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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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质思维的硕果
——析《红楼梦》作者顾景星考

　　·欧阳健·

　　摘要王巧林的《红楼梦》作者顾景星说，堪称“异质思维”的硕果，其学术特色在有破有立，既充分论证了“新红学”的“曹雪芹说”之不能成立，更运用可靠史料《敬呈四事疏》证明顾景星就是明清鼎革“天崩地坼”之时，挺身而出“补天未遂”的那块“石头”，《红楼梦》是作者为恢复故国所作百般努力梦想成空的故事。

　　关键词《红楼梦》作者异质思维顾景星补天

　　早就关注王巧林先生《红楼梦》作者为顾景星的新说，2011年5月还去深圳当面请教，对他的热烈与执着留有深刻的印象。他在新浪网与凤凰网博客上，先后发布了红学研究博文一百多篇，又在《明清小说研究》2012年第2期发表《解开红楼梦作者的三大密匙》，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夏之卷上发表《贾母原型考辨》，在《铜仁学院学报》2012年第4-5期连载《大观园原型探源》等，在红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值得作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古代小说作者有许多难解之谜，学术纷争便应时而起。如《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有兴化与钱塘之争，《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有太原与东平之争，大体是双峰并峙，二水分流；《金瓶梅》作者则有王世贞、屠隆、贾三近、徐渭、王稚登、丁惟宁等七十位候选人，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最妙的是《红楼梦》作者，其为江宁织造曹寅之孙曹雪芹，虽恃“胡适之的根深而蒂固”(魏子云先生语)，然老是后院失火，不得太平，惹得聂绀弩先生大发牢骚：“曹雪芹是甲子年死的，这部书就好些，乙丑年死，这书就坏些么？证明《红楼梦》里有南京话、江苏话、广东话、福建话或者它是石兄写的乃至是石兄又是根据木兄的原著加工的，木兄又是根据水兄的断简残篇编成的，对《红楼梦》这部书有何改变？”(《中国古典小说论集自序》)为此，我在《古代小说作家简论》(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版)中评论道：

　　专家把对《红楼梦》作者考证的反感情绪，表达得非常激烈而又非常极端；解开“古代小说作家之谜”，在他们看来是没有价值的。这种意见对不对呢？我想，至少对文史研究工作来说，是不正确的：

　　第一，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文学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能动反映的产物。不了解作者的生平思想，不了解他所处的时代，不了解他的生活圈子与活动范围，要对古代小说作出历史的和审美的评价，是很难切中肯綮的。

　　第二，小说史是一条绵绵不绝的长河，是一根环环相扣的链条，要准确明晰地勾勒小说的发展概况和延续轨迹，最重要的是为每位作家准确定位，从而将他与其他作家进行比较，发现他所提供的前人所没有的新的东西，发现他对于后世小说创作的影响，最终确立他在小说史上的地位。

　　近年些来，又有人把钱钟书的话搬出来，说这个鸡生了个蛋，你就吃那个蛋好了，管它是哪个鸡生的呢？这些人不懂得，《红楼梦》不仅和鸡蛋不一样，和同样是小说的《三国演义》也不一样。《三国演义》是《三国志》的“演义”，刘备、诸葛亮是历史上存在的，罗贯中不写《三国演义》，人家照样知道刘备、诸葛亮；而如果“曹雪芹”不写《红楼梦》，人们就不可能知道有贾宝玉。贾宝玉是“曹雪芹”心灵的产物，是他人生体验的结晶，所以了解《红楼梦》的作者是很重要的。

　　2011年7月，我去西溪参加“杭州与红楼梦”研讨会，以“包容曹雪芹‘异质思维’，激活《红楼梦》研探因子”为题，讲了三点意见：

　　1.可以将“曹雪芹”看成《红楼梦》作者的笔名、化名，这就减少了不必要的口舌，冲淡了不应有的情绪，得以径直进入实质性的探讨。

　　2.曹雪芹问题存在着不少空间。名字只是一个符号，探究作者的关键，在于弄清他所处的时代。从知人论世角度看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曹雪芹是康熙间人，他是反清复明的爱国志士；一种观点认为，曹雪芹是乾隆间人，《红楼梦》的主题是痛悼家族的衰落，或是揭示宫闱的秘史。两种观念，导致了两种不同的研究观和方法论。

