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耀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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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本“双斗医”的内容统系及与小说之关系

　　·骆耀军·

　　摘要“双斗医”院本继承了秦汉以来滑稽调笑的戏曲本色，其在元明杂剧、南戏的整体插演中呈现出内容同质化、形式依附化的趋向。追溯“双斗医”故事的原型，发现其与传统文言小说无亲密的血缘关系，更多地是与通俗小说有着源流上的一脉相承。院本“双斗医”故事通过戏曲的插演和通俗小说的承续两种方式得以残存，后因戏曲样式的“雅化”而游离于戏曲文本之外。“双斗医”故事模型是古代小说母题的重要一环，并在明清通俗小说中得到了大量的传承与回应。

　　关键词双斗医文言小说通俗小说关系

　　“双斗医”院本继承了秦汉以来滑稽调笑的戏曲本色，表演内容有着插科打诨的笑乐功用，“‘院本’大率不过谑浪调笑”①，“扮演戏跳而不唱者名院本”②。查阅现存金元院本、杂剧的曲本及元陶宗仪、明朱有燉记载的存目文献，结合王国维、胡忌等大家对院本、杂剧的考证及对比，可知“双斗医”既有院本也有杂剧。又王实甫《西厢记》第三本第四折的“洁引太医上，‘双斗医’科范了”一语，可以窥见作为院本的“双斗医”成为了元杂剧的科范。然检阅《全元曲》《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元曲选》和《元曲选外编》等诸多元曲存本，除无名氏《宦门子弟错立身》第十二出提及“更做《四不知》《双斗医》”诸多院本和《降桑椹》等剧有“糊涂虫”请医打诨剧段之外，并未有更多曲本直接言明有“双斗医”或“‘双斗医’科范”。根据臧懋循、朱有燉等人作品中透露的“双斗医”院本的相关线索，结合前辈学者探究、发现的现存戏曲文本中的请医、打斗情节片段，同时对照通俗小说中大量存在的“医－病”故事，对现今学者较少论及的“双斗医”院本的内容和与小说的关系进行初步尝试。因此，本文拟探究院本“双斗医”的内容统系，结合其在明代以后戏曲、小说中的插演和流变，从而梳理“双斗医”院本与小说之关系及其传衍脉络。

一、“双斗医”院本的内容统系

“双斗医”有院本，也有杂剧。《宋金元明清曲辞通释》中“双斗医”条解释为:“院本、杂剧均有其目，而插演于剧中者必为院本，元人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五‘院本名目’之‘诸杂大小院本’条载目。凡插演于剧中者，必与剧情相关。张生染病，请医诊治，故插演‘双斗医’短剧。叶德均《戏曲小说丛考·黄丸儿院本旁证》及王季思都认为刘唐卿《降桑椹蔡顺救母》第二折，太医宋了人与糊涂虫二人为蔡母治病的描写即‘双斗医’。”③但因《双斗医》剧本今不存，其具体内容和演出形式现已难知晓。在元代《南村辍耕录》里就只列院本名目“《闹芙蓉城》《双斗医》《张生煮海》”④，归于“诸杂大小院本”而未做详细论述;《青楼集》甚至未例举剧目，或许“元代只存金代部分‘院本名目’，明代已是‘金代院本片甲不存’”⑤。由《宦门子弟错立身》“(末白)你会做甚院本”可知生所唱的“［圣药王］更做《四不知》;《双斗医》;更做《风流浪子两相宜》;黄鲁直，《打得底》;《马明王村里会佳期》;更做《搬运太湖石》”⑥诸名目皆为院本，惜具体内容未留存下来;明臧懋循《元曲选》所辑的《元曲论》录无名氏杂剧一百零五本名目中有“《搬运太湖石》，《双斗医》，《任千四颗头》，《化胡成佛》，《风流娘子两相宜》”⑦;《太和正音谱》在“古今无名氏杂剧一百一十本”列了“《双斗医》，《明皇村院会假期》，《黄鲁直打到底》，《风流娘子两相宜》，《搬运太湖石》”⑧等剧目;《宋元戏曲史》的元杂剧与古剧剧目对比表中也有元无名氏杂剧《双斗医》和金院本名目《双斗医》各一条⑨，这些剧目的具体内容都有待进一步研究。诸多前辈学者也对后世《双斗医》院本的残存形式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和探讨，如依据朱有燉《刘盼春守志香囊怨》一剧中“［天下乐］做一个《半夜雷轰荐福碑》，(末)这杂剧说着俺秀才每命不成，也不要。拣小生不曾见的新杂剧做一个。(旦)你教我做一个新的，有一个《双斗医》，(末)这杂剧说个病人，有些不利市’”⑩的提示，基本明确了《双斗医》院本的内容是医者间不吉利的故事。因此，在“医者间不吉利的故事”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双斗医》院本的内容统系和相关特征，是很有必要的。

