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　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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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变异学视角考察日本江户文学与“三言”的深层联系
——以《梦应鲤鱼》《蛇性之淫》为例

　　·欧婧·

　　摘要运用比较文学变异学中的“文化过滤”与“他国化”研究思想，把握日本江户时期作家上田秋成所创作的短篇小说集《雨月物语》中的《梦应鲤鱼》《蛇性之淫》与中国明朝冯梦龙纂辑的短篇小说集“三言”的异同，结合接受国的文化背景与上田秋成文学创作观念中的佛教观念与反复古主义思想，探讨明朝文学在传播到日本所受到的选择、移植等变异作用，以及“三言”内部作品精神与日本文化现状相结合，演变出的富有接受国文学特征的崭新意义，这一深层次变异下的“他国化”现象是古代中国文化在东亚文化圈得以广泛传播的良好例证，通过文学过滤等变异作用而建构起了不同民族之间良好的文化交流，在国家间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依然具有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梦应鲤鱼》《蛇性之淫》“三言”过滤文学他国化

　　日本江户时期后期作家上田秋成(1734-1809)所创作的短篇小说集《雨月物语》是町人通俗文学作品中的代表作，凭借其“高度的浪漫性与幻想性、浓厚的人情味和封建社会人间像的真实性”①的独特价值，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雨月物语》中的部分作品在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上很大程度是根据中国明代短篇文言小说集《剪灯新话》与白话小说集“三言”改编而成的。日本学者大庭修于1967年出版的《江户时代唐船载来书的研究》一书中，以资料收集的形式记录了江户时期，随着长崎的商船贸易而传入日本的中国文学书目，显示《醒世恒言》《警世通言》二书分别于1727年、1724年传入日本，由此影响到了江户时代读本小说的发展②。上田秋成在其老师都贺庭钟的《英草纸》《繁野话》，对“三言”中《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篇章，在进行照搬情节与改写结合的基础上，扩大了自身创作的改编范围，加大了改写力度，使得“三言”故事的原型脱胎为更加具有日本民族语言、文化色彩的作品。这种文化传播影响下形成的文学文本相似性，能够通过联类比照而获得较为直观的呈现，从中我们审视到中国明朝通俗文学在日本江户时期社会中的广泛传播与普遍接受，并通过江户时期文人对明代通俗文学的文化内涵予以认可与借鉴的历史事实，可以看出中日两国自古以来频繁、密切的文化交流，以及日本古典文学精神内核中与中国古典文学密不可分的一部分。更应关注的是上田秋成是如何在自身的具体创作中，于接受明朝通俗文学文本的影响的基础上，结合本国文化背景与个人文学观念的特点而对原文本中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进行接受之后的选择与过滤。文化过滤作为比较文学变异学的重要思想组成，是不同民族文化交流下接受国对于文学文本的处理方式，是“文学交流中接受者的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对交流信息的选择、改造、移植、渗透的作用”③，意识到这一文化跨国流传的必然变异规律，从而挖掘出《雨月物语》的文本与江户时期日本文化价值的联系，又能深刻体现作者独到的文学创作观念。

　　一、《薛录事鱼服证仙》与《梦应鲤鱼》

　　(一)文本差异

　　《薛录事鱼服证仙》作为冯梦龙纂辑《醒世恒言》中的一篇白话小说，讲述的是唐朝官员薛伟在病痛中以生魂的形式化作一尾鲤鱼，最终被道士点化，证得前世因缘而得道升仙的故事；而上田秋成所创作的《雨月物语》短篇小说集中的《梦应鲤鱼》，讲述的则是日本古时擅长绘画鲤鱼的画僧兴义在病痛中生魂化作鲤鱼，最终所画之鱼都化作真鱼的故事。两个故事在“人化鱼”这一主题上，都呈现出极大的相似性，例如“重病中化鱼→被渔夫所钓→险被他人所食→回魂获救”的线索基本可以说是如出一辙，然而却在人物构成与形象、内容主旨的层面呈现出了各自的差异性。

