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立群　孙　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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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研究方法刍议

　　·罗立群孙悦·

　　摘要《红楼梦》研究方法多种多样，有探寻“本事”的索隐、考证、探佚;有文以载道的社会学研究;有借题发挥的文化学研究;有内在超越的哲学/美学研究;有回归文本的文学研究;还有追踪蹑迹的红学史研究。各种研究方法都有存在的合理性，有的方法对“红学”研究作出了贡献，但这些研究方法都遇到了相应的危机。

　　关键词《红楼梦》研究方法内在超越文本解读红学史

　　《红楼梦》研究，早已成为一门显学。综观《红楼梦》研究领域，研究队伍之庞大，研究成果之众多，研究方法之多样，没有哪一部文学作品的研究能与之相比。《红楼梦》的研究往往与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学术思想、文化发展相联系，对《红楼梦》的学术研究，动辄引领潮流，引发争议，轰动社会。由于《红楼梦》研究在中国社会史、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我们可以将其看作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扇窗口，透过这扇窗口，我们可以观察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路径和方法，为前进方向竖立一块可以参考的路标。基于此，本文试图对《红楼梦》的研究方法进行一番考察、梳理，弄清楚《红楼梦》研究中各类方法的来龙去脉，探寻隐藏在这些研究方法背后的社会动因和文化基因，考究流变，总结得失，以推动学术研究向前发展。

一、探寻“本事”:索隐、考证、探佚

索隐，就是寻找隐藏在背后的真意。用索隐的方法解读《红楼梦》，是《红楼梦》研究史上较早出现的一种研究方法，其代表作有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隐》、蔡元培《石头记索隐》等。用索隐方法研究《红楼梦》得出的结论，或曰此书是影射纳兰性德家事，或曰是隐射顺治皇帝与董小宛的爱情故事，或曰为“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①，或曰“是书所隐括者，明为康熙诸皇子争储事”②。蔡元培总结过自己所用的索隐方法:“可用三法推求，一、品性相类者;二、轶事有征者;三、姓名相关者。”③可以看出，索隐方法往往依据事件、人物间的同构关系进行比附，如字面上的谐音与引申义，人物关系上的互涉，事件(小说事件与历史事件)的同类等，这就难免断章取义，牵强附会，被胡适讥为“猜笨谜”。

　　索隐是中国传统的对经书、史书文本的一种重要的解读方式，这种解读方式的产生，源自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与创作原则。传统的经书和史书，著者在撰写时或有意或无意地采用简约、隐喻、象征的方式，使作品的真实内涵超出文本的字面含义，如孔子的“春秋笔法”，字寓褒贬，暗藏微言大义;《史记》“贯穿经传，驰骋古今，错综隐括”④，“然其人好奇而词省，故事核而文微”⑤;杜预指出《春秋左氏传》有五条写作原则: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⑥。一些经书、史书意义隐晦，有难解未申之处，这就需要后人“探求异闻，采摭典故，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者”⑦。这种探寻本事的索隐法，目的是要还原作者的创作意图，索解出作品文字背后的真正意义。

　　经史的这种创作原则又被广泛“移植”到文学创作中。《离骚》善用“引类譬喻”，诗词追求含蓄境界，《红楼梦》的作者更明确宣示:“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撰此《石头记》一书也……何为不用假语村言，敷衍出一段故事来，以悦人之耳目哉?”⑧《红楼梦》的作者既然将经书、史书的思维方式与创作原则运用于小说创作，那么，用索隐的解读方法去探寻作品本事，还原作者本旨也就理所当然。于是，索隐派用传统解读经史的方法对《红楼梦》拨乱反正，寻本还原，要从作品的“满纸荒唐言”中寻求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其中味”。王梦阮就信心十足地宣称:“彼虽善隐，我却索而得之，宣而出之，以赠后人，亦大快事。”⑨但运用这种思维方式去解读《红楼梦》，势必会造成解读者的主观臆测，结论也五花八门，甚至荒唐可笑。如在蔡元培的视域里，“红”影射“朱”，“朱者，明也，汉也”，“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余也”⑩。而在台湾学者萨孟武的审视目光下，宝玉爱“红”之癖却有另一种解释:“女”指女真满族，“男”指汉人，重女轻男，即扬清抑明;贾宝玉乐于在姐妹队里厮混，不愿意见宾客，是讥讽明宪宗不愿见臣子，喜欢呆在后宫(11)。萨孟武的论证手法正是索隐方法。尽管索隐法受到学界大多数人的无情嘲讽和严厉批评，但《红楼梦》毕竟诞生于经学复兴的年代，《红楼梦》的文本构成确实具有“隠”的模糊性，于是，索隐的解读方式也就有了相应的合理性，其生命力一直在延续，索隐著作至今层出不穷。