　　3.激活红楼梦研探因子。探讨曹雪芹的人无不充满了激情，他们对《红楼梦》的解读，要比一般人深入得多，书中的一枝一叶都关注到了，这就激活了《红楼梦》研探的因子。

　　杭州西溪会议的主角是土默热先生。出席会议的杭州市领导，希望与会者能够认可土默热的洪昇说；而权威的红学家，既要遵循“学术规范”，又要照顾主人的面子，不愿轻易表态。我则明白地说：如果《红楼梦》的作者确是洪昇，土默热先生功德无量，应该立一块碑；即使后来证明李渔可能比他更像，你的辛苦并没有白费。因为你让大家把握了《红楼梦》那个时代，那个土壤，那个氛围，那个世界，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了《红楼梦》。我还明白地说，对于洪昇、吴伟业、李渔、顾景星的探讨，都应持赞赏的态度，各级领导包括红学会的领导，应持宽厚的态度，支持的态度。你想说，就让你说，都要好好听，有道理的点点头，没道理的给你指出来，千万不要一听到不同声音，就“围剿”就“讨伐”，这才有助于红学发展。

　　王巧林先生的《红楼梦》作者顾景星说，堪称“异质思维”的硕果。从总的方面看，其学术特色在有破有立，而且是大破大立。他在《红楼梦作者不是曹雪芹》第一节《推翻新红学“曹雪芹说”的n个理由》(http：//blog.ifeng.com/article/6090190.html)中，以极宏大的气势，论证了新红学标榜的“科学方法”研究《红楼梦》的五项成果的不成立：1.认为《红楼梦》作者为康熙间名士曹寅之孙曹雪芹，是书大约成书于清乾隆二十九年之前；2.该书为曹雪芹小传、家传，甄、贾宝玉即雪芹，甄、贾二府即曹家；3.书中大观园原型为北京恭王府；4.作者采取地道的北京方言土语写成；5.《红楼梦》成书于北京，驳斥得就具相当的新意。

　　以往之反证多强调“曹雪芹”生于曹寅死后好多年，决不可能“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而当雍正六年(1728)曹被抄家的时候，“曹雪芹”又只有四岁或稍大一点，又实在无法去体验那“风月繁华之盛”不同，王巧林先生揭示的“写作《红楼梦》的底牌在哪”，以为撰写《红楼梦》一书，要有极强的民族主义爱国情怀，具备广博的学识、丰富的人生经历，如“曹雪芹是否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指出曹寅之孙儿童时代便经历过抄家这样的大事件，童年或少年时代是在极度恐惧中度过的，错过了少年儿童智力开发和就学读书最宝贵的黄金时间；复从“曹雪芹所交友人”“曹雪芹社会阅历”等九个方面，证明新红学考证派笔下的曹雪芹写《红楼梦》不能成立，所引资料充分，合乎情理，为“《红楼梦》作者不是曹雪芹”的共识增添了新的份额，证明克非先生《红坛伪学》“这个学术门派缺少学理，缺乏正确的目标，打的旗帜是荒谬的，选择的方向是错误的，使用的方法更是大不得当”的评价是到位的。

　　从立的角度讲，王巧林先生赞成潘重规先生的红学见解，以为《红楼梦》的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是“当代的信史”，“一位民族主义者的血泪结晶”。王巧林先生以为，《红楼梦》含有故国之思、谩骂或侮辱满清之语、对于汉人仕清者的讽刺或调侃三大类内涵，实乃清初怀着极强的民族主义情怀的汉人遗民所作，强调说：“没有历经过明亡，不憎恨满清和李自成、张献忠等贼寇之人，写不出《红楼梦》；没有经历过战争，即目睹过太多死亡之人，写不出《红楼梦》；没有饱经忧患、忧国忧民的民族主义爱国情怀之人，写不出《红楼梦》；没有在南方的乡村或长江边的城市待过，写不出《红楼梦》；没有离经叛道、愤世嫉俗的乖张个性，同样也写不出《红楼梦》；没有博学多才和阅尽沧桑的经历，更是作不出《红楼梦》！”在以“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底牌在哪”的九大条件，论定曹雪芹没有哪一条符合的同时，满怀信心地宣布：“如果将作者或曹雪芹放在清初的明遗民、一代霸才文人顾景星的头上，则当今红学界争论已久悬而未决的许多问题，一切都可以得到解决！”

