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圣裔名士到道德说客——《三国演义》对孔融形象的塑造_明清小说研究_佳作赏析_杂文评论

·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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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圣裔名士到道德说客
——《三国演义》对孔融形象的塑造

　　·石玲·

　　孔子20世孙孔融在汉末颇负盛名，位居“建安七子”首位。他拥有圣裔身份又恃才负气，疏狂不羁，圣裔的正统意识与名士的恃才张扬构成其性格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在德行与乖张中飞扬前行，这种情形在圣裔中并不多见。《三国演义》作者在对孔融形象的塑造中融入了自己的道德评判和政治理想。很显然，作品有意地截取了孔融精神构成中的一个方面，其特殊的圣裔身份也似乎更适合充当一个道德使者，而名士的一面几乎是隐而不见，因而也就显得扁平、单一，不够丰满。当然，一部规模宏大的历史小说巨著，不可能为其中一枚小小的棋子用更多的笔墨去表现其特立独行。历史人物与艺术形象显然是不能划等号的。

　　孔融圣裔名士《三国演义》道德说客

　　我们在研究孔子后裔文学活动时发现，孔融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拥有圣裔的身份又恃才负气，疏狂不羁；他以儒家正统思想观念、道德伦理评判现实，又追逐“务欲绝出流辈，以成卓特之行”的时代风尚①，是一个有才气、有活力、时而张狂时而人格分裂自相矛盾的圣裔，一生在德行与乖张中飞扬前行，最终被曹操诛杀，死于非命。

　　历史人物与艺术形象之间显然是不能等而视之的。在此，我们试图借助历史记载和孔融自己的诗文创作，深入探究历史人物孔融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将历史人物孔融与作为叙事文学作品《三国演义》中的孔融形象进行比照分析，从中可以观察《三国演义》创作者如何把孔融这个在汉末政坛上并不多么重要的角色安排在一个庞大的叙事体系中，从而来借以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与价值取向的。

一、作为圣裔名士的孔融

孔融是东汉末年一个圣裔名士。孔融(153—208)字文举，孔子第20世孙，东汉末年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建安七子”之一。其事迹见于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孔融传》(陈寿的《三国志》并没有为孔融立传)。根据史料记载，参照孔融自己的著述，我们发现，圣裔加名士构成孔融性格的两个最主要的方面。

　　首先，作为一个圣裔，孔融心目中圣祖孔子的学说(亦即儒家思想)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他本人有着自觉的圣裔意识，称孔子为“吾祖”②。他还撰有《告高密相立郑公乡教》一文，对经学大师郑玄表达了深深的敬意。可以说，儒家思想观念、道德伦理是其精神世界的重要支柱，这直接影响了他对现实世界的态度与评判。

　　在儒家思想影响之下，孔融积极用世，不仅希冀建功立业，而且自觉恪守清正廉明的准则。史载，东汉灵帝时孔融曾经“辟司徒杨赐府”，受司徒杨赐征召，“隐核官僚之贪浊者，将加贬黜”③，暗查官僚贪腐。孔融所检举者多为宦官亲族，尚书畏迫宦官势力而对孔融加以诘责，孔融历陈宦官子弟的罪恶，毫不留情；董卓总揽朝政时，意欲废掉汉少帝刘辩，孔融出于儒家正统观念与之激辩，为此而触怒董卓，后来遭到董卓报复，于献帝初平元年(190)被派往黄巾军活动最活跃的青州北海郡为相。

　　《后汉书·孔融传》还记载了孔融十六岁时勇救山阳张俭一事，突出他仗义的一面。张俭与孔融兄长孔褒有交情，张俭被宦官追捕时投奔孔褒不遇，孔融主动将其收留，帮助张俭逃脱。事发后，孔融、孔褒、孔母都主动揽责，“一门争死”，孔融因此事而声名远扬。

　　孔融名气更大的，当然还是德育故事里的主人公。《后汉书·孔融传》引李贤注谓：“(孔融)年四岁时，与诸兄共食梨，融辄引小者。大人问其故，答曰：‘我小儿，法当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这就是著名的“孔融让梨”。经由《三字经》的褒扬和广泛传播，这个礼让的故事代代相传。不仅如此，少年孔融还是一个孝子：“年十三，丧父，哀悴过毁，扶而后起，州里归其孝。”④

