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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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说书传统对晚清小说语言变革的影响

　　·李云·

　　摘要在小说现代性的进程中，晚清作家们向西方小说学习了新的叙事技巧、写作方法、故事内容，丰富了他们的思想和想象力，产生了政治小说、科学小说等新小说。但是，在语言方面，晚清作家们逐渐意识到他们只有向说书者学习，才能够掌握最精彩动人的语言。在小说语言现代性的进程中先是对说书体旧小说的全盘否定，再是对说书体旧小说的审视和学习，直到对说书体小说的模仿，逐渐展开了语言的变革。

　　关键词晚清说书小说界革命

　　说书是中国一种传统的文艺形式，在宋元时代由说书产生出了话本，在明清时代由说书产生出了长篇白话小说，对此胡士莹先生的《话本小说概论》中有详细的叙述。随着晚清社会的发展、文学的发展乃至小说的转型，说书与小说也没有完全分离。虽然说书已经完成了孕育白话小说的历史任务，但是说书还一直活跃在中国的社会，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对小说的发展和转型起着重要的作用。陈平原曾说:“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基于两种移位的合力:第一，西洋小说输入，中国小说受其影响而产生变化;第二，中国文学结构中小说由边缘向中心移动，在移动过程中吸取整个中国文学的养分因而发生变化。后一个移位是前一个移位引起的，但这并不减弱其重要性。没有这后一个移位，20世纪中国小说不可能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获得自己独立的品格，并取得突出成就。”①他认为西洋小说输入是引起中国小说变化的直接因素，但他也认识到中国小说之所以有如此快的变化乃是在于吸取整个中国文学的养分才能完成的，而在这些养分中说书传统是其中重要的一种。

一、对说书体旧小说的全盘否定

韦勒克曾言:“无论是一出戏剧、一部小说，或者是一首诗，其决定因素不是别的，而是文学的传统和惯例。”②文学的传统和惯例是一部作品的决定因素。在中国小说的传统和惯例中，说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陈平原说:“中国小说主潮实际是由宋元话本发展起来的章回小说。白话利于叙事、描写乃至抒情，可章回小说甩不掉说书人外衣，作家就只能拟想自己是在对着听众讲故事。”③我们暂时可以把由说书而产生的小说称为说书体旧小说。说书影响到中国小说的叙述模式:说书体;故事模式:才子佳人、公案侠义等;思想内容:替天行道、忠义仁善等。这些虽然是被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但是在当时社会变革的时期，在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精英手中，却显得萎靡不振，不能发挥引导社会、启蒙民众的“正能量”。

　　晚清文人们认识到小说在传播中影响民心和社会风气的重要作用，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说:“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缀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④梁启超认识到国外小说在社会变革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也希望小说在中国能起到同样的作用，产生深远的影响，于是他想通过改良小说来改良社会，通过小说传递文明与思想。但是梁启超的这种寄改良于小说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在中国，对下层民众最有影响力的并非小说，只有说书才能达到他所说的那种兵丁、市侩、农氓、工匠、车夫马卒、妇女、童孺，全民上下为之感动的情形。如严复、夏曾佑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所言:“贩夫市贾、田夫野老、妇人孺子之类，指天画地，演说古今，喜则涎流吻外;怒则植发如竿，悲与怨则俯首顿足，泣浪浪下沾衣襟。”⑤正是这种情形。

　　晚清文人们意识到说书对中国民众的影响，但对于说书影响下小说陈旧的叙述模式、故事模式、思想内容等有着强烈的不满。他们受西方文学观的影响，认识到小说的文学价值和社会地位，如《〈新小说〉第一号》中说:“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近世学于域外者，多能言之。”⑥但与此崇高的价值不相符合的是中国小说陈旧的形式和思想内容，于是作者又认为:“盖今日提倡小说之目的，务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非前此诲盗诲淫诸作可比。”⑦定一在《中国小说丛话》中说:“中国小说之范围，大都不出语怪、诲淫、诲盗之三项外。”⑧管达如在《说小说》的第六章《中国旧小说之缺点及今日改良之方针》中，提出中国小说之害:“一曰诲盗，一曰诲淫，一曰长迷信倚赖之习。一曰造作荒诞无稽之语以坏国民之智识也。”⑨孙毓修在《二万镑之奇赌》中说:“吾国小说亦多矣，综其流别，不外三例:女子怀春，吉士诱之，是为诲淫之书;牛鬼蛇神，善恶果报，是为迷信之书;忠义堂上，替天行道，是为诲盗之书。”⑩把传统的小说称为诲淫诲盗之作，完全不能担任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的重任。

