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荡寇志》的政教意识_明清小说研究_佳作赏析_杂文评论

重审《荡寇志》的政教意识

　　

　　·余夏云·

　　摘要晚清小说《荡寇志》，表面上虽因思想保守，而导致艺术成就乏善可陈，但实际上，这种缺憾，是历史暴力的自然显现，同时也是追求诗学正义的一种必然结果。它承袭着古本《水浒》的写作传统。折冲在剔除暴力和书写暴力之间，《荡寇志》不断地泄露正义的变数，暗示忠君思想的移动性和“背叛”趋势，即其所“忠”之君，并非冥顽不灵之君；而忠义之臣，也不必只是愚忠愚孝之士，他们暗示着一个新的现代主体的出现。关键词《荡寇志》历史暴力诗学正义国家话语“五四”的光环之下，晚清备受压抑。近来的看法是要把它当作“世纪末”(fin-de-siècle)的潮流之一，既颓废(decadence)，又华丽。“颓废”的是传统节奏的中断，时间被逼入下一个百年；“华丽”的则是“现代性”降临，众声喧哗。在前一种氛围中，“气数将尽”的情感弥漫，人人自危。不过，这种受创(trauma)意识，也相应地激起后一种可能，从而带来峰回路转的喜悦。

　　与这样一种历史的转折形态相呼应，是文艺界的动荡与变化。其中，续书潮流的风行，正是表征之一。不过，历来的研究者对这方面不大注意。他们多关心翻译和时新的创作，比如四大谴责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文明小史》、《恨海》等等，反而对这些古典作品的仿作、续作缺乏兴趣。可是我以为，要谈晚清的变化，就要从这些“新翻的杨柳枝”中去领会，像李欧梵说的：“晚清文化的特色不在去旧创新，而是在旧中翻新——旧瓶装新酒，逐渐满溢以后，才带动一种质的变化。”

　　续书在晚清的大量存在，表明了一种要对话传统的冲动是何其强大。无论这种冲动是源自政治、心理、时代，还是审美、理论、道德，甚或名利，它都为我们思考古典文化的“现代化”或曰“当下化”提供了重要线索。也许，它们在思想意识上劣迹斑斑，文学水准也差强人意，就如同本文所要讨论的《荡寇志》一样，但是，它们代表了时代文学的某些侧面。从文化研究的观念来看，我们不能对它一概否定。在下面的讨论中，我甚至要指出这些令今人看来大为不满的方面，可能恰是历史与文学本身的隐秘个性使然。这就是王德威所说的“历史那头怪兽”(themonsterthatishistory)，或者说“怪兽性”(monstrosity)。我的讨论是从观察“土匪”这个恶的形象开始的，我想指出这些“恶人”，如何一步一步地带出有关“暴力的叙事”和“叙事的暴力”，同时也引起关于正义的话题，以及这个话题又如何从文学空间进入公共领域，同民族、国家的话语发生关联。

　　一、续书与续命

　　俞万春的《荡寇志》是74部《水浒》续书中的一部。关于它的成书情形，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有精要介绍。他讲：

　　道光中，有山阴俞万春作《结水浒传》七十回，结子一回，亦名《荡寇志》，则立意正相反(指与陈忱的《后水浒传》写众好汉星散海外的立意相反)，使山泊首领，非死即诛，专明“当年宋江并没有受招安平方腊的话，只有被张叔夜擒拿正法一句话”，以结七十回本。俞万春字仲华，别号忽来道人，尝随其父官粤。瑶民之变，从征有功议叙，后行医于杭州，晚年乃奉道释，道光己酉(一八四九)卒。《荡寇志》之作，始于丙戌而迄于丁未，首尾凡二十二年，“未遑修饰而殁”，咸丰元年(一八五一)，其子龙光始修润而刻之(本书识语)。书中造事行文，有时几欲摩前传之垒，采录景象，亦颇有施罗所未试者，在纠缠旧作之同类小说中，盖差为佼佼者矣。

　　俞万春延续金圣叹腰斩100回本《水浒》而成70回贯华堂本的思路，提出“既是忠义，必不做强盗；既是强盗，必不算忠义”的见解，直接将水浒群英视为犯上作乱的豺狼虎豹、土匪盗寇。关于这一点，胡适在《〈水浒传〉考证》中有一个清楚的解释，他说：“不懂得明末流贼的大乱，便不懂得金圣叹的《水浒》见解何以那样迂腐。不懂得明末清初的历史，便不懂得雁宕山樵的《水浒后传》。不懂得嘉庆、道光间的遍地匪乱，便不懂得俞仲华的《荡寇志》。”换句话说，《荡寇志》乃是一本“政治小说”，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本“时政小说”。它的用意十分明确，是要“使天下后世晓然于盗贼之终无不败，忠义之不容假借混朦”。他使108人无一幸免，目的就是要以儆效尤，对当时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军有所警示，其所反映的乃是典型的忠君爱国、封建卫道思想。

　　而在这一层政治因素之外，还另有一种文艺的因素，使得俞万春要苦心孤诣地续写《水浒》。这一点可以同后来梁启超所谓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量齐观。在梁启超看来，“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正面积极者，可以熏、浸、刺、提；反面者，则可以“伤风败俗、毒遍社会”。俞万春也曾持类似理念，认为《水浒》“淫词邪说，坏人心术”，所以必除之而后快。他义正词严地指出：“莫道小说闲书不关紧要，须知越是小说闲书，越是传播得快，茶坊酒肆，月下灯前，人人喜能，个个爱听”。正是在这样一种文艺功能论的视角下，俞万春决定续写《水浒》，以《荡寇志》的“熏、浸、刺、提”来同“原作”的“江湖盗贼之思想”抗衡，并为之作“结”。