　　无庸讳言，王巧林先生怀有最为浓烈的楚蕲文化情结与最为浓烈的顾景星情结。《四库全书提要》赞曰：“景星记诵淹博，才气尤纵横不羁，诗文雄赡，亦一时之霸才；而细大不捐，榛楛勿翦，其后人收拾遗稿，又不甚别裁，傅毅之不能自休，陆机之才多为患，殆俱有焉。”王巧林先生在论述新见的时候，效法了顾景星纵横不羁的霸气，以几乎不容商议的语气陈述道：

　　综观是书，无论是大量楚蕲方言、楚风蕲俗，还是诸多对于湖南、湖北或大江南北名胜的刻意描写，以及间杂着为数不少的“吴侬软语”，必定与作者家乡蕲州及其避难江南长达八年之久的经历有关，必定与他娶了一个家居苏州的扬州美女的妻子有关，必定与他历经明亡的乱离生活有关，必定与其游历的足迹有关，也必定与其对于故国之思的情感有关！而这些现象无一不吻合顾景星的特殊身世。故作者在写此书时，往往无需拧须，便可信手拈来。观清初时期的文人，没有哪一个文人的故事、家事、家乡事，能像顾景星那样如此吻合《红楼梦》！以此毫无悬念足以证明《红楼梦》一书为顾景星所撰。可以说，缺少悲愤之泪的人是很难写成此书的。能写出此书者，非顾景星莫属。正如宋词云：“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栅处”！

　　可惜的是，顾景星的“细大不捐，榛楛勿翦”，“傅毅之不能自休，陆机之才多为患”，在王巧林先生的论述中也非常突出。读着与蕲州有关(当然也与顾景星有关)的方言、民俗、风物乃至佛道巫等文化元素琐细的论证，固然感受到王巧林先生的自信，也有难以一一核实的苦恼：这方言，这民俗，这风物，难道只有蕲州一地才有？这佛道巫文化，这医药针灸知识，这精于琴棋书画，这天文地理和五行八卦，难道只有一个顾景星吻合？异质思维激发出来的异质思维，最容易引发另外的异端：讲述者越是执拗地肯定，而倾听者便越是执拗地怀疑。

　　但当读到石头“补天”的论述，心理的天平开始向他倾斜了。记得我在“杭州与红楼梦”研讨会上，曾称赞土默热先生对时代的梳理：

　　土默热先生注意到甄士隐解《好了歌》的前一句：“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后面一句更重要：“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恩格斯讲过：历史的发展是由许多单个人的意志和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如同无数力的平行四边形形成的一种总的合力。清朝打进来，把明朝灭亡了，好像非常不可理解，当时有识之士很多，打到每一个城市都遇到顽强的抵抗，像扬州、嘉定。为什么明代一个朝代很快就完了呢？土先生讲到南明，对于南明的关注，特别重要。大家看《桃花扇》，里面有忠臣，有良将，也有奸臣，也有坏蛋。这些人忙什么呢？阮大铖想投靠你君子，你把他排斥在外，把他弄得很狼狈，你出了一口气，你申张了正义，但怎么样？“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你忙了半天，你史可法也好，左良玉也好，甚至钱谦益也好，马士英也好，阮大铖也好，你忙了半天，都是为满清的南下，开辟了道路。不管你主观动机如何，不管你道德品质如何，你的结果就是这样。所以，要说“甚荒唐”，“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荒唐就荒唐在这个地方——“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这种民族之感，是非常强烈的。

　　明清鼎革，时人称为“天崩地坼”。其时的名士，或以身殉国，或隐居林泉，或折节归降，却不闻有人挺身而出，意欲“补天”。通过王巧林先生的努力，终于把这个人找到了：他就是顾景星！

