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静任晓霏·
摘要以《红楼梦》及其三个英译本(霍译、杨译、乔译)的第三回为语料,借助AntConc 3.2.4分析软件,尝试构建主述位-叙事研究模式,分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三个叙事范畴:叙事者及叙事视角、叙事空间、叙事结构,探究《红楼梦》英译本的叙事风格。研究发现,霍译最注重语篇连贯,但与原文的主述位结构相差较大,因而更接近英文叙事风格;杨译在标志性主位和句子划分上尽量切合原文,但也根据目标语作了适当调整,力求在保留原文的叙事风格和译文的流畅性两方面的平衡;而乔译与原文的叙事风格最相似,但也因其过分追求忠实于原文,使得语言难免啰嗦拗口。关键词《红楼梦》语料库叙事学翻译主述位理论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引言
自Baker倡导将语料库应用于翻译研究以来,“语料库的建设和应用已经对语言学研究和翻译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带来了理论和方法的重大变革”。诚如Cermak所言:“语言学领域里最高、最合理的期待似乎都与语料库相关”,我们“很难找到语言学的哪个分支学科不能从语料库中获取这样或那样的益处”。语料库叙事学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门崭新的学科,而它的出现与发展壮大也必将进一步拓宽与深化语料库语言学研究的范畴与深度。
目前,国内对于语料库叙事学的研究尚属空白,国外也仅有美国叙事学家Herman和英国叙事学家Toolan做了一些有意义的探索。Herman的研究焦点是“动作词汇”,他试图通过基于语料库的方法来研究叙事文本类型和动作词汇之间的内在关系。而Toolan的研究主要依赖20世纪短篇小说这一专门语料库,希望通过寻找文本线索揭示“读者关于叙事进程的体验和期待如何受到精确编排的文本词汇的引导。”当然他们的研究才刚刚打开语料库叙事学研究的开端,并且仅仅涉及动作词汇和叙事进程这两个论题,语料库叙事学还有许多有意义的研究亟待开展,如叙事视角、叙事时间、叙事空间、叙述结构等等;叙事研究也不能仅局限于叙事学本身,还可以从其他学科和领域汲取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
在翻译研究的浩海中,“系统功能语言学要比其他理论更适用于翻译研究”,因为系统功能语言学“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其所研究的语言单位不仅仅局限于句子层面,而是把语篇视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其中,主位结构与主位推进模式作为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中两个重要的组成成分,对于语篇的理解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此一直在翻译研究领域广受关注。尽管将主位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已成果颇丰,但目前的研究多为理论上的思辨并辅以少量例证,因此应从经验式研究转向实证性研究,即以真实连贯的文本为语料,进行全面的统计和系统的分类并逐一分析,以保证描写的充分性和可靠性。
另一方面,作为中国古代叙事小说的经典代表,《红楼梦》在广泛吸收传统文学叙事精华的基础上,又有其独特的风格和创新,通过叙事者、叙事视点的变化,叙事时间和空间的纵横交错,叙事结构的连贯衔接,达到了中国小说的叙事艺术的最高峰。其中第三回,主要人物纷纷登场,贾府布局一一展开,结构完整,情节跌宕,其本身就可以作为一部短篇小说来分析。
本文正是借助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主述位理论,以《红楼梦》及其三个英译本(霍译、杨译、乔译)的第三回为实际语料,分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三个叙事范畴:叙事者及叙事视角、叙事空间、叙事结构,以期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剖析《红楼梦》英译本的叙事风格,并将主述位理论与叙事研究相结合,探究语料库叙事学研究新模式。
一、主述位理论与叙事研究模式
作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奠基人,Halliday将主位定义为“信息的出发点,它确定小句在语境中的位置,并指明其方向”,而“围绕主位展开的信息的剩余部分”被称为述位。因此小句作为信息结构,“由主位和述位构成,并通过顺序体现出来——主位总是出现在句首。”如Halliday所述,主位是信息的起点,而述位围绕主位展开;同样,叙事视角是感知事物的立足点或观察事物的角度,因此,小说中的叙事视角或叙事者常出现在主位,而其所做、所说、所想往往出现在述位。通过划分主、述位,可以判断叙事视角和叙事者的类型,看清叙事者的搭配,从而为分析小说中的叙事者、比较不同译本的叙事风格提供可行性标准。