　　1921年，胡适发表了《红楼梦考证》一文，引起了较大反响。俞平伯受此影响，开始对《红楼梦》产生兴趣。他先是和顾颉刚通信讨论，后又发表了《红楼梦辨》。《红楼梦考证》与《红楼梦辨》的问世，标志着“新红学”产生。“新红学”运用的方法是考证法。所谓考证法，是指对文献资料进行细致的搜求、梳理，进而归纳、演绎，“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12)，由此得出客观、科学的结论。通过对《红楼梦》著者、时代、版本的考证，胡适得出结论:“《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因为如此，所以《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实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13)胡适对《红楼梦》考证的领域、涉及的学术命题、建立的学术范式一直影响至今。时至今日，《红楼梦》的考证成果丰硕，有影响的著作不断问世，这些成果被“红学”研究者作为基础“硬件”广泛采用。

　　胡适考证史料得出的重要结论，即《红楼梦》是作者自传。这个“自传说”见证了考证派将小说当作历史的学术态度和研究方法，在这一点上，考证者与索隐者对待文学作品的态度和目的是一致的，都以解读经书、史书的方式去理解《红楼梦》。本着这种学术态度，考证派把《红楼梦》当作历史，将小说描写的人物、事件和历史上的人物、事件相互比附，将小说中的场景与作者的生活实际相互印证，并且不断延伸、扩展，其目的就是突出作品的写实自传性质。如《红楼梦新证》，著者周汝昌搜集史料十分用力，书中的文献资料丰富、详实，但全书各章节都以“自传”为中心，“拱卫着它，简直成了一个‘体系’”(14)。这就无疑消解了这部作品的学术和思想价值。需要指出的是，不是所有的考证工作都围绕着“自传说”的，有些纯粹针对历史背景、作者家世和版本的学术考证，为《红楼梦》研究提供了基础的学术支撑，对《红楼梦》研究作出了贡献。

　　考证法并不是胡适的创造，而是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汉代的经学研究、清代的乾嘉之学，都曾成功地将它运用于学术领域，取得相应的成果。明末清初，面对国破家亡、异族入主的局势，顾炎武等人对“空谈”的王阳明心学进行反思，提倡经世致用的学术精神，导致了务实的考据学的兴盛。乾嘉学者热衷于对古文献考证、校勘、辨伪，在文字、音韵、训诂、金石、地理等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胡适承接了清代“考据学”的传统，又引进了西方杜威实验主义的理论，提出“事实——假设——求证”三步考证法，把它运用于《红楼梦》的学术研究中。用这种方法对《红楼梦》的作者、版本、历史环境进行考证时，其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采用这种方法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人物关系、事件、场面进行文献考证，就混淆了文学与历史的界限，研究便陷入了误区。

　　《红楼梦》探佚在很大程度上和索隐派、考证派的治学方向一致，都是要对《红楼梦》进行“还原”，索隐派、考证派还原的是小说本旨，探佚派还原的是小说文本的原貌，其探寻“本事”的态度和目的都是相同的。正因为此，在索隐著作和考证著作中，也经常会有探佚的推测和论证出现。梁归智《石头记探佚》是探佚研究的代表作，其依据主要有二:一是前八十回文本，二是脂批。他根据小说中的伏笔、隐喻、谐音、谶语等创作手法以及脂砚斋的评点暗示，试图还原《红楼梦》全璧。这项研究采用的方法是对文本认真阅读，仔细辨别，与其他资料相互印证，巧妙归纳，类比推理，得出结论。由于资料有限，主观猜测占一定比重。周汝昌在《红楼梦与中国文化》里，根据三个元宵节和三个中秋节，以及主观断定的“大对称”结构，运用类比推理，判断《红楼梦》全书为108回，前后对称，中间“折缝”在第54回与55回之间。这个结论的主观推测是十分明显的。(15)

