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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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花界提调”之名论晚清上海都市文人的另类话语空间

　　·李默·

　　摘要花榜评选是文人熟知的狭邪娱乐，而“花界提调”则是文人们从古至今乐于扮演的娱乐角色。然而同样是这个名号，在晚清上海租界报人李伯元及他的同好们身上包含的权力结构和价值体系却截然不同。其不再从属于传统士大夫文化，而是跳脱出来融汇到现代化和半殖民地化的都市文化中。它所“提调”的不再是对雅妓名士的风月游戏，而是一只手伸向全新的现代都市狭邪文化加以描摹，一只手去向广大的内陆来客加以介绍和劝戒。而在这微妙的一来一去之中，晚清上海的李伯元们悄无声息的取得了自己在新兴现代都市的另类话语权。

　　关键词花界提调李伯元《游戏报》狭邪文化

　　1897年6月，李伯元创办了《游戏报》，并且一炮打响。《游戏报》最初走红于何时，具体已不可考。但是就已有资料可以知道，自李伯元在《游戏报》上举办花榜评选以后，其报纸销量飙升，“花榜揭晓之日，就本埠一隅而论，初出五千纸，日未午即售罄，而购阅者尚纷至沓来，不得已重付手民排印，又出三千余纸，计共八千有奇”①，数量一时甚至超过了《申报》。李伯元就此站稳脚跟，似乎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新式的职业文人。也正由于《游戏报》以嫖界为核心的内容旨趣，李伯元也被冠以了“花界提调”的名号。

　　在对这一类文人身份的转型研究上，稿费制度的建立、报纸媒体新的形式和科举制度的废止都是文人在上海都市环境中职业化不得不考量的问题，当然也有了相当的研究。然而如果我们以李伯元这个个体为例，当他科举失利来到上海，在拥有稿费、报纸等新的事物的同时，他同时也面临着一种“失去”，他原先所身处的阶层在传统中国所拥有的不言自明的文化优势在上海近现代的都市环境里变得不再明显。稿费所代表的经济规律和报纸代表的新的都市文化需要和趣味取代了文人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的生存逻辑和服务对象。一定程度上，我们或可戏称为另一种从庙堂到广场的变化。但是在新文化运动甚至是新小说运动都还未到来的时候，新的文化环境中李伯元们如何面对这种“失去”，如何以一个底层的传统文人的身份在都市中夺取话语权？或者换而言之他们如何为自己的表达同时创造经济支持和某种合法性？

　　本文试图从李伯元对上海租界狭邪文化的运作入手，探讨他取得都市话语权的另类途径。

　　一、知遇和回报——名士雅妓爱情背后的传统文人话语

　　花榜评选并非李伯元首倡，“花界提调”也不是李伯元原创。自古以来从狭邪文本诞生开始，文人对于妓女的品鉴和排位活动一直未曾中断过。唐代《教坊记》和《北里志》就已经有对当时名妓的小评，这种小评逐步发展渐渐变成了对名妓名录的罗列和集合，最后变成一种排名和对比。到了明崇祯年间，据《板桥杂记》记载“牛女渡河之夕，大集诸姬于方密之侨居水阁，四方贤豪，车骑盈闾巷，梨园子弟，三班骈演，水阁外，环列舟航如堵墙。品藻花案，设立层台，以坐状元”。这时，花榜的评选已经颇有样式和规模。而文人在这里显然扮演的是为名妓扬名，执掌风月大权的伯乐。

　　到了19世纪后半叶，上海租界更是花榜频开，“1877年有公子放所定上海书仙花榜，1880年有庚辰春季花榜、庚辰花榜特科。1881年辛巳春季花榜、秋季花榜。1883年癸未秋季花榜、癸未冬季花榜。1888年戊子夏季花榜。1889年书寓花榜，曲中花榜”②。这一系列的花榜都是由当时的洋场文人主持，以宴请诗词为形式，个别文人主导，小规模的传统样式的评选，也捧红了许多早期进入上海租界的妓女。

　　纵览这些花榜评选，无非是一种文人的狭邪游戏，以游戏笔墨为形式，考评吹捧名妓为消遣。以此为比较，在狭邪文学类型中诸多杂记、画舫录、冶游录记载妓女的体例形式也都与花榜笔墨相差无几，基本都是名妓名号加上赞词并添以轶事，都是文人对妓女的品鉴，所以花榜评选在相当程度上很能代表狭邪文化的文学生产方式。而正是这一游戏笔墨纵情狭邪的文学生产却包含了传统士大夫政治生活中的权力结构和价值体系。