Halliday还从结构和功能的不同角度将主位划分为标记性主位(Marked Theme)和非标记性主位。所谓标记性主位就是“出现在句首而非主语”的主位;非标志性主位是句中“与主语重合”的主位。因为标记性主位这一特殊的主位结构与翻译有着密切的关联,理解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领会作者在交流过程中有意义的选择。Hasan也观察到文学作品中主位的选择往往与某种强调息息相关,而标记性主位当然是一种明显的强调。由此,《红楼梦》第三回对场景空间的强调可以通过标记性主位的检索来验证,分析译本对叙事空间的再现也可通过比较不同译本的标记性主位来实现。
另一个与翻译息息相关的概念是由Danes提出的主位推进模式(Thematic Progression以下简称TP)。就具体的主位推进模式而言,国内外众多学者都对其有着不同的划分方法。因为本文既涉及英文又有对中文的划分,所以这里选取了中国学者徐盛桓提出的四种主位推进模式:平行型模式(主位同一型)、集中型模式(述位同一型)、延续型模式、交叉型模式。另外就无明显模式可循的结构,文中一律称为自由型模式。几种模式的具体结构如下图所示:
主位推进模式是语句主位的选择和排列,“它被视作语篇情节的主要框架,决定了主位与主位如何相互关联构成整个语篇的层次结构,并最终达到一定的修辞目的”。因此在研究《红楼梦》第三回译本对叙事结构的再现时,我们完全可以从主位推进的角度展开探讨。
下文就借助AntConc 3.2.4分析软件,以主述位-叙事研究模式为基础,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探讨《红楼梦》第三回及其英译本的叙事风格。
二、《红楼梦》主述位翻译与叙事者、叙事视角
从上表可知,中英文版本中人物都为数众多,因此全知叙事视角无论在中文还是英文小说中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虽然三个英文版本的数目相对略少,主要是翻译过程中作者有意识地简化文本,而且英文称谓系统也远没有中文复杂,对于叙事视角的保留并没有什么影响。四个版本的另一个共同点是,出现频次最多的人物都是黛玉,分别为76次(中文)、68次(霍译)、58次(杨译)、73次(乔译),这也证明了三个英译本对于主要叙事者的保留。
如前文所述,主位是信息的起点,而述位围绕主位展开。因此,就句子结构而言,当叙述的人物出现在主位时,他/她成为整个句子的起点,往往担当着叙事者;而当他/她出现在述位时,叙事者发生了转换,他/她又由他人来叙述。下文就以主要人物林黛玉为例,分析其分别出现在主位及述位的情况。
图1 四个文本的主述位比较
从上述图表可以看出,中文小说中黛玉出现在主位明显多于述位,而三个英文文本中却是出现在述位的数目较多。下面这一典型例子可以说明其差异产生的原因:
例1:
黛玉(T)道:“不曾读书,只上了一年学,些须认得几个字。”
霍译:“No,” said Dai-yu (R) “I have only been taking lessons for a year or so. I can barely read and write.”
杨译:“No,” said Daiyu. (R) “I've only studied for a couple of years and learned a few characters.”
乔译:“I haven’t as yet,” replied Tai-yu (R), “read any books, as I have only been to school for a year; all I know are simply a few characters.”
上例中,主、述位的转换其实源于中英文表达习惯的差异:中文中贯用“S+V+O”结构来表达“某某说”这一意思;而在英文中,这一结构往往改变成“O+V+S”。因此,中英文主、述位数目的不同并非意味着叙事者的变化,而只是出于翻译过程中的自然调整。
众所周知,一个单词的准确意思取决于并随着特定的上下文而变化,因此要分析三个英译本对于叙事者的翻译,还应考察其在主位及述位中的具体搭配。借助AntCon 3.2.4可以检索出“(林)黛玉”在中文文本中的搭配情况,并总结出具有共性的搭配关系:主位中为“黛玉+V”;述位中为“V+黛玉”。
当“黛玉”位于主位时,只检索到7个表明黛玉直接说话的“(回)道/说”,而另外39个动词基本上都是表明其内心活动的“听”、“心想”、“度”、“思忖”等。这些动词的使用充分展现了黛玉的心绪:“何况今至其家,都要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要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行一步路,恐被人耻笑了去。”这一点在述位部分的动词使用上再次得到了证明:述位上使用频率最高的动词皆为“携”、“带”、“拉”、“让”、“引”之类,显示了黛玉的在贾府的完全被动和小心翼翼以及在众人眼中可怜的孤女形象。下面来看英译本对于这一系列动词是如何翻译的:
从上表可以看出,无论处于主位还是述位,在翻译与“黛玉”搭配的动词时,三个英译本都基本保留了原文的意思,因此对黛玉的个性和在他人眼中的形象都进行了较好的传译。然而,英译本与原文,包括三个英译本之间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首先,就与原文动词的一一对应而言,杨译翻译出了76个动词中的67个,霍译翻译了71个,而乔译只略去了其中一个,并且在意思表达上,乔译力图将原文中的每一个单词都传译出来。试看下面两例:
例2:
黛玉道:“无字。”
霍译:“I haven’t got one.”