　　(一)“双斗医”院本的内容

　　由于金院本《双斗医》未能有文本留存下来，进入元代后随着院本的衰落及元杂剧的兴盛，作为短剧形式的《双斗医》院本在内容上逐渐趋于无序化，而形式上又走上了程式化的道路，不能独立存在而大多插演于元杂剧中。明闵遇五在《西厢记五剧笺疑》第三本第四折“洁引太医上，《双斗医》科范了”处云:“《双斗医》，元剧名，见《太和正音谱》。必有科范可仿，犹他剧‘考试照常’之类。”(11)王季思注《西厢记》更推测:“《降桑椹》剧第二折，有太医及糊涂虫(亦太医名)插科，疑即此所谓《双斗医》科范。”(12)叶德均《黄丸儿院本旁证》进一步确认王说:“若《西厢记》第三本第四折及《降桑椹》第二折均插入《双斗医》院本。”(13)胡忌在《宋金杂剧考·院本四种》的“双斗医院本发现存疑”全文转引《降桑椹蔡顺救母》第二折“请医”内容，认为“实可视为《双斗医》院本的应用形式。全词甚长，也不妨作为现存金、元院本的良好例子”(14)，这是很有创见的发现，亦为学者公认的例证。

　　元、明戏曲中有许多与医生相关的剧段，也树立了一大批医者形象，现今关注这一现象的研究者也很多(15)。戏曲的俗文化特性，使得剧中常常会搬演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医－病”场景。《双斗医》的具体内容现在没有确切、完整的剧本可供探讨，但从宋元明戏曲中保留的“请医”、“斗医”部分，可以做大致的推演，如元吴昌龄杂剧《张天师断风花雪月》楔子有太医科诨段，元施惠南戏《幽闺记》(亦称《拜月亭记》)第二十五出《抱恙离鸾》的请医，明李开先的南戏《宝剑记》第二十八出赵太医给高大叔看病，此外无名氏的杂剧《萨真人夜断碧桃花》、南戏《姜诗跃鲤记》、南戏《东窗记》、南戏《精忠记》等也都有医者科诨情景。对于《双斗医》院本，目前较为认可的是《降桑椹蔡顺救母》一剧是其传本形式，内容及表演形式也大体近似。《宋金杂剧考》分析《蔡顺救母》后认为“在《双斗医》的演出过程中，除‘旦儿’外，尚有六人”(16)，持《双斗医》院本演出并不局限于两人的观点，这是值得赞成的，因为《西厢记》也只云“洁引太医上”，并不言人数。

　　《蔡顺救母》在第二折有一太医与另一医生糊突虫一长段插科打诨的对话:“……(糊涂虫云)假若你一服药，着这老人家喝将下去，医杀了你那左半边呵呢。(太医云)管不干你那右半边的热病事。(糊涂虫云)我说假似走了手，都医杀了呵呢。(太医云)管大家没事。……”(17)这种笑乐的对话在后来剧目请医时的自报家门随处可见。显而易见的不懂医术的看病方式也是一种谐谑调笑，如南戏《宝剑记》: “(小外抬头介) (净白)你认得我么? (小外白)我认得你是赵太医。(净白)不妨，死不了，还认得人里!”(18)医诊时的对话也是笑乐全出: “(净白)你的病，我岂不知道! (小外白)我也不是伤寒。(净唱)却是胎前产后疾。(末白)你看错了，这是妇人病。(净白)不是妇人，那个男子干出这等事? (唱)敢是奶饱伤食，夜卧警啼。(末白)胡说!这是小儿疾。(净白)不是小儿，那个大人君子干出来?我晓得了。(唱)多管是中结、中结漏蹄。(末白)这是畜生的病。(净白)不是畜生，那个人干出来?”(19)《碧桃花》《幽闺记》和《跃鲤记》等也都有相似的文词。

