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壬辰二月朔日，即1892年2月28日，《海上奇书》在上海创刊，它的问世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标志着中国第一种小说期刊的诞生。表面看来，《海上奇书》略小于32开本，单面印，线装，与传统书籍毫无二致。它的现代化特质首先不是刊载内容的新颖独特，而是在营销策略上与传统书籍迥然有别，这突出地体现在《申报》为《海上奇书》刊载的系列广告上。该刊尚未正式出版，《海上奇书》的编者韩邦庆就在《申报》上反复刊载“《海上奇书》告白”，此后每期出版前，也提前发布广告。这些广告具有重要价值。
首先，这些广告为研究韩邦庆提供了重要资讯。中国古代文人“士不言商”，又讲求含蓄为美，哪怕在序跋、识语中对自己的作品有所肯定，也惟恐被讥为“王婆卖瓜”。在传统文化熏陶下走出的韩邦庆，却利用报纸广告为自己的作品做宣传，在《海上奇书》创办时实属罕见。就此而言，韩邦庆虽是一介舞文弄墨的秀才，却有着现代商业文化的经营理念，显示出特立独行的精神气质。据载，韩邦庆曾在《申报》出任编辑，由于现存申报馆资料没有逐年记载编辑人员的名单，所以，韩邦庆何时就任？历时多久？这些情况均难以查实。但通过广告可以得知，他在1892年间与申报馆的来往极为密切。因为这一年《申报》为《海上奇书》陆续刊登了一年的广告；与其它文化广告相比，“《海上奇书》告白”占尽了先机，它不仅首次亮相即发布在新春第一张报纸上，而且还是新闻之后的头条广告，可谓捷足先登，突出醒目。
其次，这些广告不但使《海上奇书》顺利面世和广为传播，而且也是研究该刊的重要资料。《申报》自1872年创刊以来，“一纸风行，不胫而走。故报纸所到之区，即广告势力所及之地” ①。相比于传统媒介，报纸广告的突出特点是覆盖面广、信息传播速度快。按照马歇尔·麦克卢汉的传播学理论，“《海上奇书》告白”的持续刊登，实际是针对读者的“反复的鼓噪” ②，它像催眠术一样激发了读者对这一期刊的心理需要，从而刺激和诱导了消费，并为该刊的出版拓展了空间。从《申报》系列广告得知：《海上奇书》每本售价一角，由“申报馆代售”，累计出版15期，前10期为半月刊，后改月刊。改版原因，在广告中也有说明，如：“《海上奇书》今出第九期矣，历蒙诸君赏鉴，不胜知己之感。惟说部贵于细密，半月之间，出书一本，刻期太促，脱稿实难，若潦草搪塞，又恐不厌阅者之意，因此有展期之恼。兹于六月朔日出第九期书以后，每月朔日出书一本，庶几斟酌尽善，不负诸君赏鉴之意。”而今，这些广告是研究《海上奇书》出版发行的第一手资料。
再者，这些广告忠实地反映了《海上奇书》的编辑体例与主要内容。如第一则“《海上奇书》告白”云：“《海上奇书》共是三种，随作随出，按期印售，以副先睹为快之意。其中最奇之一种，名曰《海上花列传》，乃是演义书体，专用苏州土白，演说上海青楼情事，其形容尽致处，俱从十余年体会出来。盖作者将生平所见所阅，现身说法，搬演成书，以为冶游者戒，故绝无半个淫亵秽污字样。至于法绘精工，楷书秀整，犹为此书余事。此外两种，一曰《太仙漫稿》，翻陈出新，戛戛独造，不肯使一笔蹈袭聊斋窠臼。一曰《卧游集》，摘录各小说中可喜可诧之事，萃为一编，作他日游观之券。此《海上奇书》之大略也。”由此可见，就编辑体例而言，《海上奇书》是“随作随出，按期印售”的连续出版物，内容上分为三个栏目，实际是《海上花列传》《太仙漫稿》和《卧游集》三种作品的合编，其中以《海上花列传》最为有名，它可以说是《海上奇书》这个鲜为人知的小说期刊推出的一朵艺术奇葩。
