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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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小说中的书法史例
——以《水浒传》和《儒林外史》为例

　　·刘超·

　　摘要明清小说家在进行文学创作过程中，莫不以小说故事的历史原型为创作依托，小说家也会把自身所处时代下的价值判断自觉或不自觉的加入其中。笔者试以《水浒传》《儒林外史》为例，探析《水浒传》作者即元、明人们心目中的“宋四家”；试图从《儒林外史》来看明末清初时期的书法社会生态与书法中平民意识的觉醒。

　　关键词明清小说民间书法生态平民意识

　　明清小说故事中存有丰富的历史史料。在书法史论研究领域，是否可以从民间文学资料中发掘真实历史中的书法是我们值得思考和研究的方向。正如王明珂先生所说：“真实的历史，不应是‘典范历史’的声音，也不只是某一种‘边缘历史’的声音；真实的历史是荷塘里所有青蛙的和鸣。”①本文以明清小说故事中的书法事例为依托，大胆设想并推理，借此来探析、印证、还原历史中的书法，其中还存有颇多不妥之处，权作抛砖引玉，以求方家斧正。

　　一、从《水浒传》谈起蔡京书法兼论元、明时期人们心目中的“宋四家”

　　《水浒传》是一部长篇章回小说，故事描写了发生在北宋末年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歌颂了起义英雄的反抗精神和正义行动，塑造了一大批梁山好汉的光辉形象，与小说《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合称为四大名著。关于《水浒传》，学界普遍认定为施耐庵依据前人留下来的传说、话本、戏曲为基础，经过自己的再创作而写成；随后，罗贯中(《三国演义》的作者)又对这部书进行加工，即“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世人普遍称《水浒传》的作者为施耐庵。罗贯中与施耐庵大约是同时代人，他们大致生活在元末明初，也就是说小说《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②。

　　吴学究道：“吴用已思量心里了。如今天下盛行四家字体，是苏东坡、黄鲁直、米元章、蔡太师四家字体。苏、黄、米、蔡，宋朝四绝……吴用知他(萧让)得蔡京笔迹……”③

　　在这里小说以吴用的口吻首次提到蔡京书法在当时为世人所熟悉并被推崇。在第四十回，无为军黄通判(黄文炳)因信封里的“翰林蔡京”图章识破，书信非蔡太师亲笔，为他人伪造。

　　黄文炳道：“相公，休怪小生多言，这封书被人瞒过了相公。方今天下盛行苏、黄、米、蔡四家字体，谁不习学得。况兼这个图书，是令尊府恩相做翰林大学士时使出来，法帖文字上，多有人曾见。如今升转太师丞相，如何肯把翰林图书使出来？更兼亦是父寄书于子，须不当用讳字图书。”④

　　黄文炳再次提到“今天下盛行苏、黄、米、蔡四家字体”，同时还说到“翰林蔡京”图章多见于“法帖”，可见蔡京的书迹是时人书法学习取法的对象，并有墨迹流传于民间而形成法帖，能够说明在小说中蔡京的书法在当时即北宋末为世人所崇尚。然而，这毕竟是小说家之言，还不足以确定蔡京书法水平之高以及蔡京书法在北宋时真正享有这么高的声誉。现实中的蔡京书法是什么样子的呢？是不是如小说中所说的那样在北宋盛行？蔡京的书法在当时真的和苏、黄、米并称天下吗？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去揭开历史上真实的蔡京。

　　蔡京(1047—1126)，字元长，兴化军仙游(今属福建)人，宁熙三年(1070)进士。为官屡历沉浮，崇宁元年(1102)拜相，旋为太师。蔡京善于逢迎，先后四次任相，长达17年之久。蔡京勾结宦官，把持朝政，大肆挥霍，腐败昏庸，祸国殃民，被斥为北宋“六贼之首”。靖康元年(1126)，宋钦宗即位后，蔡京被贬岭南，沿途死于潭州(今湖南长沙)。然而，这位臭名昭著的奸相，有着极高的艺术天赋，尤其在书法方面造诣颇高。蔡京的书法渊源，初学蔡襄，继而学徐季海，不满足于此，又上溯二王，遂成自家面貌。蔡京书法因其人品因素，古今书论可谓贬多赞少，前人书评缺乏客观性。如果我们想认清历史上真实的蔡京书法，必须以其书法作品本身的优劣来下结论。

