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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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斋志异·鸲鹆》故事主题源流与文言小说故事问题思考

　　·李苗苗·

　　摘要论文以《聊斋志异·鸲鹆》故事为中心，借鉴主题学研究方法，追溯其故事主题源流，并在与系列故事的对比中，挖掘《聊斋志异·鸲鹆》故事结构逻辑复杂、价值取向多元、接受效应多样等特征。由此得出关于文言小说故事问题的两点思考:首先，文言小说借讲故事承载了文人对意义的追求，实现小说人文性;其次，同一故事主题随文言小说发展获得了复杂的形式，丰富故事审美性。

　　关键词鸲鹆《聊斋志异》文言小说故事

一、主题学对于文言小说故事问题研究的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离不开对故事问题的探讨。因为“讲述和倾听(书写与阅读)故事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现象”，而且“故事贯穿于口头和书面文学始终”①。认识到这一点，对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尤为重要。因为来自民间的口头传说和神话历来是古人创作小说的重要资源，而今人所见的古代民间故事大多是借助文学以书面形式留存下来的。比如，《搜神记》等六朝志怪小说中就收录了大量的民间故事。

　　另外，对于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需注意区分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两个系统。“其实从创作动机与目的，古代小说的发展实际和各自形态看，文言与白话显系两个系统，它们各自独立，平行发展，在发展过程中，情节与表现形式上相互融合、渗透，丰富了各自的文体，形成了不同的文体形态”②。因此，对古代小说故事问题的探讨，也应注意两个系统的各自特征，在研究时各有侧重。古代白话小说，更确切的表述为“说书体小说”③，脱胎于说书艺术，与口头文学关系更紧密，无论故事本事，还是讲述形式，都与口头文学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其模拟“说话”、诉诸“听—说”传统的故事讲述特色，则自然成为研究重点。而文言小说，诉诸文人案头阅读和把玩而发展，其故事情节婉转，结构别致，语词精美，为作家精心设计之结果。在吸收民间故事资源方面，文言小说中更多地体现出文人的人文理想和美学追求，融入更多人文思考。因而对文言小说故事问题的研究，应该以故事本事发展和作家创作特色为关注重点。但是，目前的文言小说研究，大多受限于单独作家或作品，对于以某一故事主题为中心的作品系列缺乏整体关注。在此，主题学研究方法将为我们打开新的视域。

　　主题学研究方法源自西方，传入中国后逐渐被学界公认为“是比较文学的一个部门，它集中在对个别主题、母题，尤其是神话(广义)人物主题做追溯探源的工作，并对不同时代作家(包括无名氏作者)如何利用同一个主题或母题来抒发积愫以及反映时代，做深入的探讨”④。笔者认为，此类研究应分两步进行:首先以古代叙事文学的文本文献为基础，对某一故事主题源流进行追溯;进而对以该主题为中心的系列故事，采取特点角度分析，并在对比中获得有价值的结论。

　　依此思路，笔者拟以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鸲鹆》篇为中心，追溯其故事主题源流，并在与系列故事的比对中发掘其故事特征，以实现对文言小说故事问题的思考。

二、《聊斋志异·鸲鹆》故事主题源流追溯

1．选篇原因

　　笔者选择以《聊斋志异·鸲鹆》故事为中心，尝试借鉴主题学思路思考文言小说故事问题，有如下考虑:

　　首先，以文言小说故事主题为中心的研究，宜选择短篇小说作为个案。长篇小说因为情节复杂，人物繁多，往往同时涉及多个故事主题，而短篇小说，尤其是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一般有完整的开头和结尾，故事情节“封闭”，故事主题单一，适合进行主题学研究。

　　其次，以“鸲鹆”(即鹦鹉)为主题的故事可以代表人类故事的一种基本类型，即“人与自然”。鸲鹆作为自然界的动物，同时具有与人说话的能力，而语言是人类文化的标志，因此，从符号学角度看，鸲鹆鸟形象携带有两个符号素，即自然和文化。鸲鹆鸟的故事正好可以回答，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对人类故事的基本追问:“我们讲的一切故事，或者原始社会中的神话、传说，都是关于这样一个神秘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才是我们所说的人?什么是社会和自然之间的不同?”⑤