　　不难看出，孔融思想观念里的忠君、孝义，还有礼让等等，都不离儒家忠孝节义的范畴，而这也正是《三国演义》的作者所认同、所颂扬、所表现的一面。

　　在孔融的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与曹操的交集。实际上孔融与曹操并非从一开始就对立的，他对曹操的态度在前后发生过很大的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基于他的儒家思想观念。

　　我们从孔融的《六言诗》三首，还有他的《荐祢衡表》《与曹公论盛孝章书》等等书信都可以看到，最初孔融对曹操是充满敬意的，他对曹操讨伐董卓、稳定局面所起的重要作用是高度认可并大为赞赏的。他的三首《六言诗》就描写了东汉汉室衰微、董卓专权、朝政混乱、百姓涂炭的政治现实，同时也歌颂了曹操的政治功绩：

　　汉家中叶道微，董卓作乱乘衰。僭上虐下专威，万官惶布莫违。百姓惨惨心悲。

　　郭李分争为非，迁都长安思归。瞻望关东可哀，梦想曹公归来。

　　从洛到许巍巍，曹公辅国无私。减去厨膳甘肥，群僚率从祁祁。虽得俸禄常饥，念我苦寒心悲。⑤

　　这三首诗作在内容上是互为关联的，第一首写董卓弄权作乱，挟持皇帝，独断蛮横，朝中大小官吏谈董色变，天下百姓生灵涂炭；第二首则表现诗人对动荡现实的关切，对扭转乱局的贤能之士的渴望。东汉初平元年(190)正月，袁绍、袁术等自渤海起兵，讨伐董卓，董卓在各州联军和黄巾军的夹攻之下，杀掉少帝刘辩，火烧洛阳，挟献帝迁都长安。董卓被吕布诛杀后，其部下郭汜伙同李傕、张济、樊稠等原董卓旧部又杀去长安，李傕与郭汜还分别劫持了汉献帝和公卿，长安一片混乱。在这样的局面下，诗人心中期盼曹操出面挽救局面；第三首则是对曹操的正面歌颂。兴平二年(195)因李傕、郭汜火拼，汉献帝从长安东归，下诏让各路诸侯勤王，建安元年(196)曹操迎汉献帝，迁都许昌。这首诗赞美曹操“忧国无私”，忠勤报国。显然，写这三首诗的时候，孔融对曹操还是很肯定、很尊重的。

　　但后来孔融对曹操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曹操表面上拥立汉献帝，实际上大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实，成为政治新贵后独揽大权，这当然是犯上作乱，有违儒家的思想观念，孔融对此当然很不认同，于是对曹操极尽嘲讽、攻击、辱骂之能事，行著文字的如《嘲曹公为子纳甄氏书》《嘲曹公讨乌桓书》《难曹公禁酒书》，等等，多次令曹操在公开场合非常难堪。当然也不可否认，孔融对曹操的抨击有时过于偏激，譬如他的《难曹公禁酒书》，对于曹操在饥荒战乱的特殊时期采取的禁酒措施大加挞伐(孔融本人躭酒好饮)，当然有偏颇之处。

　　其次，孔融性格中还有《三国演义》中并没有表现出来、至少没有完全表现出来的一面，那就是他恃才负气、疏狂不羁，这既带有孔融的个性色彩，也打上了那个时代的鲜明印记。

　　从孔融十岁以李聃与孔丘扯上自己与河南尹李膺的“通家”关系这件事可以看出，他的性格中原本就有聪明善辩的一面，而汉末以名行相高的士林风气也对其疏狂起到了强烈的催化作用。

　　孔融身上具有汉魏名士的特点，《世说新语》中收录了他以及和他有关的事迹。“小时了了”篇记录的是他十岁以通家名义见李元礼的故事：

　　孔文举年十岁，随父到洛。时李元礼有盛名，为司隶校尉。诣门者，皆俊才清称及中表亲戚乃通。文举至门，谓吏曰：“我是李府君亲。”既通，前坐。元礼问曰：“君与仆有何亲？”对曰：“昔先君仲尼与君先人伯阳有师资之尊，是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元礼及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陈韪后至，人以其语语之。韪曰：“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文举曰：“想君小时，必当了了！”韪大踧踖。(《世说新语·言语》第二)⑥

