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地区“唐僧取经图”与《西游记》_明清小说研究_佳作赏析_杂文评论

·霍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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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地区“唐僧取经图”与《西游记》

　　·霍志军·

　　摘要甘肃地区是玄奘取经的必经之地，也是全国留存“唐僧取经图”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唐僧取经图”给该地区普通民众提供了一个“阅读”《西游记》故事的场所，加强了《西游记》的传播效果，延长了传播的时效性，成为《西游记》经典形成的重要推手之一。关于《西游记》的研究，以往我们大多重视文字文献，然对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小说而言，这多少有些“徒劳”，恰恰是遗存的文物说出了文字文献失载后不能说出的有关历史真实的话。

　　关键词甘肃唐僧取经图《西游记》

　　甘肃省位于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结合部，自远古迄今，氐、羌、鲜卑、羯、党项、藏、回鹘、蒙古、回、汉、裕固、保安、东乡族等众多民族栖息于此。甘肃地区是中原文化到西域文化整个西北文化带的中间环节，它联系着两方又自成体系。一旦具备适宜的文化发展条件，各种艺术形式都有可能在此落地生根。经长期积淀，甘肃文学的地域性特征突出，多民族文学融合的特点鲜明，民间俗文学炽盛繁烈，文学图志学资料丰富。宋元以来甘肃封闭的文化生态，反而使诸多原生态的文学形式得到较好保护。甘肃地区是玄奘取经的必经之地，保存下来的“唐僧取经图”不仅数量之多在国内首屈一指，而且其中流露的情感较为真挚，作品的影响也似乎更为广泛。已有不少学者对甘肃境内的“唐僧取经图”从美术史、文物考古学的角度作了论述①，然尚未见在文学图志学视野下对之进行探讨的专文。因此，本文拟从文学图志学观点审视甘肃地区留存至今的“唐僧取经图”，以便厘清因缺乏文字文献的一些模糊认识。

　　一、甘肃境内“唐僧取经图”的分布

　　甘肃地区迄今留存的“唐僧取经图”主要包括纸本画品、石窟壁画、寺院壁画、雕塑等各种形式的图像。自西向东，甘肃地区“唐僧取经图”如珍珠般镶嵌在陇原大地，无声地诉说着《西游记》故事在该地的流传情况。笔者综合多方资料，搜得甘肃境内“唐僧取经图像”共有12处遗存。

　　(一)“携虎行脚僧图”共8幅(晚唐)

　　此类图像世界各地至少有20处，敦煌莫高窟现存图像8幅。一僧背负经囊，手持麈尾和锡杖疾行，旁有一虎相随，上方有一化佛，作长途行脚劳累状，神情虔诚而执着，为晚唐时期作品。

　　(二)甘肃瓜州东千佛洞第二窟“唐僧取经图”共2幅(西夏)

　　甘肃瓜州东千佛洞第二窟北壁西侧和南壁西侧的水月观音图中绘有“唐僧取经图”，东千佛洞第二窟门侧西夏供养人服饰特征及西夏文题名，表明该窟是西夏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建功德而造②，则此两幅“唐僧取经图”无疑属西夏时期作品。图中玄奘法师着褐色交领僧衣，左肩披红色袈裟，面对滚滚河水，双手合十，一猴背负行李，一马正背面站立状，应为玄奘西行取经图。

　　(三)甘肃安西榆林窟第二窟“唐僧取经图”1幅(西夏)

　　据笔者实地考察，该“唐僧取经图”中唐僧师徒立于水月观音图右下角岸上，唐僧在前，向前方望观音，双手合十高举，做礼拜状，身披淡褐色袈裟，内着淡绿色广袖长袍。身后行者跟随法师，长发垂至前额，头上带有头箍，右臂弯曲高举至头部上方，左手弯曲放于胸前，壁画斑驳剥落较为严重，部分细节今不可辨。

　　(四)甘肃安西榆林窟第三窟“唐僧取经图”共2幅(西夏)

