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在民国语文教育中的接受史*
·张心科·
《水浒传》的经典地位的确立过程与其在语文教育中被接受的历程息息相关。其在民国语文教育中的接受可分为新学制前后(1917-1928)、新标准时期(1929-1937.06)和抗战内战时期(1937.07-1949)三大阶段。其在每个阶段教科书中的收录情形及影响因素、阐释结果与方式以及其在课外阅读中的接受均不相同。梳理其在语文教育中的接受史有助于考察古典文学与现代教育之间的互动关系。
《水浒传》 民国 语文教育 接受
昔人有言:“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不过,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一样,施耐庵的《水浒传》的价值也是在近代才逐渐得到认可,在今天已被誉为“四大名著”之一。在其被确立为“经典”的过程中,“少年”们所阅读的中小学语文教科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什么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有小学教科书节选《水浒传》,而且无一例外地节选了其中的《武松打虎》(或名《景阳冈》)或《李逵杀虎》?为什么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有中学教科书将其选入,而抗战爆发后其又退出了中小学教科书呢?本文将其接受分成新学制前后、新标准以及抗战内战三个时期,从教科书收录、影响因素、阐释情形与课外阅读四个层面,梳理其在民国语文教育(教科书)中的接受过程与阐释情形,并分析影响其接受与阐释的因素。
一、新学制前后(1917-1928)
1.教科书收录中国古代以文章为正宗,以小说等为小计,文章系经国之大业,而小说为街巷之谈资,所以小说的地位一直不高。这种认知自然也影响了教科书选文标准的确立。清末民初的小学国文教科书中的课文以介绍知识的说明文和训诫道德的议论文为主,很少有文学作品,更不要说小说了。中学国文教科书简直就是古文的汇编。
在此期间,一些改革者逐步认识到小说的重要价值。清末,梁启超甚至认为小说是建构新国民心理结构的重要凭借。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并以读《水浒》的效应为例来说明小说在转移读者的心性中所起的作用:“读《水浒》竟者,必有余快,有余怒。何也?浸之力使然也。”①梁启超重视小说的价值,提高了小说的地位。但是,小说,尤其是古典小说的正宗地位的确立,无疑还是在“五四”前夕以胡适、陈独秀为首的文学革命者和以黎锦熙、钱玄同为首的国语运动者掀起的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之后。1917年,胡适发表了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他在文中指出:“今人犹有鄙夷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吴研人皆文学之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尔”,并预言,以小说为主流的“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②。1918年,他又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建设新文学”的主张。他认为这“新文学”就是“国语的文学”,是用“活文字”(白话文)作的文学,而《水浒传》《西游记》等便是其中的代表。目前的“国语”并无一定的标准,“我们今日要想重新规定一种‘标准国语’,还须先造无数国语的《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无论是在“国语的文学”还是在“文学的国语”建设中,编写以国语文学为主体的教科书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说:“真正有功效有势力的国语教科书,便是国语的文学:便是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通行之日,便是中国国语成立之时。试问我们今日居然能拿起笔来作几篇白话文章,居然能写得出好几百个白话的字,可是从什么白话教科书上学来的吗?可不是从《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书学来的吗?这些白话文学的势力,比什么字典教科书都还大几百倍。”③