二、文以载道:社会学研究

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红楼梦》，兴起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评论者借评述小说内容阐发改良社会的政治主张。天僇生、侠人、陈蜕等皆将《红楼梦》看成“社会小说”、“政治小说”、“伦理小说”。季新《红楼梦新评》认为，书中描写的封建大家族中婚姻不自由、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等现象，是中国社会制度的缩影，说明中国社会制度的特点是专制，礼教则是专制的辅翼。要变革国家制度，必须先变革家庭组织(16)。1970年代，台湾学者萨孟武也是从社会意识的维度来阐释《红楼梦》的，他写了《〈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通过分析贾府的家庭生活，透视中国传统家庭，展示传统社会的伦理文化。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内地兴起从阶级关系去诠释《红楼梦》题旨的风气，研究者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为指导，对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个朝代的历史背景、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关系、阶级矛盾等进行研究，并与《红楼梦》描写的情节内容相互对照，从而对《红楼梦》的主题、人物形象的阶级属性进行阐述，由此产生了“市民说”、“农民说”、“封建社会叛逆者”等观点。邓拓《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翦伯赞《论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简论〈红楼梦〉中所反映的社会经济情况》、刘大杰《〈红楼梦〉引论》、张天翼《略谈曹雪芹的〈红楼梦〉》、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的思想倾向问题》等，都是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论文。何其芳《论〈红楼梦〉》对在文学评论中表现出的脱离作品实际，有选择地引用作品情节，照搬名人名言来印证自己的观点的教条主义倾向予以批评，提出了“共名说”(17)。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阶级斗争学说为指导思想的社会学研究，成为《红楼梦》研究的主流。毛泽东把《红楼梦》视为了解、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和中国历史的重要文献，提出“第四回是全书的总纲”的论点。随后，学界出现了一大批“跟风”的文章，其特点是首先认定《红楼梦》是“一部形象的阶级斗争史”，再通过小说的情节、场面、人物关系描写加以印证和论述。这种研究方法被人们称为“庸俗社会学”。

　　八十年代始，社会学研究中的庸俗、教条主义的倾向得到纠正，研究者首先深入作品内容，从小说情节、人物形象分析入手，得出理性认识之后，再以产生作品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和文化思潮为依据，考察《红楼梦》与当时社会文化的关系，对社会的表现程度等，人们把这种研究方法称之为“文艺社会学研究”。

　　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是以文学作品内容与社会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为观察点，结合作品产生的历史环境、文化思潮，对文学作品进行社会学诠释。这种研究方法有一定的科学性、合理性，可以有效地凸显文学作品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帮助读者理解文学作品的历史文化意义和现实意义。从社会学角度诠释《红楼梦》的题旨，无疑和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的文化精神一脉相承，体现出文学要经世致用、文艺为人生、文艺干预生活等思想，彰显了文学作品的社会价值。社会学研究方法在研究过程中，往往会受到当时的意识形态、社会价值观念和文化思潮的影响，随社会脉搏的跳动而震荡。二十世纪初至三四十年代，社会黑暗，腐败丛生，亟需变革，那时的社会学研究，看到的是《红楼梦》的反专制、倡民主的意义。五十至七十年代，阶级斗争是中国社会的主旋律，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哲学思想被大力宣扬、反复强调，《红楼梦》研究在当时泛政治化语境下，自然偏重于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八十年代以后，中国思想界、文化界乃至整个社会都在拨乱反正，《红楼梦》社会学研究也走向成熟和深刻。

三、借题发挥:文化学研究

《红楼梦》是包罗万象的艺术作品，历来被认为是一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洪秋蕃在《红楼梦抉隐》中评道:

　　《红楼梦》是天下古今有一无二之书……拜年贺节，庆寿理丧，问卜延医，斗酒聚赌，失物见妖，遭火被盗，以及家常琐碎，儿女私情，靡不极人事之常而备纪之。至若琴棋书画，医卜星命，抉理甚精，举悉当，此又龙门所谓于学无所不窥者也，然特余事耳。莫妙于诗词联额，酒令灯谜，以及带叙旁文，点演戏曲，无不暗含正意，一笔双关。斯诚空前绝后，嘎嘎独造之书也，宜登四库，增富百城。(18)