《海上花列传》被韩邦庆看作是《海上奇书》“最奇之一种”，每期连载两回，乃该刊的拳头力作。《海上奇书》出版15期后宣告停刊，但《海上花》却没有因此夭折，不足两年就出版了单行本。据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记载，《海上花》在清末就有6种版本。民国以来，有胡适、刘半农作序的新标点本，以及张爱玲翻译的英文本和国语本等。《海上花》还受到文学大师的格外青睐。在晚清众多的狎邪小说中，鲁迅称赞它“平淡而近自然” ③，胡适推许它是“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 ④。两人注意到《海上奇书》完全因为该刊是《海上花列传》的发表园地。《海上花》之所以能够成为晚清小说的翘楚之作，主要得益于以下四方面原因：
一是作者对于所选素材的熟稔及创作笔法的平实。咸丰以后，海禁大开，上海的商业得到迅速发展，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娼妓业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特别是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实行了严厉的禁娼政策，秦淮名妓纷纷南逃上海，聚集于十里洋场。韩邦庆旅居上海，难免身染恶习。《海上花》就是韩邦庆以花界女子为书写对象创作的章回小说。蒋瑞藻《小说考证》云：韩邦庆“旅居沪上甚久，曾充报馆编辑之职，所得笔墨之资，悉挥霍于花丛。阅历既深，此中狐媚伎俩，洞烛无遗，笔意又足以达之。故虽小说家言，而有伏笔，有反笔，有侧笔，语语含蓄，却又语语尖刻，非细心人不能得此中三昧也” ⑤。作者不但熟悉十里洋场的青楼文化，还有足够的才情去描摹其中的纸醉金迷。而且，他所秉持的是写实的手法，尤其擅长以冷静的笔调描述欢乐场中的人情事态。嫖界底层暗伏的每一道潜流与波澜，在韩邦庆不动声色的剖解中一一浮出水面，这就使他的作品如鲁迅所言的“平淡而近自然”。
二是作者语言运用上的开拓创新，尤其是吴语方言的采用。晚清著名小说家孙家振曾劝韩邦庆说：“此书通体皆操吴语，恐阅者不甚了了，且吴语中有音无字之字甚多，下笔时殊费研考，不如改易通俗白话为佳。”韩邦庆反驳说：“曹雪芹撰《石头记》皆操京语，我书安见不可以操吴语？”针对有音无字之词，他索性自铸新字，这些新字“虽出自臆造，然当日仓颉造字，度亦以意为之”。孙家振赞赏韩邦庆“博雅能文，自成一家言，不屑傍人门户”。 ⑥胡适认为《海上花》的最大贡献就在于采用了“苏州土话”，他说：“《海上花》是苏州土话的文学的第一部杰作。苏白的文学起于明代；但无论为传奇中的说白，无论为弹词中的唱与白，都只居于附属的地位，不成为独立的方言文学。苏州土白的文学的正式成立，要从《海上花》算起。” ⑦《海上花》语言的传神、描写的细致以及故事的自然流畅，使胡适将之定位为“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
三是《海上花》虽是期刊连载小说，却不像后世期刊连载小说那般粗制滥造。据孙家振《退醒庐笔记》记载，他在1891年秋巧遇韩邦庆时，《海上花》已经完成了24回，也就是说，《海上奇书》创刊前，连载于该刊的30回《海上花》实际已经完成了大部分。《海上奇书》刊载的“《海上花列传》例言”，广泛涉及该作的创作目的、写作用语、全书笔法、人物穿插等，由此透露的创作规划，圆满得令人难以置信。由此可见，《海上花》虽是“随作随出”的期刊连载小说，但作者充分的前期准备工作，却使该作完全摆脱了“小说界革命”后连载小说“朝脱稿而夕印行”的率尔操觚。这部以“过来人”身份“现身说法”，“专用苏州土白演说上海青楼情事”的小说，不仅题材选择引人入胜，创作过程亦从容有序，作为《海上奇书》的主打作品，它的成功无疑有利于该刊的立足。