　　到南戏时，可以发现，《双斗医》院本内容上的插科打诨、调笑戏弄的戏曲特质很好地保存了下来，并且根据不同剧目演出和作者的倾向，又赋予了新的思想。对于《双斗医》院本的表演体例，刘兴利《金元院本演出体例斟疑》一文分成了并存的两种:“重白无唱、突出滑稽调笑效果的院本逐渐形成了所谓的‘笑乐院本’”和“以说唱兼备为主要特征的院本则形成了所谓的‘说唱院本’。”(20)可见，《双斗医》是“笑乐院本”是无疑的。

　　(二)“双斗医”院本的流变趋向

　　从金院本到杂剧再到南戏，“双斗医”故事或者说类似的“请医”、“斗医”故事有两个较明显的叙述变化:

　　一是内容同质化。院本《双斗医》短小精悍、滑稽笑乐，应该是可以独立演出的短小趣剧，表演的内容也应该是多样的、富有变化的。这一点从杂剧《蔡顺救母》《风花雪月》插演的片段可以看出，插科打诨的话语都是台上临时说演，完全是净、丑角色的嬉笑戏弄、任意发挥，为主唱的生、旦在场下争取间歇时间;至少有两个医生，但人数视情况而定，“《双斗医》科范了”的提示也提供了这样推测的可能，《黄丸儿院本旁证》例举的一些旁证也是可信的。到了南戏以后，请医、戏弄的故事框架并未改变，然而明显看出医生人数集中走向只有一人，甚至生、旦直接在场;同时许多南戏写作的戏弄医生的文辞、诊病大体相同，调笑的内容趋向一致。

　　二是形式依附化。《双斗医》院本并未完整保存下来，而只能从插演在元杂剧中的院本来窥见一斑，这基本确定了元杂剧兴盛后作为短小的院本不再吸引众人独立去创作文本。由于搬演“医－病”情景有着广大的受众群体且贴近市民生活，因此在长篇的杂剧中间或插入此类性质的“笑乐院本”。“斗医”，既保持了打打闹闹的“耍笑”、滑稽打诨、插科调笑等戏剧原始俳优、角抵的特色，“由是观之，则古之俳优，但以歌舞及戏谑为事。自汉以后，则间演故事;而合歌舞以演一事者，实始于北齐”(21)。同时在文人介入、戏曲雅化的进程中，逐渐丧失了其作为原始院本的独立性，并接受着戏曲创作者对其进行调整、改造。

二、“双斗医”故事模式与小说之关系

戏曲、小说的关系是学者研究长期关注的方面，体现最明显的线索就是由唐传奇《莺莺传》与《西厢记》的关联对比研究。搜检“斗医”故事与文言小说、白话小说的关系，“双斗医”的叙事模型与传统文言小说的医药记载的血缘关系并不密切，而在明清通俗小说中却有着大量的传承和回应。

　　(一)“双斗医”故事与文言小说无亲密的血缘关系

　　唐张读《宣室志》有记载:

　　唐贞元中，江陵少尹裴君者，亡其名。有子十余岁，聪敏，有文学。风貌明秀，裴君深爱之。忽被病，旬日益甚，医药无及。裴君方求道术士为呵禁之，冀疗其疾。有叩门者，自称高氏子，以符术为业。裴即延入，令视其子。生曰:“此子非他疾，乃妖狐所为耳。然某有术能愈之。”即谢而祈焉。生遂以符术考召。仅食顷，其子忽起曰:“某病今愈。”裴君大喜，谓高生为真术士。具食饮，已而厚赠缗帛，谢遣之。生曰:“自此当日夕来候耳。”遂去。其子他疾虽愈，而常神魂不足，往往狂语，或笑哭不可禁。高生每至，裴君即以此祈之。生曰:“此子精魄，已为妖魅所夺，今尚未还耳，不旬日当间，幸无以忧。”裴信之。居数日，又有王生者。自言有神符，能以呵禁除去妖魅疾。来谒。裴与语。谓裴曰:“闻君爱子被病，且未疗。愿得一见矣。”裴即使见其子，生大惊曰:“此郎君病狐也。不速治，当加甚耳。”裴君因话高生，王笑曰:“安知高生不为狐?”乃坐。方设席为呵禁，高生忽至。既入大骂曰:“奈何此子病愈，而乃延一狐于室内耶?即为病者耳。”王见高来，又骂曰:“果然妖狐，今果至。安用为他术考召哉?”二人纷然相诟辱不已。裴氏家方大骇异，忽有一道士至门，私谓家僮曰:“闻裴公有子病狐，吾善视鬼，汝但为请入谒。”家僮驰白，裴君出，话其事，道士曰:“易愈耳。”入见二人，二人又语曰:“此亦妖狐，安得为道士惑人。”道士亦骂之曰:“狐当处郊野墟墓中，何为挠人乎?”既而闭户相斗殴，数食顷。裴君益恐，其家童惶惑，计无所出。及暮，阒然不闻声。开户视之，三狐卧地而喘，不动摇矣。裴君尽鞭杀之。后其子旬月乃愈。(22)

　　三医相斗以及裴君、家僮之动作与“双斗医”的范式和风格很是相似，虽不能言“双斗医”直接承续文言小说的构思，但肯定吸收了其中的营养。后世的文言小说中，如《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都有关于医者的记载，表面上并不完全是“斗医”型故事，但透露了相似的情节:

　　张氏者，沂之贫民。途中遇一道士，善风鉴，相之曰:“子当以术业富。”张曰:“宜何从?”又顾之，曰:“医可也。”张曰:“我仅识‘之无’耳，乌能是?”道士笑曰:“迂哉!名医何必多识字乎?但行之耳。”既归，贫无业，乃摭拾海上方，即市廛中除地作肆，设鱼牙蜂房，谋升斗于口舌之间，而人亦未之奇也。(23)

　　乌鲁木齐千总某，患寒疾。有道士踵门求诊，云有夙缘，特相拯也。会一流人高某妇，颇能医，见其方，骇曰:“桂枝下咽，阳盛乃亡，药病相反，乌可轻试?”力阻之。道士叹息曰:“命也夫!”振衣竟去，然高妇用承气汤，竟愈。乃以道士为妄。(24)

　　内阁学士永公，讳宁，婴疾，颇委顿。延医诊视，未遽愈，改延一医，索前医所用药帖，弗得。公以为小婢误置他处，责使搜索，云不得且笞汝。方倚枕憩息，恍惚有人跪灯下曰:“公勿笞婢，此药帖小人所藏。小人即公为臬司时平反得生之囚也。”问:“藏药帖何意?”曰:“医家同类皆相忌，务改前医之方，以见所长。公所服药不误，特初试一剂，力尚未至耳。使后医见方，必相反以立异，则公殆矣。所以小人阴窃之。”(25)

　　公卒后数年，苏州薛生白之子妇病，医治不效，乃扶乩求方，乩判云:“薛中立，可怜有承气汤而不知用，尚得为名医之子乎?”服之果愈。问:“乩仙何人?”曰:“我叶天士也。”盖天士与生白在生时各以医争名，而中立者，生白之子，故谑之。从此，苏人求方者毕集。乩所判药，应手而痊。(26)

　　先外祖苏年先生卧病时，医者日数人，皆庸手。有郑姓者，其名最盛，而其技实最庸。每与众医，互相标榜，商立医案，迁延月余日，而先生病遂深。适陈修园邑侯新归，家大人自往延之。遍视旧方，叹曰:皆此等庸医所误。而于郑所立医案尤切齿，批其后云:市医伎俩，大抵相同。越日，众医至，阅陈所批，皆气沮。郑唶曰:陈何以呼我辈为市医!闻者莫不匿笑。(27)