　　其他两则叙述的是他与儿子之间的故事，“孔文举有二子”一则曰：

　　孔文举有二子，大者六岁，小者五岁。昼日父眠，小者床头盗酒饮之。大儿谓曰：“何以不拜？”答曰：“偷，那得行礼！”(《世说新语·言语》第二)⑦

　　五岁小儿的活泼、幽默尽在其中。“孔融被收”一则却沉痛凝重，令人唏嘘：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时融儿大者九岁，小者八岁。二儿故琢钉戏，了无遽容。融谓使者日：“冀罪止于身，二儿可得全不?”儿徐进曰：“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寻亦收至。(《世说新语·言语》第二)⑧

　　而恃才放旷的一面在孔融那里更加突出。其《荐祢衡表》，力荐青年才俊祢衡，称赞祢衡“忠果正直，志怀霜雪，见善若惊，疾恶若仇”的品质，表达了他对“英才卓跞”的祢衡的激赏。他对祢衡的荐举不能不说带有惜才、爱才的动机。孔融长于祢衡二十岁，刘勰认为：“孔融气盛于为笔，祢衡思锐于为文，有偏美焉。”⑨孔融对祢衡的激赏，在很大程度上出于两人之间的声气相投。

　　祢衡(173-198)字正平，平原郡(今山东临邑)人。为人狂傲，行为乖张，恃才不羁，好侮慢权贵。孔融作《荐祢衡表》，向曹操力荐祢衡，但祢衡却称病不赴。曹操因其有才名并未杀之，而是罚作鼓史。谁知祢衡裸身击鼓，怒骂曹操。曹操将其遣送荆州牧刘表，祢衡又与刘表不合。刘表又把他转送江夏太守黄祖，后因冒犯黄祖终被杀。时年只有二十六岁。

　　祢衡是东汉辞赋家，其代表作《鹦鹉赋》托物言志，是汉末小赋中颇有影响的作品。刘师培在《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中认为：“东汉之文，均尚和缓。其奋笔直书，以气运词，实自衡始。《鹦鹉赋序》谓：‘衡因为赋，笔不停缀，文不加点。’知他文亦然。是以汉魏文士，多尚骋辞，或慷慨高厉，或溢气坌涌，此皆衡文开之先也。”⑩其恃才狂傲的个性与文风皆与孔融相近，这大概正是孔融特别赏识他的重要原因。

二、文如其人

最能体现孔融创作个性的文体是散文，真的是“文如其人”。从严格意义上说，孔融的散文包括论议、策文、表、檄、教令、书记、书信等，多属于应用文章，因此，他最擅长的也就是奏议类散文。主要作品有《上书荐赵台卿》《上书请准古王箭制》《马日谭不宜加礼议》《荐祢衡表》《肉刑论》《崇国防疏》《上三府所辟称故吏事》《南阳王冯东海王抵祭礼对》《告高密县立郑公乡教》《与曹公论盛孝章书》《嘲曹公为子纳甄氏书》《难曹公表制酒禁书》《周武王汉高祖论》《圣人优劣论》《汝颖优劣论》，等等。

　　

　　为了表达自己强烈的爱憎，孔融经常借助排比、夸张等手法，激情宛如黄河之水从天而来，非常有表现力。他的文章思路连贯、一气呵成，如同祢衡那样“笔不停缀，文不加点”，尽情挥洒自己的才华。譬如，《肉刑议》中“虽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孙膑，冤如巷伯，才如史迁，达如子政，一罹刀锯，没世不齿。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卫武之初筵，陈汤之都赖，魏尚之守边，无所复施也。汉开改恶之路，凡为此也，故明德之君，远度深惟，弃短就长，不苟革其政者也”一段，一口气列举了鬻拳、卞和、孙膑、巷伯、司马迁、子政等人，他们身受酷刑、身心创伤一直到死，以此反复论说肉刑之无道，表明自己坚决的反对态度。《汝颖优劣论》，为论证汝南士胜于颍川士，孔融一口气竟连举七个例子。

　　孔融文章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既长于说理、又感情真挚。譬如，他的《与曹公论盛孝章书》描述好友盛孝章的生存状态时写道：“其人困于孙氏，妻孥湮没，单孑独立，孤危愁苦。若使忧能伤人，此子不得复永年矣！”从中可以看出他对盛孝章生死安危的深表关切，感情真挚。其他还有“世路隔塞，情问断绝，感怀增思”(《与王朗书》)等真挚情感的表达。