　　梁启超对中国旧小说之敝的认识最为深刻，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痛数旧小说之毒:“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江湖盗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妖巫狐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进而他认为中国国民的所有弊陋思想都是旧小说造成的，如:“今我国民轻薄无行，沉溺声色，绻恋床笫，缠绵歌泣于春花秋月，销磨其少壮活泼之气，青年子弟，自十五岁至三十岁，惟以多情多感多病为一大事业，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甚者为伤风败俗之行，毒遍社会，曰惟小说之故。”(11)感于旧小说的弊端太多，他提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初衷是由爱国新民的政治思想引起的。他的小说界革命，是从道德、宗教、政治、精神等方面入手的。梁启超等人有意识的改革对小说的现代性进程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改革先是在思想内容方面、叙事技巧方面进行，但是渐渐的，知识分子们认识到语言也是影响小说改革的一大问题。

二、小说界革命中遇到的语言问题

小说界革命是中国小说现代性进程中的一件大事。梁启超在《十五小毫杰译后语》中说:“本书原拟依《水浒》《红楼》等书体裁，纯用俗话，但翻译之时，甚为困难。参用文言，劳半功倍。计前数回文体，每点钟仅能译千字，此次则译二千五百字。译者贪省时日，只得文俗并用。明知体例不符，俟全书杀青时，再改定耳。但因此亦可见语言、文字分离，为中国文学最不便之一端，而文界革命非易言也。”(12)他想用《红楼》《水浒》等通俗的语言来翻译《十五小豪杰》这本书，但是在译书过程中他发现用文言要易于白话，为了尽快完成作品他不得不放弃白话的尝试，用文言翻译了此书。由此可见小说界革命在语言改革方面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一是难于白话的不好操作，二是难于文人的不习惯或不愿意用白话。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则是中国语言与文字的分离，生活中说的是一套语言，教育中学的和写的是另外一套语言，这两种语言系统在语法、词语等方面都是非常不同的，所以造成了文人能说白话但不能写白话的现象，进一步形成了文人使用文言系统，百姓使用白话系统的分裂现象。由两种语言而产生两种文化，进而产生两种相互对立的难以沟通的阶层。

　　小说界革命中语言的改革成为了重中之重。梁启超在《小说丛话》中说:“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自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何以故?俗语文学大发达故。宋后俗语文学有两大派，其一则儒家、禅家之语录，其二则小说也。小说者，决非以古语之文体而能工者也。”“虽然，自语言文字，相去愈远，今欲为此，诚非易易。吾曾试验，吾最知之。”(13)梁启超认识到语言的问题，小说界革命不止是在小说的思想内容方面进行，欲要普及小说中所倡导的思想，还要改变语言这一载体，只有小说语言通俗化了、口语化了小说才能被民众接受，小说传递的思想才能在社会上起到广泛的影响。所以，在小说革命进程中，语言的问题突显了出来。进一步说，是文人们做的文言小说面临着这个难题，对于说书体转变而来的白话小说，则没有这一问题。因为它们本身就是用口语创作的，被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