　　如上所引争名、戏谑的医者故事在文言小说还可以发现很多，但如《宣室志》中三人相互谩骂、揭露的描述在文言小说中比较少见，对医者的争斗、对庸医的讥讽，要么如《阅微草堂笔记》般陷入道德批判，“好阴用毒药，勒索重资，不餍所欲，则必死”(28);要么如《扬州画舫录》那样，“众医难之。钧曰:‘吾自见及，试坐此待之如何?’力迫之服，至明日霍然矣”(29)。由此可见，在文言笔记小说中，描写医者间故事很多，但对于二医或众医相斗的话语、过程往往不着墨，只是“谋升斗于口舌之间”、“互相标榜”、“众医难之”等般简单带过。明清的文人会将病、医等日常喜闻乐见的故事纳入自己的笔下，但毕竟文言小说的阅读、接受者有限，“斗医”调笑、戏弄的故事情节并没有在传统文言小说中发扬光大。也就是说，“医－病”故事或者“斗医”情节是民间流行的母题，“双斗医”院本的故事情节与文言小说的医者故事有相互影响、吸收的关系，从“双斗医”院本产生之前和之后的文言小说来看，二者的关系并不密切，明清以来的文言小说未体现其密切的血缘传承关系。

　　(二)“双斗医”故事与通俗小说一脉相承之关系

　　文言小说中对世俗市民关注的医者群体的记录并没有来得如院本《双斗医》那般直接和明白。相对的，在明清话本、章回小说的请医、问医中，“斗医”的叙事模式体现得极其明显。病、医的场景和医者间的逗乐戏弄，一脉相承地体现在了通俗小说的叙述中:

　　在下以医为业，家祖见为太医院院判，家父见充汝府良医，祖传三辈，习学医术，每日攻习王叔和，东垣勿听子《药性赋》、《黄帝素问》、《难经》、《活人书》、《丹溪纂要》、《丹溪心法》、《洁古老脉诀》、《加减十三方》、《千金奇效良方》、《寿域神方》、《海上方》，无书不读。药用胸中活法，脉明指下玄机。六气四时，辨阴阳之标格;七表八里，定关格之沉浮。风虚寒热之症候一览无余;弦洪芤石之脉理莫不通晓。小人拙口钝吻，不能细陈。(30)

　　这是《金瓶梅》中常为研究者引用的段落，出场时赵太医“自报家门”极具“双斗医”院本的特色，和《幽闺记》“三世行医，四方人尽知”(31)的唱词如出一辙。另外，赵太医进入李瓶儿房中诊病时，试问得李瓶儿尚能回答:“他敢是太医?”便道:“老爹，不妨事，还认的人哩”(32)，这与前文所引《宝剑记》“你认得我么”的场景十分相似。对赵太医所开列的“妙方”，旁边同为医生的何老人一听便说:“这等药，恐怕太狠毒，吃不得。”赵太医却反问道:“自古毒药苦口利于病。怎么吃不得?”(33)赵太医的捣鬼糊弄及何老人趁赵太医走后在西门庆面前对其攻讦挖苦，有院本“双斗医”的影子存在，但与糊涂虫的答话和《幽闺记》“人人道我，道我是个催命鬼”、“医得东边才出丧，医得西边已出敛，南边买棺材，北边打点又断气”(34)的直白话语有一定区别。固然通俗小说情节需要与《幽闺记》等戏曲的“说破”特性存在差异，但其共通的话语形式与一直具有滑稽调笑情趣的院本“双斗医”是一脉关联的。其他如冯梦龙《醒世恒言》的第二十八回“吴衙内邻舟赴约”请医的故事，三位太医诊断的病情皆是滑稽可笑之言，与“双斗医”之科诨无异;陆人龙《型世言》第十六回“内江县三节妇守贞，成都郡两孤儿连捷”中萧腾、萧露染病请来的三位医生，最后竟各出一撮药合成药方医治，虽小说中的叙事话语与戏曲有所不同，但“斗医”故事的调笑、滑稽效果和读者观感是一致的(35)。

　　后期的通俗小说《壶中天》和《医界现形记》等，小说情节中的医者“相斗”故事逐渐独立，并走向更加长篇幅的描述。如果将其和院本“双斗医”相比，二者之间也是一脉相承的，假使搬演于舞台也应该会有同样的笑乐功效。究其本源，此类医者笑乐故事本身生根在世俗民众之中，更能反映下层百姓的审美趣味，元杂剧、南戏等戏曲样式的“雅化”逐渐剥夺了滑稽诙谐的院本因素的存在感，作为新兴的世俗小说，以不同于戏曲“说破”的叙述话语方式，较多地保留和延续了此种笑乐片段。