　　孔融有时还有被曹丕称为“杂以嘲戏”的戏谑之笔，有的文章甚至直接以“嘲”命题，多少带有游戏、戏谑的意味，与孔融一些庄重的文章相比，显得率性、活泼。因此，“杂以嘲戏”也是孔融文章的一个特色。这也是他狂傲不羁个性在文章中的体现。如其晚年所作的《嘲曹公为子纳甄氏书》《嘲曹公讨乌桓书》《难曹公禁酒书》等，或讥讽嘲笑曹丕破冀州时娶袁绍儿媳甄氏，或以讥讽嘲笑的态度反对曹操征伐乌桓，或不满于曹操的禁酒令，等等。且不论孔融的这些嘲讽之作是否正确，但这种戏谑之笔却令孔融文章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特点，或者说是圣裔中的“孔融之格”。

　　孔融诗歌与散文成就相比要逊色一些，作品流传下来的数量不多，今仅存7首，即《离合作郡姓名字诗》一首，《杂诗》二首，《六言诗》三首，《临终诗》一首。

　　孔融的杂诗《离合作郡姓名字诗》也不无逞才的用心。这首诗诗体上很有特点。基本的规则是先离分、再合成，即在诗句中拆分某一合体字的结构，取其中一半，与另一个合体字的一边凑成一个新字。全诗共二十二句，每四句为一组，离合成为“鲁国孔融文举”六字。

　　我们很少有机会接触到这种离合诗体，在此以诗的前四句为例加以具体说明。“渔父屈节，水潜匿方”两句，是说“渔”字去掉偏旁“水”得“鱼”；后面的“与时进止，出寺施张”两句离出“时”得“日”，“鱼”和“日”合成“鲁”字。以下照此类推。

　　

　　在恃才放旷的同时，孔融还是一个至情至性的性情中人，他的《杂诗》第二首写的是幼子夭折带给他的痛苦和悲伤：

　　

　　诗人远行归来，骤闻儿子逝去，顿觉天地失色、痛不欲生。家人告诉他：“孤坟在西北，常念君来迟。”儿子的坟墓在西北一方，家人常常感念诗人回来太迟，不得与儿子相见。诗人拽起长衣，急奔儿子墓旁，但见一片蓬蒿，儿子早已化为尘土随风飞扬。自己奔波在外，儿子生时不能谋面，却已永不得见，此痛撕心裂肺。诗作以白描手法写成，情感真挚，凄婉悲切，令人动容。

　　孔融生活在东汉时期，他在文学史上名气很大，甚至有些超过他的创作实绩。孔融的盛名还存有其他的因素：一是因为少时“让梨”及救助张俭“争死”等举动所博得的声名，在一个文学尚未完全进入自觉、独立的时代，这些礼让、仁义之举对臧否人物起到了重要影响作用。十岁时见河南尹李膺所表现的胆大机智给世人留下“神童”印象，孔子后裔的身份也或多或少起到了助力作用；二是魏文帝曹丕对他的评价。曹丕将其列为“建安七子”之首：“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称赞孔融文章“扬(扬雄)、班(班固)俦也。曹丕对孔融的肯定和赏识对孔融文坛地位的建立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三、《三国演义》孔融形象：为布道而行走

在《三国演义》这部文学巨著中，作为穿插于曹操、刘备等风云人物之间的小角色，孔融的故事是以碎片的形式在作品中呈现的。在一个群雄并起，随时以武力解决问题的纷争年代，孔融归根到底只是一个文人，所能起到的无非就是进谏、规劝的作用而已。但孔融与众不同，他是孔子的后裔，这种独特的身份被罗贯中看重并赋予其道德的使命，况且他最后还死在曹操手里，因此，《三国演义》作者正是安排孔融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和道德判断。

　　《三国演义》中孔融初次登场亮相是在第五回《发矫诏诸镇应曹公破关兵三英战吕布》，但也只是亮了个相而已。当时，曹操刺杀董卓失败，先是投奔吕伯奢处，在杀死吕伯奢一家之后连夜逃回故乡陈留。他与父亲商议散尽家资并联合巨富卫弘招募兵力，以“扶持王室，拯救黎民”的名义，作讨伐董卓檄文送达诸郡，各镇诸侯纷纷起兵响应，孔融作为北海太守是其中的第十镇，在此，他只是作为众多响应者之一露了一下面，一闪而过。

