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健·
摘要黄一农先生利用“E考据”，借佘嘉惠《临罗两峰鬼趣图》“淒香轩”印来证明《枣窗闲笔》乃裕瑞手稿，并肯定进此书对红学研究之意义，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倒将问题进一步明朗化了。由《枣窗闲笔》的来源，《枣窗闲笔》的史事，《枣窗闲笔》的时代，与《枣窗闲笔》同现存《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实物的矛盾，只能导出《枣窗闲笔》不出于“真实的裕瑞”之手，不能支持脂砚斋的“存在”的结论。要看到电子资源的“E考据”的局限，不能夸大，更不能迷信。关键词黄一农E考据《枣窗闲笔》裕瑞脂砚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世的“曹雪芹史料”中，裕瑞的《枣窗闲笔》是口碑最差的一种。周汝昌先生说：“他提到关于雪芹家事的掌故，不免望风捕影，不尽靠得住！”(《红楼梦新证》第856页)陈毓罴先生说：“如果真是出自‘前辈姻戚’的口中，仅得知其姓曹，汉军人，‘雪芹’二字是字是号也弄不清，‘其名不得知’，‘亦不知其隶何旗’，那么，这位‘前辈姻戚’究竟是否真和曹雪芹‘交好’，值得打上一个大的问号，令人怀疑他是故弄玄虚，信口开河。”(《红楼梦论丛》第129页)
1991年“脂伪程真”论提出之后，因有“曾见抄本卷额，本本有其叔脂研斋之批语”，此书身价顿时看涨。蔡义江先生嘲讽说：“欧阳健没有读过裕瑞的《枣窗闲笔》吧？或者即便读过，在创作‘作伪说’时也想不起来了吧？”他还算定我必无言以对：“欧阳健现在发现自己的奇谈原来有这么大的漏洞，他准备作怎样的辩解呢？我也能猜到几分：他大概会说，‘刘铨福化名脂砚斋’，就是受到那个胡编乱造的裕瑞的启示呀！”(《〈史记〉抄袭〈汉书〉之类的奇谈——评欧阳健脂本作伪说》，《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3期)他没有料想到，我其时早已写就《〈枣窗闲笔〉辨疑》，收进了1994年出版的《红楼新辨》。此后。蔡义江先生毫无反应，仿佛当初什么也没发生，只是在对新版电视剧表示不满的时候，发了一通《“新说”误人》说：“我很奇怪，现在电视节目制作者不知为什么对这些确实证据视而不见，不感兴趣，却偏偏要去找出与高鹗、程伟元同时代的裕瑞《枣窗闲笔》中一些道听途说的话来当作证据，说什么小说‘不知为何人之笔’，雪芹只是‘删改’者等等。这样误导观众，用意何在？是想帮助推销‘家酒’以分成吗？”
除《红楼梦学刊》1994年第4期载唐顺贤《裕瑞曾见脂批甲戌本浅考——条辨〈枣窗闲笔〉“伪书”说》外，红学界二十年来也近乎群体噤声。直到2014年6月，台湾中山大学《文与哲》第24期发表黄一农先生《裕瑞〈枣窗闲笔〉新探》，重新将《枣窗闲笔》问题提到日程。2014年8月23日至29日，由台湾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台湾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研究中心，携手北京故宫博物院、浙江大学在杭州举办第二届E考据与文史研习营，高树伟先生撰《裕瑞〈枣窗闲笔〉新考》予以响应；为展示“多啦A梦式”的奇神魅力，短短几分钟就找到了裕颂庭清四次片，“及时有效地回应欧阳先生的质疑”(高树伟：《裕颂庭的“存在”及其他——“2014年第二届E考据与文史研习营”剪影》)。
这股“E考据”旋风袭来不久，赵建忠与陈传坤先生几乎同时发来黄先生的大作，希望我有所回应；缜密持重的金品之先生，在新浪博客转贴黄文，9月3日12：11评论道：“刚刚读过黄一农先生大作《裕瑞枣窗闲笔新探》的全文，认为此文足可证伪‘程前脂后’论。”我于9月29日10：13留言：“似不尽然。请观后续。”金先生9月29日14：59回复：“谢先生！乐观后续。节日快乐！”
王夫之曰：“德必有邻，修德者不恃邻；学必会友，为学者不恃友；得道多助，创业者不恃助。不恃也，乃可恃也。故曰：‘一人行则得其友。’言致一也。”与《春柳堂诗稿》的辨伪由我“首难”不同，对《枣窗闲笔》的质疑却是潘重规先生1966年发端的，我不过是在新条件下加以响应而已。潘重规先生已于2003年4月24日在台北仙逝，我有责任以“致一”的态度，回应黄一农先生的“E考据”；因七个月前已对黄先生《春柳堂诗稿》研究作了回应，故题曰“再回应”云尔。
一
摘要黄一农先生《裕瑞〈枣窗闲笔〉新探》开首云：“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裕瑞的《枣窗闲笔》，此书是红学史上最早的文论专著，但有学者质疑此钞本的字体颇拙，不似裕瑞所为，且所钤‘淒香轩’一印乃造伪。笔者近在佘嘉惠为裕瑞绘制的《临罗两峰鬼趣图》上，新发现有‘思元主人’、‘淒香轩’、‘莺思蝶梦’三印亦见于《枣窗闲笔》钞本，且在比对裕瑞各诗文集中作者‘自录’之字迹后，可确切证明《枣窗闲笔》乃裕瑞的手稿，并进而讨论此书对红学研究之意义。”有人也许会问：辨《枣窗闲笔》之真伪，因何从“淒香轩”一印着手？事情还得从潘重规先生将海外偶得裕瑞《萋香轩文稿》付诸影印所作序说起。其序云：“此稿(指《萋香轩文稿》)真行书颇具晋唐人笔意，且所附评语亦均同时名士手笔，则此稿殆亦裕瑞自书。文学古籍社影印《枣窗闲笔》，原稿字体颇拙，且有怪谬笔误，如‘服毒以狥’之‘狥’误为‘狗’，显出于抄胥之手，谓为原稿，似尚可疑，读者试取二稿比对观之，当可得其真际也。”我在《〈枣窗闲笔〉辨疑》中引申道：
裕瑞工诗善画，且具相当学识，而《枣窗闲笔》不仅如稚子之涂鸦，且多错谬，除将“狥”误作“狗”字外，还把“原委”误作“原尾”，均可证书者为极不通之人。《枣窗闲笔》之非出裕瑞之手，还有一个证据。此书自序末署“思元斋自识”，下有“思元主人”、“淒香轩”二印。裕瑞著有《萋香轩吟草》、《萋香轩文稿》，其书斋当名“萋香轩”，而《枣窗闲笔》自序下所钤之印章竟刻成“淒香轩”，错得未免有点离奇。据此推知《枣窗闲笔》不惟出于“抄胥之手”，且抄手非受裕瑞之请托，而系后人之作伪，谅亦不为太过。
潘重规先生谓“原稿字体颇拙”，我则以为“如稚子之涂鸦”；潘重规先生以“‘狥’误为‘狗’”判其“有怪谬笔误”，我又补充了两点：1.把“原委”误作“原尾”；2.将印章刻成“淒香轩”，结论是：“书者为极不通之人”；“《枣窗闲笔》不惟出于‘抄胥之手’，且抄手非受裕瑞之请托，而系后人之作伪”。
黄一农先生做了件极有意义的工作：他从裕瑞《再刻枣窗文藁》、《东行吟钞》、《瀋居集咏》、《枣窗文藁》、《草檐即山集》、《眺松亭赋钞》、《清艳堂近藁》、《樊学斋诗集》、《萋香轩吟草》、《萋香轩文稿》、《枣窗闲笔》十一种写刻本或钞本中，辛苦整理出一份详细的印谱，这些盖在序文下的印章，是作者郑重负责的态度的体现，意义非凡。然钤“淒香轩”印者，唯存争议的《枣窗闲笔》一种，连题名《萋香轩吟草》、《萋香轩文稿》者也无“淒香轩”之印，这是不免让人失望的。
然功夫不负有心人，硬是凭着“E考据”的功能，黄一农先生在茫茫网络中“众里寻他千百度”，居然从苏富比公司网页上，搜得佘嘉惠所临罗聘《鬼趣图》钤有的两枚“淒香轩”印章，确实令他大喜过望，热烈欢呼“裕瑞是否拥有‘淒香轩’印一事，近亦因相关文物的出现而有了重大突破”：“裕瑞于嘉庆九年在八幅图上各题七言咏鬼诗一首，末记‘甲子二月录旧作’，并分别钤用‘思元主人’、‘淒香轩’、‘莺思蝶梦’、‘淒香轩’、‘水珮风裳’、‘江南春’、‘墨华’、‘清艳堂’、‘思元主人’等九印，册后还有张问陶于嘉庆二十一年所题的八首七言咏鬼诗，末还有一跋。”
这里，黄一农先生未免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要确定佘嘉惠所临罗聘《鬼趣图》为“相关文物”，“确切证明《枣窗闲笔》乃裕瑞的手稿”，还有很多事情等他去做。
苏富比是全球知名的老字号，近年来却连连拍出赝品，如董其昌《自书诗卷》、《高士传》、王铎《草书临晋帖》、恽寿平《秋菊竹石阁》，均被指为伪作，成交价700多万元；齐白石《虎》为赝品，成交价3200万元；林风眠《渔获》亦为赝品，被一亚洲藏家以1634万港元拍得。最轰动的是苏轼《功甫帖》，以822.9万美元落槌成交，被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研究员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鉴定为“双钩廓填”伪本，钩摹自晚清鲍漱芳辑《安素轩石刻》，制作时间在道光四年(1820)至同治十年(1871)之间，拍品上留有色泽相同的六方朱印，除许汉卿鉴藏印为真外，其馀鉴藏印皆伪。