　　就人物构成而言，《薛录事鱼服证仙》的主要人物是前生为仙，今生贬谪为人的薛伟及其妻，以及施救薛伟并点化二人的道士，而《梦应鲤鱼》则将重心放置在兴义这一特定人物的离奇经历与自我叙述上，两者呈现出人物整体建构的相对丰富与单一的差异。在人物形象层面，薛伟是唐朝时期进士出身的普通官员，而兴义则是日本醍醐天皇时期享有画名的寺院僧人，在物质与精神生活环境中分属于“尘世”与“世外”，并与其文本中的社会、人际等叙述元素相结合，体现出古代地方官员市民生活交际的“世俗化”特点与寺院画僧生活交际的“宗教化”特点。

　　就内容主旨而言，《薛录事鱼服证仙》着重体现了“证仙”这一道家前世今生因缘际会的要素，故事通过描述薛伟经历了“人化鱼”之后，得道士与太上老君所化的牧童点化而悟得自己与妻子的前世乃是西王母座下的神仙，因动凡心而被贬谪为人，最终重新得道升仙这一主线，得出故事结尾“茫茫宇宙事端新，人既为鱼鱼复人。识破幻形不碍性，体形修性即仙真”的道家宗教观④。《梦应鲤鱼》则着重从兴义的寺院僧人身份出发，通过他本人“不杀生”的佛家观念以及“人化鱼”的离奇经历，使得“其画中的鲤鱼都化为真鱼”体现了兴义绘画层面的臻于至境，而这一境界的提升却在文本中未加“点化”等宗教启示因素，而是通过单纯的兴义化鱼的经历得以体现，从而流露出日本佛教禅宗一脉“顿悟”得道、“本性是佛”的精神内核。前者着重展现的是道家神仙观、人生观在市民阶层“世俗化”生活中的启示作用，而后者则着重体现相对单一的佛教宗教性环境中，“顿悟”与“本性是佛”的禅宗观念对绘画领域的境界提升。

　　(二)上田秋成的佛教观

　　考察上述二者文本层面发生变异的原因，可从江户时期宗教的时代特点入手，结合个体文化心理作用于整体环境的主体性，分析上田秋成的独特宗教观念中对于日本佛教教义的选择性继承，从而明确《梦应鲤鱼》所体现的对“三言”故事文学内涵的有意识的选择与吸收。

　　约公元7世纪佛教经朝鲜传入日本后，经过了长期的流传与演变，尤其在12至13世纪禅宗传入日本后，所创立的临济、曹洞二宗的广泛信仰基础影响下，由于其坚固的民间信仰传统的承继，作为日本社会长久以来较主流化的宗教信仰，在广泛的思想层面深入地影响着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然而在德川幕府统治初期，统治阶层出于用“朱子学”的中国儒家等级秩序观念，控制民众的政治要求，有意识地开始提升儒教理念从而打击佛教自奈良时代便占主导的宗教地位；上田秋成生活创作的江户时代中后期，诸多国学大家如贺茂真渊、本居宣长等也出于弘扬日本本国固有文化精神的目的，认为佛教在日本传播时“多谈今生来世的因果报应，往往会引起人们对来生荣华富贵的无限贪欲”⑤，而引起民众们“佛心”的扭曲，从而有意识地在文学精神的层面压制佛教教义的影响。而上田秋成具有独树一帜的文学理念，其宗教观呈现出了对当时普遍文人群体观念的选择性继承与背离，这一特点可以通过《梦应鲤鱼》对《薛录事鱼服证仙》的文本过滤而得以体现。