　　崇祯十七年(1644)，崇祯帝殉国，大明朝的天塌了。留都南京的一班旧臣拥立福王朱由崧为新君，年号“弘光”，史称“南明”，大明朝的气运尚有挽回的可能。奈弘光帝沉溺酒色，佞臣马士英把持朝政，起用阉党馀孽阮大铖，贪赃枉法，大明王朝已经回天乏术。是年九月，南北直隶和湖广等七省流寓贡生试，顾景星名列魁首，十月十一日伏读上谕，有民间利弊，许大小衙门举贡监生员陈奏，冒着杀头危险，撰写了《敬呈四事疏》，文曰：

　　其一曰车驾宜驻淮以张国势。陛下承运，即位南都，海内仰戴，为神人主。然以先帝临之，则陛下臣也。三月之变，书契以来所未有，臣子所不共戴天。闻内外义师合起，已破贼关中，为先帝复仇，而江南不闻出一旅，加一矢，将来何辞以对义师乎？况今死贼游魂，苟存旦夕，非如前日猪突豯勇不可制也。其逸如楚境者，鹄面裹创，掠野剽食，不过宁南侯偏稗，力可尽剿。臣窃谓陛下宜驻跸于淮，大集将吏，搜承补卒，声言讨贼而实不动，降良玉玺书，县厚赏。使大江之中，御栉相望。牛酒日至，献酋执俘，内鼓军忾，外借声援，用兵大计，无愈此者。陛下岂可坐失机会，阻海内忠义之心乎？夫人情孰不恶劳喜逸？虽圣贤不免。然坚于图功，勇于改过，故弃庸众之情，而成非常之功。昔晋公子重耳出亡过齐，桓公妻以宗女，有马二十乘，公子安之，无返国意。赵衰咎犯乃醉公子，载以行。汉高入咸阳，对秦苑囿府库，运军灞上，故重耳卒伯诸侯，而汉高奄有天下。陛下自五月即位以来，安居宫禁，将谓万乘至尊。不宜轻动，而长江天堑，恃以无虞乎？臣前于七月初十日，仰见礼部恭上武英殿御座，是时天气晴朗，忽有黑云自西北来，飙风掘堁，霹雳击碎大中桥居民瓦屋，震二人。盖天以警陛下。欲陛下号令征伐，如天之有风雷也。八月丙辰朔，日食张十一度五十七秒，分野为中州。陛下龙潜之地，天之示警，亦云甚矣。伏望陛下念以往之失，图将来之成，翠华一幸，中外改观。臣谓陛下宜驻淮以张国势者，此也。

　　其二曰宜罢大工等役。高皇帝定鼎应天，阙廷制度巍峨壮丽，诚使后世无有复加。陛下龙飞，武央乾清，首行修葺。其余宫殿，宜在所缓而大工繁兴，耗散军饷，臣谓不可以已乎？当国耻未雪，正陛下卧薪尝胆之时，而非修未央宫之日也。臣前廷试时，见匠作数百人，从东华门入，每十八执一小旗为小队，百人一大旗为大队，自日出行，巳刻乃尽。须臾之间，轰豗筑削，嘘吁邪许，闻于国中，曾不三时，复引队出。自日入行，黄昏乃尽。臣窃大惧。夫杂作之徒，多四方乞丐，工部佣雇而来，而无赖子弟，妄行保结，今逋寇未歼，辇毂之下，尚多反侧，设此辈有觊觎宫门箢钥者，陛下将何以制之乎？且远近闻之，必谓陛下安江南无恢复意。臣谓宜罢大工等役者，此也。