与苏轼、董其昌、王铎、恽寿平等大家相比，佘嘉惠是个于史无徵的角色，所谓“号养如居士”、“江苏邗江人”之类，都是《临罗两峰鬼趣图》印章上的，此外没有证明“佘嘉惠”的材料。要将其所临《鬼趣图》以红学相关“文物”待之，得首先回答几个问题：1.佘嘉惠的生平如何；2.他和裕瑞的关系怎样；3.裕瑞是在何种情况下为这八幅“仿真”图题诗的；4.八诗既为“录旧作”，裕瑞诗文集中是否有载；5.所录八诗是否裕瑞手迹；6.裕瑞为八幅图题诗，为何用两种“淒香轩”印章……
上述问题，大约黄一农先生一时也回答不了。他称《临鬼趣图》是“佘嘉惠为裕瑞绘制的”，说的就过于含糊。题画诗既可由画家本人自为，亦或倩他人来题。此图是佘嘉惠画了赠给裕瑞的呢，还是裕瑞请他替自己画的呢？如果是前者，应由佘嘉惠题“思元主人雅正”；如果是后者，则裕瑞应题“为养如居士题所临罗两峰鬼趣图”。但在这八幅“仿真”画上，两种题款都没有，只第八幅诗末署“甲子二月录旧作”，页右下署“佘嘉惠谨写”。判断八诗为裕瑞所作的依据，唯第四、第五幅所钤两枚不同的“淒香轩”之印。细看八首题画诗，包括第八幅诗末署“甲子二月录旧作”，都与“佘嘉惠谨写”字迹一致，可见所谓“甲子二月录旧作”，录的就是佘嘉惠的旧作，绝没有“裕瑞于嘉庆九年在八幅图上各题七言咏鬼诗一首”之事。再仔细辨认画上所钤之印，就会发现左右下角的“有意无意之间”(第1幅)、“邗江佘氏”(第2幅)、“宜亭”(第3幅)、“嘉惠之印”(第4幅)、“养如”(第5幅)、“恙如”(第6幅)、“臣嘉惠”(第7幅)、“嘉惠”(第8幅)，皆是佘嘉惠的印章，且系原先钤盖的；题诗侧边的“莺思蝶梦”(第2幅)、“江南春”(第3幅)、“思元主人”、“淒香轩”(第4幅)、“淒香轩”(第5幅)、“墨华”(第6幅)、“水珮风裳”(第7幅)、“思元主人”、“清艷堂”(第8幅)，则是后人添上的。如果有人出来辨伪，指添盖“淒香轩”印章，是要拉稍有名气的裕瑞以抬高身价，是否可以反过来拿这本《枣窗闲笔》上的“淒香轩”印来作证呢？
顷从网络上查得，这幅《临罗两峰鬼趣图》至少拍卖过两次。一次是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09年5月30日于洛阳“2009世界集邮展览专场拍卖会”，将《临罗两峰鬼趣图》册页(八开)设色纸本(编号：1312)，以估价15，000-25，000元拍卖，成交价为69，440元。作者栏为：“畲嘉惠”，年代栏为：“暂无”。(博宝拍卖网http：//auction.artxun.com/paimai-23803-119011648.shtml)三年以后的2012年9月13日，苏富比公司在纽约将佘嘉惠《临罗聘〈鬼趣图〉》设色纸本八开册拍卖，估价35，000-50，000美元，作者栏变为：“佘嘉惠(活跃于18世纪)”，年代栏变为：“一八○四年作，张问陶题跋”。成交价虽未披露，显然大有增值。而其抬高拍卖价的奥秘，就在黄一农先生所谓：“册后还有张问陶于嘉庆二十一年所题的八首七言咏鬼诗，末还有一跋”。“扬州八怪”之一的罗聘(1733-1799)，与无名小子“畲嘉惠”，其身价实有霄壤之别；如果你是张问陶，此前已为罗两峰之杰作《鬼趣图》原画题了诗，还乐意将其重抄一遍，附在“畲嘉惠”的仿作上吗？
至于将题跋判为张问陶所作，就更荒唐了。其末记云：“乙亥曾观两峰原本，丙子得此，追忆创作之时，未免阅世过深而伤时太甚。然托意精雅，用笔高旷，又使人看不忍释，宜其笔墨弥增声价矣。”张问陶生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嘉庆十九年(1814)三月初四日病卒于苏州。跋中之“乙亥”，或为乾隆二十年(1755)，或为嘉庆二十年(1815)；“丙子”，或为乾隆二十一年(1756)，或为嘉庆二十一年(1816)。若是前者，张问陶尚未出生；若是后者，张问陶已经去世：其非张问陶于嘉庆二十一年所题，至为显然。可见，苏富比公司为图暴利，已到了不顾常识的地步，而黄一农先生随声附和，不是太危险了么？如果不公开揭穿其欺人伎俩，让“裕瑞于嘉庆九年在八幅图上各题七言咏鬼诗一首”成为定论，这幅《临罗两峰鬼趣图》第三次拍卖，估价岂不要高达500，000美元了么？
回到咱们的正题上来。黄一农先生以“萋”与“淒”二字有时可以通用，来为裕瑞轩名明明是“萋香”，却刻成“淒香轩”辩解，说：“今本《诗经·小雅》中的《大田》篇可见‘有渰萋萋’’句，然《汉书·食货志》及段玉裁《说文解字》则均引作‘有渰淒淒’，且段氏释‘淒淒’为‘雨云起貌’，这与《诗经·毛传》对‘萋萋’的释义‘云行貌’是一致的，故‘淒香轩’印文与‘萋香轩’书斋名两者之首字，确实是可通假的。也就是说，《枣窗闲笔》上的‘淒香轩’朱文方印并非伪造者所露出的马脚。”这一观点，赵建忠先生早在《清人裕瑞书斋名“萋香轩”误刻“淒香轩”释疑——兼谈〈枣窗闲笔〉的稿本笔迹问题》(《红楼梦学刊》2012年第5期)已经说过。殊不知通假字就是古人写的别字(白字)，那也是有先决条件的。“萋”本义是盛，《汉书·班倢伃》：“华殿尘兮玉阶菭，中庭萋兮绿草生。”张协《杂诗》：“房栊无行迹，庭草萋以绿。”“淒”的本义是寒，如“寒風淒其”，又同“悽”，如“淒切”。一盛一衰，词义正好相反，二者不能互通。“萋萋”连用，为草木茂盛貌，如“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为华丽貌，如“掩萋萋之众色，挺袅袅之修茎”；为衰飒貌，如“衰草萋萋一径通，丹枫索索满林红”。“淒淒”连用，唯衰飒一义与“萋萋”可以互通，如“衰草萋萋”可作“衰草淒淒”；他义皆不能互通，“芳草萋萋鸚鵡洲”，不能写作“芳草淒淒鸚鵡洲”；“掩萋萋之众色”，不能写作“掩淒淒之众色”。以“萋”“香”二字相连名其书斋，花木既然有香，无疑是取茂盛、华丽之义，是不应与“淒其”、“淒切”相混，误为“淒香”的。赵建忠先生说得对：“篆刻家为人家治印，姓名是绝对不允许有任何差错的，刻闲文印章尤其是书斋、轩馆之类印章，也不该有错字。如果裕瑞书斋名确系‘萋香轩’竟误刻成‘淒香轩’，当然是不可原谅的错误。”室名“萋香轩”，请人刻图章，却刻成“淒香轩”，居然一下子刻了三枚，放在囊中随处乱盖，能说是合理的吗？
至于《枣窗闲笔》的“怪谬笔误”，如将“服毒以狥”写成“服毒以狗”，将“原委”写成“原尾”，甚至连通假字也算不上。黄一农先生却举古人(米芾、赵孟頫、邓文原、饶介、董其昌、王铎)书迹中“旬”之写法，以为“当我们辨读古人之字迹时，确有可能因书写之连笔或不清，而将右半边之‘旬’、‘句’中的‘日’、‘口’两字根混淆”。然观其所举诸人之“旬”字，中间统统是“日”字！而“服毒以狗”的“狗”字，“口”字的下一横是紧紧封住的。至于“清代收藏家汪啓淑与黄丕烈之著述以及乾隆末年所撰《东流县志》、《明郡守吴公祠记》中，亦皆出现‘原尾’一词，其语意应指从‘原本’至‘结尾’，或可与‘原委’相通”，更是强词夺理。错字就是错字，何必曲意辩解？终不能因为别人写了错字，就说这里的错字是对的罢？
利用电子资源的“E考据”，确能轻易搜索到一大堆诸如此类的“错字”，从而证明这“错字”并不错；相反，甚至可能是对的。如脂本不避“玄”字讳，“E考据”却能找出好些例子，证明通俗小说可以不避讳，给人的印象是不避讳是正常的，避讳倒是不正常的。再如《春柳堂诗稿·题芹溪居士》句曰：“羹调未羡青莲宠，苑召难忘本立羞。”将唐代画家阎立本错成了“阎本立”，黄一农先生也找到证据，确定清人有使用“阎本立”的情况。这种拿偶然事件当做必然的事情，其实是很没有道理的。唯一无人出来申辩的“错字”，是庚辰本第二十二回畸笏叟的“暂记宝钗制谜”云：“晓筹不用人鸡报，五夜无烦侍女添。”我在《脂本“原稿面貌”辨证》中指出：
庚辰本暂记谜语还有一明显错误，就是把“鸡人”抄成“人鸡”。鸡人，本为官名。《周礼·春官·鸡人》：“掌共鸡牲，办其物，大祭祀夜呼旦以叫百官。”后泛指宫廷里早晨报时的人。王维《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绛帻鸡人报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李商隐《马嵬》：“空闻虎旅鸣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人鸡”乃抄录者所误，决非作者自误。
但望真有那么一天，“E考据”能找出例子，证明清人确有使用“人鸡”情况啊。