　　2．“鸲鹆”故事源流

　　《聊斋志异·鸲鹆》故事梗概:鸲鹆的主人对它宠爱至极。一次带它出行，路过绛州，盘缠殆尽，鸲鹆便向主人献计，假意将自己售予绛州王。待主人离去，鸲鹆利用智慧从王府脱身，和主人重聚。

　　据张友鹤所辑《〈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鸲鹆》篇文后有王士祯的评语:“可与鹦鹉、秦吉了同传。”⑥可见，鸲鹆在古代文人眼中是与鹦鹉、秦吉了等同的禽鸟形象。这类禽鸟能习得人语，具有“人性化的鸟”的符号意义。因此，笔者拟以“人性化”和“鹦鹉”两个主题素为线索，追踪“鸲鹆”故事的主题源流。

　　关于故事之源，即，故事本事来源，笔者综合朱一玄的《〈聊斋志异〉资料汇编》和宁稼雨的《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搜索到包含“鹦鹉”和“人性化”主题素的故事本事有三个:一是南朝刘义庆所撰的志怪小说集《幽明录》中“鸲鹆学舌被杀”的故事(出自《幽明录》卷三《参军鸲鹆》;亦载于《异苑》卷三;又被《艺文类聚》卷四四、《太平广记》卷四六二、《太平御览》卷九二三所引) ;二是刘义庆所撰的《宣验记》中“鹦鹉救火”的故事(出自《宣验记·鹦鹉》;亦载于《异苑》卷三;又被《艺文类聚》卷九一、《太平御览》卷九二四所引) ;三是明朝董得镛、孔昭甫所撰的寓言集《可如之》中“秦吉了崇节”的故事(出自《可如之》卷一《崇节》)。

　　关于故事之流，即故事影响所至，笔者纵览《聊斋志异》广经流传后相继问世的一批文言短篇小说集，在“效法《聊斋》之最肖者”⑦长白浩歌子的《萤窗异草》中找到了“秦吉了牵红线”的故事(出自《萤窗异草》三编卷三《秦吉了》)，可作为《聊斋志异·鸲鹆》故事之流脉。

　　这样，笔者得到了以“鸲鹆”故事主题为中心的五篇故事。下欲就五篇故事结构，由简到复，逐个分析。

三、系列故事之结构与意味分析

1．以“追寻”为主线的故事结构

　　俄国著名民间文艺学家普罗普在他的《民间故事形态学》中，“认为西方民间故事的基本形式是‘追寻’。……每个故事从大概情节来看都是主人公寻找一个对象”⑧。笔者认为，上述五篇故事中，除《聊斋志异》中的“鸲鹆”故事外，其他四篇故事的基本结构都是以“鸲鹆的人性追求”为主线的。下分而述之。

　　“秦吉了崇节”故事的基本结构是秦吉了对民族气节的追求。故事梗概:泸南有人养了一只秦吉了，能学人语。后来主人家贫便将它卖给了夷人，秦吉了自知是汉禽，到了夷地就绝食而死。这篇故事的主线是秦吉了崇尚民族气节的人性追求。故事中包含了两对对立的情节元素，即汉夷对立和生死对立。该故事结构为明显的线性结构。

　　“鹦鹉救火”故事的基本结构是鹦鹉对友情和道义的追求。与上篇不同，本篇故事包含的情节元素更多，结构也更复杂。分析其结构需借助法国语义学家格雷马斯的“行动元模型”⑨(如图一) :

　　

　　这个故事可以看作是围绕“鹦鹉救难”这一核心动作组织起来的。其中，动作主体是鹦鹉;客体是一场灾难;发送者，即动作的引发者，是山中大火;接受者，即动作的承受者、被救助的对象，是山中的其它动物;敌对者，即有碍于主体追求实现的力量，是鹦鹉自身力薄;帮助者，即有利于主体追求实现的力量，是天神。故事的结果是，天神被鹦鹉所感动，降雨灭火，助其救难，而鹦鹉的人道追求也在天神的认可中得以实现。