1920年,教育部通过了胡适等人提交的将“国文”改为“国语”的议案,宣布小学采用白话文教科书,文言教科书逐年废止。于是,小学出现了《新体国语教科书》,中学出现了《白话文范》等白话文教科书。在胡适的号召下一些从事初等、中等教育的教师提出应将《水浒传》选作教材,如《白话文范》的编者之一何仲英在《国语文底教材与小说》中就提到,“从《水浒传》一直到《老残游记》,其中经过有价值的白话小说,不下若干部……写情记事,实在有的比现在空洞的国语议论文见解得深;而且所用的白话,有的非常纯粹简净,可以为模范。所以有人认为白话小说,为统一国语底利器,也认为国语文唯一的教材……我以为中国著名的白话小说,虽抵不上西洋所谓浪漫派、写实派底佳作,然而文意兼茂的尚多,即单就文学上描写的技能说,亦殊可取。所以在现在国语文底材料中,白话小说独居特殊的地位”。不仅课内如此,“就教材底课外适宜说,小说实在比较的有兴趣,比较的能持久。再深一层说,与其读一部高等小学理科读本,不如看一部《老残游记》;与其读尽乾嘉时文人底专集,不如看一部《儒林外史》;与其模仿这篇传,模仿那篇传,不如看一部《水浒传》;与其学诗、学词、学歌、学赋,不如看一部《红楼梦》和《镜花缘》。所以我敢说白话在现在,虽不能说是国语文底唯一教材,也当占国语文教材底大部分”④。
何仲英还介绍了自己在天津南开学校教学《水浒传》中《武松打虎》的片段来讨论白话文教学内容确定的问题:
《水浒传》的武松打虎一段,从“武松在路上行上几日”起,到“一步步捱下岗子来”,分段写,用新式句读,然后考查《水浒传》的来历(见商务印书馆《小说丛考》),然后研究《水浒传》的内容(学生有看过的,谈起来津津有味),然后询问字义,“怎地”“恁地”怎么讲?“端的好酒”的“端”字何以作“真”字解?“休得胡鸟说”的“鸟”字,何以就指“男子的生殖器”?不但要明其当然,还要明其所以然,那就不可不研究声音学了。全篇意思既然明白,段落也早分清楚,然后就要问怎样吃下十八碗酒?怎样拿哨棒做个线索?是组织上应当研究的;然后再问“原来那大虫拿人……”“原来打急了……”“原来使尽了气力……”那几句话,为什么要用“原来”字眼?又有读庙门榜文后欲转身回来一段,风过虎来叫声“啊呀”翻下青石来一段,被惊出冷汗一段……皆故作惊人之笔,如何描写传神?如何措词琢句?是修辞上应当研究的。我研究到这些问题,学生没有不喜欢推敲,没有不入神注意,我真敢相信学生有了这种研究兴趣,将来有少数的人研究古文,定能“势如破竹”。⑤
根据何仲英的记叙,这一时期有许多中学向学生推荐把《水浒传》当学习国语的教材来使用,如南京暨南学校的张国仁就让那些从南洋来的不大会说国语的学生读《水浒传》,“居然日有进益,现已文理粗通了”;又如天津南开学校教员们常在国文课上教小说,学生因此在课外读了《儒林外史》《水浒传》《老残游记》等,“常常利用或模仿到文字上”⑥。
虽然《水浒传》完全符合胡适、何仲英所认为的选作教科书课文的标准,但是在正式出版的教科书中小学只选择了其中的《武松打虎》或《李逵杀虎》(见下表);虽然胡适在《中学国文的教授》中明确指出,教学时“须用一件事的始末起结作一次的教材。如《水浒》劫‘生辰纲’一件事作一次,闹江州又是一次”,但是并无一种中学教科书对其进行节选,甚至连上述力主将其选作教材的何仲英在编写中学教材《白话文范》时也不选。什么原因?
小学国语、国文教科书
魏冰心、范祥善等初小《新学制小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武松打虎》第8册世界书局1924年12月12版魏冰心、范祥善等高小《新学制小学教科书高级国语文读本》《李逵杀虎》第4册世界书局1925年3月初版
2.影响因素
虽然《水浒传》具备“活文学”的基本特征(“国语”加“文学”),而新学制以后中小学国语、国文教科书也以白话文学为主,按理应该会被大量选入,但是并没有被大范围、多数量地选入中小学国语、国文教科书。这主要与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的课文入选的基本条件有关,即其必须符合“文质兼美”的标准。“文”指语言文字,“质”指思想内容。