二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从未“以书中出现少数所谓之‘错别字’，即武断直指造伪”。潘重规先生的原话是：“原稿字体颇拙，且有怪谬笔误，如‘服毒以狥’之‘狥’误为‘狗’，显出于抄胥之手，谓为原稿，似尚可疑。”我也只是说：“推知《枣窗闲笔》不惟出于‘抄胥之手’，且抄手非受裕瑞之请托，而系后人之作伪，谅亦不为太过。”所以，还得回到笔迹的鉴定上来，以求得某种共识。
当年潘重规先生以《萋香轩文稿》“真行书颇具晋唐人笔意”，断为系工诗善画的裕瑞自书；《枣窗闲笔》则“字体颇拙”，“显出于抄胥之手”。吴恩裕先生1979年撰《跋裕瑞〈萋香轩文稿〉》，将《文稿》中《风雨游记》一篇与瑛宝《风雨游图》图后裕瑞手写之《风雨游记》对比，以为“《枣窗闲笔》是裕瑞的手写稿；而《萋香轩文稿》则或者‘出于抄胥之手’，或者是他中年以前所写”；瑛宝《风雨游图》图后之《游记》，和《枣窗闲笔》的字迹“虽稍有楷书和行书的不同，但显然是出自一人之手”(《曹雪芹佚著浅探》第87-8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各执一端，莫衷一是。现将《曹雪芹佚著浅探》卷首附印之《风雨游记》，与《萋香轩文稿》首篇《风雨游记》附上，不难发现二者书写习惯的同一，笔意精神是相通的：《风雨游图》记写于嘉庆五年庚申(1800)，《萋香轩文稿》写于嘉庆八年癸亥(1803)，笔画虽稍有变易，承嬗之迹依然可辨。
黄一农先生认识到，由于书写时的条件(如心情、环境、健康、气候、笔墨、纸张等)，即使同一人的字迹也曾出现“乖合之际，优劣互差”，鉴定结论具主观成分，无法得到所有人的共识，便决定另辟蹊径，在《枣窗闲笔》中挑出十五个写法较具特色的字，与裕瑞“自录”的《清艳堂近藁》《眺松亭赋钞》《草檐即山集》《枣窗文藁》《渖居集咏》《东行吟钞》《枣窗文续藁》等书之字迹对比，结果“发现这几乎均可找到相近的字体，此很难全归作巧合，从统计学的角度，应可合理推断这是同一人的习惯性写法”。
比较十五个单个字，黄一农先生的推论似乎有些道理。然书法是一种高级的艺术，讲究笔法、字法、章法。一笔一画组成字，字有间架；字与字组合成行，行有行气；行成谋篇，则有疏密、轻重关系，有穿插﹑避让﹑对比﹑呼应关系，凝集着神采气韵。我们看《枣窗闲笔》，分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他人的文章，不明其义，故拘谨胆怯，墨滞笔拙，致字字孤立，间隔过宽，没有绵互萦带，缺少才气风韵；再看裕瑞写于嘉庆癸酉(1813)《东行吟草》、道光戊子(1828)《瀋居杂咏》的自序，因为是在写自己的文章，故从容轻松，挥洒自如，气势贯通，体现出整体美。博友邢本山留言：“即使是高树伟和黄一农所举《枣窗闲笔》与裕瑞其他文字相类似，也只是个类似而已。明显，《枣窗闲笔》的字迹比裕瑞的书法要劣至少半个档次。黄一农等强调相似，还需要仔细商榷，千万不能认为相似就是出自裕瑞之手了。”真正裕瑞的字，与“字体颇拙”的《枣窗闲笔》相比，可谓相悬霄壤。
黄一农先生既感叹“受限于不易找到鉴别笔迹的绝对权威”，却又抬出一位“绝对权威”史树青来，引他对裕瑞道光十二年(1832)绘赠耆英的墨菊条幅，“细审《枣窗闲笔》书法与此画题字，完全一致”，而与《萋香轩文稿》颇异，认为《枣窗闲笔》乃裕瑞亲笔，反倒是《萋香轩文稿》“殆出抄胥之手”。
于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批与裕瑞相关的书法材料；站立在我们面前的，是两位鉴定专家——潘重规和史树青。我们是相信自己的眼光，还是相信鉴定者的结论？
“文物鉴定专家”史树青，顶着原中央博物院北平历史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南开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北京大学考古系研究生导师、中国收藏家协会会长、《收藏家》杂志主编、中国博物馆学会名誉理事等头衔，近来名气是越来越大了。但如今这年头，头衔越多，寻租者必多，陷入某种案子的几率亦越高。北京华尔森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谢根荣，伪造“金缕玉衣”骗取银行信任案，曾经轰动一时。谢根荣不但以此假文物为6.6亿借贷做担保，又获得5000万元贷款及4.5亿元银行承兑汇票，而对其进行“鉴定”、估价高达24亿元的首席专家，就是史树青！据中国宝玉石协会原副会长、北京大学宝石鉴定中心主任杨富旭事后交代：“没有打开玻璃柜，就隔着玻璃看了看。”“我是只管鉴定，不管评估市场价值的。说这个东西是汉代的金缕玉衣，是大权威史老提出的。”中国宝玉石协会原秘书长李劲松交代：“从心里我们没把这个评估当回事，就像是帮朋友个忙。史树青史老说这个东西是汉代的金缕玉衣，我们也没提出反对意见。”“市场价值也是史老提出的，史老最权威，他说是汉代的。”(法制网http：//www.legaldaily.com.cn/legal_case/content/2011-09/06/content_2984072_2.htm)
有人为之辩护道：“就目前的社会风气而言，也不能完全排除史树青先生因丰厚的鉴定费或碍于朋友情面而在‘金缕玉衣’鉴定书上签下自己名字的可能性。但这并不能代表史树青先生对《枣窗闲笔》和《萋香轩文稿》的鉴定也存在问题。因为1977年还是计划经济时期，社会风清气正，文物市场还没有开放，文物鉴定工作比较严谨，完全是从学术方面考量，因此史树青先生1977年对《枣窗闲笔》和《萋香轩文稿》的鉴定结论应该是可信的。”(张广文：《〈枣窗闲笔〉真伪辨》，《红楼》2012年第2期)要请大家注意的是，最早与《枣窗闲笔》的买卖扯上关系的，也正是史树青！有他的《程伟元指罗汉画册及其它》为证：“1943年，我在北京隆福寺街青云斋书店发现，后为孙楷第先生所得。”按照字面理解，事情经过似乎是：史树青“偶然”在隆福寺街青云斋书店“发现”了这本《枣窗闲笔》“稿本”，知道孙楷第正在胡适的指导下从事古代小说的研究和教学，便向他“推荐”了此书，孙楷第一见，大为惊喜，出重价买下，且在教学中兴奋地引用了。据周汝昌先生回忆：“1948年的这个暑假度过了，我与胡先生的通讯关系又进入新的阶段。不想与此同时，又有意外的考《红》因缘：小说专家孙楷第(子书)先生开始移帐京西，在燕园设帐授业了。这时我并未选他的课，却闻名而去旁听。真是巧极了：他正讲到《红楼梦》的事，涉及曹雪芹，便讲出一段鲜为人知的雪芹轶事，说其人的相貌、性情、口才、风度、饮食等等，皆前所未闻。我高兴极了，课后便向孙先生探询他写在黑板上的那部书《枣窗闲笔》的所在。他告知我，书在北平图书馆，他有录副摘抄本。我不揣冒昧，又向人家借阅。他也慨然惠诺。”(《我与胡适先生》第102页)
品味《枣窗闲笔》的交易过程，颇有点像1927年“胡星垣”写信给胡适兜售甲戌本。已经难以弄清史树青从青云斋将《枣窗闲笔》卖给孙楷第中得到了什么好处，但他一定信誓旦旦地保证：这是裕瑞的后人——住在东四牌楼八条胡同三十一号的裕颂庭旧藏的“稿本”，从而让孙楷第视为秘笈，甚至破例地著录进《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的。《枣窗闲笔》发现于1943年，这就回答了黄一农先生“胡适等人所揭举的‘新红学’风潮尚未出现，故作伪的诱因应不多”的问题了。
不料到了1966年，忽然传来潘重规先生发现《萋香轩文稿》，断定《枣窗闲笔》乃出抄胥之手的信息，《枣窗闲笔》之事即将穿帮，史树青岂能不迅加反应？于是借鉴定裕瑞《墨菊条幅》笔迹之机，在《文物》1978年第2期撰文扯上《枣窗闲笔》道：“细审《枣窗闲笔》书法与此画题字，完全一致；而此画题字与《萋香轩文稿》书法，颇有不同。知《枣窗闲笔》乃真裕瑞亲笔，而《萋香轩文稿》‘殆出抄胥之手’。非但如此，今所见裕瑞所撰写刻本《萋香轩诗草》《樊学斋诗集》《清艳堂近稿》等，除《清艳堂近稿》写有‘此卷自录’外，其他两种字体清秀，楷法端庄，与此画题字及《枣窗闲笔》书体皆不相类，显然也出自抄胥之手。益证《萋香轩文稿》非裕瑞亲笔。《文稿》中各篇之后，张问陶、法式善、吴鼒、杨芳灿、谢振定诸人所书跋语(实为评语)与传世各家书迹不类。”通篇是“文物鉴定专家”霸道用语，几无商量馀地。博友邢本山说：“所有裕瑞的东西，有真有假，需要鉴别。这个谁都没有做。都把《枣窗闲笔》以外的裕瑞资料当作真的来比较了，其实，那些也未必都真。”来辨真伪者，正是牵线人。出自这种“托儿”之口的话，有多少可信度呢？