　　一方面，士大夫们将花榜与政治生活人才选拔同构，在一种戏仿中规划理想的政治生活。

　　在《花月痕》中，当文采风流又身携官职的韩荷生看到教坊司有欠公平的花选名次以后，大发牢骚将花选名单按照自己的标准改过一遍，从而使得主角之一的刘秋痕从第十变成了花选状元。而这一举动所蕴含并非因为男女情爱的萌发，而是韩荷生单纯从自身士大夫的道德审美标准出发，对刘秋痕的才貌所遭受的不公正评价进行了翻案。在《花月痕》的世界里，名妓的地位的高下取决于士大夫世界的标准，所以当韩荷生改过花选以后，小说言道“数日之间，便轰传起来。看官，你道那教坊司敢不更正么”③。这种对明珠蒙尘的翻案，对名妓的赏识，形成了一种我们或可以称之为“知遇之恩”的权力结构。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结构实际上是来自士大夫的对自身政治命运的一种理想。《花月痕》第二回提到主角韦痴珠时说他“文章憎命，对策既摈于主司，上书复伤乎执政”④，而后来飞黄腾达的韩荷生此时也自况“沦落天涯，依人作计，正复同病相怜也”⑤。所谓韦痴珠摈于主司不正是后来教坊司对刘秋痕贬低的前奏？而韩荷生赏识名妓刘秋痕又何尝不是翻版了他自己依人作计得遇伯乐的事实？对现实遭遇的强烈不满和失落，以及对帮助自己突破现实的外在力量的翘首以盼使得文人笔下朝廷人才政治和花榜评选形成了同构。无疑文人们在花榜选举上的慧眼如炬正是他们对于开明政治本身的一种模仿和诉求。

　　从另一个方面，早期的花榜选举的权力结构也反映了更大的外部社会阶层事实。在政治人才选拔中被挑选的士大夫在花榜选举中变成了挑选者。在士大夫世界中失意的文人，仍然处在在士农工商社会的顶端。比起教坊司的评选，士大夫和他背后深厚的文学素养和审美所作出的选择显然也更受名妓的青睐。在花榜游戏中，士大夫的所占有的主流社会文化的话语权享有绝对的权力。花榜以及其背后的名妓和狭邪文化不仅仅是一场笔墨游戏，由于它们被士大夫话语所掌控，以至于它们本身也融入到士大夫的价值体系和人生规划之中。

　　失意的士人遭遇名妓，彼此赏识，在名妓的支助之下获得宦途的成功，从而反过来救名妓于风尘。这个被无数次重复和变奏的文人名妓的爱情叙事，其背后起到巨大作用的社会阶层权力事实其实被无视了。《花月痕》开篇即道“有几个梁夫人能识蕲王，有几个关盼盼能殉尚书”，魏秀仁以韩世忠和梁红玉的典故无意中揭示了名士名妓的爱情背后士大夫的权力价值观。韩世忠落魄时被教坊女梁红玉赏识而支助，后得封蕲王，梁红玉也成了正妻。但是魏秀仁却说有几个梁夫人能识蕲王，如若蕲王最后不能抗外族有功，那么梁夫人的一片爱重是否就不再有被赞美的价值了？在魏秀仁看来，这种爱情背后能否慧眼如炬识得英雄似乎才是其成立的根本条件。而关盼盼则明明对自己被逼殉情一事有着惨烈的反抗，但是魏秀仁却一意曲解成一种爱情的证明。“有几个”“能殉”？似乎不殉则不能证明名妓名士的爱情。这一叙事几乎是直指古来青楼文学的本质，狭邪文化在士大夫的价值体系中的地位这时也才得以揭示。士大夫的宦途难免受制于朝政起伏，然而即使在失意之时，士大夫们崇高的社会地位仍然使得他们不断设想可以求知己于江湖，名妓爱情和青楼文学的价值则由此而生。名妓的崇拜和理解成为了君主的赏识和理解的替代和补充。而这种替代也只是暂时的，其最终目的仍然是通过这暂时的沉溺和失意重新显达于宦途。谢安“储妓东山”的典故在狭邪文学中被频繁运用是有其意义的，储妓是人生低潮时的慰藉，而其后“东山再起”才是这个典故最终的指向所在。