　　首先，作者将传播文本中极具道教色彩的情节，演化为接受文本中佛教意味明显的情节。不难理解上田秋成是基于日本社会传统佛教信仰基础的因素，将中国传统文化色彩浓厚的文本转化为更加贴合日本的本土信仰现状。道教神仙体系中的仙凡夙缘、前世因果在《薛录事鱼服证仙》的文本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人化鱼的主要原因，而这一情节在《梦应鲤鱼》中转化为画僧兴义平生爱鱼、拒绝杀生的善报得偿，体现了佛教宣讲的“万物轮回”、“善有善报”的思想。从中可以看出上田秋成在江户时期佛教教义传播受到影响的时代背景下，其文学风格中仍有意识地继承了佛教精神自古以来在日本文学创作中所起到的重要指向作用，又在注意到文人群体抨击佛教空谈来生、招致妄念的缺陷的同时，通过兴义化鱼的经历，展现了佛教人生轮回思想中对于今生善行善报的宣扬，从而从片面、孤立地抨击佛教对民众的不良影响中脱离出来，指向了更富有积极意义的宗教信仰与人生引导。

　　在肯定整体佛教价值的基础上，还应注意到以临济、曹洞二宗为主的日本禅宗在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江户时代享有广泛的群众信仰基础，其在佛教教义上有所独立发展的禅宗思想，很大程度上也融进了日本文人的思想层面。上田秋成将原文本情节中的宗教色彩由道家转向佛家，也体现出与当时禅宗的几大主要观点有不谋而合之处。禅宗讲求“本性是佛”，有着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等重要观点，例如“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而兴义因坚持放生积德而不乏慧根，又因缘善报生魂出窍，得以化为鲤鱼，最终在其晚年画中鲤鱼全部化为活鱼，这一佛性色彩浓厚的情节设置可见佛缘并不是通过外力所强求的，只要心诚性灵，则可于自身的善德本性中求成。同时禅宗讲求“顿悟成佛”，不需要累世修行与繁琐仪式，应只凭借自己的灵知于刹那间有所顿悟，并且通过兴义在经历了“化鱼”的精神修为之后，将画作丢入水中，全部变化为活生生的鲤鱼的这一情节，表达了日本禅宗抛弃外物，追求内心世界的自省与升华，凸显自我精神的澄明高远这一从“有”近“无”的精神境界。可见，上田秋成就兴义化鱼的文学形象创作，对“三言”传播影响中薛伟化鱼所宣扬的道家神仙观念，进行了具有本国与个人特色的文化过滤。

　　二、《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与《蛇性之淫》

　　(一)文本差异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出自《警世通言》，讲述的是南宋时期杭州市民许宣与白蛇精所化人形的白娘子结为夫妻，而最终白娘子被法海禅师运用法力镇压于雷峰塔之下的故事；而出自《雨月物语》的《蛇性之淫》讲述的则是日本渔家之子丰雄与蛇精真女儿结为夫妇，最终真女儿被法海和尚利用法力镇压的故事。两个文本的人物设定与情节线索同样有着很大程度上的相似性，可以较为明显地考察出前者因跨国流传而在日本文学中所造成的影响，以及后者对前者人物、情节等表层文本特征的有力继承。还应注意到二者之间主要人物形象与文本内涵所呈现的明确差异。

　　就人物形象而言，《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的“白娘子”虽为蛇精的化身，却呈现出“美丽端庄、个性刚烈、敢想敢做”⑥的世俗妇女形象，她虽因个人的爱欲而突破了人妖之间的界限，却不曾真正夺取他人性命，甚至在她被法海用法力逼出原形的危急关头，还为与自己为伴的青鱼怪青青祈求饶恕。可以看出，在她贪求男欢女爱的本能之上，文本更注重表现的是一个内在更倾向于市民社会中普通市井女子的蛇妖形象。而《蛇性之淫》中的“真女儿”却是凶狠地执着于情爱的极具妖性的形象，她屡次胁迫对她怀有惧意的丰雄，并因妒恨而附生于丰雄的新婚妻子富子，还残害了前来收服自己的法师，真女儿这一形象上更多地承载了日本人民传统认知中对于“蛇妖”、“蛇怪”的恐惧心理，以及对其难以脱离动物性本能的“淫”的特征。