三套小学国语中有两套节选了其中的《武松打虎》、一套节选的是《李逵杀虎》,其原因有二:一是新学制时期小学国语教育宗旨由实用转向审美。以前小学国文课程文件强调国文教育的目的在于“启发德智”,而1923年吴研因起草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小学国语课程纲要》所规定的国语课程目的在于“练习运用通常的语言文字,引起读书趣味,养成发表能力,并涵养性情,启发想象力及思想力。”很显然,因为儿童对动物很感兴趣,而且喜欢游戏,所以“武松打虎”“李逵杀虎”很容易引起儿童的阅读兴趣,而且可培养其勇敢的品质,启发其想象的能力。当然,也有论者在谈阅读移情时说:“我们读《水浒》见武松景阳冈打虎而恐怖。”⑦二是这两个片段结构完整、叙述曲折、描写生动。何仲英在《白话文教授问题》一文中讨论哪些作品“能够做模范文”时首先就提到了《武松打虎》:“中国名家小说,虽多长篇,然而有高尚的思想,优美的结构,能自成段落,节录教授者,不妨酌选。如《水浒传》中‘武松打虎’一段;《儒林外史》中叙述‘王冕放牛画荷花孝亲’一段(第一回),荆元弹琴,季遐年写字两段(第五十九回);皆描写如生,可选。”⑧
3.阐释情形
在小学国语教科书中,无论是《武松打虎》还是《李逵杀虎》,除了用来培养学生的基本语文能力(如识字、写字、阅读、写作、说话)外,就是把它当成提高阅读兴趣、发挥其想象力的凭借(为了便于儿童接受,初小《新学制小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将一些动作、心理描写都略去,而且和高小《新学制国语教科书》一样都将原书中的方言“大虫”改成了“老虎”或“虎”)。
为了规避此前小学国文教学侧重知识灌输和道德训诫的弊端,在阐释时几乎不涉及这两方面的内容。如《新学制小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1924)的编辑大纲撮要称:“材料选择,处处顾到儿童生活,低年级供给儿童想象生活的材料……内容又多可以表演的以助儿童兴趣,并使他的观念确实。”在该书中,其前两课是《死诸葛吓走生仲达》和《李广射石》,后两课是《孙唐斗狮》(一、二),都是情节曲折生动、人物智勇兼具的故事,儿童读起来自然兴趣盎然。高小《新学制国语教科书》的编辑大要称,课文“以儿童文学为主”,材料“注重传记、小说”,形式“活泼有趣”。《武松打虎》写的是武松以勇力过景阳冈的故事,其后的《老子》写老子凭智慧过函谷关的故事。收入《李逵杀虎》的《新学制小学教科书高级国语文读本》的编者与《新学制小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的编者同是魏冰心和范祥善,其编辑旨趣应该是一致的。与之配套的教学用书《高级国语文读本教学法》设置的该课目的就是“欣赏《李逵杀虎》的小说,并藉以引起儿童阅读小说的兴趣”。为了增强这种兴趣,设置了吟诵和想象两个环节让学生“体味”文本,其中的想象就是让学生能做到设身处地、身临其境,如《李逵杀虎》(一)中的想象:“李逵怎样背着老娘,向乱山深处,僻静小路而走?沂岭的山脚山上,情形怎样?李逵怎样趁着星明月朗,一步一步捱上岭去?老娘共说了三次话,各次的态度怎样?李逵为甚么把娘放在大青石上?为甚么把扑刀插在侧边?李逵从老娘坐的地方,走到溪边,大约有多少路?李逵自己怎样先喝了几口水?怎样东观西望?李逵怎样手掇石香炉?怎样系了香炉?怎样性急起来?怎样夹七夹八,走上岭来?到松树边不见了娘,李逵心里怎样?怎样叫娘喝水?叫了一声不应,李逵怎样心慌?怎样定眼四看?老娘究竟到了甚么地方去?”当然,从这些问题的设置也可以看出,编者还希望学生关注文本的用语,通过细读来体会其记叙描写的精妙之处。高小《新学制国语教授书》中的《武松打虎》除在教学内容中同样设置想象环节外,还在备考中称:“本教材是小说,旨趣在描写武松的勇猛。”
4.课外阅读
二、新标准时期(1929-1937.06)