　　在魏秀仁等一帮晚清“溢美”狭邪小说作者眼中，花榜评选的背后其实是对知己文化的寻找，是对士大夫政治知遇的一种戏仿，是士大夫完美人生规划的一种寄托和补充。扩大化来看，青楼文学相当程度上也是如此，那些记录名妓轶事的杂记和各种花丛冶游故事，实际上也是一次又一次相对隐蔽的花榜评选。他们将一个又一个符合士大夫审美的妓女形象提拔到士大夫的文学世界中来，寄托自己对当下现实和自身境况的慨叹，何尝不是文学层面的大型花榜评选呢？这些具象和抽象的花榜评选既反映了传统名妓文化对士大夫文化深深的依附关系，也反映了传统冶游娱乐在士大夫文学世界的真正定位。显然此时，在当时的狭邪娱乐文化中，士大夫的话语权是无可置疑的。

　　然而这种传统的权力结构和价值体系在《游戏报》的花榜选举中却不复存在了。

　　二、上海租界新式妓女与新兴媒体

　　1897年李伯元创办《游戏报》后，便在报纸上开办花榜评选，据称由洋场文人袁祖志列举了评选凡例，分为艺榜和艳榜。袁祖志是老一辈上海文人，此时已是七十高龄，算是德高望重，并且也是花丛老手，曾在80年代力捧上海名妓李三三，使得李三三于“1882年壬午花朝艳榜得第二名”⑥。这一切仿佛和《花月痕》的花榜评选并无两样，恰似早期上海洋场文人花榜游戏在报纸媒体上的翻版。然而，紧接着的花榜结果却引起了轩然大波，直接暴露了在都市娱乐文化场域中，传统文人价值和话语权力悄然丧失的局面。而李伯元的三次回应，更是揭露了在花榜评选这一游戏背后士大夫权力位置和传统价值被颠覆以后，他迅速应对并重新寻找文化场域话语权的心路历程。

　　《游戏报》创办伊始，即有《游戏主人告白》云：“本报每年出花榜四次，本年夏季准在六月出榜。诸君选色征歌，如有所遇，授函保荐，将生平事实、姓氏居里，详细开明，以便秉公选取。”⑦但李伯元显然似乎没有遵守这则带有民主色彩的承诺。1897年夏，花榜揭晓：艳榜状元王秀兰，榜眼金小宝，探花祝如椿，传胪王春花；艺榜状元张四宝。这一结果，直接引起了很多读者的不满。就《游戏报》刊登的回应和来函而言就可看到诸多端倪。《游戏报》43期和61期分别登出两则文章《论花榜金小宝词史不取状元之故》和《阅本报名妓牢骚一则再申论之》，这两篇都是李伯元回应读者不满金小宝只得榜眼而非状元的文章。而第87期《游戏报》登出的《论沪滨书寓当以陆兰芬为第一》又干脆提出了一名没有上榜的妓女陆兰芬应该是状元。在第一篇文章中，李伯元承认金小宝的举荐来函是最多的，变相承认了他其实没有遵守自己许下的诺言。至于原因，李伯元在这两篇文章中先是辩解金小宝过于高调，虽然保荐多但遭批评也多，而且他所评的状元“含蓄而有味”，“如薄荷糕洁白可爱虽有一种清凉之气其实非人人贪嗜之物”；金小宝“尽美而略近刻露者”，“如红烧肉其一种沉浸浓郁之味令人个个垂涎”。说到底，李伯元对妓女的审美和道德要求仍然是传统士大夫似的。所以金小宝并不符合李伯元对花榜状元的心理预期。这恰如《花月痕》中韩荷生将花榜原本的第一名潘碧桃调到第六，理由是“美而艳。然荡逸飞扬，未足以冠群芳也”⑧；把最后一名刘秋痕放至榜首，理由是“秋波横慧，若态生姿……盖其志趣与境遇，有难言者矣”⑨。两相对比，理由何其相似，士大夫对清高含蓄内敛的赞美到李伯元这里依然一以贯之。