　　据笔者实地考察，该两幅唐僧取经图中玄奘双手合十，虔诚默念。南侧画悟空，猴相、长发，右手握金环锡杖紧靠右肩，挑起一叠经盒；左手高举额前，两眼圆睁，探视前方，精神抖擞，表现了取经归来的喜悦。而且，从头后圆光和安排的位置看，它们已被画师列入观音菩萨侍从神灵的行列③。

　　(五)甘谷县华盖寺三眼窟“唐僧取经图”共2幅(元末明初)

　　甘谷县华盖寺三眼窟东南壁上绘“唐僧取经图”，西北壁上绘“唐僧取经归来图”，为元末明初至明代中期间所绘④。“唐僧取经图”壁画尾部墙体开裂，致使部分壁画剥落。画面上孙悟空头戴紧箍，侧身回望，右手持棒作猴状。唐僧眉清目秀、圆脸大耳。沙僧肩扛降魔杵转头望身后的猪八戒。白龙马跟在沙僧身后前行，马背上未画经书，可见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赴西天取经的途中。猪八戒肩上扛方头七齿钉耙走在取经队伍的最后。

　　西北壁上“唐僧取经归来图”绘猴脸孙行者在前引路，头上戴紧箍，右手持金箍棒，头部扭向后方。队伍中第二位是沙僧，头圆面方，秃顶髡发，肩挑着经书，左手持降魔杵。白龙马驮着一摞经书，可见是已从西天取经归来。唐僧位置在白龙马之后，面目清秀，双手合十，似乎正望向白马背上经书。猪八戒跟在最后，体形巨大，猪脸、长嘴上噘，长耳下耷，口露獠牙，侧身扭头回顾后方。

　　(六)张掖民乐县童子寺一号洞窟“唐僧取经壁画”共39幅(明末清初)

　　童子寺石窟位于民乐县城东10公里的翟寨子东山，窟凿于砾石构成的崖壁上。“童子寺一号洞窟坐东朝西，依山开凿。窟内四面开皇，四壁上用墨线勾出约60厘米见方的格子若干，绘明代小说《西游记》故事壁画于其中。壁画四周墙面为朱红色，外围白边衬底。东壁绘二十七幅，南、西、北壁各绘四幅，共三十九幅壁画。画中人物、动物、家具、殿宇、山石、树木各异，人物特征突出，表情、动作也很生动。”⑤据《民乐县志》记载，一号洞表层为明末清初作品⑥，此批唐僧取经壁画当为明末清初《西游记》成书之后所绘。

　　(七)武威市天祝县东大寺大经堂“唐僧取经壁画”共200幅(道光二十年)

　　东大寺位于甘肃省武威市天祝县赛什斯乡，是当地著名的寺庙建筑，该寺建筑既有汉族特色，又具有藏族建筑风格，充分体现了汉藏民族融合的特征。寺庙中现存200幅大型《西游记》全本壁画，绘满小说《西游记》一百回故事。壁画人物形象、场景设置与《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刻本接近。经堂梁上有汉语题记：“大清道光二十年岁次庚子五月壬午二十七日庚寅时竖癸巳时上梁吉”，当为清道光二十年(1840)所绘制。

　　(八)平凉市庄浪县红崖寺第五窟“唐僧取经壁画”共6幅(清代)

　　平凉市庄浪县红崖寺石窟开凿于明，清代又重修之。“唐僧取经图”位于红崖寺第五窟，“从画面人物、景物造型初步推测作品应属清代重修时所绘，时间约为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⑦。

　　(九)兰州市永登县红城感恩寺“唐僧取经彩塑”共1500余尊(明清至今)

　　感恩寺又名大佛寺，位于兰州市永登县东南约34公里的红城镇永安村。“感恩寺大雄宝殿内的《西游记》彩塑分布在大殿西、北、东三壁影塑上方，总长约35米，塑1500余个人物，每个人物约高十余厘米。这些人物、景物依情节按顺时针次序分为43组，每组对应小说中的一段故事，其中西侧15组，北侧12组，东侧16组。”⑧感恩寺唐僧取经彩塑基本遵循百回本《西游记》内容而塑，“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处以人物彩塑形式对百回本小说《西游记》的故事内容进行再现的艺术作品”⑨。感恩寺建于弘治五年至弘治八年(1492一1495)期间，明清时期该寺已有“唐僧取经彩塑”，然不成规模且损坏严重，今天看到的彩塑《西游记》人物为上世纪80年代所塑。