1.教科书收录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在随后出版的大批教科书中大量出现了《水浒传》的节选(见下表),其中小学国语教科书有5套,节选的是“武松打虎”(又名“景阳冈”)片段。在中学,不仅首次出现了《水浒传》的选段,而且竟然有15套国文教科书,其中3套还选了2篇,共18篇。在这18篇中,有12篇是“武松打虎”(“景阳冈武松打虎”“景阳冈”)片段,有3篇是“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林冲”“山神庙”“高太尉计害林冲”),有2篇是“智取生辰纲”,有1篇是“石碣村湖泊”。可以说,这是《水浒传》在中小学接受的高潮期。
小学国语、国文教科书
中学国语、国文教科书
傅东华《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国文》《景阳岗》《石碣村湖泊》第1册第2册商务印书馆1933年9月30版1934年6月55版马厚文《初中国文教科书》《景阳冈》第5册光华书局1933年版徐蔚南初级中学学生用《创造国文读本》《武松打虎》第6册世界书局1934年1月再版张鸿来、卢怀琦《初级中学国文读本》《景阳冈武松打虎》第1册北平厂甸师大附中国文丛刊社 1934年8月再版沈联璧、薛无兢、毕任庸、沈春晖《高中当代国文》《山神庙》第3册中学生书局1934年8月初版夏丏尊、叶圣陶、宋云彬、陈望道《开明国文讲义》《智取生辰纲》第3册开明书店1934年11月初版夏丏尊、叶绍钧《国文百八课》《景阳冈》第1册开明书店1935年版马厚文《标准国文选》《景阳冈》第3卷大光书局1935年8月改版宋文翰《新编初中国文》《景阳冈》第3册中华书局1937年3月初版宋文翰、张文治《新编高中国文》《高太尉计害林冲》第5册中华书局1937年版
2.影响因素
当时的教科书实行审定制,尤其是1932年日军轰炸了占据中国中小学教科书出版的半壁江山的商务印书馆后,其他出版社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纷纷出版了多套中小学教科书,这在客观上增加了《水浒传》入选的几率。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新的原因。
3.阐释情形
虽然每篇从《水浒传》中节选的课文都会综合承担语文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以及审美、思想教育的任务,但是编者对中小学不同的学段中所选录的《水浒传》的片段所赋予的教学功能各有侧重和不同。
(1)小学教科书中的阐释
其次是作为进行思想教育的材料。无论是高小《复兴国语教科书》(1933)还是《复兴国语课本》(1935),都是商务印书馆在遭日军轰炸后编写出版的,“复兴”既指中华民族复兴,又指商务印书馆复兴。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编写的,两书的主旨相同,篇目变化不大,甚至均有的《武松打虎》一课的练习、插图完全相同。两书的主旨就是加强民族主义教育,如前者的编辑大意中罗列的三条选材标准是:“1.指导儿童学习平易的语体文,并欣赏儿童文学,以培养其阅读的能力和兴趣。2.注重体格、德性、经济、政治的训练,以养成健全公民。3.灌输党义,提倡科学。”在两书中《武松打虎》之前的课文有写对祖国忠贞不渝的《苏武牧羊》,之后有表扬“一弹使奸雄破胆”“一弹把帝制推翻”的烈士牺牲精神的《四烈士冢上没字碑歌》。将其作为思想教育的材料,在初小《分部互用儿童教科书南部国语》(1934)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因为在《武松打虎》之后还编有一篇课文《小武松》:
张先生讲过景阳冈的故事,教我们唱《小武松歌》:
世界像座景阳冈;帝国主义像大虫。我是一个小武松,提起哨棒向前冲。冲!冲!冲!冲过全世界,打得帝国主义没踪影。国家像座景阳冈,贪官污吏像大虫。我是一个小武松,提起哨棒向前冲。冲!冲!冲!冲过全国家,打得贪官污吏没踪影。社会像座景阳冈,土豪劣绅像大虫。我是一个小武松,提起哨棒向前冲。冲!冲!冲!冲过全社会,打得土豪劣绅没踪影。
这首歌,我们和张先生大家唱了三遍。张先生对我们说:“现在,我不唱这首歌了,你们自己去唱罢!我年纪比你们大得多了,你们唱‘我是一个小武松’,我得唱‘我是一个大武松’哩!”我们听了,都笑得嘴像裂皮石榴般合不拢来。
显然,编者虚拟了一个师生合唱的情景,来教育孩子们要和大人一道争做现代的武松,像打虎一样,要把压制人民的帝国主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统统打倒!