　　但是显然李伯元发声的狭邪文化圈已经和韩荷生发声的狭邪文化圈完全不同了。韩荷生重评花榜以后，无人可以置喙。而李伯元的结果却遭到再三抗议。

　　首先，花榜对于李伯元不再是对于韩荷生那样的游戏意味。花榜结果遭到抗议这固然是李伯元还未能服众的缘故。然而，古来花榜的举办起先必然有可服众之人来首创或者定音，这个游戏才能进行。李伯元此时才来上海第二年，虽然有袁祖志为其压阵，但是结果却是他自己定的，不能服众是必然。作为都市文化圈“新人”，花榜对于李伯元并非只是游戏，也是一种炒作手段，此时是他“有求于”读者，而非读者先天的服膺于他。显然在悄然之间，两者的权力位置由于花榜的意义变化而发生了变化。读者如果有所不满自然不怕李伯元这位初生牛犊。

　　第二，花榜在报纸上举办也极大的冲击了原有花榜评选的权力结构。《游戏报》是商业报纸，而非同人刊物，经济效益是其必然要求。所以即使李伯元已经是沪上名人，他依然不能完全无视报纸读者的要求去吹捧他们所不喜欢的妓女。像袁祖志一样集结一帮文人为了个人喜好捧红李三三这类雅事是不符合李伯元的需要的。如果说以前的花榜选举戏仿的是中国的封建士大夫政治，那么《游戏报》的花榜选举则微妙的透露出一点“民主”政治的意味。选举中并不存在一个德高望重者对花榜排名下论断，而是通过投票的多寡来确定名次。事实上，由于报纸的覆盖面广，参与者并非小圈子的熟人，所以不同于小范围文人内部的娱乐事件，也不再可能有某个人能对整个上海妓界和全部嫖客文人拥有绝对权威的话语权。每个人只能推荐或者批评自己熟知的几个妓女。权力被分散了，单一的话语权被数量上占多数的话语权所取代。原本自上而下的“知遇”的权力结构无法支持报纸的结果取得权威，只能转变为自下而上的民主的权力结构。而这种分散的意见必然导致一定的争议，这也是“民主”的必然结果。从李伯元的两篇回应来看，在短时间内他显然并不是很适应这种争议性，只是一味试图自辩来说服反对意见。

　　除了以上两点，最重要的还数引起争议的金小宝、陆兰芬等名妓的出现。事实上正是由于她们本身既受到众多嫖客喜欢同时又不受传统士大夫喜欢才会引发这样的矛盾。这一局面实际上反映了作为士大夫文化生活补充和调剂的名妓和狭邪文化已然跳出其掌控的事实。

　　以“四大金刚”为首的上海名妓和传统名妓一样，她们的权力都大部分来自于追求她们的男人以及这些男人身上带有的社会地位的标签。当传统妓女获得这种权力以后，她们唯一可以运用这个权力的方法就是从良。传统妓女的魅力来源于士大夫世界的欣赏，所以她们运用权力的方式只能是士大夫社会给她们提供的出路。在士大夫世界，杜十娘纵有万金，失去了恩客只能自尽。而欣赏四大金刚的嫖客却大多数不是士大夫，他们鱼龙混杂，有旅沪过境的商人，有本地的市民，其中四大金刚客人的流动性是非常突出的。《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中就有金刚上外地讨债救助之类的故事，而从《九尾龟》也可以看出她们的客人一个接一个基本都是外地乡绅和商人。来来往往的客人流动不息，这时又有谁是会静下来如同《花月痕》《品花宝鉴》一般细细追求心心相印的红颜知己呢？都市快速的节奏使得能抓住人的是那些显眼的、耀眼的甚至扎眼的妓女。四大金刚从自我的肉体魅力起步，在都市的新闻竞争中不断推陈出新博得大众的眼球，她们可以运用的不是传统士大夫所欣赏的才艺和品德，而是上海近代都市慢慢确立起来的对于“新”的崇拜。现代性对于新鲜感的追求，现代都市对于刺激和目光的需求，在四大金刚的形象上得到了非常完美的体现。她们的身边有着各种流言蜚语，有一些的恶心程度令人难以忍受。比如金小宝擅长画墨兰，而《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竟然说她是因为长期生育得病而小便不禁时常尿床才有了这种传言。但是她们却没有因此而黯淡，相反越多的故事新闻流言蜚语围绕在她们身边，她们就越吸引人。四大金刚在上海走红了很长时间。我们可以说这些匪夷所思的新闻反而给她们带来了更多的利益和权力。所以四大金刚的权力不来自于士大夫价值观，也不来自于一个地方固定的对于她们道德水平的风评，她们的权力来自于现代都市的权力场。这种权力变得具有个人性和生产性。钱与身体的简单交换渐渐被名妓们淘汰了，曾经杜十娘抱着一匣子稀世珍宝自尽正是因为她除了这些只有自己的身体，甚至于这些钱最终也只是为了以爱情的名义保全自己的身体，当这种保全落空时，经济资本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上海低等的妓女们仍然保留着这种交换的模式，她们即使行骗也只是利用自己的身体，比如《海上花列传》中的幺二利用拍卖自己的假的处女身来骗取赵朴斋的钱财。但是高等妓女们却手段更加高超，她们拍卖自己的“青睐”。《九尾龟》中四大金刚之一的陆兰芬只用一个媚眼就引得旁人对一个嫖客的极端艳羡，这固然仍有色相的成分，但更多的是陆兰芬已经掌握的社会名气成为了她的资本。她利用各种新奇观感给自己不断聚集都市影响力。而这些象征资本又可以转化为经济力量，从而支持她拥有更多的资源并有资格做出更多的选择。如果说传统名妓是单纯的待估的商品只能等待救风尘，那么晚清上海名妓则更像是一个以自身身体为基础将都市娱乐景观不断转化生产为资本的文化工厂。而在这个意义上，四大金刚成为了对上海近代都市文化的最好诠释。

