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化之初身份转换的困惑与先声之举——萌芽时期的报人小说家研究_明清小说研究_佳作赏析_杂文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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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化之初身份转换的困惑与先声之举——萌芽时期的报人小说家研究·程丽红

　　申

　　畅·近代报刊的出现，催生了现代职业作家的诞生，而为其先声者，则是晚清那些最早栖身报业并从事小说创作的落寞文士。当他们立足海上开始崭新的职业人生时，却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处于身份转变及其自我职业认同的困惑犹疑之中。即便如此，他们仍然凭藉自身才能，对所从事的新兴事业有所贡献，揭开了中国小说近代化与作家职业化的历史帷幕。

　　萌芽期报人小说家身份转换认同困惑

　　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了中华帝国长久紧锁的大门，也震醒了沉醉于“天朝上国”幻梦中的国人，从此，便不得不面对被西方列强强行拖入世界格局的危机。正如列文森所言“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西洋文明以先进的优势姿态强烈地冲击、挑战着中国传统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中国人向以为傲的文化和信仰体系渐行崩裂，传统的“士人”阶层也经历了走向现代的痛苦蜕变。在这一过程中，新兴传媒近代报刊的问世与繁荣发挥了关键作用。曹聚仁就认为：“中国的文坛和报坛是表姊妹，血缘是很密切的”；“一部近代文化史，从侧面看去，正是一部印刷机器发达史；而一部近代中国文学史，从侧面看去，又正是一部新闻事业发展史”。近代报刊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传统的社会传播系统，构建了全新的文学生产流通机制，更为重要的是，它使得文学从贵族阶级的特权中解放出来，为传统士人开辟了一条摆脱封建政权束缚走向独立和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实现途径，进而催生了现代职业作家群体。而为其先声者，则是晚清那些最早栖身报业并从事小说创作的落寞文士。可以说从近代报刊在中国出现，报人就与小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早于19世纪初，把近代报刊引进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们，即在办报之余翻译和创作了不少小说，“到了20世纪初期，由传教士创作和翻译的小说大约达到两百种之多”。陈平原分析清末民初的小说创作时指出：“这无疑是个以刊物为中心的文学时代，绝大部分的小说都是在报刊上发表(或连载)后才结集出版的；而且，大部分主要小说家都亲自创办或参与编辑小说杂志”。“以报刊为依托，文人的小说创作逐步走向了专业化。在这一过程中，因为和报刊的特殊关系，报人起着主导作用，又率先成为职业作家”。郭延礼则直接划分了中国职业作家出现的三个阶段：“第一步是报人的出现，第二步是报人小说家增多，第三步才是职业小说家(作家)的诞生”。

　　因之，作为中国现代职业作家萌生成长的重要链环，晚清那些最早栖身报业并从事小说创作的文士，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群体。然而，目前学界对此所涉甚少。即便是经历了上世纪末以来的文学与传播研究热潮，诸如文人职业化等研究成果蔚为大观的情势之下，有关萌芽时期报人小说家的考察依然极为稀少，群体研究更无从谈起。本文以1840-1894年间，有过报业经历并翻译或创作过小说的文人群体为研究对象，试图在清末社会变迁的历史情境之中，通过探究他们在近代传媒发展初期的身份转变及其自我职业认同，展现其群体特征。

一、初登夷场的传统文人

对中国而言，从1840年到1894年，是个极不寻常的半世纪。一方面，国门洞开，老大帝国被强行推入殖民化的轨道；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加速了向近代化的演进。追随着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的变迁，传统的“士人”阶层也发生着前所未有的裂变。那些被封建体制抛弃的文士，万般无奈之下，走上了与“入仕”正途完全殊异的谋生之路。

　　落魄文人的谋生之选。对1840—1894年间的报刊小说进行细致的爬梳，就会发现，此间参与小说创作的中国报人为数有限，能够进入研究视野的，仅限于《申报》首任主笔蒋其章；早年供职上海墨海书馆，后避祸香港创办《循环日报》，1884年回沪任《申报》馆编辑部主任的王韬；先后主《申报》、《益闻报》笔政的邹弢；以及曾任《申报》馆编辑，1892年创办吴语文学半月刊《海上奇书》的韩邦庆。在清末壅塞于科举之路的士子大军中，早期跻身报业并从事小说创作的文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这不仅因为初创时期的报刊数量稀少，且大都为外报，能够为文人提供的职位极其有限，更重要的在于当时科举“入仕”被视为唯一正途，犹如时人所述：“自科举之法行，人期速效，十五而不应试，父兄以为不才，二十而不与胶庠，乡里得而贱之”，由此形成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氛围使得栖身报业受到普遍的社会歧视，因而成外报的秉笔华士，大都是落魄文人的无奈之选。

　　举业不顺，几成为早期报人小说家的共同遭际。1828年出生于苏州城外(今江苏吴县)的王韬，自幼苦读经史，1845年考中秀才，却在来年的乡闱落第，随后便屡试不中；韩邦庆为江苏松江(今上海松江区)人，成年后才取得廪生资格，之后也是多次试而未果；1850年出生的邹弢同样如此，在1889年的金陵秋试中，本来已经中了经魁，因为文中有“天方回纥”四字，主考官批谓：“非寻常小疵可比。”虽然有房师诸可宝极力争取，终不被录取……这次失利之后，邹弢就心灰意冷，再没有参加科举。祖籍安徽歙县，后迁居杭州的蒋其章于1870年中举人，1872年出任《申报》首任主笔，是他们中唯一以举人身份供职报馆的人。家境寒微则是他们中部分人放弃继续追圆科举之梦、外出谋生的根本缘由。出身于乡塾家庭的王韬，便由于父早丧，被迫中断科举之路。如其所言：“既孤，家益落，以衣食为计，不得已橐笔沪上。”从香港回来后，王韬依然是“况复米珠薪桂，家食殊艰，不得已重来沪上，作旧生活”。邹弢家居江苏金匮县(今无锡)，世代以务农为生，直到他祖父云溪公时才开始读书，却因为贫穷到上海经商，父亲正峰公，也是努力应试，但因屡试不第而放弃。1880年，邹弢迫于生活压力离开家乡到上海谋生。