近年来，集邮界陆续收得几个裕颂庭(YüSungTing)寄往国外之信封，其中有钤盖他于洪宪元年(1916)所用的英文个人地址章，译成中文为“裕颂庭，八条胡同三十一号，东四牌楼，中国北平”；今年8月第二届E考据与文史研习营，短短几分钟就找到了裕颂庭清四次片，更让一些人欢腾不已，以为“足以证明裕颂庭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人物”。殊不知，我对《枣窗闲笔》的质疑，从来没有建立在否定裕颂庭存在的基础上。二十年前的《红楼新辨》是这样写的：
《枣窗闲笔》确是一部很晚的书。所谓晚，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所载事迹之晚，一是出现年代之晚。周汝昌说它是嘉道年代的东西，离雪芹生时已很远了，是从前一层意义上着眼的；而从后一层意义上讲，《枣窗闲笔》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为人提及的。先是孙楷第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四破例地加以著录：“《枣窗闲笔》一卷，存。余藏作者手稿本，已捐北京图书馆。”五十年代，一粟编《红楼梦书录》，亦予著录，谓“北京图书馆藏稿本，一册”。又谓“此书成于嘉庆十九年(1814)至二十五年(1820)间”。关于此书的来历，孙楷第未作交代。朱南铣《〈红楼梦〉后四十回作者问题札记》“裕瑞”条云：“一九一二年东四牌楼八条胡同三十一号裕颂庭藏，后归孙楷第，现归北京图书馆。”(《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七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一九一二年”云云，当系售书者对孙楷第的表白，则此本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民国以后(假定售书者所言不虚的话)。
请看，所有有关邮品的发现，都没有突破“此本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民国以后”这个上限；这就是说，《枣窗闲笔》的递藏史，尚有一百年的空白。
从表面看，《枣窗闲笔》出“裕颂庭藏”的说法，似乎有利于《枣窗闲笔》为“作者手稿本”的判断；这其实恰是当年史树青向孙楷第介绍的信息：从隆福寺街到东四牌楼八条胡同，近在咫尺，1943年时的附近居民，对1912年尚在的裕颂庭，应该有所耳闻，这就容易博得信任。按照惯例，卖方青云斋不对买家保证真伪，往往由“专家”充当托儿，完成交易过程。但史树青并没有讲裕颂庭与裕瑞的关系，一切都在不言之中。从其所冠姓氏看似为裕瑞后人，至少该是同族；裕颂庭既是裕瑞的后人，他保存的《枣窗闲笔》应是家族旧藏的手稿——这就是孙楷第接受的逻辑，也是当今许多相信《枣窗闲笔》的人的逻辑。
其实，裕并不是姓。清代名中冠“裕”字的人物，如裕谦(1793—1841)，原名裕泰，内蒙古察哈尔镶黄旗人，蒙古博罗忒氏，曾祖父班第任内阁中书、兵部尚书，祖父巴禄为绥远城将军，父庆麟为京口副都统。裕谦嘉庆二十二年(1817)中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礼部主事、员外郎。道光六年(1826)，任湖北荆州知府，因与湖南布政使裕泰同名，改名裕谦。而裕泰(？—1851)，则为满洲正红旗人，他塔拉氏。又有裕禄(约1844—1900)，字寿山，喜塔腊氏，满洲正白旗人；裕庚(？—1905)，字朗西，汉军正白旗人；裕德，字寿田，喜塔腊氏，满洲正白旗人。这些名中冠“裕”字的人中，惟爱新觉罗·裕瑞(1771—1838)为宗室，多铎五世孙，和硕豫良亲王修龄次子。裕颂庭虽不知是何人之后，至少没有证据表明是爱新觉罗的后裔，在《爱新觉罗宗谱》中是查找不到他的名字的。
裕颂庭既不是裕瑞后人，则《枣窗闲笔》何以到他手中，便是一个未解之谜，那一百多年的递藏史，便不具“文献脉络之通畅”。通过“E考据”搜寻到信封及照片证明，民国期间的裕颂庭，大约是个财力殷实的富商，所以能够将自己的照片印到明信片上，还与意大利著名汽车收藏家FritzSchlumpf(1906-1992)通信，应该是个有文化修养的人，却不见《枣窗闲笔》上留有自己收藏的印记。成于嘉庆十九年(1814)至二十五年(1820)的《枣窗闲笔》，已是百年前的古籍珍本了，裕颂庭至少还没到出卖文物以度日的地步，为何要放到青云斋去出售呢？“E考据”的结果，恰恰切断了裕颂庭与《枣窗闲笔》联系的纽带，表明“一九一二年东四牌楼八条胡同三十一号裕颂庭藏”的不成立。
常观中央台“寻宝”节目，专家问藏宝人的第一句话是：“这个宝贝从哪里来的？”他们要听的是文物的来历。照理而论，最有力的证明为真的回答是：“我亲自从古墓中盗得的。”但肯定无人这样说，通常的回答是：“祖父的祖父传下来的”；但经过专家鉴定，却是当代人的“仿品”，理由大体是“风格不对”、“笔法不像”之类。宝主如果不服，找出他“祖父的祖父”的照片，还有明信片之类的旁证，请问能说明什么呢？
当然，专家鉴定的理由，有时也不能让人信服。照理而论，最有力的反证是：“我亲自伪造的。”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当年张大千不就大批量地仿写石涛、八大山人、唐寅、陈洪绶的作品吗？如今的造假者已没了张大千的本领，要造的也只是陆俨少、李可染的层次了。真与假，仍是文物的专家说了算，他说值一百元就是一百元，说值一百万元就是一百万元。专家在赶场子鉴宝的同时，说不定也将自己的真假古玩卖得一干二净，史树青所扮演的，就是这种角色。
三
胡适为提倡“治学方法”，打了一个有趣的比方：
我们的考据学，原来是那些早年做小官的人，从审判诉讼案件的经验中学来的一种证据法。我今天的提议，就是我们做文史考据的人，用考据学的方法，以证据来考订过去的历史的事实，以证据来批判一件事实的有无、是非、真假。我们考证的责任，应该同陪审员或者法官判决一个罪人一样，有同等的严重性。我们要使得方法自觉，就应该运用证据法上允许两造驳斥对方所提证据的方法，来作为我们养成方法自觉的一种训练。
我们要养成自觉的习惯，必须树立两个自己审查自己的标准：
第一，我们要问自己：你提出的这个证人可靠吗？他有做证人的资格吗？你提出来的证物可靠吗？这件证物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标准是批评证据。
第二，我们还要问自己：你提出的这个证人或者证物是要证明本案的哪一点？譬如你说这个人偷了你的表，你提的证据却是他昨天晚上打老婆；这是不相干的证据，这不能证明他偷了你的表。象这种证据，须要赶出法庭之外去。(《胡适文集》第12册第145页)
在我们面对的这桩红学大案中，作为证人的裕瑞，已在一百七十六年前去世；以他的名义留下的《枣窗闲笔》，也暴露出诸多疑问。但它的“价值”实在是太诱人了，前有吴恩裕先生说：“从提供史料的观点说，他的《枣窗闲笔》描绘了曹雪芹的形象；也说明了脂砚斋与曹雪芹的关系。这都是前此大家所不知道的事实。”(《曹雪芹佚著浅探》第85页)现有黄一农先生说：“由于书中对《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产生过程提出一些说法，且叙及曹雪芹的相貌、举止、性格、家世，更云：‘曾见抄本，卷额本本有其叔脂研斋之批语，引其当年事甚确，易其名曰《红楼梦》。’在此，裕瑞不仅自称曾亲眼看过带有脂批的抄本(可用以论证脂本非伪作)，甚至明指脂研斋(脂砚斋)为曹雪芹叔辈，这些批露出的重要信息引发许多红学家关切。”为了“允许两造驳斥对方所提证据”，不妨降低准入门限，暂且丢开“你提出来的证物可靠吗？这件证物是从哪里来的”的标准，允许《枣窗闲笔》作为“证物”进入诉讼程序，放手展示这份“证言”究竟证实了“本案的哪一点”：
放在首要地位的，自然是“叙及曹雪芹的相貌、举止、性格”了：
其人身胖头广而色黑，善谈吐，风雅游戏，触境生春。闻其奇谈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是以其书绝妙尽致。
本“证言”对曹雪芹“身胖”、“头广”、“色黑”的描述，堪称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构成了有吸引力的最大亮点。孙楷第在燕园设帐授业，讲曹雪芹的轶事，说其人的相貌、性情、口才、风度、饮食等等，讲得活灵活现，博得极佳效果，所用材料就是《枣窗闲笔》。但作为提交给法庭的“证言”，是否应该采信？肯定难坏了红学庭的陪审员与法官，——因为这份“证言”不仅证实了“本案的哪一点”(身胖头广而色黑)，而且否定了“本案的哪一点”：否定了敦诚的“四十萧然太瘦生”(《鹪鹩庵杂志·挽曹雪芹》)，敦敏的“嶙峋更见此支离”(《懋斋诗钞·题芹圃画石》)。裕瑞的信息来源是“前辈姻戚有与之交好者”，上述诸人偏偏就是他的“前辈姻戚”！采信了裕瑞的道听途说，却证伪了“与之交好”的“前辈姻戚”，道理上讲得过去吗？
