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2009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近代上海报人小说家群体研究”(项目编号:09BZW042)系列成果之一。
城市是文明的象征，人类对于城市文明的向往与生俱来，城市因此吸引和集中了社会各类人群，尤其是文人阶层，从古今中外的小说家都偏爱对城市描写可以验证这一点。在中国古代小说中，都市往往是小说故事的发生地，而且越是发达的大都市，越容易成为小说故事的呈现空间。在晚清小说中，频繁出现两个大都市——上海、北京，它们也是晚晴小说中发生故事最多的叙事空间。以晚清著名的四大谴责小说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在《官场现形记》中，提到上海或沪有30处，提到北京或京城有39处;在《二十年目睹官场之怪现》中，提到上海或沪有93处，提到北京或京城的有26处;在《老残游记》中提到上海或沪2处，提到北京或京城5处;在《孽海花》中提到上海或沪的30处，提到北京或京城有19处。由此可见，这两个大都市成为晚清小说家极为关注的叙事空间。晚晴时期的北京和上海，一个是繁华的国际化商业大都市;一个是有着元明清三朝帝都历史的京城。它们对于小说家而言，无疑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形诸笔下，又因作家各自的都市经验和主观感知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主观印象。
在《孽海花》中，上海和北京是贯穿小说主要人物金雯青主要的活动空间和发生诸多故事的重要场所。状元郎金雯青一生担任京官时间较长，因此京城是其主要为官和生活之地。上海则是他返乡、进京、出国、回国的必经之地。此外，小说还采用“珠花式”叙事结构，通过金雯青串联起这两个大都市的诸多人物和故事，从而立体全面地展示上海和北京这两个都市。而且，从小说的总体叙事中可以明显看出，作者也是有意识地从京沪两大都市的都市空间、社会风气、名士形象等方面进行对比书写，从而体现了作者曾朴的京沪不同都市体验和空间感知。
一、都市空间:上海现代、西化的公共空间与北京古典、传统的私人空间
上海自1843年作为通商口岸后，英、法、美分别以殖民者的身份在此建立租界，尔后便把上海当做他们在异域实施现代化的实验场，纷纷把国内建设现代都市的经验移植到上海，对租界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化改造。因此，清末的上海在城市基础设施和管理体制方面基本与世界接轨，成为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负曝闲谈》第七回作者借小说中人物说道:“上海商务，是要算繁盛的了。天下四大码头:英国伦敦、法国巴黎、美国纽约、中国上海，这是确凿不移的。”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公园，正是城市发展的现代物质产物。早在19世纪40年代，英国已经出现了国家投资建设且免费向公众开放的公园。英国城市公园的建设使得“公园作为近代欧美文明自我觉醒和救赎之产物在法国、美国等国相继出现”。到了19世纪末期，上海租界内已经建立不少公园以及类似于公园性质的公共空间，如徐家汇花园、外国花园、味莼园、明园等。而蕴含着文明、进步、平等、开放等文化内涵的现代城市公园开始在租界出现，正是其现代性的重要体现。对于初来上海的外来人员而言，明显西化的上海租界首先给他们以极大的视觉冲击。从京城返乡经过上海的状元郎金雯青，一到上海就游玩了静安寺、徐家汇花园、公家花园，尤其是公家花园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亭台清旷，花木珍奇，短衣硬领、细腰长裙的中西仕女出入，两眼是玛瑙的外国人和中国人说着外语。而在英领事馆后园举行的赛花会同样让他大开眼界:门外立着巡捕四人，花一元洋钱就可凭票入园观看;园内洋楼高耸，脚下铺着法兰西的地毯，无数中外名花，诡形殊态，标着西方文字，俨然一幅花卉世博会;两个中国人正在和外国人傅兰雅谈论着举办舞会的事等等。从西方大都市移植而来的公园，作为没有门槛的公共空间在上海的出现正体现了作为移民城市的上海，正在打破传统的等级秩序、封建伦理、性别歧视等观念，走向独立、平等、开放等现代观念。
而小说中的上海名士聚会也多选择在西化的公共空间。小说中写到的上海著名西餐厅有一品香、一家春等。他们在这些集社交和休闲为一体的现代餐厅，谈论西方政治艺学，喝着西方的洋酒，餐后饮用西式饮料——咖啡，用餐完毕后直接签单，处处模仿着西方生活方式。而归国使臣举行“谈瀛会”的味莼园，同样是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公共空间，“这座花园坐落不多，四面围着嫩绿的大草地，草地中间，矗立一座巍焕的跳舞厅，大家都叫它做安凯第。原是中国士女，会集茗话之所”(第十八回)。舞厅，正是上海租借西式娱乐方式的物质产物，在中国其他城市是不可理喻的。在中国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观念看来，男女之间颇为亲密的跳舞简直就是伤风败俗，但在上海却成为一种日常娱乐方式。总之，金雯青在上海处处感受到的是充满异国情调的大都市气象。