三、“双斗医”故事的残存:插演和承续

院本《双斗医》入元以后就消失殆尽了，现今所能见到的，都是插演到了杂剧之中的些许片段，这便形成了“斗医”故事在杂剧上的插演生存之路。明清的通俗小说中可以见到许多如“双斗医”情节的故事，这是“斗医”母题故事在小说中的承续和回应。

　　(一)“双斗医”院本在杂剧、南戏的插演

　　杂剧插演《双斗医》院本，有如前文所述《西厢记》的“《双斗医》科范了”，《蔡顺救母》太医和糊涂虫的插科打诨被考证为“双斗医”院本的样式也应该是可信的。另外宋杂剧有《黄元儿》而金院本也有《黄丸儿》《小丸儿》等与医药有关的剧目，《风花雪月》中净与家人关于药丸的问答打诨，都可以视为“斗医”故事的插演变体。

　　元杂剧的产生和兴盛，使得文人对戏剧的各种伎艺的融合使用也更加娴熟。这也使得如“双斗医”院本之类的笑乐短剧可以大频率、大范围地纳入了杂剧的表演体系之中。元代戏曲除了《西厢记》《宦门弟子错立身》中提示插演“双斗医”院本之外，有许多杂剧在相似的请医情节中都插演有类似的“双斗医”院本，比如上文举例的《蔡顺救母》《风花雪月》等。这些“斗医”的调笑故事基本上承袭了宋金院本时的“双斗医”样式和趣味:内容上是医者间的插科打诨，用以娱乐观众，调动现场气氛，也为主演唱演者争取喘息时间;形式上则大都在进行到与剧情有关联时插入，在请医治病之时医者们开始登场进行插科打诨。因为是整体插演，“双斗医”走向的是程式化的进程，到元代时期对“双斗医”院本的内容和形式仍没有太多突破，基本上按照宋金院本的原来模样插演到杂剧之中。

　　而在南戏中插演“双斗医”院本，其内容和形式有了更加复杂的进化:一方面，元、明演出需求、传播环境的推动，“在整个的明代——十四世纪末叶到十七世纪初——院本的演出在各方面的场合中仍是有相当势力的”(36)，元明戏剧演出的兴盛及对演出要求之高，使得插演的与“双斗医”相仿佛的院本在结构和语言上有较大的变化与革新。另一方面，文人群体参与到戏剧创作之中后，对剧本结构的严谨化、言语的典雅化以及阅读趣味的雅化追求，使得以医者插科打诨为主的笑乐院本融入了新的创作因素、改编因子。朱有燉在明初戏剧表演和创作中对插演请医故事及描述医者相斗开了先河，其《张天师明断辰钩月》中就只出现一位太医且是与主人、仆人进行插科打诨，而且在剧本中增加了大段的唱词，应用了“石榴花”、“斗鹌鹑”等曲调。另《岳飞破虏东窗记》中秦桧和夫人得病的请医段落中医者自报家门与插科打诨也有明显的文人加工色彩。总体来看，明代插演的类似“双斗医”院本的段落，已经有了文人的加工，并且逐步由“医者－医者”的“医者间双斗”走向“医者－第三者”的“医者他人斗”，不再是完完全全插入一直以来的两个医者进行耍乐调笑故事，而是变化为医者与仆人、病人等第三者相互辩解争斗，“双斗医”不再是完整、不可抽离的铁板一块式院本，而是可以变成单个医者或改变身份为“裁缝”来叙述，《岳飞破虏东窗记》中就有“请裁缝”的调笑片段。

　　(二)“双斗医”院本故事在明清通俗小说中的承续

　　明代笑乐院本的流行并没有延长后世戏剧中相类似的耍乐院本、耍笑院本的生命，明代以后，与“双斗医”院本相仿佛、插演于戏剧中的调笑片段越来越少，而在通俗小说等文本中却还能较频繁地见到“笑乐院本”、“耍笑院本”等词眼。前文所述《金瓶梅》和《醒世恒言》等小说保留的“双斗医”故事模型，便是“斗医”故事于通俗小说中得以承续的例证。