　　“鸲鹆学舌被杀”故事结构较前两篇故事的单线结构更复杂，包含两条“追寻”线索:一是鸲鹆抓贼以报答主人的追求，二是参军为爱鸟报仇的追求。鸲鹆鸟从参军处习得人语，后又借此本领告发盗贼，却不幸在与盗贼的对立关系中遭到暗算被杀害。参军为给爱鸟报仇，请求治死盗贼，却被司空大人以不可以人命抵鸟命为由制止。这篇故事的深层结构是参军和鸲鹆对人鸟情谊的共同追求。故事的结果表明，在人类社会权力、等级制度的规约下，人和动物的平等互信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使是一只善良的鸟在与恶人的对抗中，也难逃厄运。

　　“秦吉了牵红线”故事围绕秦吉了促成巨府婢女和梁府梁绪公子美好姻缘的追求展开。故事中，秦吉了的追求遭遇了两股阻碍力量:一是巨家强烈反对，导致婢女含冤而死;二是秦吉了传信途中意外坠亡，导致消息中断。幸好秦吉了没有放弃，设法托梦给梁公子传信，而此时梁公子也已下定决心，虽生死相隔，依然舍命搭救恋人。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秦吉了的美好品质也传为佳话。这篇故事同样包含两条线索:明线是秦吉了成就他人幸福的人道追求，暗线是一对恋人对美好爱情的追求。两条线索在故事结构中相辅相成、浑然一体。

　　2．《聊斋志异·鸲鹆》故事结构

　　在与以上诸篇故事的对比中，不难发现，《聊斋志异》中的“鸲鹆”故事无论在情节形态、符号象征意义，还是故事结构方面都更复杂。首先，从“秦吉了崇节”中的汉夷对立和生死对立，到“鹦鹉救火”中的水火对立和生死对立，再到“鸲鹆学舌被杀”中的真假对立和善恶对立，以及“秦吉了牵红线”中的生死对立，其他四篇故事的情节冲突均由简单的对立元素构成，而“鸲鹆”故事的情节冲突不涉及明显对立，而是体现为更复杂的矛盾。其次，与其他四篇故事不同，“鸲鹆”故事中矛盾冲突最终解决依靠的是鸲鹆鸟的内在力量，即智慧。智慧，是指“凭借生活与实践经验所采取的非常规的应对态度与方法”⑩，是一种人文色彩很浓的方法。“鸲鹆”故事突出展示鸲鹆鸟的智慧力量，更丰富了其形象的人性化特征。最后，“鸲鹆”故事的基本结构不能简单概括为“追寻”，要分析其结构需借助格雷马斯的“语义方阵”。

　　格雷马斯继承传统逻辑学对对立和矛盾两类命题的区分，提出了“X型语义方阵”(如图二)(11)，作为对意义之基本结构的探讨:

　　

　　这里，四个基本项构成了“语义方阵”的四角。其中，S1与S2构成对立关系，处于对角位置的两项(S1与非S1、S2与非S2)构成矛盾关系。以颜色为例，假设S1代表黑色，那么S2就是与之绝对对立的白色，而非S1，即非黑色(如红、蓝等)，非S2，即非白色。可见，非S1和非S2互为交叉关系，而非S2与S1、非S1与S2构成包含关系。这样，一对对立的两项，就衍生出四个基本项和八对逻辑关系。该结构可用于分析故事中各结构要素的组合方式。

　　按此思路分析《聊斋志异·鸲鹆》之故事结构，需要首先确立一个价值基点S1。依照故事主题，S1是鸲鹆鸟的人性追求。这样，符号S1就包含两个符号素:“非人的肉体”和“追求人的善性”。在故事中，S1主要体现在鸲鹆鸟身上。由此基点，可以得出“语义方阵”中其他三个基本项的赋义:

　　S2，即S1的绝对对立，即拥有人的肉体却反对人的善性追求。这在故事中主要体现在绛州王这个人物身上。这个人物有钱有势，象征与人性相抵触的权力和统治。

　　非S1，即拥有人的肉体且不反对人的善性追求。这在故事中主要体现在鸟主人身上。

　　非S2，即不为人的肉体所限的善性追求。这在故事中具体体现为鸲鹆和主人共同追求的自由、友谊、忠诚等人道主义精神。

　　在S1和非S2之间是鸲鹆追求人道精神的积极努力。在非S1和S2之间是鸟主人对人鸟情谊的追求。在S2与非S1之间是绛州王对鸟主人的权力压制和金钱交易。在S1和S2之间是绛州王对鸲鹆的占有和鸲鹆的自由追求之间的矛盾对立。