　　当李伯元为代表的底层文人阶层作为新人进入到都市文化场域的时候，他们愕然发现，这一文化场域中的权力位置早已发生了变化。他必须通过报纸这一商业媒体来曲折实现的士大夫的文化号召力。更重要的是，士大夫所秉信的价值体系不再受到都市娱乐文化的青睐，新的文化诠释权反而被上海名妓四大金刚们所掠取。这时诞生的李伯元《游戏报》花榜评选所遇到的波折好似成了洋场文人尴尬文化地位的缩影。

　　三、“花界提调”——对都市娱乐空间的发现

　　当《游戏报》选择举办花榜选举的时候，绝不是和前人一样简单的试图对名妓们给予“知遇”。当晚清上海的狭邪小说作者们将“四大金刚”们纳入笔下时，他们也绝不是抱着和那些画舫录冶游杂记一般对蒙尘的明珠评鉴补遗的心情。在晚清的上海租界，进入近代都市的上海文人们不得不认识到，在这个全新的文化环境中，他们与生俱来的文化话语权已经受到了莫大的挑战。文人社会和文人政治赋予他们与生俱来的象征资本在这里的优势微乎其微。这一次，对全新娱乐文化环境的天然诠释的权力被赋予了名妓。文人们要重新获得对娱乐狭邪空间的话语权，必须与“四大金刚”们合作才能办到。

　　而与名妓合作，与都市日常娱乐生活合作，则成为李伯元以及其后来人从自我心理层面最终突破了士大夫生活的价值体系和权力结构的一个重要途径。李伯元、孙家振等等在传统中国士大夫世界并不算成功的文人，也正是通过这种心理上的转变，从而开始适应全新的都市文化，由此也试图在其中给自己寻找一个全新的话语权位置。

　　参与报业基本上是晚清绝大多数狭邪作者们进入到上海文化圈的一个门径。而报纸可以说是上海又一知名的文化景观，同样坐拥着巨大的资本力量。只是对这一景观的竞争也同样激烈。李伯元刚到上海便参与了《指南报》的创办。这是一份大报，主要内容基本是自己撰写与转载其他中外报纸的新闻时要相结合。其创刊号上声明其宗旨有六：“采万国之精彩”，“扩朝廷之闻见”，“扩官场之耳目”，“开商民之利路”，“寄环海之文墨，以文会友”，“寓斯民之风化”⑩，透露出李伯元野心之一斑。然而，在当时《申报》和《新闻报》已经相继扬名许久，各自划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这两份报纸都是外国人创办，在报纸的经营方面可以说得心应手。如果说《申报》大体上是偏政论新闻，那么《新闻报》就是偏商业信息，各有专长。《指南报》创办之初也邀请了《新闻报》的前主笔袁翔甫参与，以期一炮打响。但是过于大而无当的目标市场使得《指南报》很难在同样领域超过前两个报业巨擘。显然并非一个响亮的口号就能让一个底层士大夫在上海获得名气，站稳脚跟。于是在一年以后，李伯元又创办了一份小报《游戏报》。这本身就可以看成李伯元面对新的文化环境的一种应对。