　　蔡京留下的书法作品并不是太多，正是由于其名之恶，自南宋以降人们因人废书故。今日，蔡京书法尺牍墨迹唯《节夫帖》为世人所知晓，其它尺牍法帖流传甚少，墨迹仅以题跋、题签的形式附骥于他人作品而得以流传保存下来。如《徽宗十八学士图题跋》《听琴图题跋》《唐玄宗鹡鸰颂跋》《千里江山图跋》，还有散见于《大观帖》里的题签。观其《节夫帖》笔法与字势运用娴熟，字形大小疏密，章法跌宕有生气，此贴风格与米芾较为接近；《徽宗十八学士图题跋》《唐玄宗鹡鸰颂跋》用笔矫健，意气洒脱，深得二王之旨，既显功力又见蔡氏之才情；《大观帖》里的小字题签，用笔精到娴熟，气息典雅丽正。笔者近日看到，日本二玄社出版石川九裼《書の宇宙——文人の書·北宋三大家》印有蔡京一幅书法作品《送郝玄明使秦诗》，用笔自然爽利，墨色浓淡相间，实属蔡京书法中的上乘佳作。同时，蔡京的书法水平得到了当朝皇帝徽宗的赏识，《宣和书谱》的修撰蔡京是主要负责人，从《宣和书谱》卷十二《蔡京传》中对蔡京的赞誉语以及《宣和书谱》不入元祐诸臣“苏黄”，可以看出徽宗皇帝对蔡京书法鉴赏能力的肯定。如果说蔡京只是凭借其位高权重攀附于徽宗而主持《宣和书谱》编撰的话，那么《大观帖》里散见的小字题签就足够证明蔡京之书法实力。蔡京书法，学习古人，集众家之长，成自家面貌，书法造诣在北宋应当有一定的地位。

　　南宋时期，人们因蔡京祸国殃民，斥之为“六贼之首”，随着“书品人品”观已深入文人士大夫心中，这一时期书论对于蔡京书法的记载莫不以厉声讨伐或缄口不言。上文小说中提到“今天下盛行苏、黄、米、蔡四家字体”，“宋四家”之蔡京之说虽为小说家言，却能反映出元末明初(甚至可以说是元代中叶)民间人们心目中的“宋四家”。关于“宋四家”中“蔡”的蔡襄、蔡京问题，历来争议不断，莫衷一是，因此学界已有不少论著⑤。笔者在此并不做“苏黄米蔡”或者“蔡苏黄米”排序问题以及“宋四家”概念的提出与演变问题的探究与考证；而是立足于《水浒传》的小说家之言，发掘小说创作时代环境下作者及其同时代大众心中的那个“宋四家”。

　　众所周知，小说《水浒传》成书是在元杂剧、民间话本基础上整理加工而成。小说中，生动幽默、逼真形象的故事情节多赖于民间大众间的口口传说，是人民大众广为认可的约定俗成的看法。有学者考证，把小说《水浒传》成书时间推前至元代中叶，这样其成书时间更接近宋代，小说中故事在民间流传演绎的真实性更为可靠些。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史上，如“竹林七贤”、“唐宋八大家”、“马远夏圭”、“扬州八怪”等等类似的称谓，无一不是后代的广大民众对其前人的总结归类似的称谓。这种称谓，在总结归类时其中也隐含有一些规则在里面，或是遵循同一时代环境，或是在同一地域(两地域如南北、东西对峙关系)，或是他们之间存在着同一的文学艺术造诣高度和审美观念。蔡京与蔡襄相比在时间上与苏、黄、米更近，同时蔡襄书法多继承唐人法度，是宋中期“继绝世”的人物，而蔡京书法已属“尚意”的范畴与苏、黄、米的艺术审美观念相符。我们从这种思考问题的角度出发，去看元明时期人们心目中的“宋四家”，及其小说《水浒传》中“今天下盛行苏、黄、米、蔡四家字体”以蔡京书法与苏、黄、米并称为四家的合理性。