　　《红楼梦》作者知识广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均广泛涉猎，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他把这些知识巧妙地运用于小说描写中，与小说的人物、情节、场面融为一体，形成《红楼梦》独特的文化现象。这些文化“材料”引起了研究者的浓厚兴趣，也为《红楼梦》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文化研究视角。(19)

　　从文化学的维度研究《红楼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逐渐升温，人们感慨《红楼梦》内容的博大精深，对作品中描绘的各类文化空间以及达到的文化境界展开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邓云乡《红楼识小录》，作者对《红楼梦》涉及的社会风貌、风俗礼仪、店长制度、饮食起居、衣着服饰等，从各个方面进行稽古钩沉、疏证解疑，作了详尽的介绍和说明，提供了丰富、具体的文化知识。又如汪佩琴《红楼医话》对小说中200多处涉及医案、医理和药方的描述，按医科、药物和医生进行分类，以故事形式介绍清代宫廷和贵族的看病习俗以及中医知识，深入浅出，生动有趣。类似的研究成果还有:邓云乡《红楼风俗谭》、关华山《红楼梦中的建筑研究》、郭若愚《红楼梦风物考》、陈昭《红楼梦的饮食文化》、秦一民《红楼梦饮食谱》、季学源《红楼梦服饰研究》、王志刚、张少侠《红楼法事》、曹涛《红楼梦与教育》、胡文彬《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等。

　　尽管人们在研究中，只是撷取小说中的某一类文化“材料”(通常都是研究者感兴趣且比较熟悉的部分)，研究对象各有不同，但是，这种《红楼梦》的文化研究模式却有着共同的特点:研究者有意借题发挥，即无意对《红楼梦》的题旨、作品风格、文化意蕴、整体结构、艺术形式作评价，只是对文本中的某一文化领域产生兴趣，选择所需的文化“材料”，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并结合清代社会的政治因素、文化特征、民风习俗加以研究。

四、内在超越:哲学/美学研究

从哲学/美学的维度探讨《红楼梦》的精神实质，被一些学者视为“内在性”研究，而其他的研究方法，包括从文学角度展开讨论，都被认为是“外在化”研究(20)。

　　在中国学术史上，自觉地采用哲学/美学的观点研讨《红楼梦》的第一篇论文，是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它最早刊载于1904年《教育丛书》第8期至第13期。王国维这篇专论认为:人类的存在是一个悲剧，而悲剧的根源则是人的与生俱来的“生活之欲”;《红楼梦》的主题思想便是揭示“人生之痛苦与其解脱之道”;其美学价值在于它是一部存在悲剧，是一部“具厌世解脱之精神”的悲剧，其伦理学价值就在于能引导人们走上“解脱”之路(21)。王国维将自己的人生困惑、佛教情结融入文学评论，并援引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首开运用西方哲学、美学观点研究《红楼梦》文本的风气，其论点虽然遭遇人们排斥，但树立的研究范式却为学界所推崇。

　　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是一部有关中西思想史、文化精神冲突的哲学专著，作者从东西方文化两个维度研讨人类精神冲突的价值问题以及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在这本书里，刘小枫以哲学的眼光审视《红楼梦》，认为“《红楼梦》必须作为中国精神史上的重大事件来看待”。在刘小枫看来，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已对现实世界感到绝望，试图寻求出路，他从儒家的价值信仰里“走出来”，走进庄禅的“适性逍遥”的世界，“而这条出路又为无情的石头所堵塞，要最终解决出路，就得消除因无情带来的情虚冷寂，使逍遥之境充满爱的纯真”(22)。

　　余英时从“文化超越”的价值取向出发，提出“《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的观点。他在《〈红楼梦〉中的两个世界》一文中这样表述:“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创造了两个鲜明而对立的世界。这两个世界，我想分别叫它们作‘乌托邦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两个世界落实到《红楼梦》这部书中，便是大观园的世界和大观园以外的世界。”(23)也就是“清”与“浊”、“情”与“淫”、“假”与“真”以及风月宝鉴的正反面。并且认为，两个世界是贯穿全书的一条重要线索，对了解《红楼梦》有着重要的意义。余英时的观点是针对索隐派、考证派和“阶级斗争论”提出来的，其意在于把《红楼梦》研究引导到主体价值与文化超越的范畴，建立起一种新的“红学”范式。