杨译:“I have none.”
乔译:Tai-yu replied, “I have no style.”
例3:
黛玉笑回道:“舅母爱惜赐饭,原不应辞……。”
霍译:Dai-yu smilingly replied that though it was very kind of her aunt to offer, and though she ought really not to refuse, ...
杨译:“Thank you very much, aunt, you're too kind,” said Daiyu. “Really I shouldn't decline….”
乔译:Tai-yu smiled and said, “I shouldn’t under ordinary circumstances refuse the invitation to dinner, which you, aunt, in your love kindly extend to me, …”
其次,在具体翻译用词方面,霍译和杨译使用了22个相同的词或词组,占动词总数的29%,而乔译的用词与两者相比区别较大。霍克斯与杨宪益几乎于同一时代翻译了《红楼梦》,而乔译要比二者早将近一百年,因此,用词的差异也反映出了不同时代叙事风格的差异。
三、《红楼梦》标记性主位翻译与叙事空间
如前所述,标记性主位与翻译紧密联系,而在文学作品当中,主位的选择往往与某种强
调息息相关,因此研究文学作品中的标记性主位可以帮助译者更好地传达原文所强调的内容。通过人工划分标记性主位,原文和英译本中的标记性主位按类别如下所列:
首先,原文仅有一处由伴随状语充当标志性主位,而在三个英译本中都超过了二十处,下例或可以说明其差异及产生的原因。
例4:
炕沿上却也有两个锦褥对设。黛玉
霍译:…but guessing that the brocade cushions arranged one on each side near the edge of it must be her uncle’s and aunt’s places,
杨译:…on the edge of which were two brocade cushions. But feeling that this would be presumptuous,
乔译:…perceiving near the edge of the couch two embroidered cushions, placed one opposite the other,
这里,差异只是源于中英文不同的表达习惯而并不影响原意,可视作翻译过程中所采取的一种必要策略。
其次,乔译中标记性主位的总数以及类别数都是三个译本中最多的,这是由于乔译力图将原文中的每个词都表达出来,致使其文本最长,句子数目也更多。
最后也是最明显的差异当属对地点状语的使用。原文中地点状语充当标记性主位的数目占了其总数的一半以上(56/94)。《红楼梦》第三回中,通过林黛玉的眼睛,贾府的园林、建筑、陈设得到了全面而细致的描述,提供了小说的叙事空间——场景空间,如“垂花门前”、“仪门内”、“大紫檀雕螭案上”、“临窗大炕上”等等。数目众多的地点状语放在句首作为标记性主位,对场景和布局进行了特别的强调,引领着读者进入小说的叙事空间,就如同随着黛玉一起逛了遍贾府。
三个英译本中,位于主位的地点状语虽然数量也较多,但与原文相比还是有所下降。考虑到每个版本的标记性主位总数各不相同,将地点状语与其的比例换算成百分比更能说明问题:59.6%(中文)、28.4%(霍译)、35.6%(杨译)、43.0%(乔译),这意味着霍译与原文差异最大而乔译更接近于原文。下表一一列出了各个译本对地点标记性主位的具体翻译:
从上表可以明显看出,乔译保留了原文中绝大多数地点标记性主位,特别是在描写贾府的布局和陈设部分,相比而言,霍译作了较大的改动。试举下例说明:
例5:
正门之上
霍译:There
杨译:On a board above the main gate
乔译:Above the centre gate
上例中,霍译将原文中的主位“正门之上”替换成了主位“there”,而将原来的地点状语放到了补语部分,这当然更符合英文表达习惯,却削弱了原文对叙事空间的强调。杨译也采用了地点状语作为主位,但将两个地点状语合二为一,既强调了空间,行文也不失流畅。乔译则完全按照原文的句子结构进行翻译,虽保留了对叙事空间的强调,但从目标语角度来看却难免啰嗦拗口。
除此之外,出于中英文句型结构的差异和行文连贯的需要,三个译本也各自增加了原文所没有的一些地点标记性主位。
例6:
大紫檀雕螭案上设着三尺多高青绿古铜鼎,悬着待漏随朝墨龙大画,……。
霍译:In the centre of this was a huge antique bronze ding, fully a yard high, covered with a green patina. On the wall above the ding
杨译:On the large red sandalwood table carved with dragons an old bronze tripod, green with patina, stood about three feet high. On the wall
乔译:On the large black ebony table, engraved with dragons, were placed three antique blue and green bronze tripods, about three feet in height. On the wall
汉语经常将句子的某些成分省略,而其意思却可以从上下文中推理出来。由于语言体系的差异,在翻译成英文时,往往需要把这些成分添加出来才能为目标语读者所理解。
四、《红楼梦》主位推进模式翻译与叙事空间
文学翻译中保留原文的主位推进模式可以构建翻译的连贯性,还有助于传达原作者的修辞目的,因此在研究翻译过程中叙事结构的再现时,可以从主位推进的角度展开探讨。
表6向我们提供了中文和译文以及三个译本之间在主位推进模式上的显著差异:
首先,原文中几种类型之间数目相差较大:自由型(无明显模式可循)数目最多(44.1%),
其次是平行性(24.1%),而交叉型数目最少,只占了5%;相比而言,五种主位推进模式在三个英译本中基本分布均匀,差异较小。试看下例:
例7:
其钗环裙袄,
霍译:All three
杨译:All three
乔译:In their head ornaments, jewelry, and dress,
上例中的主位推进模式如下所示:
上例中,三个译文都采用了一个特定的主位推进模式,而中文的主位、述位之间却无明确的联系可循。这是因为汉语尤其是古汉语省略宾语是常有的事,但英语中宾语往往不可省略。中英文表达习惯的差异形成了这里主位推进模式的差异。
其次,分别分析每个英译本中的主位推进模式,可以发现:延续型在霍译中比例最高,这显示出了其译本更强调英语语篇的连贯;杨译的主位推进总数(363)最接近原文(365),但每个类型之间差异最小,这意味着杨译既与中文句子划分相似,又注重英文的连贯性;因其译文最长,乔译的主位推进总数也是最多的,并且其平行型的比例(25.9%)最接近原文中该类型的比例(24.1%)。
原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两种主位推进模式——自由型和平行型正好切合了这两种叙事结构:自由型主位推进意味着主、述位之间无明显的联系,不同的主、述位在同一段落中同时出现,类似于网状叙事结构;平行型主位推进中,小句的主位是一样的,所有述位围绕着同一主位展开——主位起到了类似线状结构中主人公的作用。
如前所述,出于英语语篇连贯的需要,三个译本的自由型主位推进都明显少于原文;而乔译在平行型模式方面最接近原文。
例8:
贾政
霍译:JiaZheng
杨译:JiaZheng, who had received his brother-in-law's letter,
乔译:ChiaCheng
此例中,只有乔译保留了原文的平行型主位推进,而霍译和杨译都将其转换成延续型模式:将宾语“雨村”改成主语,避免了对同一主语“贾政”的重复,使得行文更流畅,也更接近于英文的叙事风格。乔译除保留原文中的平行型模式外,因其文本更长,本身又增加了两个平行型模式,所以虽然乔译更接近原文的叙事结构,但从目标语角度来看却不够简洁连贯。
五、结论
语料库叙事学作为一门全新的学科,虽然目前国内外对其研究才刚刚萌芽,但因其结合了叙事学和语料库语言学两方面的成果,今后必将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通过构建《红楼梦》原文第三回及其三个译本的平行语料库,借助语料库分析软件,本文尝试构建主述位—叙事新模式,探析《红楼梦》第三回及其翻译的叙事风格,以期对语料库叙事学研究的领域和方法有所拓展。
研究表明,霍译最注重语篇的连贯,但在主述位的设置、标志性主位的使用以及主位推进模式三方面都与原文相差较大,更接近于英文叙事风格;杨译在标志性主位和句子运作上尽量与原文切合,但在涉及中英文不同表达习惯时,还是根据目标语作了调整,可以说是在保留原文的叙事风格和译文的流畅性两方面力求平衡;乔译在主述位结构上最接近原文,因而与原文的叙事风格最相似,但也因其过分追求忠实于原文,使得语言难免啰嗦拗口。
当然,语料库叙事学的研究范畴和内容绝不局限于此,还需进一步的拓展与深化。另一方面,如果能将目前只能做人工分析的内容更多地实现自动化分析,就可以尽可能地扩大语料库的规模,从而使所得的数据更可靠、更具普遍性。
注:
① 任晓霏《登场的译者——英若诚戏剧翻译系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页。
② [英]Cermak,F.《Today’s corpus linguistics:Some open ques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rpus Linguistics》2002年第2期。
③ [英]Toolan, M.《Narrative Progression in the Short Story:A Corpus Stylistic Approach》,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09年版,第1页。
④ 黄国文《语篇分析的理论与实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⑤ 朱永生、严世清、苗兴伟《功能语言学导论》,上海外国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75页。
⑥⑦ [英]Halliday, M.A.K.《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第64-65、73页。
⑨ [英]Halliday, M.A.K.& Hasan, R.《 Language, Context and Text:a social semiotic perspective》,Basil Blackwell1989年版,第95页。
⑩ [英]Hatim, B.《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Translation Theory and Contrastive Text Linguistics》,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18页
作者单位:秦静,江苏科技大学;任晓霏,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语料库翻译教学与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倪惠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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