　　《游戏报》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份小报，以嫖界新闻轶事为主要内容，首先决定它占据了别的媒体比较忽视的都市娱乐场所——妓院。晚清上海妓院经济极其繁盛，有着与其相关的一整条娱乐经济链条。茶馆、烟馆、戏院、书场、跑马场等等当时几乎所有的娱乐场所都少不了妓女的身影。所以围绕着妓院这一主题，《游戏报》获得了许多相关的都市生活指南功能。譬如在1897年8月14日第52期登载的《英界烟间表》为代表对上海玩乐场所的详细介绍，这一点正好充分利用了报纸信息的服务性，而这些信息是当时对上海市民日常娱乐生活十分重要却又相对空白的部分。另外，上海作为中外新旧夹杂的都市，其实有许多为传统中国文化无法接纳的新兴文化，大报往往抓住了外来的更高层次的文化变迁，而忽略的日常都市生活中这一变化的影响。而《游戏报》则是用十分认真的态度在为这一变化做着诠释。例如66期的《学骗》、68期《记西夷论乐》、74期《观美国影戏》、80期《论送节礼》、94期《论吃饭难》、100期《滑头说》、115期《叉麻雀说》、125期《坐自行车密法》等等，一方面这些文章展示了上海中西合璧的繁华新颖的生活，另一方面它又提醒和教导读者如何在这种新颖的日常中从容的生活。这时的李伯元其实已经开始从他所预期的劝诫世人的话语诉求转向了服务市民的话语。

　　《游戏报》准确地瞄准了都市日常娱乐生活服务这一被无视的社会资本。而真正要占有这一空间内的话语权，帮助《游戏报》最终走红，却还是依靠了与上海娱乐业一大地标上海名妓的合作——花榜选举才能一蹴而就。

　　前面已经提及这次花榜评选虽然取得巨大轰动，但是也备受非议。对此李伯元先后回应了三篇文章：43期的《论花榜金小宝词史不取状元之故》、61期的《阅本报名妓牢骚一则再申论之》以及91期的《游戏主人告白》。这三篇都放在头版，风格却很有不同，很可以管窥《游戏报》借由花榜走红的过程。

　　《论花榜金小宝词史不取状元之故》一篇语言敦厚，提笔即写听闻有为金小宝陆兰芬一辈抱屈者，复述对方言语用了近一半文章，阐述自己理由时也十分小心翼翼，再三说明评选来函中毁金小宝者十分多，以增强自己的信服力。更夸张的是，李伯元最后说他是因为担心金小宝过于高调惹人轻辱而无法立足才特意将其抑止在榜眼的位置。这篇文章的语气和态度分明表现了李伯元和《游戏报》的一种不自信，这种不自信来自于自身立足未稳。

　　但是到了61期《阅本报名妓牢骚一则再申论之》一文中却语气大变，直陈自己是经过调查并非单纯依靠来函评选，认为张四宝(花榜状元)和金小宝的位置无可置疑，无疑是与之前文章给出的解释相矛盾的。这一篇文章将之前文章中隐隐约约对金小宝过于高调惹人非议的批评明显化了，开始明确地表达自身的看法。这无疑是作为《游戏报》主人的自信心得到提升的缘故。其实一开始李伯元没有按照来函数量将金小宝放在状元的位置，就已经说明他其实抱有自己坚定的价值判断，而且从他后来的评价来看这一判断很大程度上仍然植根于士大夫的审美标准。但是一开始李伯元并没有这样的底气理直气壮地说出自己的价值偏向。然而花榜选举以后，《游戏报》销量一路飙升，李伯元的底气也越来越足。继61期大胆坚持自己的主张之后，63期李伯元就登出了《论〈游戏报〉之本意》这篇文章，而这篇文章本身基本上又重申了其办《指南报》的本意，试图在这个小报上灌输自己的大义，这也是他自觉已经有了相当的影响力的表现。