　　七、制定智慧专项规划，开展重大智能装备科技公关等。鼓励社会资本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推动智慧物流模式创新。出台财税引导政策，解决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出现的数字化治理问题和政策障碍。

　　明人《书画传习录》卷三载：

　　世称宋人书，则举苏、黄、米、蔡。蔡者，谓京也，后世恶其为人，乃斥去之，而进端明书焉。端明在苏、黄前，不应列元章后，其为京无疑矣。⑥

　　明人张丑《清河书画舫》持同一意见并进一步指出蔡京书法能够与苏、黄、米并称还在其书法风格。张丑云：

　　宋人书例称苏、黄、米、蔡，(蔡)者谓京也，世恶其为人，乃斥去之，而进君书焉。书在苏、黄前，不应列元章后，其为京无疑矣。京笔法姿媚，非君可比也。⑦

　　当然，在元、明也不乏持有不同观点之人，只是他们观察问题的角度切入点不同而已。笔者以上所论无意于判断谁是谁非问题，而是从小说中的书法事例试探讨小说创作时代环境下人们的书法观。

　　二、从《儒林外史》看明末清初时期书法生态与平民意识的觉醒

　　清人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描写了近二百个人物，小说内容描写明季，因其作者生活于清代前中期，笔下的人物十之八九在明末清初可以找到历史原型。鲁迅先生对《儒林外史》评价很高，不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单辟一篇，而且称“是后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

　　在《儒林外史》中的众多人物的描写里也不乏有擅长书法的“书法家”们。在小说第二十八回《季苇萧扬州入赘，萧金白下选书》，书法家辛东之因扬州盐商冯氏邀他留住半年，自认为冯家该送他二三千银子，而分文未见。辛东之抱怨并向人吹牛道：

　　冯家他这银子该给我的。他将来死的时候，这十几万银子一个钱也带不去，到阴司里是个穷鬼。阎王要盖森罗宝殿，这四个字的匾，少不的是请我写，最少也得送我一万银子，我那时就把几千与他用用，也不可知。何必如此计较﹗⑧

　　不久，书法家辛东之得知杜慎卿到了南京，就急急赶去巴结，送给杜慎卿一幅大字书法作品。从上面这两则事例，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信息：盐商主动请书法家；书法家辛东之因盐商没给银两而抱怨；书法家辛东之用书法作品主动巴结官老爷。可以看出，明末清初长江中下游地区，市场经济的发达，书法绘画伴随着盐商阶层的消费需求也日益走向商品化，盐商们附庸风雅，书法绘画艺术也开始被世俗审美所左右，书法作品作为攀附达官显贵的一种有效工具，书法家本身置身于名与利之间。此处，可以影射出清代“扬州八怪”诸书画家们的卖书鬻画生活及其艺术社会环境状况。

　　类似的事例在《儒林外史》中还有记载。在小说第四十和四十一回中描写了一位才女沈琼枝，她被扬州盐商宋为富骗进宋府娶为妾，沈琼枝不从，把房间里值钱的金银首饰打包，扮作老妈子逃逸到南京去了。到南京沈琼枝以写扇作诗、刺绣为业，她自己还写了个招牌，其文曰：

　　毗陵女士沈琼枝，精工顾绣，写扇作诗。寓王府塘手帕巷内。赐顾者幸认“毗陵沈”招牌便是。⑨

　　就这样，一个女子私开门馆，当地有光棍恶少想来占便宜的，沈琼枝怒骂相对，面对官府、衙役也毫不怯弱。前来求扇，买书画斗方，托人带捎刺绣的，应接不暇。一名女子敢于向封建传统、恶势力、世俗眼光挑战而实现自我之价值，并以书画得以谋生，可以反映出小说中所描绘的书法已从文人士大夫书斋中走出来，为广大市民阶层所接受。这也正是明末清初那一时期书法社会生态的真实缩影，书画日益商品化，消费群体开始有市民化甚至是出现平民化倾向；书画家们开始走出书斋，创作主体也开始由士大夫转向一般性知识分子(包括女性知识分子)。如果说辛东之与沈琼枝的书法事例，能够体现出明末清初时期的书法社会生态，那么在《儒林外史》中另一则“奇人奇书”的事例，能够窥探出明末清初书法中平民意识的觉醒。