　　如果说上述研究是以中西文化思想为交汇点的话，那么，梅新林的《红楼梦哲学精神》则是完全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立论的，这是一部系统的研究《红楼梦》哲学精神的专著。作者以中国传统的儒释道哲学精神为视点，对《红楼梦》追本溯源，认为小说中的生命循环是由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凡、悟道、游仙三重模式复合形成的，并依次指向儒家世俗哲学、佛道宗教哲学、道家生命哲学，进而通过《周易》阴阳哲学的复合，指向人类二律背反悲剧命运的哲理思索。此书针对《红楼梦》蕴藏深邃哲理内涵的特点以及《红楼梦》研究史上哲学阐释相对缺失的状况，以神话原型为基点，以哲学精神为取向，通过还原性、整合性、思辨性的独特解读，去展现《红楼梦》博大精深的哲学精神与文化智慧。(24)

　　鲁德才《古代白话小说形态发展史论》，用了三小节的篇幅诠释《红楼梦》哲理意蕴，其理论支点是庄禅意识。作者认为，“庄禅意识为曹雪芹提供了观察世界的方法，沿着庄禅的思想路线分析《红楼梦》，可能是阐释作者创作意旨的重要角度”。曹雪芹有着惨痛的生活经历，对社会表象有相当的洞察力，“他把社会的一切世相都建立在真假、有无、色空上来考察，而又超越两边”。人们通常说的揭示封建社会的衰败趋势，悲悼各色人等的命运，表现封建家族后继无人，控诉封建制度戕害人性等，都是从政治观念和实用理性主义角度得出的结论，未必是曹雪芹的本意。曹雪芹的本意应该是作品表现出来的“超越价值的第一自然，苦苦探求第二自然潜藏着的本质——人生爱、欲、悲、欢、散、毁、败、老、死的内原因，及其主宰万物变异的原动力，探索人生命的真正价值是什么”。(25)

　　刘敬圻的《〈红楼梦〉主题多义性论纲》一文，虽然探讨的是《红楼梦》的主题，但论述的着眼点是叙事结构美学。从这一诠释维度展开，作者将《红楼梦》的叙事结构视为“多层面的复合组织”，即由三种悲剧组成:一是贾宝玉不被世人理解，与社会格格不入，这是精神悲剧;二是一群“异样女子”在各自的遭际中被摧残、被扭曲、被毁灭，这是人生悲剧;三是一个名门旺族由于子孙不孝、勾心斗角而趋于衰败，这是历史悲剧(26)。“三种悲剧”的解读表述，将读者的目光导向审美视角。

　　《红楼梦》哲学/美学研究方法，注重对文本进行主体价值思考和主客体关系的阐述，诸如主体性、生命体验、生命意识、悲剧意识、终极关怀、情感、人性、自由、解脱等，都是这种研究方法加以强调并力图解答的文化命题，它表现出相当的内在性、哲理性和思辨性，具有文化超越意向。

五、回归文本:文学研究

朱淡文在《红楼梦论源》“自序”中认为:“就《红楼梦》之研究方法而论，似可分为文艺学研究和文献学研究两大部类。”(27)以此区分，索隐研究、考证研究、探佚研究等应属文献学研究，哲学、美学和文学研究应归属文艺学研究。成穷《从〈红楼梦〉看中国文化》把对《红楼梦》的研究分为“内在化”与“外在化”两类:认为“内在化”的研究是从主体价值维度诠释《红楼梦》，关注艺术作品的内在精神及其从中透现出来的文化精神;而其它的研究方法，诸如历史学研究、社会学研究，甚至文学研究都属于“外在化”研究(28)。相比之下，成穷的分类更细，他将哲学/美学研究与文学研究区分开。

　　吴宓《红楼梦新谈》大约是最早的一篇从文学视角认真研究《红楼梦》的专论。这是他1919年3月在哈弗大学所作的演讲稿，1920年3、4月间分两期发表于《民心周报》。文章内容涉及小说宗旨、题材范围、叙事结构、人物形象、情境描述等，可以看出，吴宓是有意识地运用现代小说理论系统分析《红楼梦》(29)。

　　鲁迅是较早从文学角度进入《红楼梦》世界的。他认为:“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30)“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是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31)鲁迅从文学发展和小说艺术的角度对《红楼梦》整体观照。

