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红娟　边　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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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小说的跨学科研究——访美国汉学家何谷理教授

　　·赵红娟边茜·

　　何谷理(Robert E．Hegel)，1943年生，美国籍。1965年获密歇根州立大学中文学士学位，1967年获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文学硕士学位，1973年获哥伦比亚大学中国与日本文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圣路易市华盛顿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中国文学教授、迪克曼比较文学讲座教授。曾任华盛顿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主任，专攻中国明清小说，出版有《十七世纪的中国小说》(The Novel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1)、《中华帝国晚期插图本小说阅读》(Reading Illustrated Fic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8)等学术专著，合编《中国文学中的自我表述》(Expressions of Self in Chinese Literature，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5)、《中华帝国晚期的写作与法律》(Writing and Law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Crime，Conflict and Judgment，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07)等，并发表《〈隋唐演义〉:其时代、来源与构造》(博士论文，1973)、《明清白话文学的读者层辨识——个案研究》(1985)、《章回小说发展中涉及到的经济技术因素》(1988)、《明清文人小说中的非因果模式及其意义》(1994)、《想象的暴力——明清刑科题本与小说对凶杀的再现》(2004)、《图解猴王:1641年版〈西游补〉插图》(2006)等诸多论文，其中不少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刊物发表，或被《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等海外汉学研究论文集收入。

　　赵红娟:何教授，您好!我在浙江外国语学院负责“中国文学域外传播与研究创新团队”，我想利用这次哈佛大学访学机会，对美国的一些著名汉学家(主要是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的研究者与翻译者)作采访。我9月2日到达美国。来美之前，就很期待见到您，没想到有幸在韩南先生的纪念会上相见了。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作为美国学界中国明清小说研究的著名学者，您是如何走上这一学术道路的，可否谈谈您的学术经历?

　　何谷理:我上大学时本打算将来做个工程师。那时是1961年，美国和苏联正在进行“太空竞赛”，而我想设计火箭。不过微积分对我来说实在太难，所以我开始另寻方向。高中时学习德语和西班牙语一直让我很愉快，所以我决定学习其他外语。密歇根州立大学开设了汉语课，这是一门新课程。教师王鹏麟教授是康奈尔大学培养出来的语言学家。他非常严厉，我们每天都要非常刻苦地学习(我们每周要相处学习8个小时的汉语)，而我很喜欢这样。我喜欢汉语简单的语法、困难的声调以及为学习读写汉字付出的努力。于是，我把自己的专业转成了中文。临近毕业时，我得知美国政府为学习“重要语言”的研究生发放奖学金，这类语言包括俄语、韩语、日语和中文。那时我开始考虑以中文为基础展开自己的职业生涯。当时我已经读了许多英译的中国小说，不仅为那些故事里包含的新的文化信息而兴奋，也对那些看上去如此熟悉的人物的感情与思索有兴趣。理解这些人物(或许还有创造他们的作者)对人生的问题有何感想，似乎不算太难。唯一的障碍是语言，而我还可以再学。在美国政府的奖学金和纽约州的助学金资助下，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了五年研究生，学习中国语言文化，这段经历坚定了我以学习和教授中国文化为终身事业的决心。但是，我的兴趣是从鲁迅、老舍和现代小说开始的，研究生时，《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尤其是《西游记》又对我产生了更大的吸引力。这样我又开始专攻明清小说。

　　赵红娟:您早在1974年就发表了关于《隋唐演义》的研究论文《隋唐演义:其时代、来源与构造》，此后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如《明清白话文学的读者层辨识——个案研究》《章回小说发展中涉及到的经济技术因素》《明清文人小说中的非因果模式及其意义》《想象的暴力——明清刑科题本与小说对凶杀的再现》等，并出版了《十七世纪中国的长篇小说》《中华帝国晚期插图本小说阅读》等专著，为明清小说在美国的传播与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您的研究似乎经历了从明清小说版本考证和文本分析，到明清小说接受与传播研究，再到清代刑科题本与明清小说叙事研究三个阶段。您能否谈谈您研究的主要情况、各阶段研究的主要内容以及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变化?