　　这样看来，这是一个讲述鸲鹆和主人在精神追求和现实利益的矛盾面前，利用智慧，齐心化解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基本结构机制是“交换”与“反交换”。绛州王企图用金钱换得对鸲鹆鸟的占有，按交易规则，鸲鹆要牺牲自由，鸟主人要割舍对爱鸟的拥有，才能换得金钱报酬。这是一种商品交易规则，一种与自然人性相抵触的规则。但是，鸲鹆不甘心成为商品，于是利用智慧完成了“反交换”:假意服从这种交易规则，先为主人骗得金钱利益，再利用其规则漏洞借机脱身，与主人重聚。

　　3．《聊斋志异·鸲鹆》故事的多重意味

　　按上述分析，“鸲鹆”故事带来的总体效果是肯定了鸲鹆的智慧力量。读者从鸲鹆为主人献计助主人得利的行为中，体会到鸟的人性追求，因此获得肯定性情感期待，产生审美愉悦。鸲鹆的行为也因此成为正面的审美对象，受到称赞。清光绪年间刊印的《详注聊斋志异图咏》为《聊斋》各篇故事配有插图和题诗。在《鸲鹆》篇后有题诗:“客途赀罄奈愁何，相伴依依祗八哥。赚得金来臣去也，能言毕竟慧心多。”(12)虽然如今对这首题诗的作者尚无确切考证，但是题诗足以表明当时读者对鸲鹆的行为是十分赞赏的。另外，当代学者聂石樵在《聊斋志异本事旁证》中，认为“鸲鹆”故事“写八哥对主人的忠诚，骗取王侯的金钱，以资助主人，很富有人情味”(13)。

　　但是，故事接受者对鸲鹆行为的评价并不都是肯定的。对照张友鹤《〈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所辑的相关评点，不难发现，有些接受者对鸲鹆的态度与上述观点截然相反。比如，何守奇对《鸲鹆》篇的总评:“鸟诈，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但明伦也评点道:“既能作计，而复以从容出之，使人不疑，此可为念秧之祖。”(14)这里但明伦以《聊斋志异》中讲述人间骗局的“念秧”故事作比，旨在谴责鸲鹆欺诈绛州王以骗取钱财的行为。的确，欺诈、撒谎都属于不诚实的表现，被公认为是处于人类社会伦理底线之下的行为。1993年，世界宗教议会在美国纽约召开，会上确立了各种宗教间的共同之处，即“一种全球伦理的基础”。其中规定了人类伦理四条不可触犯的底线: (1)“不可杀人”—“尊重生命”，(2)“不可偷窃”—“处事正直，办事公平”，(3)“不可撒谎”—“言行都应诚实”，(4)“不可奸淫”—“彼此尊重，彼此相爱”。(15)可见，“不可撒谎”是人类最低的伦理底线，欺诈行为理应受到谴责。

　　那么，既然鸲鹆骗取他人钱财的行为为人类伦理和道德所不容，前文所述的读者对其大加赞赏的效果又是如何获得的呢?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前文分析故事结构采用的“语义方阵”，只是发现故事意义的基本结构和各情节要素的组合方式，这种方法本身并不包含价值取向。因此，笔者首先确立了一个价值基点，即，假设鸲鹆为主人献计的行为是对人之善性的追求，是值得肯定的。所以，依此基点，自然会得出对鸲鹆行为的肯定评价。如果结构分析时，确立的价值基点是绛州王利益的合法性，那么得到的将会是一个关于人、鸟串谋利用诡计骗取他人钱财的故事。这个故事中鸲鹆的欺诈行为则应当受到谴责。

　　《聊斋志异·鸲鹆》小说结尾处有“毕载积先生记”字样(16)。可见，小说并非蒲氏亲笔。而无论是作者，还是“异史氏”，都未对本篇故事作出价值评价。因此，该篇故事在不同文化语境下、不同接受者眼中，便呈现出多重意味。

　　那么，如将《聊斋志异·鸲鹆》之故事特征置于与前文系列故事的对比中分析，又将获得哪些结论呢?