　　问世于1948年的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是第一部系统分析小说艺术形象的专著。全书共有19篇文章，包括《花袭人论》《晴雯之死》《秦可卿与李纨》《王熙凤论》《史湘云论》《薛宝钗论》《黛玉之死》《贾宝玉的逃亡》等。作者通过形象、生动、优美的语言，对《红楼梦》中的各类人物形象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评判，对后来出现的人物评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海外学者余英时有感于《红楼梦》研究中越来越泛滥的历史学倾向和泛政治化的社会学倾向，提出在《红楼梦》研究领域也存在着“两个世界”，试图建立“红学研究新典范”。八十年代始，内地学术界对远离文本的研究方法有所质疑，提出《红楼梦》研究应“回归文本”，即应分析研究《红楼梦》作品本身。《红楼梦》文本分析研究一度成为研究热门，人们从作品主题、人物形象、小说结构、情节、语言、叙事观点乃至比较文学等各个角度展开研究，涌现出一批学术成果。

　　研究作品主题，也就是研究作者的创作倾向、主观命意。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本意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从《红楼梦》问世以来就一直存在。曹雪芹自称，他的作品已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表述，写的是“满纸荒唐言”，期待读者能体会他的“其中味”。脂砚斋的评点也多次提到作者的“立意本旨”。但曹雪芹笔法隐晦，脂砚斋藏头露尾，这就使得《红楼梦》的主题成为一个谜。索隐派、考证派、社会学派都曾试图解开这个谜。用文学研究的方法探究作品主题，当然和索隐派、考证派及社会学派的研究方法不同。

　　文本分析研究者认为，作品的主旨应该存在于作品本身，从作品中发掘作者的创作倾向，这是最可靠的路径，只有认真、深入地分析作品，才能得出最贴合作者本意的结论。但是，这个主题，我们真的就能从作品中寻得吗?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作者的本意和文本的本义都是不可能被复现、被还原的，因为文本本身没有永恒不变的含义和意义。一部作品的意义，依赖阅读主体的积极介入，只存在于读者的审美观照和感受中，受阅读主体的思想情感和心理结构的左右支配，是一种相对的具体的存在。因此，一部作品在读者没有阅读之前，只是半完成品，作品的意义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的。如此说来，我们研究作品的主题岂非毫无意义?却又不然。虽然接受主体对作品审美的积极参与，决定了作者主观命意不可复原，但文本本身却是接受主体诠释的前提，作品主题是依附于文本叙事结构的。接受主体只有紧扣文本，从整体结构上把握文本、分析文本，才能得出合理的、有意义的、贴近作者本意的结论，才能避免对作品作随意的、荒诞的、非审美的解读。曹雪芹的主观命意存在于《红楼梦》文本之中，读者可以贴近它、体味它，却无法还原它。不同的接受主体在阅读、诠释《红楼梦》时，都是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和生活阅历去阐释它、品味它。这样，《红楼梦》的主题就具有多重意义。越是伟大的作品，其内张力就越强，阐释空间就越大，作品主题就越复杂。

　　与作品主题一样，人物形象分析也是各抒己见，显示出个性化、多样化和丰富性。同一个人物会出现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同一个场景、同一番说辞，会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有关人物形象分析的专著就有几十种，这还不包括那些只在有关章节中涉及人物形象分析的著作，至于研究论文更是数不胜数了。这种情况既说明《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性格是复杂的，具有很大的阐释空间，也表明解读者在分析过程中加入了主体意向。对作品人物形象分析须注意克服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忽略对作品整体性把握，片面追求“新意”，别出心裁，过度诠释，表现出主观随意性;二是缺乏对文本认真细致的阅读、分析，没有主见，不作思考，人云亦云，毫无新意。

　　对《红楼梦》的结构、情节、语言、叙事观点等展开讨论，可看做文学研究方法中形式分析模式。周中明《红楼梦的语言艺术》从语言的角度研究作品，探讨、总结了小说的语言艺术特点。全书共16篇文章，分别论述了《红楼梦》语言艺术的整体美、风格美、寓意美、简洁美、哲理美、绘画美、境界美，语言的性格性、生动性、准确性、独创性、含蓄性，以及俗语运用、继承与发展等，是一部研究《红楼梦》语言艺术的专著。吴竞存编《红楼梦的语言》收录研究论文14篇，主要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作品的语言特色，编者“试图以18世纪北京话为着眼点，以现代语言学为指针，对《红楼梦》某个语言‘点’作历史的断代的剖析，借以对现代汉语权威方言——北京话——勾勒出一个历史层面”(32)。李庆信《跨时代的超越——〈红楼梦〉叙述艺术新论》是一部从叙事学的角度对《红楼梦》深入分析研究的专著。该书以小说文本为主体，以现代小说叙事学为理论框架，并借鉴其他理论观点，对《红楼梦》的叙事形态、叙事观念、叙事方式、叙述层次、叙事时空、叙事体制、叙事内容、叙事风格、神话叙事和叙事笔法等作了较全面的探讨。