　　孔融的正式出场是在第十一回《刘皇叔北海救孔融吕温侯濮阳破曹操》，作者对他做了一个正面的介绍：

　　

　　文字虽然不多，但信息却很丰富，既介绍了孔融的家世，又特写了他十岁“奇童”轶事，然后以简笔匆匆转至北海太守。这些基本事迹沿自史书，作者只是做了详略的处理。

　　在这一回里，孔融的道德色彩甚为浓重。作者在一系列的救援过程中大书特书孔融、刘备的仁义和诚信。最初是徐州陶谦被曹操攻围，派糜竺向孔融求援，但孔融援兵尚未出发，忽报黄巾管亥部领率数万人杀奔而来。太史慈杀出重围星夜投平原去见刘备：“今管亥暴乱，北海被围，孤穷无告，危在旦夕。闻君仁义素著，能救人危急，故特令某冒锋突围，前来求救。”当时刘备尚未发迹，对孔融的求救似乎感到意外并带有些许惊喜：“孔北海知世间有刘备耶？”他二话没说，与关羽、张飞立即点精兵三千，火速往北海郡进发。从作品的描写来看，孔融派太史慈求助于刘备是因为“闻君仁义素著，能救人危急”，而从刘备“孔北海知世间有刘备耶”的反应中我们可以发现，原来两人此前并不相识。

　　孔融在作品中再次出现是在第二十回《曹阿瞒许田打围董国舅内阁受诏》中，以北海太守身份现身许都。在这一回，汉献帝与刘备相见，自此人称刘备为皇叔。曹操大权独揽，极力剪除身边有威胁的人物。他担心袁术的亲戚、太尉杨彪与袁术内外相应，必欲除之，便使人诬告杨彪交通袁术，将其打入牢狱。孔融得知后随即向曹操进谏：“杨公四世清德，岂可因袁氏而罪之乎？”曹操欲推脱责任，将治罪杨彪归责于朝廷(汉献帝)：“此朝廷意也。”孔融则直接戳穿曹操：“使成王杀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耶？”用周成王若杀召公姬奭、摄政的周公敢说不知道来反问曹操，曹操逼不得已，只得免除杨彪官职，放其归隐田里而无法取其性命。

　　在此之后，孔融又一次走进读者视野是在第二十二回《袁曹各起马步三军关张共擒王刘二将》，他在里面的戏份很轻。在曹操攻打袁绍前夕，孔融试图劝说曹操与袁绍议和：“袁绍势大，不可与战，只可与和。”曹操的谋士荀彧出来回应：“袁绍无用之人，何必议和？”孔融对曰：“袁绍士广民强。其部下如许攸、郭图、审配、逢纪皆智谋之士；田丰、沮授皆忠臣也；颜良、文丑勇冠三军；其余高览、张郃、淳于琼等俱世之名将。——何谓绍为无用之人乎？”荀彧笑而答道：“绍兵多而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智，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无用：此数人者，势不相容，必生内变，颜良、文丑，匹夫之勇，一战可擒。其余碌碌等辈，纵有百万，何足道哉！”最终，曹操并没有接受他的议和建议，他也无可奈何，只有沉默不语。

　　第二十三回《祢正平裸衣骂贼吉太医下毒遭刑》中，孔融先是劝谏曹操不杀刘岱、王忠，“恐失将士之心”，救下二人性命；又劝曹操切勿起兵攻伐刘备，可先招安张绣、刘表，然后再图徐州。这一次，曹操采纳了他的建议。就在张绣投降曹操后，曹操即命张绣作书招安刘表，贾诩进言：“刘景升好结纳名流，今必得一有文名之士往说之，方可降耳。”孔融便向曹操推荐了祢衡，祢衡得以隆重登场，揭开了击鼓骂曹大戏的序幕。祢衡恃才不羁，痛斥曹操：“汝不识贤愚，是眼浊也；不读诗书，是口浊也；不纳忠言，是耳浊也；不通古今，是身浊也；不容诸侯，是腹浊也；常怀篡逆，是心浊也！吾乃天下名士，用为鼓吏，是犹阳货轻仲尼，臧仓毁孟子耳！欲成王霸之业，而如此轻人耶？”这样一个愤世嫉俗、锋芒外露的年轻人最后被黄祖所杀，时年26岁。