　　(一○)敦煌市西云观“唐僧取经壁画”近百米系列彩画(清代)

　　西云观在敦煌市城西三里，清雍正八年建。西云观“唐僧取经壁画属于大型《西游记》题材壁画。壁画外框勾有墨线，外围绘有缠枝纹样，其风格也似张掖大佛寺取经壁画，底部缠枝纹外侧还绘有回形弯折的纹样。从内容而言，绘唐僧西天取经故事，人物众多，形象各异，与小说内容应相对应，绘画形式采用连环画形式”⑩。

　　(一一)敦煌莫高窟上寺大殿“唐僧取经壁画”共8幅(清代)

　　

　　(一二)张掖市大佛寺卧佛殿“唐僧取经壁画”多幅(绘制年代不确)

　　张掖市大佛寺卧佛殿释迦牟尼涅槃巨型塑像背后一面墙壁上保存着多幅“唐僧取经壁画”，该“唐僧取经壁画”长约4.4米、宽约2.95米、面积约为13平方米。画面主要内容有“孙行者大闹天宫”“活人参果树”“火云洞之战”“唐僧逐悟空”“路阻火焰山”等情节。其描绘内容与《西游记》小说叙述相吻合，有的壁画内容则略有差异，孙悟空、猪八戒、沙僧所持器械则与《西游记》多所不同，这些大型“唐僧取经壁画”绘制时间尚存在争论。

　　二、唐僧取经图：《西游记》成书的重要推手

　　

　　从《大唐西域记》这一历史典籍到《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再到《西游记》的成书，众多民众的幻设想象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人类学者柳田国男曾精辟地说道：

　　

　　三、唐僧取经图：强化了《西游记》的传播效果

　　

　　甘肃地区寺院中较多的“唐僧取经壁画”给该地区普通民众提供了一个“阅读”《西游记》故事的场所。甘肃本地普通民众及来自外地的商旅、士卒、使臣等等，大多要在这里朝山拜佛、游历寺庙、观看壁画。于斯过程中，唐僧取经故事也会随之传播到乡里乡间、千家万户。对于绝大多数不识字、仅能看图识画的普通民众而言，图像传播具有直观明了的特点，其便捷的传播效果更是书面文字无法替代的。中国古代社会里，广大的民众的知识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不可能有人人都能读懂《西游记》小说的文化水平，但画在墙壁上的壁画所反映的唐僧师徒取经内容，大家一看就能明白。而且，由于民间画师们往往会采取自己熟悉的、适合大众口味的表现手段，结合普通民众的实际需要和审美心理，把唐僧师徒历经艰险的取经历程以神异化、传奇化、娱乐化的直观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因而特别适合普通民众的接受心理。另外，这些取经壁画一般都绘制在那些规模较大、内容较为丰富的寺庙洞窟中，这些寺庙本身便是当地乡土社会的“文化中心”和普通百姓心目中的“圣地”，一般都有经师或学问僧人做些宣讲，如此一来，使取经故事更加深入人心，更为普通民众所接受、传播。在如此往复不断地传播、接受中，“唐僧取经图”无疑强化了《西游记》的传播效果。可以想见，《西游记》故事吸引世人的永久魅力与取经壁画的传播功能是密不可分的，甘肃地区众多的“唐僧取经图”为《西游记》经典走进广袤的乡土社会开具了最便捷的通行证。

　　

　　注：

　　① 关于这一问题，参见吴炯炯《“唐僧取经图”与〈西游记〉图像在甘肃地区的流布》(《图书与情报》2009年第5期)；杨国学《河西走廊三处取经图像与〈西游记〉演变之关系》(《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于硕《唐僧取经图像——以寺窟图像为中心》(首都师范大学2011年博士论文)等。

　　② 张宝玺《莫高窟周围中小石窟调查与研究》，见段文杰等编《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考古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94页。

　　③ 段文杰《榆林窟的壁画艺术》，见《安西榆林窟》，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第174页。

　　⑥ 民乐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民乐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7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