　　广阔视野下的对《红楼梦》的跨门类、跨文化的研究，属比较文学研究范畴。这种比较十分宽泛，既有不同文学形态的比较研究，也有对不同文化孕育的小说文本的比较研究，还有文学/文化传承的寻根探索。徐扶明《红楼梦与戏曲比较研究》，选取作品中有关家庭戏班、戏曲剧目、演出习俗、伶人生活命运等内容，结合清代戏曲发展的脉络进行比较研究，论证小说描写的戏曲情节与清初时代背景的关系。这是小说与戏曲两种文学门类的比较研究。饶道庆《红楼梦的超前意识与现代阐释》，将《红楼梦》与日本紫式部《源氏物语》、美国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捷克昆德拉《生活在别处》相比较，运用现代新观点(包括西方学术思想)来阐述《红楼梦》的超前意识(33)。这是跨文化的小说文本比较。陈洪《从“林下”进入文本深处——〈红楼梦〉的“互文”解读》一文，则是通过互文视角，审视《红楼梦》生成的文学/文化血脉。将《红楼梦》与《金瓶梅》比较、与才子佳人小说比较，都属于这类寻根探索的比较研究。至于拿《红楼梦》与苏曼殊小说比较、与金庸小说比较等，则是向下延伸，研究《红楼梦》对其他文本的影响了。

六、追踪蹑迹:“红学”史研究

“红学”史研究即是从学术史的角度总结《红楼梦》研究的渊源流变、学科特点和学术流派，评述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学术观点和“红学”代表人物。目前已经出版的这类著作有:郭豫适《红楼梦研究小史稿》及续编、韩进廉《红学史稿》、白盾《红楼梦研究史论》、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杜景华《红学风雨》、欧阳健等《红学百年风云录》、陈维昭《红学通史》、孙玉明《红学:1954》等。

　　上述“红学”史著作，从研究思路和撰写模式上可划分两大类: 1．时间流程的叙述模式; 2．争论焦点为中心的叙事模式。《红楼梦研究小史稿》及续编、《红学史稿》、《红楼梦研究史论》和《红学通史》应列入第一类。共同特点是对200年来的《红楼梦》研究做了系统的描述，“红学”分期较为合理，对重要的研究著作、研究观点都进行了评述。郭、韩两人的著作成书时间较早，对八十年代以后的“红学”演变没有涉及。白盾主编《红楼梦研究史论》和陈维昭《红学通史》对研究中的新问题，如著作权问题、曹雪芹墓碑问题、曹雪芹祖籍问题、《红楼梦》成书过程等均有所评述，尤其是陈著从文化渊源讨论“红学”的古今流变，视野开阔，资料丰富。

　　《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红学风雨》《红学百年风云录》和《红学: 1954》都是以争论焦点为中心展开叙述。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将“红学”发展归结为考证派红学、索隐派红学和小说批评派红学，叙述中虽有独到的见解，但整体架构过于简单。杜景华《红学风雨》对20世纪红学史上几次大的争论进行了回顾，对百年的红学流派、红学人物给予评价，但资料的搜集不够丰富，视野不够开阔。欧阳健等《红学百年风云录》截取20世纪有关《红楼梦》的重大争论问题展开论述，总结了百年来“红学”的风云变幻，对许多问题的看法颇有学术眼光。但执笔者对亲身经历的某些论争，其结论明显表现出偏执倾向，缺乏史论的公允。孙玉明《红学:1954》详细描绘了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对其起因、过程进行了描述并提出了认真的思考。作者采用“还原历史真实”的方式叙述这一段令人心痛的经历，具有历史反思的阅读效果。受“截面式”的叙述体例的限制，该书不可能表现《红楼梦》研究史的整体发展历程。