　　孔融身死是在第四十回《蔡夫人议献荆州诸葛亮火烧新野》。孔融劝说曹操不要征伐刘备、孙权：“刘备、刘表皆汉室宗亲，不可轻伐；孙权虎踞六郡，且有大江之险，亦不易取，今丞相兴此无义之师，恐失天下之望。”曹操大怒：“刘备、刘表、孙权皆逆命之臣，岂容不讨！”随即叱退孔融，并下令：“如有再谏者，必斩。”孔融出府，仰天叹曰：“以至不仁伐至仁，安得不败乎！”不料这话恰恰被御史大夫郗虑家客听到而报知郗虑，郗虑平时常遭孔融侮慢，正不得机会泄愤，听闻此言，赶紧入告曹操，并且添油加醋：“融平日每每狎侮丞相，又与祢衡相善，衡赞融曰仲尼不死，融赞衡曰颜回复生。向者祢衡之辱丞相，乃融使之也。”曹操大怒，遂命廷尉捕捉孔融。最后将孔融一家老小悉数捉拿，一并斩问，并将孔融抛尸于市。

　　综观上述情节可以看出，孔融在《三国演义》中并不是某个政治集团的决策人物，他虽与曹操交集较多，但所起到的作用不外乎就是进谏、规劝等等，并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举动。但孔融的作用又是不能小觑的，作者更看重的还是孔融圣裔的身份并赋予其道德使命，在他与曹操的分歧中凸显曹操的凶残。

　　我们对孔融在《三国演义》中的言行稍作梳理就会发现，他在作品中所承载的主要是道德使命。如在作品的第十一回，在击溃管亥兵部之后，孔融迎接刘备入城，又引糜竺相见，糜竺又请刘备解徐州之围，请看孔融与刘备的对话：

　　孔融：今曹操纵兵大掠，围住徐州，特来求救。

　　刘备：陶恭祖乃仁人君子，不意受此无辜之冤。

　　孔融：公乃汉室宗亲。今曹操残害百姓，倚强欺弱，何不与融同往救之？

　　刘备：备非敢推辞，奈兵微将寡，恐难轻动。

　　孔融：融之欲救陶恭祖，虽因旧谊，亦为大义。公岂独无仗义之心耶？

　　刘备：既如此，请文举先行，容备去公孙瓒处，借三五千人马，随后便来。

　　孔融：公切勿失信。

　　

　　孔融以儒家的道义咄咄相逼：他曹操残害百姓，你刘备就必须有仗义之心！通过上述对话可以看出，《三国演义》的作者把刘备救孔融，孔融请刘备救徐谦的行为都放置于道义的框架里展开，孔融更是以“义”“信”等儒家大义来说服刘备。而根据《三国志·魏书·崔琰传》裴松之注引司马彪的《九州春秋》史料记载，初平三年，北海相孔融是因为不堪屡遭兵祸才弃郡转徙徐州的。《三国演义》作者把它处理为孔融赴徐州是为陶谦解徐州之围，显然是通过孔融强化作品的儒家正统意识。

　　同样，在作品的第二十回中，孔融为杨彪向曹操说情，打的也是道德的牌：“杨公四世清德，岂可因袁氏而罪之乎？”而在第四十回孔融劝曹操不要征伐刘备遭到拒绝时，他无奈地仰天长啸：“以至不仁伐至仁，安得不败乎！”仍然以“至仁”“至不仁”来评判刘备、曹操两方。

　　当然，因为我们研究孔融，孔融是中心，其他只是背景；而《三国演义》毕竟是一部规模宏大的历史小说巨著，孔融作为其中一枚小小的棋子，作者是不可能用充足的笔墨去表现他的特立独行的。《三国演义》作为文学化了的历史，以粗犷的线条表现分分合合的天下大势、叱咤疆场的帝王将相，用宏观的视角表现历史大事；历史上的孔融就是时代大潮中一个具体的人的细微脉动，偏于微观。

　　注：

　　①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五，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