由上条“善谈吐，风雅游戏，触境生春，闻其奇谈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演绎出了另一条“证言”：
又闻其尝作戏语云：“若有人欲快睹我书不难，惟日以南酒烧鸭享我，我即为之作书。”
“南酒烧鸭”，舌尖上的美味也。在曹雪芹的周围，日日团着热情的读者，渴望读到《红楼梦》后面的情节，曹雪芹拿乔作势道：只要你们每天买“南酒烧鸭”给我，我就为你们续写下去。细节描写，真是生动极了，如果拍《曹雪芹》电视连续剧，真是让人禁不住喝彩的难得场景。如果采信裕瑞的证言，又得证伪“与之交好”的“前辈姻戚”了。因为明义《题红楼梦》说：“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余见其抄本焉。”永忠《因墨香观红楼梦小说吊曹雪芹三绝句》说：“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弘旿眉批曰：“此三章诗极妙。第《红楼梦》非传世小说，余闻之久矣，而终不欲一见，恐其中有碍语也。”这份“证言”不仅是证实了《红楼梦》的写作是尽人皆知的事，根本不存在明义所说“世鲜知”的私秘状态，弘旿因恐有“碍语”而终不欲一见，更是庸人自扰，站不住脚的。
以上两条，尚且是批驳裕瑞之前的“前辈姻戚”；下面的几条，就是在批驳他之后的胡适了：
其书中所假托诸人，皆隐寓其家某某，凡性情遭际，一一默写之，惟非真姓名耳。闻其所谓宝玉者，尚系指其叔辈某人，非自己写照也；所谓元、迎、探、惜者，隐寓“原应叹息”四字，皆诸姑辈也。其原书开卷有云“作者自经历一番”等语，反为狡狯托言，非实迹也。
胡适1921年著《红楼梦考证》，第一次提出：“《红楼梦》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他引开端“作者自云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说此《石头记》一书也”等语，发议道：“这话说的何等明白！《红楼梦》明明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若作者是曹雪芹，那么，曹雪芹即是《红楼梦》开端时那个深自忏悔的‘我’！即是书里的甄、贾(真假)两个宝玉的底本！”(《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158页)“自传说”是胡适的发明，是胡适的专利。《枣窗闲笔》这条“证言”却说：书中的宝玉系指其叔辈某人，“非自己写照”；元、迎、探、惜诸姐妹，也是作者的“姑辈”，生生地和胡适唱起了反调。更可恼的是，从理论上指责胡适以“作者自经历一番”为证，是完全错的，因为那是“狡狯托言”，非实迹也。
由宝玉不是作者的“自己写照”，推及脂砚斋为何人，《枣窗闲笔》的“证言”说：
曾见抄本，卷额本本有其叔脂研斋之批语，引其当年事甚确，易其名曰《红楼梦》。
单就此处所引数语而言，其中即有错误：脂砚斋本是恢复《石头记》一名的人，他却说是由脂砚而易名《红楼》，其谬可知。他说曾见钞本带脂砚斋的批，这该不假。但他只知“卷额”眉批是脂批，而不知道句下双行夹注批更是脂批。他说脂砚是雪芹的叔叔，其立说之因，大约在于他所说的：“闻其所谓宝玉者，尚系指其叔辈某人，非自己写照也。”他既然相信了这个传“闻”，又见脂砚与“宝玉”同口气同辈数，故此才说脂砚也是雪芹的叔辈。他这个“闻”本身也不过是“自传说”的一种变相(可称之为“叔传说”)，小小转换，本质无殊，因此思元斋的推论说脂砚是“其叔”也不过是附会之谈。(《红楼梦新证》第856-857页)
很明显，《枣窗闲笔》的“叔传说”，确是“自传说”的一种变相，但矛头分明是冲胡适而来的。
不宁惟是，关于《红楼梦》的木活字本，程伟元序中尝称“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无不留心，数年以来，仅积有廿馀卷。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馀卷，遂重价购之，欣然翻阅，见其前后起伏，尚属接笋，然漶漫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复为镌板，以公同好，《红楼梦》全书始至是告成矣”。《枣窗闲笔》的“证言”却说：
此书由来非世间完物也。而伟元臆见，谓世间当必有全本者在，无处不留心搜求，遂有闻故生心思谋利者，伪续四十回，同原八十回抄成一部，用以绐人，伟元遂获赝鼎于鼓担，竟是百二十回全装者，不能鉴别燕石之假，谬称连城之珍，高鹗又从而刻之，致令《红楼梦》如《庄子》内外篇，真伪永难辨矣。不然，即是明明伪续本，程、高汇而刻之，作序声明原尾，故意捏造以欺人者，斯二端无处可考。但细审后四十回，断非与前一色笔墨者，其为补著无疑。
胡适从不相信程伟元先得二十馀卷、后又在鼓担上得十馀卷的话，斩钉截铁地说：“此话便是作伪的铁证，因为世间没有这样奇巧的事！”(《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173页)据此判定后四十回为高鹗所补续。《枣窗闲笔》却道是“闻故生心思谋利者”所“伪续”，竭力指责程伟元“遂获赝鼎于鼓担”、“不能鉴别燕石之假”，分明是朝胡适发来的冷箭。
但其人对红学不甚了了，诸多“常识”无非是道听途说，所以“证词”中的每一句，几乎都存在毛病，试逐一列举于后：
1.《枣窗闲笔》第一篇标题：《程伟元续〈红楼梦〉自九十回至百二十回书后》。——现存三脂本都不足八十回，指为程伟元、高鹗所“续”的是八十一回至百二十回。或谓“九十回”为“八十回”之误也不通，正确的说法应是“八十一回”。
3.《枣窗闲笔》云：“闻旧有《风月宝鉴》一书，又名《石头记》，不知为何人之笔，曹雪芹得之，以是书所传述者，与其家之事迹略同，因借题发挥，将此部删改至五次，愈出愈奇，乃以近时之人情谚语，夹写而润色之，借以抒其寄托。”——《红楼梦》第一回云：“……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改名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可知《石头记》《风月宝鉴》《金陵二十钗》不过是同书之异名，其作者实为一人。即便甲戌本眉批也不过说“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亦视雪芹为《风月宝鉴》之作者。《枣窗闲笔》谓《风月宝鉴》为旧时他人之笔，曹雪芹得之，发现是书所传述者与其家之事迹“略同”，故加以删改以抒其寄托，实乃荒唐不经之说。尤其可笑的是，在他人的原作上，居然可以“以近时之人情谚语夹写而润色之”，且成就为伟大的《红楼梦》！此种奇谈，适足以暴露说者是完全不懂文学的妄人。
4.《枣窗闲笔》云：“《红楼梦》一书，曹雪芹虽有志于作百二十回，书未告成即逝矣。诸家所藏抄本八十回书，及八十回后之目录，率大同小异者，盖因雪芹改《风月宝鉴》数次，始成此书，抄家各于其所改前后第几次者，分得不同，故今所藏诸稿未能画一耳。”——曹雪芹既未成其书，安知其所作必为百二十回？《枣窗闲笔》自称是见过脂研斋的批语的，今存庚辰本第二十一回回前总批云：“按此回之文固妙，然末后之三十回，犹不见此回之妙。”第四十二回前总批又云：“今书至三十八回时，已过三分之一有馀。”红学家多据此断定曹雪芹之“原书”当为一百一十回。所谓“抄家各于其所改前后第几次者，分得不同，故今所藏诸稿未能画一耳”，则似乎又见过以“重评”相标榜的甲戌本和以“四评”相标榜的己卯、庚辰本，意在说明各本之间的差别的缘由，但这种差别，究竟是“未能画一”，还是“愈出愈奇”？验之第三回写林黛玉的双目，由甲戌本的“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到己卯本的“一双似笑非笑含露目”，到庚辰本的“一对多情杏眼”，可见都是并无实证的妄说。
5.《枣窗闲笔》云：“曾见抄本卷额，本本有其叔脂研斋之批语，引其当年事甚确，易其名曰《红楼梦》。”——甲戌本所有批语均不署名；己卯、庚辰本署名“脂研”的是句下夹行夹批。至于卷额之眉批，己卯本一条也无；庚辰本的眉批都集中在二、三两册，非“本本”皆有，且多署“畸笏”、“畸笏叟”、“畸笏老人”，故周汝昌先生怀疑此说“也未必靠得住，恐怕还是出于一‘闻’罢了”(第870页)。至于书名，甲戌本有“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之语，《枣窗闲笔》却说脂研斋“易其名曰《红楼梦》”，该相信哪一个呢？连曹雪芹是谁都不清楚，“其叔”又会是谁呢？