结论

自《红楼梦》问世以来，《红楼梦》的研究就已经开始，至今已有200多年。早期的评点派、题咏派不去说它，索隐、考证、探佚的研究方法都承接史学、经学的传统，其产生和存在都有相应的合理性，尤其是考证工作，搜集、论证了大量的史料文献，在作者、版本、成书过程方面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时至今日，索隐太荒诞，考证文献不足，探佚又过于捕风捉影。在没有新的过硬的文献资料的情势下，过于痴迷，一味纠缠，对《红楼梦》的研究并不能起到正面的效果。社会学研究将《红楼梦》与社会政治、经济紧密联系，有其科学性、合理性，但过度阐释，过分强调作品的教育功能、认识功能，则会变为庸俗社会学。我们应该汲取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文化学研究是一种借题发挥，研究者的兴趣不在作品本身，却能紧贴文本，借船出海，扩大《红楼梦》的影响，挖掘作品的文化潜力。哲学/美学的研究方法是对《红楼梦》文化精神、内在意蕴和主体价值的思考，这种研究具有形而上的特质，需要相应的理论为导引，叙述要有一定的超越性、思辨性，目前此类研究仍欠缺深度和思想穿透力，有待进一步提高。文学研究方法在“红学”界相当普遍，一方面文学研究紧扣文本，而《红楼梦》文本的内张力是十分巨大的，有难以穷尽的阐释空间;另一方面研究者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多视角、多层次地解读文本。但目前这类研究有影响、高质量、有创新的较少，大多都不能让人耳目一新、深受启发。红学史研究较有成就，已出版的著作各有千秋，对《红楼梦》研究的整体的发展走向与轮廓已基本描述清楚，但对学术流派、研究方法、文化渊源等方面的研究仍有所欠缺。

　　注:

　　①蔡元培《石头记索隐》，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19页。

　　②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文艺丛刻乙集)，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26页。

　　③蔡元培《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对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榷》，《石头记索隐红楼梦考证》(《〈红楼梦〉资料丛书·考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④［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序》，《二十五史》(1)，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页。

　　⑤⑦［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后序》，《二十五史》(1)，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3、3页。

　　⑥参见［西晋］杜预《春秋左氏传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⑧［清］曹雪芹《脂砚斋评批〈红楼梦〉》“凡例”，齐鲁书社1994年版，第2页。

　　⑨王梦阮《红楼梦索隐提要》，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16页。

　　⑩蔡元培《石头记索隐》，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19页。

　　(11)参见萨孟武《〈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2)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胡适文存》第一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第242页。

　　(13)胡适《红楼梦考证》，《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书店1980年版，第218－220页。

　　(14)周汝昌《红楼梦新证》“重排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

　　(15)陈维昭对此论提出反驳，参见陈维昭《红学与二十世纪学术思想》第2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16)参见季新《红楼梦新评》，载1915年《小说海》第1卷第1、2期。季新，即汪精卫。

　　(17)参见何其芳《论〈红楼梦〉》，刘梦溪编《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18)洪秋蕃《红楼梦抉隐》，上海印书馆1925年版，第1－2页。

　　(19)本章节所说的“文化研究”，不包括文学、哲学、宗教等精神文化研究。

　　(20)(28)参见成穷《从〈红楼梦〉看中国文化》，三联书店1994年版。

　　(21)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洪治纲主编《王国维经典文存》，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2－153页。

　　(22)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81页。

　　(23)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

　　(24)参见梅新林《红楼梦哲学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5)鲁德才《古代白话小说形态发展史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0－242页。

　　(26)刘敬圻《〈红楼梦〉主题多义性论纲》，张锦池、邹进先编《中外学者论红楼——哈尔滨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论文选》，北方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27)朱淡文《红楼梦论源》“自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29)吴宓《红楼梦新谈》，原文分6个小节标题: 1、宗旨正大; 2、范围宽广; 3、结构严谨;4、事实繁多;5、情景逼真;6、人物生动。

　　(30)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3页。

　　(31)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8页。

　　(32)吴竞存编《〈红楼梦〉的语言》，北京语言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

　　(33)饶道庆《红楼梦的超前意识与现代阐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此书分上下两编，上编论述《红楼梦》的批判精神、悲剧精神、死亡意识、价值关怀等;下编将《红楼梦》与其他文学相比较。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责任编辑:徐永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