　　三曰宜停大婚礼。夫大昏，万世之嗣也，以承宗庙，以母仪天下，愿不重乎？故访有德而后聘六礼，而后备衮冕，而后迎庙见，而后正位。盖慎之又慎也。陛下自五月登极，七月即敕礼部选在京内外良家子送掖庭亲选，民间讹传，中贵且出，都城暨淮阳，不问门第少壮，争相嫁娶，以近传远，将谓陛下何如主乎？且陛下大典所阙，不更有急于此者。海内义士，枕戈待旦，义不顾家，此令一行，众必解体，况今宫中结侍有人矣，御物粗备矣。陛下自谓较龙潜时何若也？较五六月时又何若也？昔孙权以妹嫁昭烈，作珍珠步幛，昭烈卒不留意，竟取幛鉤钱以充国用。唐太宗时，隋通事舍人郑仁基女，容色绝世，文德皇后聘为充华，魏征言女已许人，太宗大惊，廷臣或言未字，太宗竟从征谏，深自刻责，以女还郑。陛下聪明勇断，远迈前古，臣下不能仰体，致此讹传，风闻一播，奈陛下何！且陛下今日丁先帝之变，则在丧礼，国方用兵，则在军旅军丧之中，皆无昏(婚)礼，伏愿陛下熟思之。

　　四曰斟酌将相。臣闻国有将相，势有内外，权有重轻。臣轻君重，则宜外重；君轻臣重，则宜内重。外重，汉文帝于周亚夫是也；内重，唐肃宗语藩镇是也。今不可不内重明矣。臣窃见兴平伯高杰等各拥外重之势，而阁臣史可法出镇扬州，分损俸禄以养宾客，步兵不满二千，掾吏几于百六，日兴杰等议饷和事。《易》曰：“剥床以肤。”又曰：“履霜坚冰至。”陛下谓诸镇之力，仅能迫胁一宰相而已乎？此外重之弊也。臣愚谓兴平伯、宁南侯，宜稍稍调置。昔宋南渡诸将各雄视，汪藻疏言，刘光世距贼数十里，若不相知，偃然宴饮，张俊自明州引兵至温，道路一空。韩世忠扫镇江储资，尽装海舶，焚城郭，为逃遁计。至秀州放兵四掠，执缚县宰以取钱粮，宸翰召之三而不至，元夕取民间女子，张灯高会，用古法皆当诛，然不可尽诛也。莫若择有威望一人尽护其军。虽朝廷亲军，亦听节制，据藻斯言，张、韩所为，略同今日。然史称南宋功臣，必曰张、韩、刘、岳。何者待之？得术节制，得宜也。刘光世或屯镇江、池州、太平；韩世忠或屯湖北、武昌、九江、江阴；岳飞或屯湖南、宜兴、蒋山，位虽藩镇，听调立功，将无分疆，兵不恋土争地之患。何繇而生臣？故谓宜如汪藻计，委重相权。相重，则内重。当令何者一军？俾可法自将与诸将犄角，相宜应接。韩信称汉高善于将将，陛下正将将之时矣！且今江北诸将反戈斗争，非维扬一城乎？陛下诚能由扬驻淮，署立行殿，是陛下六飞清跸之地，孰敢复争？太阿指挥，移屯进取，孰敢不服？离如晨星，联若首尾，孰敢复离？所谓将将莫如此者。伏愿陛下熟记之。

　　以上四事，朝廷重计，非臣分位所当言，草莽微贱，不识忌讳，昧死上言。陛下不以臣废言，臣死且不朽。为此具本亲斋，甘冒斧锧，伏候圣旨。自为字起至斋字止，计若干字，纸二张右谨奏闻。(《白茅堂集》卷之二十七)

　　王巧林先生剖析道：

　　奏疏中所言四件大事，非但切中时弊，言词剀切，而且无一不是说到要害之处。作者引用了大量的历史典故，以史为鉴，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对于明之危局洞见深远，大有力挽狂澜之势。这无异于给弘光帝开了一剂拯救大明的猛药。当时，清军已下江南，弘光帝罔顾忠臣良将高见，任由义师浴血奋战，听信谗言，且将矛头一致对内，将主要兵力来对付宁南侯左良玉，让清军轻松下江南，而自己则与马士英等固守南京，偏安一隅，大兴土木，建造宫殿，将良家子选入掖庭，供其享乐。更为糟糕的是，在国家面临倾覆的紧要关头，身为一国之君却不知用将，奈何大明王朝气数已尽，实乃天意使然，非人力所能挽回。当时，通政官接到顾景星那言辞激烈的奏疏吓得面如土色，哪里还有胆量将此奏疏上呈给弘光帝呢？岂料顾景星冒死一谏，自作多情，最终成为一纸空文，白费了许多脑筋。这样一来，顾景星只好作罢，愤而出都，携父游历黄山白岳。这难道不是等于说补天“不堪入选”么？顾景星是经历过“补天”或“补天未遂”，以及明亡的见证者，故借《红楼梦》中的“石头”未能“补天”而自惭自悔。正如书中《好了歌解》中所言：“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他人是谁？当然是满清哪！这说明，明朝亡国是有其根源的，如果不是窝里斗，大明江山何以拱手送给夷族满清了？又如何不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呢！