有博友在敝博留言说，争论“相互矛盾的资料记载，内容必有一假或者都假，不可能都真”，还是“各位所见的脂本脂批记载的与其矛盾，凭什么就说裕瑞的记载是错误的呢？”“两个矛盾你就说裕瑞的是假的？还什么逻辑和科学考证？”确实已看出证言与事实的矛盾。有人也许会说，《枣窗闲笔》的论述，是预见了日后胡适可能出现的问题，恰恰反映了裕瑞的“超前”意识，所以具有绝大的价值，尤其是“抄本卷额本本有其叔脂研斋之批语”，“至少确定了‘脂本’在‘程本’之前的客观存在，并证明附有脂批的钞本应非‘新红学’热之后的伪作”，尽管“裕瑞所称脂砚斋(亦作“脂研斋”)乃曹雪芹叔辈的说法，则不知有无确切的根据”。
行文至此，忽然想到一个故事：淮阴古来无城，县令吴棠命取高家堰之条石以筑之。忽一日，堰里之石现十三大字，曰：“刘基造，吴棠拆，拆到此处拆不得。”吴棠闻报大惊，谓刘伯温五百年前就料知我要拆堤取石，万不能逆天而为，遂命停工。高堰为苏北水利枢纽，俗谚谓“倒了高家堰，清淮不见边”也。试想：刘基真能预知吴棠拆石修城之事乎？再试想：裕瑞真能预见胡适考证“新红学”之事乎？
四
读到这里，多数人一定会说：裕瑞根本没有做证人的资格，《枣窗闲笔》来历不明，上面的笔迹不是裕瑞的，印章也不是裕瑞的，所说的话都是错的，不仅是“不相干”的证据，而且与事实相反，必须赶出法庭之外去。但仍有人舍不得《枣窗闲笔》，《长白艺文志》的记载，便成了最后一道救命符。黄一农先生说：
因英浩在《长白艺文志》(光绪十四年始作，民国六年成书)中称：“裕思元有《枣窗闲笔》一卷，皆评论七种《红楼梦》之作，云雪芹书成，旋亦故矣。”知《枣窗闲笔》一书至迟应在清末就已存在。
突出“光绪十四年始作，民国六年成书”，就是强调《长白艺文志》成于胡适1921年提出“新红学之前”。其所据为朱南铣《〈红楼梦〉后四十回作者问题札记(下)》：“《长白艺文志》自光绪十四年(1888年)始作，1917年第四次抄成，稿本赠其兵部同事奉宽，现归北京大学图书馆。”(《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七辑第307页)查奉宽《兰墅文存与石头记》注云：“英浩《长白艺文志初稿》据裕瑞《枣窗闲笔》亦云‘《红楼梦》为曹雪芹著’。英君为宽兵部旧雨，满洲人，姓‘高佳氏’，字养吾，一字慕纯，所著《长白艺文志》未刊，其草稿赠余，收藏未理。”(1931年3月1日《北大学生》第一卷第四期)可见，直到1931年3月，《长白艺文志》还处于“收藏未理”的状态。
高树伟先生则强调：“英浩《长白艺文志》(稿本)又曾著录《枣窗闲笔》，可见《枣窗闲笔》之真实存在。”其实，“著录”二字用得并不恰当，如果《长白艺文志》认真著录了《枣窗闲笔》，则只要逐一核对作者生平、成书年代、书写字体、版本行款、有何印鉴、篇目章节诸项，今存《枣窗闲笔》的真伪便可一目了然。遗憾的是，“小说部集类”仅著录了《红楼梦》，且多有游移之语：
《红楼梦》，又名《石头记》，四函□册。曹雪芹名□□编。或云内务府旗人，堂主事。或解云：此小说特为刺大学士明珠贪货无厌而作，其荣国、宁国二府指明珠之祖为叶赫贝勒，一清家努，一杨家努兄弟，后隶本朝者。裕思元有《枣窗闲笔》一卷，皆评论七种《红楼梦》之作，云雪芹书成，旋亦故矣。或又有论者云：此书暗中寓诲淫之意，其后人于嘉庆年随八卦教匪案内被诛，亦其报也，可不畏哉。又《天咫偶闻》云：内务府汉军高兰墅名鹗，乾隆乙卯传胪，亦放宕之士，《红楼梦》一书兰墅所为也。录存备考证。
要之，《长白艺文志》只是在著录《红楼梦》时，顺便提到裕思元有《枣窗闲笔》一卷。因侧重点在《红楼梦》，透露出的《枣窗闲笔》信息有二：1.“皆评论七种《红楼梦》之作”；2.“雪芹书成，旋亦故矣”。然仅此两点，亦足以来判断今存《枣窗闲笔》是否即《长白艺文志》提到的《枣窗闲笔》了。
查今存《枣窗闲笔》首篇《程伟元续〈红楼梦〉自九十回至百二十回书后》，劈头第一句是：“《红楼梦》一书，曹雪芹虽有志于作百二十回，书未告成即逝矣。”而《长白艺文志》说的是：“雪芹书成，旋亦故矣。”一说“书未告成即逝矣”，一说“书成旋亦故矣”，记事截然相反，能说“英浩《长白艺文志》曾著录《枣窗闲笔》，可见《枣窗闲笔》之真实存在”么？
不宁惟是，英浩、奉宽对曹雪芹著《红楼梦》，都持怀疑的态度。《长白艺文志》只用了“曹雪芹名□□编”七个字，关键的名字却空缺着。又谓其后人于嘉庆年随八卦教匪案内被诛，即指曹纶为雪芹后人；复引《天咫偶闻》之说，以为《红楼梦》为高兰墅名鹗所为。奉宽文题目即《兰墅文存与石头记》，他以曹寅号“雪樵”而孙号“雪芹”，曾祖曹玺原名“尔玉”，雪芹虚构宝黛诸名，“是以曾祖之名为狎亵笔墨”，疑曹雪芹非《红楼梦》作者，强烈支持“《石头记》出之高兰墅手为不虚也”：“最近内务府老友张博儒君文厚谈其同事恒泰君，姓高氏，内府镶黄旗，官护军参领，寓地安桥东拐棒胡同。家贫，岁底结棚鬻年糕于桥头，人呼桥高。今已物故。尝自言《红楼梦》乃其先人所作，盖兰墅后人也”。如果英浩、奉宽读到今存《枣窗闲笔》之指责“明明伪续本，程、高汇而刻之，作序声明原尾，故意捏造以欺人者”，还会坚持己说而不加置理么？
尤其要紧的是，《长白艺文志》说“《枣窗闲笔》一卷，皆评论七种《红楼梦》之作”；所谓七种《红楼梦》之作，乃七种续《红楼梦》之作也。今存《枣窗闲笔》却收了《程伟元续〈红楼梦〉自九十回至百二十回书后》《〈后红楼梦〉书后》《雪坞〈续红楼梦〉书后》《海圃〈续红楼梦〉书后》《〈绮楼重梦〉书后》《〈红楼复梦〉书后》《〈红楼圆梦〉书后》《〈镜花缘〉书后》八篇，比《长白艺文志》多出了一篇。首篇《程伟元续〈红楼梦〉自九十回至百二十回书后》开头曰：“《红楼梦》一书，曹雪芹虽有志于作百二十回，书未告成即逝矣。”正因为有“书未告成即逝矣”，所以才有“程伟元续《红楼梦》”之事。而据《长白艺文志》，裕思元《枣窗闲笔》云：“雪芹书成，旋亦故矣。”曹雪芹既已完成了《红楼梦》，还要程伟元续什么呢？这篇《程伟元续〈红楼梦〉自九十回至百二十回书后》，不就没有生根之地了吗？
古人的文章，是讲究考据、义理、词章的，裕瑞如果掌握了曹雪芹“前此大家所不知道的事实”，完全可以写一篇专论置于卷首，然后再写论续书的文字；他没有这样做，却偏偏在第一、二篇《程伟元续〈红楼梦〉自九十回至百二十回书后》《〈后红楼梦〉书后》中，夹杂进大段关于正书《红楼梦》与曹雪芹的内容，显得复沓累赘，不伦不类；而有关《后红楼梦》的论述，亦错综出现在第一、二篇中。这些现象表明，有人对第二篇《〈后红楼梦〉书后》也动了手脚，开头占全文篇幅的三分之一文字，决非原稿所有。
有人要问：篡改《枣窗闲笔》的是什么人？篡改的动机是什么？如果留意下面的事，答案就在其中了。
1928年11月28日，胡适在日记中粘贴了一幅画像照片，旁注：
曹雪芹的小像？
叶玉虎先生影印。原像在上海，似是李祖韩所藏？
日记还粘贴了叶恭绰的信，中云：“曹像，兹检送一份，惜不甚清晰。原有钱辛楣、陈勾山等题咏，未照入。”(《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257页)
1929年4月20日，胡适又在日记中记载参观全国美术展览会情形道：
……有李祖韩先生藏之曹雪芹画像手卷，他邀我去细看。看了之后，我说：“此人号雪芹，但不姓曹。”祖韩大失望，颇不心服。此卷之照片本，曾载在我的日记中，其人头面团团，已很令人生疑。今日细检卷后题咏，第一页即是“壬午三月皇八子”题的两首诗。壬午除夕，曹雪芹就死了。此时正是他最穷的时候，那能有这样阔人题咏，而诗中无一字提及他的窘困，亦无一字提及他家过去的繁华。
其后有钱大昕、蔡以台(丁丑状元)、钱载(萚石)等人题咏，皆称“雪琴学长兄”，诗中无一字可证此人是姓曹的，也无一字提及他的身世的。故我断定此人是翰林院中一个前辈，不是《红楼梦》的作者。(《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258-259页)
这幅曹雪芹画像手卷，先由叶恭绰远道写信推荐，后在展览会又得藏主李祖韩指引细看原件，不料胡适并不赏脸，当场表示：“此人号雪芹，但不姓曹。”让李祖韩大失所望，颇不心服。
这幅手卷是不是曹雪芹画像？不待细看就可否定：连曹雪芹是谁都没有弄清，从何画出他的像来呢？但胡适否定的理论根据却是自己的“考证成果”——“壬午除夕曹雪芹就死了”，壬午年是雪芹最穷的时候，不会有皇八子这样的阔人为画像题咏；加之营养肯定不良，不可能长得“头面团团”，非怪不能让李祖韩心服。史树青《〈书画鉴真〉序》引李虹若《朝市丛载》光绪间竹枝词，言琉璃厂画商云集，搭札席棚，悬挂求售：“唐宋元明件件陈，满墙字画尽名人。由来俱是捣持货，不必深追问假真。”曹雪芹画像这件“捣持货”，李祖韩原指望得红学泰斗胡适的赏鉴，顿时身价百倍，赚得钵满盆满，胡适的无情否决，断绝了他的财路，岂能不怀恨在心？