　　针对日渐突显出的语言问题，晚清文人们做了很多探索，有人尝试着用方言口语，《新小说》第一号就出现了文言与俗语互杂的现象:“中有文言、俗语互杂处，是其所短。然中国各省语言不能一致，而著者又非出自一省之人，此亦无可如何耳。”(14)方言虽然是口语，但是各省语言不一致，势必会影响到小说的传播和流通。所以，使用方言口语是不妥当的。楚卿在《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中谈到中国语言的弊端:“中国文字衍形不衍声，故言文分离，此俗语文体进步之一障碍，而即社会进步之一障碍也。为今之计，能造出最适之新字，使言文一致者上也;即未能，亦必言文参半焉。此类之文，舍小说外无有也。且中国今日，各省方言不同，于民族统一之精神，亦一阻力，而因其势以利导之，尤不能不用各省之方言，以开各省之民智。”(15)他认识到中国语言言文分离的现象，希望能够出现一种新的统一的语言，而方言是不能承担这一重任的。语言的统一会促进民族的统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小说界革命虽然是针对旧小说的，但实际上是针对传统作家的，或者说，这是文人们在革自己的命，在改革自己的写作传统和习惯，只有改革掉文人旧的写作习惯，才能使作家们创作的小说转化为大众能够接受的小说，才能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反响。在这一转化过程中，文人们做的尝试很多，贡献也很大，如姚鹏图在《论白话小说》中说:“鄙人近年为人捉刀，作开会演说、启蒙讲义，皆用白话体裁，下笔之难，百倍于文话。其初每倩人执笔，而口授之，久之乃能搦管自书。然总不如文话之简捷易明，往往累牍连篇，笔不及挥，不过抵文话数十字、数句之用。固自以为文人结习过深，断不可据一人之私见，以议白话之短长也。”(16)抛弃习惯的文言，使用白话写作对文人们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这是文白分离所造成的，也是多年的教育传统造成的。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姚鹏图发现了文言与白话的优点与缺点。文言虽然难懂，却精简概括，白话虽然通俗易懂，但却繁复啰嗦。所以，他总是觉得白话不如文言易于表达。其实，这种感觉是建立在他多年所受教育的基础上的，对于文化程度不高的人来讲，情况肯定是恰恰相反的。

　　文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因为小说语言的不通俗影响到小说的流通，如《新世界小说社报》第四期(1906年)中《论小说之教育》言:“虽然，小说流行之区域，今日非不多且广，小说组织之机关，今日非不完且备，而总之仍于愚民无与也。是何哉?是盖斗小说之心思，炫小说之文章笔力，而皆非小说之教育。小说之教育，则必须以白话。天下有不能识字之人，必无不能说话之人。出之以白话，则吾国所最难通之文理，先去障碍矣。”(17)可见当时的一些人已经清楚的认识到小说界革命只是在文人阶层进行的，经过一系列貌似轰轰烈烈的革命之后，小说对于下层的民众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其原因就在于小说的语言是文言，不是白话，民众难以接受，各种改良思想都无法普及推广。所以，作者呼吁小说之普及，一定要用白话做小说，才能实现以小说来教育的目的。觉我在《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中说:“就今日实际上观之，则文言小说之销行，较之白话小说为优。果国民国文程度之日高乎?吾知其言之不确也。吾国文字，号称难通，深明文理者，百不得一;语言风俗，百里小异，千里大异，文言白话，交受其困。若以臆说断之，似白话小说，当超过文言小说之流行。其言语则晓畅，无艰涩之联字;其意义则明白，无幽奥之隐语，宜乎不胫而走矣。而社会之现象，转出于意料外者，何哉?”林琴南的小说“印数亦不足万，较之他国庸碌之作家，亦瞠乎后也。夫文言小说，所谓通行者既如彼，而白话小说，其不甚通行者又若是，此发行者与著译者，所均宜注意者也。”(18)一般人认为白话小说比文言小说通俗易懂，会更畅销，但觉我发现文言小说比白话小说更畅销。究其原因，并不是中国人文化程度高，而是因为阅读小说的那部分人文化程度高——即少数的文人阶层。畅销的小说有多高的销量呢?林琴南这样畅销作家的书销量还不足万册。这说明只有少数的知识分子在阅读文言小说，而广大的民众不能读懂文言小说，也不能读懂白话小说——他们还没有阅读接受小说的能力，这与中国人的教育程度有关，也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从此可以知道书面传播在中国所受的局限，从而可以理解口头传播——说书在社会底层受欢迎的原因，口头传播超越了书面传播的条件与限制，所以农夫走卒妇人童蒙都可以接受。

