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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水浒后传》与《虬髯客传》之关系

时间:2023/11/9 作者: 明清小说研究 热度: 20434
·王振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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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浒传》《水浒后传》与《虬髯客传》之关系

  ·王振星·

  摘要唐传奇《虬髯客传》直接开启了《水浒传》《水浒后传》豪侠到海外创业立国的故事模式。百回本《水浒传》结末写李俊等人泛舟海外并做了暹罗国之主,明末清初陈忱的《水浒后传》以此承续,演述了三十余位幸存的水浒英雄及他们的后裔重聚造反的故事,直至暹罗国开基创业,李俊做了暹罗国王,展示了海外另一番天地。在文化审美意象上,须髯不仅成为阳刚之气的外在表征,也成了帝王意志的象征;在人物肖像刻划中,李俊也逐渐靠近虬髯客。在创作意图上,朝代更迭,忠愤内涵浸润,彼此殊途同归。从这些方面看,《水浒传》《水浒后传》都或明或暗地留下了《虬髯客传》的痕迹。

  关键词《虬髯客传》《水浒传》《水浒后传》关系

  关于《水浒后传》,鲁迅先生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及:“盖以续百回本。其书言宋江既死,余人尚为宋御金,然无功,李俊遂率众浮海,王于暹罗,结末颇似杜光庭之《虬髯传》。”①鲁迅先生着眼于水浒英雄的结局,故有上述的论断。实际上从《水浒传》至《水浒后传》,水浒故事的发展在豪侠模式、文化审美特征及创作意图方面,都或明或暗地留下了《虬髯客传》的痕迹。

一、海外创业立国的豪侠模式

《虬髯客传》最早见于杜光庭的《神仙感遇传》,初名《虬须客》。宋代李昉等编纂的《太平广记》卷193收此篇,归类于“豪侠”。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把《虬髯客传》列入“豪异秘纂”类,更名为“扶余国主”,并揭示其主题为豪异追求帝王事业的秘事。明代王世贞《艳异编》把此篇归为“义侠部”。唐末以后,历代解读者都把《虬髯客传》视为豪侠小说,并为现当代研究者所接受。“以‘虬髯客’为题目,《太平广记》系之于《豪侠类》,足以发明其题旨在描述非常之人与非常之事。如红拂妓之敢于背主私奔,李靖之志在弃暗投明:二者皆欲寻求其适当主人,惟虬髯客本欲窥窃神器,独创大业,后世美之,称‘风尘三侠’……”②,虬髯客观世事,顺天命,其行止不轨旧套,卓荦烁今。

  豪侠虽然“以武犯禁”,但这一群体在先秦却备受瞩目,故司马迁在《史记》中创《游侠列传》,彰显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③的精神。但秦汉以后,豪侠的出路似乎只剩下三条:要么为绿林草莽,占山为王;要么为清官效命,归依主流社会;要么为豪强,称霸一方。汉以后大一统的社会使豪侠已难有立身之地,正史中也难觅他们快意恩仇的身影,更遑论为其立传了。但这并不是说豪侠之士在现实中消亡了,他们隐迹民间,又为文学所青睐,成为文学中历久不衰的主角。虬髯客不仅是豪侠中光彩夺目的形象,而且他冲破了秦汉以来豪侠“三条出路”的樊篱,开拓进取,勇于到海外冒险创业,其不欲居人下的豪壮之气令人感佩。隋末乱世,群雄并起,红拂妓慧眼识布衣李靖,与其私奔,共归太原。途中遇虬髯豪士,结为至交。虬髯客胸藏大志,当他在太原两次审察李世民后,便抛却了逐鹿中原的念头,遂将资产赠与李靖,并嘱肺腑之言:“某本欲于此世界求事,或当龙战三二年,建少功业。今既有主,住亦何为?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内,即当太平。……此后十余年,东南数千里外有异事,是吾得志之秋也。”李世民取得天下以后,李靖已位及人臣:

  ……东南蛮奏曰:“有海贼以千艘,积甲十万人,入扶余国,杀其主自立。国内已定。”靖知虬髯成功也。归告张氏,具礼相贺,沥酒东南祝拜之。(《虬髯客传》)

  虬髯客退避海上,成就大业。自此,传统的豪侠模式被打破了。唐代文学中的侠士固然多多,但竞逐并终于做了帝王的,恐怕只有虬髯客一人,这种豪侠的命运结局我们可姑且名之为“虬髯客模式”。

  检索宋元文学,像虬髯客一样的豪侠似乎绝迹,倒是豪侠之人在海外历经磨难之后,志气萎顿的不乏其例。《青琐高议·高言》篇叙高言乃豪侠,因朋友负义而怒杀之,便逃奔异域,北走胡地,南走海上,历经多国而气馁,回国后不愿再为豪侠之事:“间心自明,再游都辇,复观先子丘垅。身再衣布帛,口重味甘鲜。有人唾吾面,扼吾喉,拊吾背,吾且俯首受辱,焉敢复贼害人命乎!”④残酷的现实使高言脱胎换骨,锐气全无,也算不得真豪士。

  到百回本《水浒传》,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锄邪恶,扶良善,仗义疏财,占据水泊;他们讲求忠义,替天行道。虽然不时传来“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声音,但终于接受招安,北征辽国,南平方腊,护国安民。虽功绩垂世,但也埋下了李俊海外称王的伏笔。在平定方腊后,梁山队伍回朝至苏州,混江龙李俊不愿到朝廷接受封诰,诈病不起,和童威、童猛来太湖与费保等人商定,“尽将家私打造船只,以太仓港乘驾出海,自投化外国去了。后来为暹罗国之主,童威、费保等人都做了化外官职,自取其乐,另霸海滨,这是李俊的后话”(《水浒传》第99回)。