利益的驱动是作伪的最大动力。借裕瑞之名头与《枣窗闲笔》之白纸黑字，确立曹雪芹“身胖头广”的形象，找到画像手卷之真、且让胡适三缄其口的铁证；但光有雪芹相貌之“立”还不够，还需从“破”的一极入手，揭露胡适的红学见解是错的，决不能盲目轻信，以防他继续散布对画像不利的言论。
他们是怎样篡改《枣窗闲笔》的呢？
首先，另拟《程伟元续〈红楼梦〉自九十回至百二十回书后》置于卷首，将《枣窗闲笔》原稿“雪芹书成，旋亦故矣”一句，改为“《红楼梦》一书，曹雪芹虽有志于作百二十回，书未告成即逝矣”，随后添写“诸家所藏抄本八十回书及八十回书后之目录，率大同小异者。盖因雪芹改《风月宝鉴》数次始成此书，抄家各于其所改前后第几次者分得不同，故今所藏诸稿未能画一耳”。按理，第二篇《〈后红楼梦〉书后》开头“闻旧有《风月宝鉴》一书，又名《石头记》，不知为何人之笔。曹雪芹得之，以是书所传述者，与其家之事迹略同，因借题发挥，将此部删改至五次，愈出愈奇，乃以近时之人情谚语，夹写而润色之，借以抒其寄托”一节，与“曾见抄本，卷额本本有其叔脂研斋之批语”，及“其人身胖头广而色黑，善谈吐，风雅游戏，触境生春。闻其奇谈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是以其书绝妙尽致”，都应该连类而叙及之，但篡改者心虚，觉得单独成篇，就违背了皆评论七种续《红楼梦》之作的宗旨，关键的证词放在首篇，虽然容易引起注意，但也会产生怀疑，不如先批“伟元臆见”、“获赝鼎于鼓担”，又将本属第二篇的“作《后红楼梦》者随出，袭其故智，伪称雪芹续编”七百馀字，挪来以充篇幅，致使两篇文字，重复拖沓，不成体统。
其次，在第二篇《〈后红楼梦〉书后》开头，以八百字的篇幅大讲《红楼梦》的成书与雪芹的秘闻，所谓“其人身胖头广而色黑，善谈吐，风雅游戏，触境生春。闻其奇谈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是以其书绝妙尽致”之类，尽在其中。为了显示文笔的灵动，自作聪明地添加“又闻其常作戏语云：‘若有人欲快睹我书不难，惟日以南酒烧鸭享我，我即为之作书’云”一节，遂露了作伪的马脚。我以前说，这分明是对《红楼梦》写作、传播完全隔膜者的信口杜撰，带有近代的鲜明色彩，如今思之，与此种境况相似的，当推鲁迅的《阿Q正传》。从1921年12月4日开始，《阿Q正传》在《晨报副镌》上连载。圆圆脸、一团和气的孙伏园“每星期来一回，一有机会，就是：‘先生，《阿Q正传》……明天要付排了！’”鲁迅如果这个时候说：“欲快睹我书不难，惟日以南酒烧鸭享我，我即为之作书”，恐怕再合适不过的了。
第三，在完成添加首篇与二篇开头文字之后，另撰了一篇小序，序云：
秋凉试笔，择抄旧作，捡得《续红楼梦》七种书后及《镜花缘》书后，汇录一处，以存鄙见。所论是否，未敢自信。论诸书多贬少褒，夫岂好为指摘他作哉？盖矢在弦上，不得不发。若雪芹有知，当心稍慰也。颇怪天下人不乏通人，而独出此数不通人，偏要续貂，何故？想通人知书难续，故不为耳。《镜花缘》自建帜者，惟于自夸不惭，与诸续如出一辙。考前人佳制，都无此病，所谓狂医无好药者也。余故论之。
思元斋自识。
作伪者是知道《长白艺文志》有“《枣窗闲笔》一卷，皆评论七种《红楼梦》之作”的说法的，故意将论《镜花缘》一篇剔出另计，以掩盖自撰的首篇。他不知道，所谓“程伟元续《红楼梦》自九十回至百二十回书后”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一百二十回的程本自传播开始，就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所有的《红楼梦》续书，都是从程本一百二十回后的情节续起的，根本不能将程伟元的本子当作续书。作伪者在序的开头说“秋凉试笔”，已经涉及时序，那在序后的落款，顺手加上年号是极自然的事；为什么不加？心中无底耳。序之后，想到要盖章以示信，恍惚听说裕瑞有“萋香轩”之号，却误刻了“淒香轩”。买主孙楷第居然被骗住，因他对裕瑞知之不多，有《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误记“萋秀轩”为证。
《枣窗闲笔》赝本炮制完毕，首先想到，胡适不大可能是合适的买主，但应该让他知道有这本书，孙楷第便成了物色的对象。果然，在史树青的“导购”下，孙楷第是如获至宝，在课堂上大讲《枣窗闲笔》。胡适曾把戚序本和《四松堂集》托孙楷第捎给周汝昌，对于这件大事，孙楷第不可能不向胡适汇报。可以肯定，胡适是看到过《枣窗闲笔》的。《邓之诚文史札记》1948年11月3日云：
孙楷第来，以《枣窗闲笔》送阅，为《跋百廿回本〈红楼梦〉》一首、《跋〈续红楼梦〉七种》各一首、《跋〈镜花缘〉》一首。道光时裕府思元主人所撰。胡适辈视为秘笈者，其实无甚足取，文笔尤滞。唯有闻之先辈言：“曹雪芹，其人肥黑广额，每言只须人以南酒烧鸭享我，即可作佳小说报之。作《红楼梦》预计百二十回，仅成八十回而逝，先后已改过五次矣。书中所言俱家中事，元、迎、探、惜四春者，寓‘原应叹息’四字，皆其姑辈，与平郡王有亲。所谓‘脂砚斋批本’者，其叔所为，宝玉指别一叔，非自道也。后四十回有目无书云云”皆尚可取。
在邓之诚眼中，孙楷第与胡适是一伙的。他不曾想到，与甲戌本是胡适最需要的书不同，《枣窗闲笔》却是胡适最不需要的书。胡适不想面对曹雪芹“身胖头广而色黑”的形象，更不想面对裕瑞对他的“超前”质疑，连《枣窗闲笔》是脂砚斋在脂本之外的唯一“存在”，居然也毫不动心，采取了不予置理的态度。他的论红文章，从来不提裕瑞，甚至也不提孙楷第，这决不是偶然的。
胡适对《枣窗闲笔》的冷遇，孙楷第是有些不服气的，所以在燕京的课堂上大讲，且破例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四加以著录：“《枣窗闲笔》一卷，存。余藏作者手稿本，已捐北京图书馆。”须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著录的是通俗小说，不伦不类地加进了这本《枣窗闲笔》，显然是另有用心。
因了《枣窗闲笔》雪芹形貌“身胖头广”的记载，“团团”的曹雪芹画像持续发酵。1949年1月，陶洙拜访周汝昌，又为曹雪芹画像当说客，致使争论延续了将近百年，足见流毒之广了。
五
黄一农先生的“E考据”，在《枣窗闲笔》应用中有三大得意之笔：
一曰在佘嘉惠《临罗两峰鬼趣图》上觅得两枚“淒香轩”印章，以证明《枣窗闲笔》之“淒香轩”一印不伪；但“E考据”不懂盖章的规矩，印者，信也，如果八首诗都是裕瑞所题，“淒香轩”之印应盖在最后一幅的落款处，而不应只盖在第四、第五幅。“E考据”当然也不懂，伪造印章是伪造书画的重要一环，据史树青《〈历代书画伪章留痕〉序》，他认识的倪思中、倪思温兄弟，就是专门伪造历代书画家与收藏家印章的好手，其伪造之印章达五百馀方，早至宋代苏东坡，晚至民国潘龄皋，名家如林，随手可取。《临罗两峰鬼趣图》与《枣窗闲笔》之“淒香轩”印，焉知不是此种情形？
二曰搜得裕颂庭的明信片与照片，以证明裕颂庭“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人物”；但“E考据”不懂慎终追远的古训，如果裕颂庭真是贵为辅国公的裕瑞后人，对于先人的手泽遗稿，应该像张介卿那样将其付梓，并恭请当代大佬作序以传之久远，而不应该轻易将其卖给隆福寺街青云斋书店，以换得并不急需的钱财。裕颂庭其人的落实，岂不与期待的目标背道而驰？
三曰查乾隆六十年(1795)裕瑞尝托人寄给袁枚“手书一函、赠诗一章”，其中有言：
瑞久欲识韩，无由可达。今闻蒲友与先生师弟之谊甚笃，故不揣冒昧，以为先容，录窗稿数篇，寄求雅正……倘蒙不弃，肯加郢削，使得附于所刻《同人集》《诗话》等书之列，则瑞幸因先生而传，一经品题，便成佳士，诚平生之大愿也。尚乞一序以荣之，借光多矣。外寄珊瑚手串一挂、常佩汉玉拱壁一件、家制荷包一双。
袁枚将裕瑞的信收入《续同人集》，并将回函录在《小仓山房尺牍》中；裕瑞对袁枚的亲笔信珍视异常，不仅将之装裱，且自识以记此事。黄一农先生评述道：
两人在此初次联络时，裕瑞还告知受宠若惊的袁枚，如有“需用长安什物”，均可“代觅寄来”。袁枚的覆信在起头称“枚顿首、顿首，世子思元主人座右……”，违反了实际封爵情形，将裕瑞的头衔捧高成“世子”，并替其女弟子们代求荷包一、二枚。袁枚且请人至新安赶制徽墨以为回礼，该墨长二寸许，腹背金书“思元主人箸书墨”及“仓山叟袁枚恭制”共十四字。