　　从戏曲发展来看，因演出全本戏的时间、观众趣向等的约束，明清时期艺人班底常常从全本戏中摘出情节相对完整的、演出时间较短且表演容易出彩的全本戏精华部分分出表演，这就是当时新兴的表演形式——折子戏。“大约明嘉靖时期是盛行将整本戏简省演出的时期，万历时期则是折子戏演出占了重要比重的时期”(37)。相比较而言，折子戏中更注重宾白和插科打诨内容，“为了使抽出的折子更具观赏性和审美价值，人们开始在其中注入特别的精力，使之逐渐锤炼提纯为具备独到表演特色的段落，因而折子戏都是凝聚了丰富舞台表演技巧和功夫的演出段子”(38)。这种更加注重舞台表演和迎合观众世俗化娱乐的欣赏趣向，作为笑乐院本的“双斗医”应该是比较容易在后世戏剧中存活的，而且，就当时的戏剧传播场所、方式以及观众接受水平、对唱念做打的科诨表现形式的喜爱，如“双斗医”院本此类短小诙谐的曲本插演到折子戏戏份之中应该是受欢迎的。然而“双斗医”的形式并未在戏曲中大放异彩，由于南戏的文人化水平提升和后来戏剧的花雅发展，流传下来文本性质的“双斗医”类型戏剧在大众性的昆剧、京剧等中都几乎没有，而在通俗小说文本中却可以找到如“双斗医”故事的模式叙述，显示着二者间一脉贯注的关系。个中缘由，具体而言有二:

　　一是文人雅化趣向的介入，使得南戏、传奇保留了插演方式，“双斗医”故事被新内容替换，开始游离于戏曲之外。从元代末期到有明一代，院本、杂剧的创作依然存在，但南戏和传奇成为了戏剧创作和表演的主要形式。《西厢记》中的“双斗医科范了”体现的直接套用“双斗医”故事而在剧本中又不出现院本文本的插演方式日臻成熟，文人加入后对戏曲结构严谨程度的重视和个性化地改编、创作的风尚，使得笑乐院本的内容进行更新，由于“元院本产生于社会最底层的‘倡优’，受传统封建道德的束缚较少，其剧作也有自己的思想道德价值判断，但不担负什么‘传道’的责任，以娱乐观众为主。元无名氏杂剧《王矮虎大闹东平府》第三折说:‘做几段笑乐院本。’‘笑乐’是其追求的演出效果，也是其审美趣味的重点”(39)的原因，《双斗医》院本的故事无法满足文人更多的案头雅化阅读趣向，在传播阅读方式发生转变和审美趣味存在距离的情形下，文人雅化后的戏剧创作保留了院本的插演方式，但也很难再看到如“双斗医”这样滑稽笑骂的短小院本出现在戏曲文本中，“双斗医”故事模式自然游离于剧本之外。

　　二是“斗医”模型是小说母题的重要一环，这种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使得“双斗医”故事毫不违碍地呈现在了通俗小说的叙述中。明清通俗小说承继平话、话本而来，保留着较好的世俗性格。院本“双斗医”的故事情节在戏曲中的减弱、淡化甚至消失，在明清小说中却呈现了发展的风貌。文言小说因为文人雅化和阅读风尚的影响，与“斗医”母题没有太多的直接关联。在通俗小说中，“双斗医”的故事模式不断地被保留和延续，在越来越注重市井世情的明清时期，日常的“医－病”故事，自然也会有“切见大都午门外中枢省、枢密院前及八匝儿等人烟辏集处，有一等不畏公法，假医、卖药之徒，调弄禽蛇、傀儡、藏擫、撇钹、到花钱、击鱼鼓之类，引聚人众，诡说妙药。无知小人，利其轻售，或丸或散，用钱赎买，依说服之，药病相反，不无枉死”(40)的情形，通俗小说很容易将这类题材吸收过来进行描摹、嘲讽和揭露。“斗医”故事与通俗小说亲密的血缘关系，自然在小说中可以找到许多类似故事的呈现和发展。