　　从表象来说，红楼一梦，也即南柯一梦、邯郸梦或卢生梦，也就是“繁华成空”的意思。而从深层来说，红楼梦就是朱明梦，朱明梦就是顾景星承袭南宋著名的爱国士人郑思肖所言的“中国梦”！《红楼梦》这部书所蕴含的道理是很深刻的，它所讲述的不仅仅是浮于表面的男女爱情故事，也不是简单地反映一个家族的兴衰，而是描写汉人明遗民顾景星经历的一场光复中华之梦！同时，也揭示了明亡产生的根源，在于中国人在民族危亡关头没有形成一致对外，反而是内部形成窝里斗，最终导致了亡国。如果说，《石头记》书名旨意在于反映顾景星讲述的他在明亡前的为了挽救大明王朝的一段“补天”未遂的故事，那么，《红楼梦》这一书名所反映的则是作者在明亡后为恢复故国所作的百般努力最终梦想成空的故事，也即明末遗老顾景星作了一个中国梦的故事。

　　我完全赞同王巧林先生的观点：“作者若没有经历过大明王朝的末世，若没有尝试过‘补天’未遂的体验，若没有亲历过故国的灭亡，若没有体验过生与死，若没有饱尝过天灾而导致无米之炊的艰辛……是不可能写出此书的！”这个人的首选，就是发“神鞭鞭石石流血，谁能驱石补天阙”(《白茅堂集》卷之十)之慨的顾景星。

　　话已说到这个程度，还得允许我作必要的保留。说《红楼梦》作者的首选是顾景星，并不意味着肯定就是《红楼梦》作者，更不排除对其他候选人的探索。我自以为自己西溪会议的讲话，在舆论上为原始作者的探寻营造了宽松的空间，在理论上为原始作者的探寻提供了坚实的支撑，但有博友却发出《奉劝欧阳先生赶紧收手》[2015-01-0916：01：27]的警告：

　　欧阳先生提出“包容曹雪芹异质思维”，而新考出的《红楼梦》作者，竟然涌现出几十位候选人！千万不要沉醉这“盛况”，要清醒地意识到：这几十份答卷中，正确的最多一个，甚至一个也没有。如果赞同其中的一个，就会遭到其他人的反对；如果一个也不赞同，便会遭到所有人的反对。尚未突出“主流红学”重围的欧阳先生，岂不又要陷入“反曹学”营垒新的包围？你提倡“包容异质思维”，但“持不同政见者”不见得对你“包容”。奉劝欧阳先生赶紧收手，停止无意义的“大盘点”，让自己过一个安稳的晚年。