四是《海上奇书》文字之外配有大量插图，相比于另外两个栏目，《海上花》所配插图尤为精致。这些插图像一个个微型剧场，生动形象地再现了晚清社会风貌，尤其是海上青楼文化。小说中王阿二是低等妓女，“门首挂一盏熏黑的玻璃灯，跨进门口，便是楼梯”；《海上花》第二回插图，就通过直通路边的狭仄楼梯，显示了低等妓女居住环境之简陋。周双玉是清倌人，又是老鸨新买的讨人，用的是豆蔻盒子、银水烟筒，房内布置着梳妆台、大洋镜；为表现高等妓女居住条件的优越，《海上花》第十回插图便渲染得琳琅满目、花团锦簇。这些插图不但真实地对应着十里洋场的灯红酒绿，因现实关照性而受到当时读者的青睐，而且对于后世学者而言，它们还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张爱玲曾通过《海上花》插图研究上海服装的变迁。胡适也注意到《海上奇书》是一种“绣像小说”，他说：“《海上花列传》二十八回即是此书的最初版本，甚可宝贵。每回有两副图，技术不很好，却也可以考见当时的服饰风尚。” ⑧
除了《海上花列传》，《海上奇书》的另外两个栏目——《太仙漫稿》和《卧游集》所载文章也各具特色。
《太仙漫稿》是韩邦庆自创的文言短篇小说，显示了作者求新求变的创作特点。前后刊载13篇，篇目依次为《陶伷妖梦记》《和尚桥记》《段倩卿传》《蕊珠宫仙史小引》《双龙钏铭并序》《欢喜佛传》《书袁痴恶作剧》《大虫传》《记河间先生语》《心影说》《记鬼》《陆心亭祠记》《书临清盗》。《太仙漫稿》的创作旨趣，是以传奇笔法述奇异之事。在《申报》刊载的“《海上奇书》告白”中，韩邦庆说《太仙漫稿》：“翻陈出新，戛戛独造，不肯使一笔蹈袭聊斋窠臼。”在《海上奇书》第八期刊载的“《太仙漫稿》例言”中又说：“小说始自唐代，初名传奇，历来所载神仙妖鬼之事，亦既汗牛充栋矣。兹编虽亦以传奇为主，但皆于寻常情理中述其奇异，或另立一意，或别执一理，并无神仙妖鬼之事，此其所以不落前人窠臼也。”韩邦庆反复强调要跳出“聊斋窠臼”或“前人窠臼”，既显示了他深陷“影响的焦虑”，又透露了他对于创新的渴求。故此，他一方面继承和采用了魏晋以来传统的传奇、志怪笔法，以故事的奇异吸引读者的目光；另一方面，无论怎样荒诞离奇，小说结局却一改“发明神道之不诬”的传统主题，努力“于寻常情理中述其奇异”，进而证明世上“并无神仙鬼怪之事”。生逢易代之际的韩邦庆显然在为文言小说的现代转型积极寻找出路，这种努力与探索，也契合了晚清以来日渐兴起的科学精神。
《卧游集》虽是选录的前人笔记，但在内容上却依然延续了《太仙漫稿》追求奇异的特点。在《申报》刊载的“《海上奇书》告白”中，韩邦庆说《卧游集》“摘录各小说中可喜可诧之事，萃为一编，作他日游观之券”。《海上奇书》共选录此类作品30篇，每期两篇，长的六七百字，短的寥寥数语。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是海外奇观，乃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南怀仁《坤舆外纪》中记载的世界奇观，包括《巴必鸾城》《铜人巨像》《厄日多高台》《茅索禄王墓》《供月祠庙》《供木星人形》《法罗海岛高台》和《公乐场》；二是地方奇观，有霁园主人的《海市》、赵吉士的《中冷泉》、毛先舒的《三生石》、朱一是的《姚江神灯》、纪汝佶的《徂徕巨蟒》、宣鼎的《髮绣佛》、周亮工的《万安桥》、许元仲的《飞云洞》和《圆通寺蝴蝶》，以及纪昀的《红柳娃》《双塔峰》《礼部瑞草》《规矩草》和《刑天》；三是民间奇术，有林嗣环的《口技》、许奉恩的《圆光》、纪汝佶的《烟戏》、蒲松龄的《偷桃》、彭士望的《觝戏》；四是地方异俗，有蒲松龄的《跳神》、陆次云的《跳月》、宣鼎的《赛春》。这类作品放眼环宇，搜奇志异，显示了韩邦庆空前开阔的视野和尚奇好异的个性。