　　何谷理:没错，我的研究从几个不同的方向展开，不过它们都是互相联系的。在哥伦比亚大学我受教于夏志清。他是“新批评”派的文学批评家，这一派兴起于他的母校耶鲁大学，当他还在那所学校时是很流行的流派。夏教授坚持认为，如果不能对当下的读者有某些重要的意义，一部文学作品是不值得研究的。因此他排斥当时大陆流行的作品，认为它们只是宣传品和大众读物，总是既无趣又粗鄙。然而，沿着哈佛大学韩南(Patrick Hanan)和郑振铎、谭正璧等更资深的中国杰出学者提供的模式，我们研究生中的许多人更被文学史所吸引，不过当然我们仍被自己已学的文学批评影响着。这种史学路径既帮助我们理解当代小说，也帮助我们理解时代更早的俗文学。在早期的研究中，我试图合并两种方法，使它们非常不同的假设和方向结合起来。

　　随着更多的阅读和思考，我意识到自己对小说文本在明清时期如何被阅读其实所知甚少。这使我开始探索书籍史:在中国，书籍如何生产，如何流通，当时价格多少，以及对我非常关键的问题，这些如此有趣的小说当时谁来阅读?像所有外国学者一样，我深深依赖于中国学者的开路之功，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部分论述在西方发表。我很快了解到古代的印刷者们不必公开书籍的印数，甚至不必公开他们印了什么书，所以我试着寻找新的方法来回答这些问题。我比较小说的不同版本，以求在印刷品质中提供信息。我研读了孙楷第、王重民等书籍研究者所编纂的书目。后来在1987年，当我住在南京时，我认识了周芜先生。他在印刷，尤其是书籍插图方面，教了我许多东西。这把我的研究引向了插图小说。1986年夏天住在北京的时候，我有机会在第一历史档案馆读到刑科题本，打算了解不同的语言和方言如何在这些题本里的口供中展现。我很快发现这类证言都被翻译成了官话，但人们如何讲述自己的真实生活，这些故事和作家在小说里所写的生活有何不同，开始让我产生兴趣。这引导我从更广、更具比较性的视野，应用一些比较文学的理论来研究叙事。我的研究涉及书籍史、艺术史、经济史和法律史，但我的兴趣一直集中在明清小说的历史是什么，它们在当时如何被阅读。

　　赵红娟:您关于明清小说接受者的辨析、明清小说插图、评点以及小说外形特征与读者接受的关系等研究卓有成效，您的这些研究与中国大陆学者的研究有何明显不同，能否谈谈您研究成果中的创新性内容?

　　何谷理:我和其他外国学者想建立一种研究，不仅对中国国内的中国小说有积极贡献，也能向外国人介绍这些材料，这些人类的经验。我尝试向最好的中文学术学习，产出一些新的东西，一些并非已用中文写出来的东西。当然，这是每一个学者的希望，但我总是想让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在中国读到，希望它在中国或许有点用处。我很感谢有这个机会让我谈自己的研究成果，因为我知道中国学生可能有机会阅读它们，也对它们更感兴趣。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外国学生有一个优势:可以阅读当时中国不允许公开出版、讨论的书籍。举例来说，我相信自己是第一个发现《隋唐演义》是由两部更早的小说《隋炀帝艳史》和《隋史遗文》合并而来的人，因为我当时可以比较这些文本，还可以看到《隋史遗文》的微缩胶卷，而《隋史遗文》极为少见，只有在日本才能读到。现在这部作品已在中国有多个翻印版本，所以每个人都能看到当年我的新发现。实际上据我所知，没有中国学者注意到我1972年发表的小小发现。

　　我想我的主要贡献在于“跨学科研究”，运用不止一个专业的视角来研究一个问题。为了这个目的，我通过比较插图来探讨小说的印刷史，通过探讨小说的印刷史来理解它们在阅读大众中的接受情况，将法律文书与小说对比，以求理解对如何讲述令人信服的故事所做的假设。最近我一直在研究评点，观察若干真实的读者在阅读小说时发表了哪些关于小说的言论。我研究法律案件，以便对明清时期人们的道德价值观念有更好的把握，研究的内容包括证人在庭审中陈述的行为原因和《大明律》《大清律例》中规定的行为准则。我不确定自己所有的结论必定非常新颖，但我希望自己开展研究的方法在某些方面会对中国的学生和学者有所帮助。