　　这让我陷入了沉思：所有关于《红楼梦》的原始作者的提案，用时髦的话说，“一切皆有可能”。但从科学研究角度看，正确的答案只有一个；换句话说，六十个候选人可能有一个是正确的(甚至一个也不正确)。但在得出最终结论之前，又得承认其他方案同样可能有合理之处，更得承认他们有探索的权利。亦望王巧林先生有包容“异质思维”的雅量，不要用“乱象环生”形容涌现出的新说，断言傅波、钟长山等人的“吴梅村说”、土默热的“洪升说”、谢志明的“谢三曼说”，段晴也、吴玲夫妇的“云南才女集体创作说”、陈林的“曹说”，斯园幽兰的“李渔说”、陈贤富等人的“方以智说”、张许文的“蒲松龄说”、加拿大籍华人崔虎刚、孙慧敏的武状元“曹曰玮说”等，“谁都拿不出足够的证据来，他们仅仅凭借某些片言只语或某一首诗予以附会”。我读过任辉先生主张袁枚说的《东郭先生红学》，俎永湘先生主张朱慈烺说的《红楼梦砧解》，也大体了解钟云霄先生主张的石涛说，赵国栋先生主张的郑克塽说，朱楼公子先生主张的李渔说，铁说红楼先生主张的严绳孙说，知道他们有着同样的热烈与执着，对《红楼梦》都倾注了高度热情，发掘了好多前人不知道、不清楚的资料，这一盛况有力地冲击了“曹学”旧营垒，也出现了若干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一是对同属“反曹学”营垒的“持不同政见者”，相互沟通、寻求共识的意愿似乎不强，往往以自己的观点为准去判断对方的对错：由于我认为曹雪芹是张三，所以你认为是李四是错的；而不是以学术公理去判断对方的对错：考证一书的作者，应当掌握若干条件，你的论述有所欠缺，所以你认为是李四是错的；更不是从对方论述中设身处地判断对方的对错：你认为曹雪芹是李四，是依据了若干材料，但对材料的认知以及运用材料的方式都是错的，所以你认为是李四是错的。

　　二是所有关于《红楼梦》原始作者的提案，都面临材料匮乏的状况。他们努力的方向，除了解析小说文本，都把目光转向了脂砚斋批语与“曹雪芹史料”(如敦诚兄弟、宜泉、《栆窗闲笔》之类)，把它们当作现成的证据加以使用，并未顾及脂批与“史料”是为“曹学”服务的，采用之前需要进行必要的鉴定。如王巧林先生引顾景星《王宝臣赠文石》诗句：“君知黄石我前身，谷城他日非生客。”(《白茅堂集》卷之十一)认定他的前生就是《石头记》书中的“石头”“石兄”或“顽石”，这固然是有道理的；为了加强这一印象，他又据甲戌本“昔子房后谒黄石公，惟见一石。子房当时恨不能随此石去，余亦恨不能随此石去也”的眉批加发以挥，说《石头记》是描述自己未能挽救大明王朝的忏悔之作，正如甲戌本凡例中所言“是自譬石头所记之事也”。王巧林先生没有想到，他的作者新说是对新红学理论体系的冲击，却又拾了其得以建构的零砖碎瓦为自己服务，甚至设想顾景星托名脂砚斋、畸笏叟等弄了题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八十回本子，在首回就告诉人们“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目的是告诉读懂该书的清廷执政者，写书者在明亡前夕的崇祯壬午除夕书未完成时就死了。为了弥合其说的内在矛盾，王巧林先生解释说：

　　由于《红楼梦》一书作者为了制造混乱，有意假托批书人脂砚斋制造了一些前后矛盾，乃至谬误百出的批语，新红学吃亏同样也就在于此。就表象来讲，因晚清至民国初年上海某些媒体刊登过高额悬赏文人点评《石头记》的广告，也是不争的事实，故脂批本确实有伪造之嫌，导致欧阳健先生被此乱象所迷惑，而得出一个错误的推论，就像新红学被乾隆以来的一些假象资料所迷惑一样，最终亦未能将脂砚斋真正“还原”。

　　问题在于，王巧林先生既说脂砚斋是顾景星为扰乱人们视听而以批书人名义所署的托名，又说甲戌本和庚辰本是顾景星的孙子顾三经，根据其祖父假托脂砚斋、畸笏叟等托名批点本而抄录的本子，却没有考虑第一回正文有“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十五个其他版本没有的字。此本既题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脂砚斋就只能是抄阅再评的顾三经，而不是他的祖父顾景星了。俞平伯晚年悟到一个铁的事实：“历来评‘红’者甚多，百年以来不见‘脂砚’之名，在戚本亦被埋没，及二十年代始喧传于世，此事亦甚可异”(《俞平伯致毛国瑶信函选辑》，《红楼梦学刊》1992年第2期)脂批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为迎合胡适的新红学而炮制的，对《红楼梦》作者的新说也许是“有用”的，但在严格的科学考证中却是无效的。

　　2015年9月7日于福州

　　责任编辑：倪惠颖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