　　在作品精神层面，《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作为白话通俗小说集“三言”的组成部分，所着重展现的是以话本小说的形式，描述明朝时期繁荣、喧哗、具有人情意味的市民生活，白娘子作为化作人形，进入人类社会的妖怪，在其身上展现的却是与“三言”中其他女性形象极为相似的，敢于突破藩篱、大胆追求幸福的鲜活人性。故事还通过她与许宣的姻缘离合这一主要线索，展现出了一个经济繁荣、文化兴盛、人际往来频繁的具有市民生活气息的社会环境与文化氛围，而白娘子身上勇于追求与捍卫爱情的特点，正是来自于明朝市民阶层在这种世俗化的生活中，渴望个性解放与自主爱情的理想。而《蛇性之淫》的文本故事则呈现出了上田秋成所秉持的对于人性欲望不可遏制——这一“人性邪曲”的观点。文本着重体现的是为人的丰雄与为妖的真女儿之间缠绵悱恻、难舍难分的情感纠葛，从他们相遇开始，两人的情感主线始终呈现出与《白》的世俗化现实主义倾向所不同的，日本王朝文学式的浪漫主义倾向。这一倾向不仅体现在文本中二人和歌往来传情达意的典雅化描述，还体现在通过采用与经典王朝文学作品相类似的表现方法，来体现人性爱欲的可怖。当真女儿附生在富子身上，对丰雄表达怨恨与执着时：“你若再相信别人的谗言，第二次抛弃我，我就一定要报仇雪耻了，纪州的山很高很高，我可以让你的血从山顶流到谷底。”⑦这一情节与《源氏物语》中六条妃子附生于光源氏的妻子葵姬身上，向其诉说怨恨的情节，极为相似。追根究底，上田秋成采用这种浪漫主义倾向的创作方法，是想通过《蛇性之淫》的文本，着重展现出人性中类似于动物性的，对于男女爱欲的贪念与执着，至于为何出现这一文学变异的呈现，可以从上田秋成本人所具有的反复古主义的国学思想入手。

　　(二)上田秋成的反复古主义思想

　　从江户时期元禄年间(1688～1703)到幕府末期，日本文化界出现了由国学者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等人提倡的复兴“国学”的学说体系，这一复古国学反对用儒佛思想等“汉意”思想，来解释日本古典和和歌等文学，主张依据日本经典《古事记》《日本书纪》等来研究日本古时的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等，力图通过对一系列古典的神道化思想色彩的阐释，复兴与弘扬古代固有文学中的古朴元真精神，从而确立起日本自身民族的文化正当性，重塑大和民族的精神支柱，并开启日本学术自觉之路。

　　上田秋成曾拜贺茂真渊的学生加藤宇万伎为师学习国学，虽然本人深受国学复古主义的影响，但作为一名独树一帜的国学者，他却旗帜鲜明地反对当时社会上的这种主流意识，并与当时极具国学权威的本居宣长进行多次论战。他认为不能在全盘否定儒佛的本质思想的同时，全数接受唯日本古代典籍与古语、古调是尊的观点，并对本居宣长所主张的日本古代精神的唯一性、可明确性，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复古主义持反对意见。作为一名反复古主义者，上田秋成建立的一套独特的国学体系，却因与当时占权威地位的复古主义观点相违背，而难以获得当时社会的认可。但这并不能使我们否认上田秋成在反复古主义国学上的思想地位，以及他在代表作《雨月物语》的创作中或多或少体现出的相关投入。