三、新说书的产生，新小说主动向说书学习

晚清文人越来越多的认识到说书的形式在传播中的优点和影响，提出新小说应该向说书学习的观点，如《新世界小说社报》第四期(1906年)的《论小说之教育》说:“直隶于通衢茶馆中演说时事，吾尝谓不如出之以小说，使说书者口讲指画，如见如闻，其感人为易入。明末柳敬亭辈，至与朝士相往还，知其人虽只以口技博衣食，而寔隐操教育社会之权。惟其脚本不能改良，故所造于社会者，有恶果而无善果。若一旦以有益于人之事，当众演讲，而仍不改听书诸人之习惯，人见向所说者，皆不根之谈，而今则皆人生所宜必知之事，则不啻于通衢茶馆中，而立无数之学校焉，有不闻而相劝者乎?”(19)作者认识到说书者在社会上的影响力量，说书者虽然是以口技博衣食者，但是却隐操着教育社会之大权，因为他们对民众有吸引力，被民众所喜爱和接受。但是，说书的故事和底本还是陈旧的，于是，他们一方面想改变陈旧的底本，一方面想借用说书的形式来设立学校，演说新小说，以此达到社会教育的目的。

　　耀公在《普及乡闾教化宜倡办演讲小说会》中也提出向说书人学习的想法，他的方案更具体可施:“教化普及，诚今日切要之问题矣。然简而明之，显而喻之;以事体之情节，开发其脑灵，以笔墨之精神，增长其魄力，以文词之恺挚，欣动其神经;深者深，浅者浅。以是而瀹导人群，转移社会，著作之心血也，口舌之功果也。伊何述哉?伊何道哉?非演说小说，其又奚从?”提出了演说小说的必要性，其实是借用说书的形式来演说新小说。他还说:“经书之理道，深而奥，小说之理道，浅而微;经书之笔墨，朴而腐，小说之笔墨，巧而趣，其感人之妙，有寓于无形者。明乎此，则演说小说之捷于教化，其要务哉!吾故以为演说小说会之宜创办也。”希望通过演说新的小说来教化民众，替代那些陈旧的说书故事。“是故演说小说会者，不必登讲堂，写黑板，若者天文，若者地理，若者修身而文学也;第当农隙闲暇之时，早晚聚集之顷，祠堂庙宇，即演说之大舞台焉，树下社前，即演说之俱乐部焉。宣布小说之宗旨，叙其事不厌详也;绘演小说之神情，达其文不妨显也。虽其人口不读书，眼不识字，而小说中之如何哀感，如何激动，脑海之灌通，已不啻为小说之电力吸引矣。由此推之，演义侠小说，足以生人之奋往心;演艳情小说，足以生人之羡慕心;演探险小说，足以生人之冒险心;演民族小说，足以生人之种族心;即演一切政治、宗教等等小说，亦足以生人一切政治、宗教心。”(20)他主张向说书人学习，凭一张嘴就能够吸引大家。而且不必有固定的时间，在农隙闲暇、早晚聚集时，不必有固定的地点，在祠堂庙宇、树下社前就可以演说新小说。他认为以说书形式演说政治、宗教等新小说也能达到非常好的效果，达到教化人心的作用。