　　“双斗医”的故事在从院本阶段进入到杂剧阶段再到明清通俗小说领域，就经历着民间艺人和下层百姓的审美趣味与文人剧作家审美趣味的双向运动，“元院本体现了民间文学娱乐性强、简朴、不规范的特点;而元杂剧则体现了文人文学思想性、抒情性、规范性均较强的特点，呈现出不同的审美心态和文化特征”(41)。自元杂剧以后，社会的世俗性与文人诗词曲的雅化趣味开始分道扬镳，其时较能迎合世俗性的小说等样式则很大程度上继承或保留了一直以来文学样式的世俗成分。正因为这种审美情趣的分化，院本“双斗医”或者与之类似的笑乐片段，案头阅读的文人戏曲剧本是以改造、删减的方式呈现少量的而且是雅化后的笑乐故事。加上“双斗医”故事模式与文言小说无直接血缘关系，而与通俗小说血脉相承，这种更接近世俗民众的集体性趣味的“斗医”母题故事自然更多和更好地呈现在了明清通俗小说之中。

　　注:

　　①［元］夏庭芝著，孙崇涛、徐宏图笺注《青楼集笺注》，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第43页。

　　②［明］徐充《暖姝由笔》，《丛书集成续编》第213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462页。

　　③王学奇、王静竹《宋金元明清曲辞通释》，语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0页。

　　④［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8页。

　　⑤王万岭《金代院本并非“行院之本”》，《戏曲研究》2004年第1期。

　　⑥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44页。

　　⑦王学奇《元曲选校注(第1册)》(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页。

　　⑧［明］朱权著，姚品文点校、笺评《太和正音谱笺评》，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6页。

　　⑨(21)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83、6页。

　　⑩［明］沈泰编，李平整理、章培恒审阅《四库家藏·盛明杂剧》(第1册)，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332页。

　　(11)(12)王季思《西厢记增订校注》，《王季思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99、399页。

　　(13)叶德均《戏曲小说丛考》，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21页。

　　(14)(16)(36)胡忌《宋金杂剧考(订补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9、73、82页。

　　(15)关注宋元明戏曲中的医者形象的文章，影响较大的主要有祝诚《元杂剧的“赛卢医”》(《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4期)、刘晓林《元代杂剧中的医生形象》(《零陵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张本一《宋元医药剧表演形态论略》(《文化艺术研究》2013年第2期)和王力、秦鑫《明清通俗文学中医者形象的文化阐释》(《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等论文，其他关于医者科诨形象的讨论文章也很多，此处不赘。

　　(17)隋树森《元曲选外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30页。

　　(18)(19)［明］李开先著，卜键笺校《李开先全集》(中)，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983－984、984页。

　　(20)刘兴利《金元院本演出体例斟疑》，《民族艺术研究》2012年第2期。

　　(22)［唐］张读《宣室志(附补遗)》，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8－89页。

　　(23)［清］蒲松龄著，朱其铠编《全本新注聊斋志异》(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88页。

　　(24)(25)(28)［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31、33－34、15页。

　　(26)［清］袁枚著，沈习康校点《新齐谐·续新齐谐》，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74页。

　　(27)［清］梁恭辰著，周光培编《清代笔记小说·北东园笔录》(第50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48－149页。

　　(29)［清］李斗撰，汪北平、涂雨公点校《扬州画舫录》，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79页。

　　(30)(32)(33)［明］兰陵笑笑生著，［清］张道深评，王汝梅等校点《张竹坡批评金瓶梅》，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917、918、919页。

　　(31)(34)［元］施惠著，中山大学中文系五五级明清传奇校勘小组整理《幽闺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4、64页。

　　(35)小说原文详见冯梦龙编著，顾学颉校注《醒世恒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89－591页)和陆人龙编撰，陈庆浩校点《中国话本大系·型世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73－274页)。

　　(37)(38)廖奔《折子戏的出现》，《艺术百家》2000年第1期。

　　(39)(41)罗斯宁《元院本和元杂剧》，《上海戏剧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40)方龄贵《通制条格校注》，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99－600页。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责任编辑:倪惠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