够理解的，因而周穆王惊悸迷茫，想要逃离。这些叙述是如此细致精彩，但是在黄帝的梦游中却了无踪迹，显然，黄帝能够立刻从现象中看到答案，周穆王却沉迷在对现象的认知中，二者的差异是如此鲜明，由此造成了叙述侧重的内容不同。此外，周穆王之梦采取了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这种叙述视角的好处是让读者超越了周穆王，看到了更多的内容，包括周穆王的两次不同感受的体验，从而加强了与读者的共鸣。

　　关于“梦醒”。黄帝的梦醒描写简单，先是“既寤”，然后有“怡然自得”的感受。黄帝可以自由地醒来，也能够对梦境的内容有深入的认识，所以感觉很好。周穆王的梦醒则没有这么简单：他不能自己醒来，必须通过“化人”的帮助；他分不清梦和现实，所以当他看到眼前的一些没有发生变化的时候很困惑；他不能控制自己的感受，尤其是仙界对他带来的奇异之感，这使他迷茫了三个月；他不能立刻有所认识，必须借助“化人”的提点。从叙述特点来看，对黄帝的梦醒的叙述类似大音希声，点到为止；对于周穆王的梦醒的叙述则鼓点密集，包罗万象。黄帝梦醒的简约描述，加深了宗教领袖的庄严形象，为具体认识提高做铺垫；周穆王梦醒的丰富描写，则进一步强调了个人的具体感受和体验。

　　关于“认识提高”。黄帝和周穆王最后都达到了认识的提高。黄帝的认识提高描写得比较直接：黄帝梦醒后有所收获，并召来大臣天老、力牧和太山稽，告诉他们自己得“道”的过程——虔诚的行为准备、梦幻的得道方式、“道”的不可言说。这一段叙述完全是宗教领袖的布道方式，其宗教意义宣传的色彩非常浓厚。周穆王的认识提高描写得要曲折委婉一些：周穆王梦醒之后一直很困惑，他只能求助“化人”进行点化，经过“化人”的帮助才真正理解了梦幻的含义并提高认识。提高认识是这两个梦幻故事的终极意义，不过，黄帝能够自得，周穆王则必须通过点化，这种区别使两个故事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因而宗教和体验的双重发展基础得以形成。

　　最后，黄帝通过调整心态，得到了治国的最佳方法，因而“天下大治”，几乎和华胥氏之国媲美了。黄帝通过向内的方式得道，然而目的是为了外在的国家和百姓。周穆王则不同，他通过“化人”的帮助发现了更丰富的物质世界和个人欲望，因此沉迷于内心：“王大悦。不恤国事，不乐臣妾，肆意远游。命驾八骏之乘……驰驱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国。巨蒐氏乃献白鹄之血以饮王，具牛马之湩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饮而行，遂宿于昆仑之阿，赤水之阳。别日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封之以诒后世。遂宾于西王母，觞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王谣，王和之，其辞哀焉。西观日之所入。一日行万里。王乃叹曰：‘于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谐于乐。后世其追数吾过乎！’穆王几神人哉！能穷当身之乐，犹百年乃徂，世以为登假焉。”⑤周穆王的享乐表现恰恰证明了这个故事的目的在于对个人体验与欲望的肯定和表现。

　　《列子》中的这两则故事具备了黄粱梦故事的基本故事形态，但二者在情节叙述和表现中的侧重点不同，最终促成了黄粱梦故事文学创作的两个主题的形成：一是逐渐走向对宗教解脱与拯救的强调，二是宗教背景下强调个人体验和认知的升华。

三、黄粱梦小说戏剧创作

早期的黄粱梦故事在《列子》中已经奠定了宗教与体验的双重书写方向，后世的黄粱梦故事大多是沿着《列子》的道路发展而来的，洪迈的《容斋四笔》中也说：“《列子》载周穆王时，西极之国有化人来，王敬之若神。……唐人所著《南柯太守》《黄粱梦》《樱桃青衣》之类，皆本乎此。”⑥从艺术上来看，《列子》中的故事，大多以“神话题材为叙事内容，以概念化的神话人物或历史人物为叙事者，在时空交错的叙事场景中，以预言的方式展开对话体叙事，从而营造出亦真亦幻的叙事空间”⑦。这种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叙事特点，也为后世的相关创作奠定了基础。

　　

　　《列子》中黄帝神游华胥国和周穆王梦游仙境的记载对于后世黄粱梦题材的小说戏剧创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但从主题上促成了宗教与体验的双重发生，而且又从艺术表现的风格上启发了后世的相关文学。自《列子》之后，黄粱梦文学历经唐代的定型、宋元以来的宗教影响、明清叙事文学的繁荣，从而形成一种独有的梦幻文学类型，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注释：

　　① [美]丁乃通著，陈建宪、黄永林、李杨、余惠先译《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1-97、63页。

　　② [唐]房千里《骰子选格序》，见[宋]姚铉《唐文粹》94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④⑤ 杨伯峻《列子集释》，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7-41、86～90、90～94页。

　　⑥ [宋]洪迈《容斋四笔》卷1，见《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24-625页。

　　⑦ 袁演《〈列子〉寓言的叙事分析》，《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

　　⑧ 鲁迅著，郭豫适导读《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4页。

　　⑨ [南宋]罗烨《醉翁谈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页。

　　⑩ 赵景深《中国小说丛考》，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8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