　　历来的看法已经指出，俞万春的所作所为，实在是要提供一套官方的说辞，借着因缘果报的道德劝诫，来维系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但是，我却想问，为什么他不另辟新章，而是接着《水浒》的思路往下写？他反写英雄神话，挑战读者的心理定式，到底是对“土匪”形象的污蔑抹黑，还是对这一形象的变相丰富和增益？以下我想从三个方面提出思考。

　　二、历史的暴力

　　所谓“历史的暴力”，不仅是指历史书写遍布对暴力的记载，也是指历史本身就是暴力书写的一种结果。从第一个层面来看，《荡寇志》极写各种暴力事项，渲染权力争夺的血腥与恐怖，已经是不折不扣的暴力叙事了。更何况“土匪”、“盗贼”形象的屡屡出现，又进一步点明，民间和官方的斗争，不只是两种文化形态的冲突，而是整个社会运转机制中本身就包含暴力因素。农民的失“地”，正是他成“匪”变“寇”的关键。所以，从这个层面上看，俞万春写土匪的“既除且治”，简直就是一场以暴易暴的文字战役。

　　

　　《荡寇志》中的另一种暴力形态，需要从俞万春的重写行为中去见证。这种暴力折射了乱世中士人位置和心态的变化。重写行为，应该和传统的解经学放在一起考察。它们都反映了士人如何通过控制文本来实现思想控制的思路。通过不断地给原文添加注释和解说，统治阶级和他们的士人团体牢牢地掌控着阅读的方向和思想的走势。俞万春对《水浒》的续写，正是在这样一个解经学的意义上发生的。所不同者在于，他解的不是传统的儒家典籍，而是曾经一度被视为小道的小说。这种变化，很明显地反映出士人文化的衰微，以及士人心态的转折。他们已经无力控制那些经典，现在他们只能转向控制那些曾经被他们视如敝屣的东西。就俞万春而言，除了《荡寇志》，他尚有军事、器械、医药方面的论著，如《骑射论》、《火器考》、《释医学辨症》、《净土事相》等书。这些东西都曾被看作“奇技淫巧”，不过，在俞万春这却成了一生最重要的关注点，足证末世之际一代文人的凋落和无奈。这样来看，他对“土匪”的唾弃和打压，实在是为了一种心理的补偿。在这个意义上，“土匪”是一种暴力化的心理修辞。

　　三、正义的诗学

　　

　　再比如李逵，他曾经给我们留下过个性豪爽、耿直而不失孝心的正面形象，但是他也在51回里曾残忍地劈死过一个小孩，且动不动就砍掉对手的马蹄，是一个“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的“天杀星”。我想，正是这些人物形象中的阴暗面目，直接造成了俞万春对他们的口诛笔伐。许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同为土匪，陈希真等人和宋江等人的命运会如此不同，我想这个原因正要回到《水浒》本身去找。只有明白了宋江等人在《水浒》中的所作所为和个性分裂，才能理解俞万春为什么在《荡寇志》中要极力放大和夸张其不忠不义的形象。从这一点说，俞万春的“土匪”是一个有着文学传承的政治符号。在某种程度上，它见证了文学按照自身发展的一种形态和结果，可以被称为“诗学的正义”。

　　四、国家的话语

　　

　　如果说，以上的讨论让我们看到：“土匪”修辞如何见证“暴力”和“正义”的法术同“国家话语”发生关联，并接受其“培植”和利用的方面，那么，我也将在下面指出，“土匪”叙事同时传达出一种与国家话语相脱离的“背叛的美学”。

　　

　　也许我们会说，塑造这样一种美学化的土匪故事，是基于对某种特定历史条件的反映。但是，一个显然的悖论是，这些“背叛”之书，在升平之世也被广泛阅读。为此，我们必须要把它放在“千古文人侠客梦”这样一种更具普遍性的心理补偿的逻辑下来看待。“背叛美学”的出现，所反映的不只是特殊情境下的人对压迫/启蒙的被动抗争和接受，也是对挣脱日常俗物，主动获得心灵自由的一种憧憬。在这个意义上，读者不会是盲目的受教者，作者所创造的“土匪”形象也不单单是以体制抗衡者的角色出现的，更是以充满自我意识的个体方式呈现。宋江和陈希真这两类不同的土匪，在俞万春的笔下，或许正暗暗对应了这种分野。宋江等人的历程，象征着底层民众如何被历史和社会的暴力所驱迫，并最终“理所当然”地走向“以暴易暴”的道路，他们对自己的人生缺乏“设计”和反思；而陈希真等人的生活轨迹，则逆转了这种“理所当然”，改写了“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叙事程式，展示了个人积极、“正确”地进取如何能够成功地拧转不利，从而促成社会的有序流动，并最终确保国家正义的实现。也许，正是在这样一种被动与主动的对照下，我们可以说，俞万春虽然有其无可争议的忠君思想，但也绝非冥顽不灵地愚忠愚孝，而是看到了，也预示了一个新的现代主体的出现——他们懂得规划和判断何谓“正确”的人生，尽管这种“正确”的前提依然是封建君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