四、文言小说故事问题思考

1．文言小说借故事承载意义追求，实现小说人文性

　　对以同一主题为中心的系列故事的分析，自然会引发关于“为什么我们一再需要‘同样’的故事?”的思考。对此，希利斯·米勒(J．Hills．Miller)在为《文学批评术语》撰写词条“叙事”时，给出了他的答案:“一个故事和每一次重讲或其变化形式总会留下某种不确定性或包含一个尚未阐明旨意的散漫的结尾……这种必然的不完美意味着没有故事能一次或一直完美地履行其整理和巩固的功能。所以我们需要另一个故事，又一个故事，再加上一个故事，我们对故事的需求不会到顶，我们寻求满足愿望不会缓和。”(17)

　　《聊斋志异·鸲鹆》故事与上述其他四篇故事相比，情节中加入了更多矛盾因素，使得故事的价值取向更加复杂，且作者的态度隐而不显，正如米勒所说，故事中“留下了某种不确定性”，因而其接受者对故事的价值判断呈现出多样化特征。在此，文言小说借故事引发了意义交流。其学理依据在于:单篇故事提供的意义是有限的，而人们对意义的追求却是无限的。不同时代的作家在文言小说中对同一故事主题的改编和创作，作为不同时代文人追求意义的种种尝试，体现其人文理想;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语境中的读者对同一故事意义的种种“归化”(18)，也作为人们对意义解读的种种尝试，丰富其人文追求。因此，文言小说便作为故事改编的种种“程式”，丰富和发展了“故事系谱”，承载了一代代文人对意义的追求，实现了人文性特征。

　　2．故事借文言小说发展复杂形式，丰富故事审美性

　　《聊斋志异·鸲鹆》故事引发的直接效果，是形成了不同语境下接受者对鸲鹆行为之价值和意义的讨论。这与其他四篇故事通过解决单一对立冲突，而形成的道德说教效果明显不同。从故事问题研究的角度出发，可以说，这四篇故事的创作观念仍然停留在传统的故事观阶段，即故事审美性还未受到重视的阶段，“也就是说，故事本身并不存在，其存在只是为了传达一些较为抽象的哲学方面的信息，简言之就是道德的信息”(19)。这种故事观在故事结构上表现为四篇故事以“追寻”为主线的线性结构。而《聊斋志异·鸲鹆》故事的结构则呈现为与之不同且逻辑更复杂的“语义方阵”。可见，随着文人小说创作的发展，故事获得了更复杂的形式设计。根据克莱夫·贝尔(Clive．Bell)“美是有意义的形式”的现代美学命题，故事获得了审美形式即获得了审美性，因为现代美学认为“形式问题是审美的主要问题。……任何地方，只要有安排和设计，就存在美学问题”(20)，所以《聊斋志异·鸲鹆》对故事结构的设计体现了现代的故事观念，即故事是有趣的，也是审美的。同一故事主题就这样，随着文言小说发展，获得了复杂的形式，也获得了丰富的审美性。

　　注:

　　①刘俐俐《人类学大视野中的故事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9月13日，B1版

　　②③鲁德才《古代白话小说形态发展史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④陈鹏翔《主题学研究与中国文学》，《主题学研究论文集》，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1－30页。

　　⑤⑧(19)［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3、92—93、102—103页。

　　⑥(14)(16)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98页。

　　⑦冯伟民校点《萤窗异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71页。

　　⑨［法］格雷马斯《结构语义学:方法研究》，吴泓渺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57页。

　　⑩尤西林《人文科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

　　(11)［法］格雷马斯《符号学约束规则之戏法》，《论意义——符号学论文集》(上)，吴泓渺、冯学俊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161页。

　　(12)［清］蒲松龄《聊斋志异图咏》，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885页。

　　(13)朱一玄编《〈聊斋志异〉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6页。

　　(15)［德］孔汉思、库舍尔编《世界宗教议会走向全球伦理宣言》，何沪光译《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8页。

　　(17)张京媛等译《文学批评术语》，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6页。

　　(18)［美］乔纳森·卡勒《结构主义诗学》，盛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7页。

　　(20)徐亮《现代美学导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7—98页。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责任编辑:徐永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