　　总的来看，萌芽时期的报人小说家大都在仕途之路上备受挫折，属于下层文士。科场蹭蹬和家境贫寒，迫使他们不得不另谋他途。而生长于文化繁盛的江浙一带，紧邻资本主义经济的繁华之所，则为他们谋求体制外的新兴职业，提供了历史机遇。

　　

　　缘由上海得天独厚的优势环境，萌芽时期的报人小说家不约而同选择这里作为谋生场所。但即便是报业中心的上海，其早期报业所能提供的职位空间也毕竟有限，因而那些最早参与小说创作的报人几乎都在《申报》馆任过职。蒋其章不仅是《申报》首任主笔，还担任该报附属刊物《瀛寰琐记》的编辑；王韬由港回沪后曾任《申报》馆编辑部主任，其小说作品就是由《申报》馆发行或连载于《申报》上的；邹弢1880年到上海后亦先在《申报》任笔政；韩邦庆则于35岁时加入《申报》馆任编辑。从踏入《申报》馆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他们以报人小说家职业作为谋食方式的同时，也需要藉此完成从“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型。

二、从秉笔华士到报人小说家——自我身份认同的困惑

清末的上海正处于传统与现代交替并存、新旧文化冲撞交融的复杂嬗递发展状态，卷入其中的一批传统文士开始背离科举入仕的人生道路，价值观念也在新的生存方式中发生着嬗变。作为他们的代表，萌芽时期报人小说家面对新的职业人生所表现出的彷徨与困惑，清晰地展露了传统士人从旧有体制依附者向独立的新式知识分子转型的艰难的心路历程。

　　

　　从上述人物的心灵挣扎与嬗变轨迹，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作为第一批游离于传统体制的职业人，早期报人小说家对自己的身份认知始终处于困惑之中，“学而优则仕”的人生理想令他们即使在扮演新的社会角色时，也始终难以释怀。这显然与当时鄙薄报人的社会氛围相契合，正如左宗棠所讥讽的：“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为末路”，恰恰反映了那一时代对无奈谋职报馆的落魄文人的共同认知。

三、拓荒者的先声之举

尽管早期报人小说家们对自己的职业认知仍处于懵懂困惑状态，他们为脱离仕途而愤恨，为委身报馆卖文为生而羞恼；他们还远没有意识到一个由新兴传媒主宰思想领域、引导社会舆论的时代即将来临；对他们而言，小说创作仍是迫不得已的谋生途径，乃或文人遣怀的余兴之举，但是他们毕竟处于新旧交替的变迁社会之中，传统观念与习俗渐渐崩解，欧风美雨习习吹来，缘于特殊的人生际遇，他们得以最早接触并一定程度上掌握着新型的传播媒介——近代报刊。虽然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尤其是外人报馆的“雇佣”身份，使得他们在新兴职场施展才华的空间极为有限，他们应对新式载体与受众群体的创作尝试仍留有旧时痕迹，对当时整个文坛的影响亦微乎其微，促进文学领域明显的新变尚待后人。但萌芽时期的报人小说家终归或多或少留下了一些依稀可循的新的时代印痕。固然，我们无需夸大其开创之功，却也不应忽视他们的拓荒之劳。

　　

　　沦落香港期间，王韬创办了举世瞩目的《循环日报》，但显然他并未体会到小说对近代报刊的重要意义，却极为钟情政论文体。开创中国报载小说纪元的最佳机遇就这样与王韬擦身而过。最早将小说与近代报刊联袂的，是颇富商业眼光的申报馆主美查。《遁窟谰言》的成功想必是让他看到了王韬的潜力，所以王韬回沪不久，1884年下半年，申报馆发行的《点石斋画报》便开始连载他的《淞隐漫录》，直至1887年载完才集结成单行本出版，之后的《淞滨琐话》亦是如此，后因《点石斋画报》停刊才终止登载。王韬缘此成为晚清第一位在报刊上连载小说的报人。因酬劳而创作小说，王韬恐怕也是最早。

　　

　　总之，萌芽时期的报人小说家有着诸多相似之处：皆为被传统体制抛弃的边缘人，亦多曾囿于科考的圈索博取功名，屡有落第，功名低就；为谋食而栖身报业，卖文为生；他们几乎无一例外是江浙人，很年轻就来到大都会上海，这里风气早开、近代事业发达，赋予其选择新出路的机遇；但是当他们立足海上开始崭新的职业人生时，却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对自己的身份认知始终处于困惑犹疑之中。即便如此，他们仍然凭藉自身才能，对所从事的新兴事业有所贡献，正是他们揭开了中国小说近代化与作家职业化的历史帷幕。

　　注：①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34页。

　　② 曹聚仁《文坛五十年》，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8、83第页。

　　③ 徐萍《从晚清至民初：媒介环境中的文学变革》(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第28页。

　　④ 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页。

　　⑤ 文迎霞《晚清报载小说研究——以〈申报〉、〈新闻报〉、〈时报〉、〈神州日报〉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第152页。

　　⑥ 郭延礼《传媒稿酬与近代作家的职业化》，《齐鲁学刊》1999年第6期。

　　⑦ 戴钧衡《桐乡书院四议·课经学》，载盛康编《皇朝经世文编续编》卷六十五《礼政五：学校下》。

　　

　　⑩ [清]王韬《弢园尺牍》，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