  到明末清初,陈忱的《水浒后传》以此承续,演述了三十余位幸存的水浒英雄及他们的后裔重聚造反的故事,直至暹罗国开基创业,李俊做了暹罗国王,展示了海外另一番天地。

  在太湖,李俊等英雄惩办了奸贪吕志球、巴山蛇丁自燮之后,乐和道:“太湖虽然空阔,却是一块绝地,在里头做事业的,再没有好结果。”经过一番计较,决定到海外另寻事业。李俊说:“我当初听得说书的讲一个虬髯公因太原有了真主,难以争衡,去做了扶余国王。这个我也不敢望。那海中多有荒岛,兄弟们都服水性的,不如出海再作区处,不要在这里与那班小人计较了。”(《水浒后传》第10回)在这里,陈忱借李俊之口很坦率地透露出自己接受《虬髯客传》的影响,让李俊等人到海外闯荡,并海外开基称王。《虬髯客传》虽为短篇,却直接启示了陈忱的长篇构想,他依托《水浒传》的结末,为洋洋三十万言的《水浒后传》设定了框架。

二、李俊由“髭须”而“虬髯”的王者形象演化

在人物肖像刻划中,李俊也逐渐靠近虬髯客。《水浒传》中的李俊,“眉浓眼大面皮红,髭须垂铁线,语话若铜钟”(《水浒传》第37回),其胡须是直线的。《水浒后传》却通过张顺当年的部下许义说:“李头领,你那时还黑瘦,如今肥白得多了,又长出虬髯,几乎认不出了。”(《水浒后传》第11回)为什么李俊也具有了“虬髯”的形貌呢?这不仅仅是《虬髯客传》外在形象影响的结果,也和“虬髯”的文化审美意象有关。

  

  至《水浒传》,英雄的须髯得到进一步的张扬。鲁达“腮边一部貉腮胡须”(第3回),当他出家五台山,净发人欲剃髭须,他说:“留了这些儿还洒家也好。”(第4回)足见胡须的大丈夫气。林冲“燕颔虎须”(第7回),柴进“掩口髭须”(第9回),朱贵“三丫黄髯”(第11回),朱仝“有一部虎须髯,长一尺五寸”(第13回),雷横“有一部扇圈胡须”(第13回),吴用“面白须长”(第14回),阮小二“略绰口四面连拳”,阮小七“腮边长短淡黄须”(第15回),公孙胜“四方口一部落腮胡”(第15回),宋江“唇方口正,髭须地阁轻盈”(第18回),燕顺“赤发黄须双眼圆”(第32回),张横“黄髯赤发”(第37回),张顺“三柳掩口黑髯”(第38回),孙立“胡须黑雾飘”(第49回),徐宁“三牙细黑髭髯”(第57回),朱武“面白细髯垂”(第59回),段景柱“焦黄头发髭须卷”(第60回),燕青“三牙掩口细髯”(第61回),单廷珪“虬髯黑面皮”(第67回),诸如此类。在其它明清小说中亦如此,如《英烈传》中的朱亮祖“须髯”如庙中神灵,《说唐》中的伍云锡“红脸黄须”等。这些英雄以须髯为点缀,与其孔武气概相协。很显然,须髯已成为阳刚之气的外在表征,成为小说刻划豪侠的显在意象,体现了社会崇尚须髯的文化心理与审美旨趣。

  

  

  

  虬髯、虬须的意象变迁,牵连着历史文化,也牵连着现实生活,让人们多少领略了时代在不断地向前推移。由文化而艺术并波及到文学领域,叙事文学也向前不停地跳动。李俊由英雄豪杰至暹罗国王,由“髭须垂铁线”乃“虬髯”,契合了须髯意象的文化内涵,成为一个“虬髯客”式的不朽形象。

三、创作意图殊途同归



  

  

  

  

  杜光庭以《虬髯客传》为回光返照的唐王朝用心地唱着挽歌,陈忱以豪迈的水浒故事真诚地排遣着对明王朝的郁愤;两者殊途同归,其创作构想新颖、开阔,寄托深沉。而两者之间,对于小说创作的“虬髯客模式”,《水浒传》承前启后,成为这一链条的关键节点。

  当然也应看到,《虬髯客传》以虬髯客在乱世不敢与李世民争夺天下而退避,宣扬了当代皇朝应运而兴、真命天子不可强争的封建正统观念。《水浒后传》结尾也表现了这种观念,李俊等人拜受宋高宗,册封为暹罗国王和文武百官,“奠主海邦,统御髦土,作东南之保障,为山海之屏藩,永业勿替,荣名长保”(《水浒后传》第38回)。到第40回,李俊有感“皇天护佑,朝廷赐恩,众兄弟同心辅助,得成此大业”,便与众兄弟吟诗赋颂“皇恩浩荡”。忠义与忠君的正统观念交织在一起,难免有愚忠的色彩。但在朝代存续的交替之际,皇帝被强化为国家政治的象征与偶像,维护皇帝的正统地位,不能不说又是爱国情怀使然。鲁迅先生所说的“结末颇似杜光庭之《虬髯传》”,也有此意吧。

  注:

  

  ② 王梦鸥《唐人小说校释》,台北中正书局1994年版,第334页。

  ③ [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四,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181页。

  ④ [宋]刘斧《青琐高议前集》卷三,见《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030页。

  ⑤ 《辞源》,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479页。

  ⑥⑦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二百二十二、二百二十三,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3、1297页。

  ⑧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一,见《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58页。

  

  

  

  

  

  

  

  

  

  

  

  

  责任编辑:倪惠颖

  作者单位:山东济宁学院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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