整体看来，《海上奇书》三个栏目均体现了韩邦庆追求独创的探索精神，正是这种个性特点，使他成了中国第一种小说期刊的创办者。《海上奇书》前后发刊一年之久，作为一种全新的小说传播媒体，尤其是韩邦庆独自一人打造的文化产品，堪称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相比于该刊推出的艺术奇葩，特别是屡屡再版的单行本《海上花列传》，《海上奇书》名声之不著、行世之短暂不免令人慨叹。致使其停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如果韩邦庆和《海上花列传》书中人物赵朴斋之间的恩怨确有其事，停刊有赵朴斋人为的因素。许廑父在1922年清华书局出版的《海上花》序言中说：“书中赵朴斋以无赖得志，拥赀巨万，方堕落时，致鬻妹于青楼中，作者尝救济之云。会其盛时，作者侨居窘苦，向借百金，不可得，故愤而作此以讥之也。然观其所刺褒瑕瑜，常有大于赵某者焉。然此书卒厄于赵，挥巨金，尽购而焚之。后人畏事，未敢翻刊。”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海上花》“书中人物，亦多实有，而悉隐其真姓名，惟不为赵朴斋讳。相传赵本作者挚友，时济以金，久而厌绝，韩遂撰此书以谤之，印卖至第二十八回，赵急致重赂，始辍笔，而书已风行；已而赵死，乃续作贸利，且放笔至写其妹为倡云” ⑨。从这两段文字可以看出：赵朴斋实有其人，与韩邦庆一度交恶，故韩邦庆写《海上花》而不为之讳。赵朴斋曾鬻妹为娼，怕此事败露，故设法阻挠《海上花》的创作与出版。只是在具体的手段上，许廑父说赵朴斋将《海上花》全部买下并烧了，鲁迅说赵朴斋重赂韩邦庆而使其辍笔，无论怎样，《海上花》的创作与出版都受到了赵朴斋的干涉。需要注意的是，《海上花》最初连载于《海上奇书》，赵朴斋发现韩邦庆写他鬻妹之事，急忙行贿或愤然烧毁的只能是《海上奇书》，因为那时《海上花》尚未完稿，根本没有单行本。另外，《海上奇书》第15期刊登的两回《海上花》“专言赵二宝为妓始末” ⑩。这里的赵二宝就是赵朴斋沦落为娼的妹妹，如果赵朴斋确因韩邦庆写其鬻妹劣迹而欲毁掉《海上花》，正应该从第15期下手，而该刊在第15期之后停刊了，恰证明了这一点。所以赵朴斋的干涉，直接导致了《海上奇书》的停刊。
第二，从作者创作与编辑的角度来看，韩邦庆集《海上奇书》作者与编者于一身，他以一己之力，既要完成繁重的写作任务，又要处理琐碎的编辑工作，两方面进展顺利，才能保证《海上奇书》的连续出版。就创作而言，作为定期出版物，期刊连载小说需要作者在固定时间内完成固定产值，但文学的创作和生产不是机械劳作，很难遵守这种严格的时间限定。创作与出版之间的矛盾，在第一种小说期刊问世时就暴露了出来。《海上奇书》出至第10期，韩邦庆说：“惟半月之间，出书一本，刻期太促，脱稿实难，因此有展期之议。” ?这说明时间的紧迫确实给韩邦庆带来了很大压力，作品不能如期完成，长此以往，小说期刊自然难以为继。就编辑而言，韩邦庆天资聪颖、多才多艺，这对于他全面承担《海上奇书》的编辑工作有着积极的意义。但他生性疏懒，为人散漫，甚至担任《申报》编辑时，“顾性落拓，不耐拘束，除偶作论说外，若琐碎繁冗之编辑，掉头不屑也” ?。相比于《申报》编辑的工作量，独立编纂一部小说刊物只会更为繁琐，韩邦庆的疏懒和散漫，决定了他难以持久地从事这一工作，所以，《海上奇书》的停刊与编者的个性特点也有一定关系。