裕瑞梢后仍与袁枚颇多往还，“殷殷请益”的裕瑞曾寄呈己作之诗文四册，并获赠款为“思元主人吟诗之墨，随园叟袁枚恭制”之一长方墨。袁枚也于嘉庆元年应邀撰《思元主人诗文集亭》，文后还录了旧作之诗七首呈政、当嘉庆三年袁枚过世时，裕瑞在《忆袁简斋先生》一诗中亦提及两人的交往，并深致哀悼曰：“相契有文缘，神交忽数年……鱼雁绝芳讯，诗文散旧篇……不知芹芥意，曾否到灵前？”
发现了裕瑞与袁枚交往的材料，确是很有价值的。但“E考据”不明白，场面上的客气话，是当不得真的。裕瑞与袁枚两人，到底是谁更“受宠若惊”？曹丕说得好：“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不要以为裕瑞“为高阳之鞠子，本帝禹之精苗”，那数篇窗稿，还得“殷殷请益”，仰袁枚为之品题，得以附于《同人集》《诗话》之列，幸而流传，便成佳士；至于袁枚为之作序，不过是信手拈来的捧场话。
袁枚是与“真实的裕瑞”有交往的第一位红学人物，他的《随园诗话》是胡适《红楼梦考证》所引用的第一条(也是他认为“最早”、最“重要”的)材料，可见在“新红学”构成史的重要地位。“康熙间，曹练(楝)亭为江宁织造……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包涵三大信息元素：1.曹雪芹是曹寅之子；2.他是康熙年间的人；3.《红楼梦》是“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的书。黄一农先生说得对：“裕瑞对袁枚的文采甚佩服，知他理应读过《随园诗话》”，然引此书涉红记事未加评论，复曰：
又，五十七年首刊的《补遗》前四卷，亦在卷一称：“余买小仓山废园，旧为康熙间织造隋公之园。”无怪乎，裕瑞在道光间成书的《枣窗闲笔》中，会与袁枚同样误系隋出任织造的时间，并误随园即大观园。
按《枣窗闲笔》云：“闻袁简斋家随园，前属隋家者，隋家前即曹家故址也。约在康熙年间，书中所称大观园，盖假托此园耳。其先人曾为江宁织造，颇裕，又与平郡王府姻戚往来。”含糊说“其先人曾为江宁织造”，不符合袁枚记雪芹依其父曹寅居江宁织造府，身历“风月繁华之盛”的史实。《随园诗话》卷十六云：
丁未八月，余答客之便，见秦淮壁上题云：“一溪烟水露华凝，别院笙歌转玉绳。为待凉夜新月上，曲栏深处撤银灯。”“飞盏香含豆蔻梢，冰桃雪藕绿荷色。榜人能唱湘江浪，画桨临风当板敲。”“早潮退后晚潮催，潮去潮来日几回。潮去不能将妾去，潮来可肯送郎来？”三首，深得竹枝风趣。尾署“翠云道人”，访之，乃织造成公之子啸厓所作，名延福。有才如此，可与雪芹公子前后辉映。雪芹者，曹楝亭织造之嗣君也，相隔已百年矣。
再次肯定雪芹为曹楝亭之嗣君，且云与啸厓“相隔已百年矣”。《随园诗话》卷二又引成啸厓公子以诗赠王梦楼太守歌姬柔卿云：“侍儿原是纪离容，红豆拈来意转慵。一曲未终人不见，可堪江上对青峰？”堪为成啸厓为袁枚同时人之证。曹寅任江宁织造为康熙三十二年(1693)至五十一年(1712)，袁枚此条写于乾隆五十二年丁未(1786)，皆可约称百年，这一时间概念，袁枚是不会弄错的。
与“真实的裕瑞”有交往的还有两位红学人物，一是高鹗，二是程伟元。
《长白艺文志》著录《红楼梦》时提到：“或又有论者云：此书暗中寓诲淫之意，其后人于嘉庆年随八卦教匪案内被诛，亦其报也，可不畏哉。”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林清乘嘉庆皇帝承德围猎，派天理教徒一百多人攻入皇宫，被禁军捕杀干净，史称“癸酉之变”。时任都司的曹纶与子曹福昌，以林清馀党磔于市。裕瑞时为正黄旗汉军副都统，曹纶、曹福昌适归其统辖，故以“失察之咎”，受到严厉处置。高鹗时任刑科给事中，在处分失察科道官员中，高鹗名列第一。“癸酉之变”让高鹗和裕瑞成了“同案犯”。没有一定人生体验，对“同案犯”间的感情是很难感知的。
至于程伟元，黄一农先生已经注意到：
裕瑞自嘉庆十九年起被长期圈禁于盛京，这段期间明仁外甥晋昌(1759—1821)曾在十九年至二十二年第二度出任盛京将军，而嘉庆五年即以幕友身分随晋昌入关的程伟元(？—1818)亦在沈阳书院任职，故他们彼此间是有条件相识的。晋昌与裕瑞同为努尔哈赤的裔孙，晋昌的年纪虽大十二岁，辈分却小于裕瑞。被圈禁的裕瑞当时虽遭“派弁兵”严密看守，然以晋昌盛京将军的身份，应不难因公循私与其相见，从而建立某种交情。无怪乎，裕瑞于道光间还与晋昌诗书往还并赋“应感上公曾护惜，芳情重奉一枝春”句，感念晋昌先前的照顾。但以程伟元的位阶，可能就无适当机缘与裕瑞深交，否则，裕瑞应不至于在提及《红楼梦》的后四十回时，称程、高二人有可能明知是伪续的，却“故意捏造以欺人”。
黄一农先生不否认裕瑞与程伟元“彼此间是有条件相识的”，却又认定“以程伟元的位阶，可能就无适当机缘与裕瑞深交”，为的是替“裕瑞应不至于在提及《红楼梦》的后四十回时，称程、高二人有可能明知是伪续的，却‘故意捏造以欺人’”辩解。据胡文彬先生考证，晋昌有《戎旃遣兴集》《西域虫鸣草》两集，后一集卷首有裕瑞序一篇，亦有程伟元序。嘉庆二十五年(1820)，程伟元将二集合刻为《且住草堂诗稿》，复撰有一跋，且置明义之跋前。诗稿共收晋昌诗七十三题一百五十四首，其中直接与程伟元唱和的占九题四十首，间接与程伟元有关的，有一题十二首，总计达十题五十二首，几乎占全书的三分之一，二人的关系，几乎到了“忘形莫辨谁宾主”的程度(胡文彬、周雷：《红学丛谭》第260-261页)。其时裕瑞的身份是“永不叙用、严密圈禁”的罪臣，他要得晋昌的庇护，势不能不走程伟元的门子；他又是一个与晋昌唱和的诗友，在种种把酒赋诗的场合，也不能不与程伟元交游。
裕瑞和程伟元的结识，时在程甲本问世二十二年之后，出于对《红楼梦》的爱好和关注，两人应该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即便见解不同，也可揭示他所了解的内情。但在《枣窗闲笔》中，却是对高鹗、程伟元的无知和诋毁，仿佛根本就不认识高鹗、程伟元似的。人是有感情的，《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3期五篇专稿对我“进行全面批驳”，宋谋玚先生义愤填膺地责问：“难道爱新觉罗·裕瑞是1927年以后的人吗？难道欧阳健同志连《枣窗闲笔》这种红学常见书都没有读过吗？”(《脂砚斋能出于刘铨福的伪托吗？》)而在1992年10月开封《水浒》学术讨论会上，我第一次见到宋谋玚先生，见他大大咧咧，倒有一股豪气，路上邂逅，立谈了一会脂本脂批，他说已写了一文与我商榷，抱歉道：“要是现在来写，可能就不是那个样子了。”恃“E考据”为法宝者，不懂得融会贯通，知人论世，才会对《枣窗闲笔》诋斥高鹗、程伟元“遂获赝鼎”、“不能鉴别燕石之假”、“故意捏造以欺人者”等，熟视无睹。
网友“扫花斋”说：“《枣窗闲笔》是新红学关于脂砚斋与脂批的惟一历史文献，其珍贵程度不亚于基督徒之于圣经。任何一位认可脂批的聪明红学家，是绝不会把毫无退路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拿出来做‘有’与‘无’的探讨。把这个问题放在阳光下，对于本就有所犹豫的主流红学家们来讲，并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http：//blog.sina.com.cn/s/blog_954d9cde0100vrbf.html)黄一农先生恃其握有的“E考据”，大胆“把这个问题放在阳光下”，尝试着“把毫无退路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拿出来做‘有’与‘无’的探讨”，实践证明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倒将问题进一步明朗化了。由《枣窗闲笔》的来源，《枣窗闲笔》的史事，《枣窗闲笔》的时代，与《枣窗闲笔》同现存《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实物的矛盾，都只能导出一个结论：《枣窗闲笔》不出于“真实的裕瑞”之手，不能支持脂砚斋的“存在”。对有些人来说，它也许是有用的；但在考证的层面上讲，却是无效的，因而是不能采信的。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徐永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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