　　在上田秋成看来，所谓的古代精神是无法全然为现世之人所捕捉、所理解的，而现世之人由于其固有的善恶情欲，无论对远古纯朴的世风怀有怎样的神往之情，都因自身局限而难以恢复到那种状态。因此随着社会与文明的发展，伴随着古朴元真的古风的逐渐消亡，人们自身固有的感情、欲望将暴露得日渐突出、强烈，“人性的邪正曲直”的对比也变得愈发明显⑧。在他的思想基础之上，充分肯定了人的本质情感的必然性，他相信“佛和圣人(儒教)是人经过修行而成的，因此，人的‘善恶邪正’在儒佛的世界里是妥当的”⑨，他毫不掩饰地坚称“我守护善，我作祟恶也”⑩。上田秋成认为当时现实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人性邪曲”的，这种“邪曲”的人性不断膨胀，使得人们根本无法恢复古时的纯朴之风。而《蛇性之淫》的文本精神便是对这一“人性邪曲”的良好诠释，其文本虽然通过和歌的书写、男女应答的呈现，体现了典雅婉曲的王朝文学风格，却在这一表层下展露了人性中男欢女爱的执着、狂热的欲望。正是由于这无法掩饰的人性中“邪曲”的一面，文学创作无法在符合古代文学表层书写方式的同时，同样符合古代精神的纯朴、清净。上田秋成通过真女儿、丰雄的形象想要传达的，正是这种导致人们无法复古的不可抑制的感情、欲望，正是因为人之有欲，才使得人们难以达到当时复古主义所提倡的远古天然的形态，因此他认为复古主义所倡导的重回日本古代精神的设想，事实上在当时的江户社会是无法实现的。

　　正是上田秋成独树一帜的反复古主义思想使得其在吸收《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文学文本的时候，摒弃了具有中国明朝市民阶层生活特点的价值取向，而着重突出了人性本能中执着于欲望、情感的种种贪念，通过这种对现实社会中“人性邪曲”阻碍古代精神在当时社会的复兴的表述，展示了上田秋成反对当时盛行的国学复古主义的思想。《蛇性之淫》作为其进行文化选择性过滤之后的改写文本，很好地辅助了作者本人国学层面的文化思想的具体表现与实践。

　　三、文学他国化的个案试探

　　在认识到由于上田秋成所处时代的文学风格与其个人文学思想构成的作用下，《蛇性之淫》《梦应鲤鱼》对明朝“三言”故事《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薛录事鱼服证仙》呈现出一系列从表层到深层的选择、过滤、接受等变异之后，还可以考虑到中国明朝市民文学的通俗化、个性解放、追求人情等文化特点在流传到上田秋成所处的日本江户时期后，通过与其本国文学风格与创作特点相结合，所产生的一种逐渐融入江户时期文学创作理念的深层次变异。

　　

　　上田秋成在《梦应鲤鱼》《蛇性之淫》中通过文学形象的变异，想表达的是个人文化取向，以及当时日本社会整体时代文化背景下的一个文学趋势的呈现，“三言”故事原有的文学建构方式与所传达的主旨已经在上田秋成的文学理念与创作中发生了变异，生发出了其接受群体是日本人，也从属于日本文学的崭新文化价值与文学内涵。

　　四、结语

　　通过中日不同民族文化之间交流产生的必然变异性，考察到上田秋成创作的《雨月物语》对原文本所起到的选择、过滤、吸收的作用，并与日本固有的文学审美意识相结合，呈现出具有接受国文化色彩的崭新意义，从而使得带有原文本特征的小说文本成为了本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考察这种东亚文化圈中文化交流对话所产生的文化过滤现象，以及引发的“他国化”的持续变异过程，可见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通过一系列变异的桥梁而建立起了良好的沟通交流，既使得自身文化能够在他国广为传播，落地开花，也使得接受国的文学发展生长出了全新、宝贵的枝桠，最终共同成为人类文学宝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注：

　　① 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史·近古卷》(下册)，昆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4页。

　　② 李树果《日本读本小说与明清小说——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透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0页。

　　③ 曹顺庆《比较文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99页。

　　④ [明]冯梦龙《醒世恒言》，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04页。

　　⑤ 徐磊《从〈雨月物语〉看秋成的儒佛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⑥ 刘鹤岩《“三言”在日本》，《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⑦ [日]上田秋成《雨月物语·春雨物语》，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版，第80页。

　　⑧ [日]上田秋成《上田秋成全集》，国书刊行会1969年版，第476页。

　　⑨⑩ [日]加藤周一《日本文学史序说》下卷，开明出版社1995年版，第150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责任编辑：王思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