第三，从读者阅读与接受的角度来看，《海上奇书》创刊时小说观念的保守、期刊阅读形式的新异、拳头力作的方言限制等，都对《海上奇书》的生存环境形成了巨大挑战。长期以来，小说创作一直被看作是君子弗为的雕虫小技，这种观念至《海上奇书》创刊时依然如故。韩邦庆创作《海上花》时署名“花也怜侬”，就是因为“当时风气未开，小说家声价不如今日之尊贵，故不愿世人知真实姓名” ?。小说创作不受重视，以刊载小说为主的《海上奇书》自然容易遭受冷落。更何况，对于当时的读者而言，小说期刊是种新生事物，通过小说期刊阅读小说更是前所未有的体验，读者需要在旷日持久的等待中完成一部作品的阅读，他们显然缺乏足够的耐心。韩邦庆对此或有察觉，他说：“或谓阅《段倩卿传》，须待至两月之久，未免令阅者沉闷否？余曰不然。间尝阅说部书，每至穷奇绝险，即掩卷不阅，却细思此后当作何转接？作何收束？思之累日而竟不得。然后接阅下文，恍然大悟，岂不快哉！又尝阅至半卷，逆料此文转接收束自当如是云云，不意下文竟有大不然者，则尤快之不暇，又何沉闷之有？” ?事实上，韩邦庆一厢情愿留给读者的“细思”的时间，并没有因阅读的延宕带给读者更多的快感，反倒是《海上奇书》出版的屡屡衍期令读者大为不满。此外，《海上奇书》的拳头力是吴语小说，方言的限制誓必影响读者的数量。胡适就说：“《海上花》是一个开路先锋，出版在三十五年前，那时的人对于小说本不热心，对于方言土语的小说尤其不热心。” ?拳头力作读者有限，《海上奇书》的畅销自然受阻，停刊只是迟早的问题。
作为中国第一种小说期刊，《海上奇书》比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整整早出了10年，它像个先天不足的早产儿，在小说观念保守的1892年艰难维持了一年即宣告停刊。尽管如此，韩邦庆凭一己之力创办的这个刊物，在新闻出版史和小说发展史上依然有着重要意义。一方面，新闻事业的发展趋向细密化分工，出现了以刊载小说为主的专业刊物；另一方面，传统小说家开始利用期刊连载这种特殊的传播方式进行创作，尽管这一倾向初露端倪，但十年后，在梁启超“小说界革命”号召下纷纷投入小说写作的各色文人，正是沿着《海上奇书》的传播方式进行创作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海上奇书》昭示并开启了一种全新的文学创作模式。
注：
①薛雨孙《新闻纸与广告之关系》，参见申报馆所编《最近之五十年》，中华民国12年（1923）。
②［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82页。
③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94、194页。
④⑦⑧?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54、354、350、360页。
⑤蒋瑞藻《小说考证》，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21—222页。
⑥孙家振《退醒庐笔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65页。
⑩《海上奇书》第15期广告。
?《海上奇书》第10期广告。
??“颠公”《懒窝随笔》，见《海上花列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15、614页。
?《海上奇书》第6期所载“《太仙漫稿》例言”。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徐永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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