　　小说第五十五回《添四客述往思来，弹一曲高山流水》，记叙了四个“奇人”，其中第一个说的就是“会写字的”，这人叫季遐年，自小贫困无家业，寄身于寺院。对于季遐年的书法，文中写道：

　　他的字写得最好，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下去……就是写个十四字的对联，也要用墨半碗。用的笔，都是那人家用坏了不要的，他才用。⑩

　　“不肯学古人的法帖”，指的是不肯学习世俗人眼中认为的法帖，而并不是不学习古人书法。这里的笔用破的，饱蘸浓墨，由着自己的性子书写，不正是能够从徐渭的书法墨迹和傅山的“四宁四勿”书法理论中得到印证﹗这种奇怪的书写方式，不正是在晚明尚“奇”美学思潮下所产生的吗？字因人奇，人奇字亦奇。季遐年本人之奇的表现文中描写道：

　　

　　季遐年性格奇怪，行为奇特，写的字又奇，就是这样衣衫褴褛、贫穷潦倒的下层人，有着自己的独特鲜明的个性，这种个性可以从一批清初遗民书家身上找到共鸣。当别人嫌弃他鞋子上的滋泥，当富贵人家请他到主人府上作字，季遐年的回应是何等的不屑和嗤之以鼻，相反当他书法兴致来时，你不让他写，他却非得写给你不可。就这样的一个身份低微“奇”人，书法虽也“奇”却能够得到王公贵族和平民百姓的认可，无不说明在书法中平民意识已觉醒。

　　三、小结

　　《水浒传》《儒林外史》作者在进行文学创作时，莫不以小说故事的真实历史背景为依托，同时还有小说创作者本人所生活的时代环境的影射。郭志坤先生在《中国宣传史》(先秦卷)一书中说，“口头宣传，就是到近现代也是宣传的重要手段。在书写条件差的古代更是这样。当时知识和思想的传播方式，一面靠口耳相传，一面靠观察模仿。歌谣、谚语、传说、故事、神话等，常常用口头传述为宣传”，所以《水浒传》中有关蔡京书法事例的记载，正是元末明初(甚至是元代中叶)人们对宋代蔡京书法及其蔡京书法地位的评价，虽然说小说中的故事情节的描写具有一定的虚构成分，但我们以此为视角来探析元末明初(甚至是元代中叶)人们心目中的“宋四家”具有一定的探索意义。同样，吴敬梓《儒林外史》小说中的三则书法事例对我们了解明末清初书法社会生态以及书法中平民意识的觉醒具有较为直观呈现的参考价值。

　　注：

　　① 王珂明《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② 沈伯俊《水浒研究论文集》中有：陈中凡《试论〈水浒传〉的著者及其创作时代》一文认为《水浒传》当作于元代中叶，即十四世纪前半期，从体制和语言可以得证。可以说《水浒传》的成书时间又向前推了几十年，这对下文笔者探讨蔡京书法在元末人心中的地位，找到更有力的理论支撑。

　　③④ [明]施耐庵《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22、529页。

　　⑤ 专著有启功《论书绝句》(三联书店1990年版)、曹宝麟《中国书法史·辽宋金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等。论文如林祖泉等《“苏黄米蔡”应为“蔡苏黄米”》，《福建论坛》1989年第3期；陈职仪《为蔡襄冠“宋四家”书品正名》，《福建学刊》1992年第5期；赵保红《“宋四家”之“蔡”究为何人》，《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王兴国《宋四家之“蔡”乃为“襄”而非“京”的几点明证》，《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等。

　　⑥⑦ 水来佑《蔡襄书法史料集》，上海书画出版社1983年版，第31、38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艺术学院

　　责任编辑：徐永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