　　在91期的《游戏主人告白》里，重申了花榜的排名，却又鼓励读者来函表达自己的意见，为那些榜外或者未能到达理想位置的妓女争取一席之地。同第一篇文章相比，这篇文章的态度显然大不一样，与第二篇也有所不同。第一篇回应文章，虽然小心翼翼，却对反对意见持一种保守的排斥态度，之所以排斥是因为自身信服力不够。而第二篇文章十分强硬，强硬既是一种自身权力的体现又是一种排他的表现。到了第三篇，我们忽然发现李伯元开始欢迎读者的反对意见，他希望越多越好。这种态度一方面是其地位已经十分稳固，另一方面无疑是其发现了争议带来的好处，争议才能带来关注和利益。有趣的是这一篇文章旁边正好登载着《游戏报》“告白增价”的启示(广告版面涨价)，显示了两者之间微妙的利益关系。如果说前两篇回应以及《论〈游戏报〉之本意》中表达的意思，还证明李伯元并未完全意识到都市媒体运作的精髓，那么最后这一篇回应却证明李伯元虽然仍然坚持自己士大夫的审美和价值观，却已经和都市娱乐文化握手言和。因为他发现在花榜评选的争议之中，一个新的讨论空间被建立起来了。透过对名妓的讨论、报道和争议，各种对都市时尚繁华的文化权威消息也不断被发布在这里。自己已经悄然成为这一文化产品领域中权力的代理人。

　　这一场旷日持久的对上海都市狭邪文化空间话语权的吞噬，得益于李伯元上海都市娱乐经济文化链条的微妙操作，最终使得李伯元一时之间获得了“花界提调”的称呼，象征着他在这一领域的确获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有趣的是“花界提调”这个名称恰恰是《花月痕》中韩荷生无意中扮演的角色，即对名妓的排名抱有绝对的权力。只是李伯元并没有也无法获得完全掌控“四大金刚”的权力，他只是微妙地充当了上海名妓这一娱乐景观和她们的观众之间的桥梁，通过报纸这一新兴媒体悄无声息地在狭邪景观上搭建一面巨大棱镜。如同他的后来者们一样，他给自己定义成为都市娱乐生活的指南者。《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海上繁花梦》《九尾龟》等等这些被胡适鲁迅称为嫖界指南的不甚高明的作品，在形式上恰恰是通过“指南”这一性质来获得市场和地位的。“指南”针对的是都市全新的生活文化和景观，而被“指南”的是不断源源而来都市后来者。对这一权力缝隙的运作，使得他们重新获得了都市文化场域的话语权。

　　其实此时，李伯元们已经通过对都市日常娱乐空间的“再发现”，参与到了公共空间中来了。狭邪文学对都市娱乐空间和日常生活的展现的意义其实远远超越了“嫖界指南”这一道德批评。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在新感觉派、周天籁、张爱玲等等一众上海作家那里都能或多或少寻其脉络，对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也提供另一个视角。但值得一提的是，李伯元们毕竟是刚刚从举业脱身的士大夫。若以职业文人来看，这时李伯元已经取得了成功。如同他的同期的那些狭邪小说作者一样，他以文养家生活无虞。但是他们在那一时期并不想当没有灵魂的卖文者。相反通过最初的立足之后，李伯元迅速的重新调整了计划。几年后他放弃了《游戏报》，在庚子事变后一年办了《世界繁华报》，虽然仍然是小报。但是新闻范围逐渐从娱乐空间中解脱出来，慢慢靠近最初的《指南报》的定位，以时事为核心对中国当时的政治生活重新投以关注。在这份报纸上他刊登了吴趼人的《糊涂世界》和他自己创作的《庚子国变弹词》，后又开始创作小说《官场现形记》。他似乎以一种曲折的方式重新实现了士大夫的人生价值，然而由于脱离了原有的士大夫的人生规划，从期待“知遇”的政治理想中无意识解脱出来，他所能参与的公共空间的深度、广度以及自身的独立程度远远超过了朝堂政治所能达到的层面。这个意义上，他似乎可以算作正在转型中的近代知识分子了。也许是体会到这种新型的“东山再起”背后的人生新的价值，当他创办《世界繁华报》的当年，清政府举办经济特科的人才选拔，李伯元被人保荐，却最终没有参加，主动的告别了他曾经汲汲以求的士大夫的人生。

　　注：

　　①⑦ 王学钧《李伯元年谱》，薛正兴主编《李伯元全集》第5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0、38页。

　　②⑥ 孙国群《旧上海娼妓秘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1、72页。

　　③④⑤⑧⑨ 魏秀仁《花月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1、5、9、44、43页。

　　⑩ 李伯元《谨献报忱》，《指南报》1896年6月6日第1版。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责任编辑：魏文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