　　晚清的很多有识之士都认识到说书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如蛮在《小说小话》中说:“畴人广坐，津津乐道，支离附会，十九不经。试举史文以正告之，反哗辨而不信。即士林中人，亦有据稗官为政实，而毕生不知其误者。马、班有知，得无丧气!最熟于人口者，为《三国演义》中之诸葛、关、张，其次则唐之徐敬业、薛仁贵，宋之杨业、包拯，明之刘基、海瑞，偶一征引，辄不胜其英雄崇拜之意;而对于其反对者，则指摘唾骂，不留余地。”“平话别有师传秘笈，与刊行小说，互有异同。然小说须识字者能阅，平话则尽人可解。故小说如课本，说平话者，如教授员。小说得平话，而印入于社会之脑中者愈深。”(21)小说须识字者能阅读，平话则尽人可解，小说追求达到尽人可解的程度，就要向平话学习语言。老伯在《曲本小说与白话小说之宜于普通社会》中说:“同一书说也，而若者言之，能令人其娓娓而动听也;同一故事也，而若者言之，能令人其津津而有味也。是岂说书者之别有真理，论事者之别有神趣哉?无他，就其性之所近，与其情之易通，而普通社会，自然与之同化。”“尝追逐乎游戏之场，踯躅乎栖息之所，则社前纲鉴，树下春秋，有所谓讲古者焉。一人据案高坐，纵谈而雄辩，口语而指画，或演英雄故事，或说儿女故事。其危难也，声泪为之下;其显达也，眉目为之霁。无男无女，声入心通焉。呜呼!书说也犹是，故事也犹是，而独能使普通社会如是之观感，抑又何哉?则曲本之哀感浓艳，与白话之明白恺切，有以速其效者，而使之然也。然曲本小说、白话小说，其要矣。”(22)他们都认识到说书的魅力，感动人心的原因在于运用了白话。所以，小说欲求普及与感动人心，就要向说书的语言学习，这是显而易见的。

　　由此，当时产生了一种模仿说书的新说书小说，1913年商务印书馆版《新说书》。《新说书序例》言:“市集之中，人庞语杂，吾人过之，绝无赏心娱目之事也。墙角空地之中，破屋荒场之内，有携一桌一鼓一醒木，而指手画脚，以演讲《三国志》《水浒传》等书者，谓之露天说书。说书之事古矣，考之于书，谓始于北宋之宫禁中，后之《三国志》《水浒》，所由作也。今乃愈推愈广，有说之于露天者，亦可见社会相需之殷矣。其时板凳七、八条，围而坐者，倾耳敬听，扬扬然若有得意之色。而普通人胸中，一番论古之识，一段愤世之念，皆缘此而发生。譬之教育，演义小说，其课本也;露天说书之人，其教师也。然说书者之感人之速，有甚于学校之教育矣。近自共和成立，宣讲之员，著于典章，通俗之教，集成盛会。诸君于将灌输新智识，改铸新国民之故，采用说书之旧方。莘莘学人，不惜摹仿柳敬亭之口吻，是诚得其道矣。顾说书之方虽良，而其所挟以为佐使之旧小说，则必不能适应。犹之方可用古，而药品则不能陈腐也。”(23)说书虽然敝陋，但却能吸引普通民众，比教育更加具有感化人心的力量。所以莘莘学人不惜模仿说书人来进行教育，并且编写了新的说书故事以传达新的思想。

　　综上，梁启超等晚清文人的小说界革命其实是在革新自己，改掉文人的积习，让自己屈尊俯就下层的民众，从精英文化走向大众文化。他们认为不这样做，小说就没有出路，中国就没有出路。所以，为家为国为社会为民族为改革为教育，精英阶层的文人们自愿的转换自己的语言系统，让语言越来越贴近大众的口语。这种转化刚开始是文白参半的，渐渐的才达到与白话语言的协调一致。在小说语言现代性的进程中，作家们无疑的是向西方小说学习了新的叙事技巧、写作方法、故事内容，丰富了他们的思想和想象力，产生了政治小说、科学小说等新的内容。但是，在语言方面，他们是无法向西方学习的，只有向中国已有的白话小说学习，或者确切的说是向说书人学习，才能够完成小说语言的改革。在小说语言现代性的进程中晚清的文人们先是对说书体旧小说的全盘否定，再是对说书体旧小说的审视和学习，直到对说书体小说的模仿，逐渐展开了语言的变革。

　　注:

　　①③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9页。

　　②［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75页

　　④⑤⑥⑦⑧⑨⑩(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小说理论资料(1897年—191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1－2、39、39、80、384、408、36、47、65－66、40、64、135、186、313－314、187、213－215、243、307、391－392页。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责任编辑:胡莲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