　　赵红娟:部分明清小说插图可能比较特殊，如《西游补》插图。您也曾提及过，说它有虚构的插图，读者不能在叙述文中找到对应物，您由此推测很可能作插图者并不熟悉文字内容，并认为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插图与文字内容关系的疏远。我对《西游补》有过研究，认为插图作者并非不熟悉小说内容，而是有意通过这些虚构的象征性图景，来补充与阐述小说主旨。如第二幅画了一把笤帚，题曰青竹帚，这实际上意味着“情”，情未扫尽，行者因而跌入情梦。小说第二回实际上也曾写到一个宫人，手拿一柄青竹帚，一边扫地，一边自言自语。又如第四幅画了几块在烈火中的石头，题曰补天石，这表达的是作者无才补天之恨，小说第五回有请女娲补天而不遇的描写。又如第十四幅一个竹篮中盛着几卷丝线，题曰红线，这意味者行者被情缠绕，小说第十回有孙悟空被红线缠绕的描写。在我看来，小说十六幅插图，单数是实的，偶数是虚的，一实一虚，互相配合，很好地体现了《西游补》这部小说的文人化特征。这是我想跟您探讨的一个问题，您可能不赞同我的观点。我想说的是，作为一个研究者，因为某个研究涉及的材料很多，不能逐一深入，或作为一个非中国籍的学者，对某些中国文化可能会有些隔膜，个别结论难免会出现一些偏颇或较主观的情况，您是如何尽力避免这些情况的?

　　何谷理:大概是在1981年的研究里，我质疑了《西游补》插图和文本间的关系。但是当我2000年左右重新研究这本小说时，我已粗略学习了插图方面的知识，并且意识到所有的插图和文本间都有微妙的联系，往往与小说元素的简单对应相去甚远;明显有一位水平高超、熟悉小说的画工在那16幅图像中倾注了大量心力。此外，这些插图质量极高，可归入到那时为止中国小说插图中最精美的一类。我和原来的博士生，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教授李前程博士，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一起发现了某些不明显但重要的情况，当他致力于自己的《西游补校注》本(北京:昆仑出版社，2011)时，他又发现了大量有关这类关系的细节及它们对其他文学作品的借鉴。我的一些发现发表在《图解猴王: 1641年版〈西游补〉插图》(收录于《中国书籍艺术》(The Art of the Book in China，伦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2006)。这只是我受益于学生们的例子之一。他们几乎都是中国人，在中国重点大学里取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帮助我某种程度上克服了外国人面对中国如此丰富的文学传统时遇到的困难。因为我专门研究小说，我从来记不住大多数中国学生已能背诵的诗句，我也记不住著名戏剧里的那些长段落，而中国学生们能够记住。这一直是阅读明清小说的一个障碍，因为事先需要阅读这些诗词和戏曲。李教授发现《西游补》有几个段落是引用或戏拟汤显祖的文笔，汤氏是董斯张的朋友。他(和我)感到这些证据证明小说的作者是董斯张，而非他的儿子董说。不过对于外国学者来说，即使具有外部视角(outside perspective)的优势，成年时才开始学习的(中国文化)，想与完整中国教育所传授的内容相提并论，也确实是无法实现的。

　　赵红娟:您最感兴趣的，或研究用力最深的明清小说是哪一部?您如何看待自己研究的这一部作品，它的研究价值和意义是什么?您对未来这部小说的研究有什么期待?

　　何谷理:我还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这样一本书。不过最接近的可能是《隋史遗文》，我最初在微缩胶卷上发现了它，意识到这可能是稍晚出现的小说《隋唐演义》的一部分。它的插图极为出色，对秦叔宝的刻画也相当细致入微。我相信它迟早将被认为是晚明时期最优秀的小说之一，它的作者袁于令(冯梦龙的朋友)作为一名小说和戏曲作家将受到更高的评价。如果重读这部小说，我会研究它的讽刺和戏拟手法，由此入手了解袁于令曾经阅读过什么，以及他对戏拟的价值有何看法。

　　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为你和其他中国的学者、学生介绍我的研究兴趣;同时非常感谢你对此也有兴趣。

　　赵红娟:与您对话让我获益匪浅，您在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文献功底、大胆求证精神、敏锐的洞察力、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的创新性等，都令我肃然起敬。非常感谢您拨冗接受我的访谈，希望以后有更多机会与您交流，聆听您的宏论。

　　作者单位:浙江外国语学院中文学院责任编辑:胡莲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