(2)中学教科书中的阐释
首先是作为印证文法、语法规则的语料。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出现了大批“知识+选文”型的中学国文教科书。在这些教科书中,选文成为印证文法、语法规则的语料。选入《水浒传》片段的《初级中学混合国语教科书》(1931、1932)、初级中学用《基本教科书国文》(1931)、《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国文》(1933、1934)、《开明国文讲义》(1934)、《国文百八课》(1935)等均是这类教科书。如《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的编辑大意称:“本书习作各课,依新标准实施方法关于习作各项之规定,供给语法文法及文章作法之教学及练习材料,以两者更互穿插,并依精读教材之程度及性质排列之。其所引举之例解,在可能范围尽量由已读教材中搜取。”书中《景阳岗》被当作解说“记叙文的方法”知识的例证,《石碣村湖泊》被当作解说“叙述文的流动”知识的例证。又如《国文百八课》的编辑大意称:“本书每课为一单元,有一定的目标,内含文话、文选、文法或修辞、习问四项,各项打成一片。文话以一般文章理法为题材,按程配置;次选列古今文章两篇为范例;再次列文法或修辞,就文选中取例,一方面仍求保持其固有的系统;最后附列习问,根据着文选,对于本课的文话、文法或修辞提举复习考验的事项。”第十七课的文话是《过去的现在化》,用施耐庵叙写“武松打虎”的片段来说明“现在的说法”的写作方法:“作者所叙述的明明是几年前几十年前几百年前的事,而所用的却是现在的说法,作者和所叙述的事件,仿佛同一时代似的。”文选《景阳冈》和《愚公移山》,则是来印证文话中所介绍的写作方法。文法《单句的分解》则用“武松走了一程……”等来说明主语的省略、虚缺及成分的倒错等语法知识。在习问中结合文话和文选设置有关写作方法和语法的练习题目。
其次是作为用以形成文学史观念的作品。前文在分析《水浒传》出现接受高潮时已提及这一时期的高中第二学年的国文教科书普遍是以文学源流为纲。如收录《水浒传》中“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片段的《高中当代国文》(1934)、《新编高中国文》(1937)均是如此,《新编高中国文》的编辑大意就称:“本书选材顺文学史之次第,有古代以至现代作家之代表作品,使学生对于文学源流及其发展得有一系统之概念。”很显然,编者是将《水浒传》作为明代通俗小说的经典来看待的,并选入在艺术成就上较高的这个片段来向学生展示的。
4.课外阅读
三、抗战内战时期(1937.07-1949)
1.教科书收录1937年7月7日,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抗战第一”成为各民族人民统一的心声。中国教育界和其他各界一道奋起反抗侵略,宣传救国思想。其中国文、社会等科承担了重要的任务,而国文教科书中选文的收录成了重中之重。在这之后,《水浒传》片段仍出现在中小学国语、国文教科书中,但数量明显减少。1937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准备实施教科书国定制,但是一时又来不及编订出版官编教科书,所以就通过购买版权的形式从书局手中购买一些较好的教科书的版权,然后改换一下教科书的名称和出版者,有时稍微调整一两篇课文,就使之以官编教科书的面目出版发行。如收入《武松打虎》的《初小国语教科书》(1940)和《修正高小国语教科书》(1939)分别购买的是前述初小《开明国语课本》(1932)和高小《复兴国语课本》(1935)的版权。真正的国定本小学国语教科书是国立编译馆编、七家联合处1946年出版的《初级小学国语常识课本》和1947年出版的《高级小学国语》,而这两套书中根本就没有出现《水浒传》的选段。中学国文分别购买的是宋文翰等编写、中华书局1937年3月出版的《新编初中国文》和《新编高中国文》的版权,所以下表中收入《高太尉计害林冲》的《高中国文》其实就是《新编高中国文》的翻版。而真正的国定本中学国文教科书是教育部教科书编辑委员会编辑、七家联合处1946年出版的《初级中学国文甲编》。可见,真正的国定本中学国文教科书并没有收录《水浒传》的片段。所以,这一时期新编的教科书中收录《水浒传》片段的,只有《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一套。可见,这是《水浒传》在教科书中接受的低潮期。
小学国语、国文教科书
中学国语、国文教科书
2.影响因素
教科书不选《水浒传》的片段,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政府实施教科书国定制,降低了《水浒传》的入选几率。国定制禁止民间书局私自编写教科书,而是由官方编写,让民间翻印。这样,教科书出版的数量就骤减。也就是说,1937年之后只有几套以官方名义出版的教科书,《水浒传》入选的几率自然也就骤降。更何况随后抗战爆发,经济萧条、物资紧张,连印刷教科书的纸张都匮缺,即使政府允许编写,一些民间出版机构也无力新编、出版教科书。
3.阐释情形
4.课外阅读
注释:
①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1902年第1号。
②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1917年第2卷第5期。
③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4期。
⑦ 孙俍工《从文艺的特质上解释国语文的价值》,《学生杂志》1924年第11卷第7期。
(责任编辑:徐永斌)
*本文系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清末民国中学文学教育研究(1902-1949)”(项目编号15FJK004)阶段性成果。
张心科(1973—),男,安徽宣城人,教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语文教育史、文学教育、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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