而北京因为其特殊的历史传统和历史命运，没有建立像上海那样的集休闲、娱乐、消费等功能的现代性公共空间。在《孽海花》中关于北京的叙事，无论是人物的日常活动还是社交活动多发生在私人空间，如北京名士聚会的场所多在名宅官邸，如潘尚书的府邸、成伯怡祭酒的名园—云卧园等。如果说城市公园是城市市民拥有的公共空间的话，那贵族庭院则是贵族私人占有的私家园林。而私家园林，从气势恢宏的中国皇家园林到别出心裁的江南私家园林，不是为皇亲贵胄所有，就是为富贵豪门所有，与平民百姓无缘。与公园作为公共空间相反，贵族庭院意味着谁是拥有者，谁就是享用者，同时也意味着身份、财富、社会地位等高人一等的等级秩序。
小说中对北京私人空间的展现也体现出这个城市的城市品味和文化底蕴。如潘尚书的家里，“一间很幽雅的书室。满架图书，却堆得七横八竖，桌上列着无数的商彝周鼎，古色斑斓。两面墙上挂着几幅横批，题目写着《消夏六咏》，都是当时名人和八瀛尚书咏着六事的七古诗:一拓铭，二读碑，三打砖，四数钱，五洗砚，六考印。都是拿考据家的笔墨，来做的古今体诗，也是一时创格”(第十一回)。而成伯怡祭酒的私家庭院——云卧园，“不是寻常园林，其地毗连一座王府，外面看着，一边是宫阙巍峨，一边是水木明瑟，庄严野逸，各擅其胜。伯怡本属王孙，又是名士，住了这个名园，更是水石为缘，缟纻无间……”(二十回)。无论是优雅古朴见奢华的潘府还是庄严清幽宛若世外桃源的云卧园，都融合了中国传统园林文化之精华，这既体现了京城士大夫追求古朴传统的审美品味，也体现了京城私人空间的古典和传统。
如果说上海的充满了异国风情花园、餐厅、舞厅等公共空间，更多地呈现为开放、时尚的现代文明特征的话，那么北京的私家庭院、王府官邸等私人空间则充满了古典、传统色彩，也暗示着在晚清时期京都的封闭与保守。
二、社会风气:多元、开放的洋场风气与保守、腐败的帝都风气
上海作为近代中西文化碰撞的前沿阵地，一方面是以屈辱的身份接受西方先进的近代文明，具有明显的被动性;另一方面，来自西方的强势文化在瓦解中国本土文化的同时，也逐渐瓦解了古老文明规范中陈规和腐朽的成分。因此，作为一个国际、国内人员纷至沓来的移民城市，上海慢慢形成了一个兼容并包、多元共存的社会风气。小说中写到公使夫人傅彩云从北京来到上海，便可看出上海是一座包容、开放、自由的城市。傅彩云出生妓女，曾经作为公使夫人与金雯青出使各国。生性放荡的傅彩云不仅在国外与德国将军打得火热，归国途中又与德国船长有染。回国后，在北京与自家的俊仆私通。事情败露后，她又勾搭上了京城戏子。结果上至总署，下至车夫，整个京城里传遍她的风流丑闻，成为京城里道德败坏的典范，辱没家族门风的代表，也成为敌党嘲讽金雯青的笑料，把一个名闻中外的状元郎活活气死。身败名裂的傅彩云在北京已经无容身之地。于是，她来到了上海。在上海，她很快得到了上海著名的“四庭柱”的帮忙，自立门户，开起了堂子，芳名大噪，成为上海滩名声大震的风流人物，真正过上了她理想中自由快活的日子。傅彩云在北京的被驱逐与在上海的大受欢迎，正可以看出两个都市的不同风气。
而革命党人陈千秋不远千里，从广东来到上海，寻求志同道合、共谋民族共和事业的革命志士，同样可见上海自由多元的社会风气。虽然他在上海没有遇到志同道合的中国同党，却在上海虹口一座洋房旅馆里，遇到来扶助中国革命的热心日本侠士，共同探讨亚洲革命事业。正是在上海，他私运军火被查获后，得到日本国际友人的帮助得以安全逃到日本，继续从事革命，而中国官员也不敢加害于他。上海名流中的陈骥东，留法多年，回国后在北洋海军担任高级军官，曾经把国家委派他购买军轮的三十万两银子，在英法两国挥霍光了，在北洋呆不下去，他选择了上海，住着高级别墅，过着逍遥自在浪漫生活。
从维新人士到革命党，从妓女到被逐官员，上海容纳了形形色色的人群，在这座远离京城，远离权力中心的以陌生化人口为主的商业大都市，各行各业的人群互不干扰，和平相处，这正是上海这座城市宽容、多元、开放的城市品格。
与上海作为租借的移民城市文化背景不同，北京作为元明清三朝帝都，是全国的首善之区，当然也是道德教化比较谨严的地方。晚清时期的西方国家因为工业革命而率先进入了现代化，但晚清政府却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对西方文明持一种排斥态度。因此，晚清时期的北京社会风气依然以传统礼法、道德为准绳，也因此显得落后保守。生活在京城的士大夫自然封闭保守，以至于从京城回来的状元金雯青，在上海听到的，都是他在京城里闻所未闻的话题，“我虽中个状元，自以为名满天下，那晓得到了此地，听着许多海外学问，真是梦想没有到哩……”(第三回)。又如傅彩云姘戏子，在京城闹得纷纷扬扬，金雯青死后，傅彩云也想脱离金家。金雯青的好友调解这场纷争，提出的首要条件是要她离开北京，到南方去。此处的“南方”暗指上海一带，理由是在京城她只会给金雯青丢脸。从中可知，京城是个道德舆论力量比较大的地方，而南方则是个道德相对松弛的地方。
此外，京城作为国家政治中心，也是全国权力控制和调控中心，因此也容易滋生贪婪腐败之风。《孽海花》中的北京，上至代表国家最高权力的太后、下至朝廷各级官员，无不徇私舞弊、贪赃枉法、贿赂成风，京城成为买官卖官的腐败堕落之地。从皇宫里的太监，出入王府的掌柜，到官员本人及其子弟，都随时可以攀附或触及到国家权力，从而利用他们的资源进行权钱交易，道观、庙宇等神圣空间则成为买官卖官、藏污纳垢的交易场所。因此京城买官卖官成风，贪污受贿横行。作者借文中人物的口气大发议论:“老佛爷倒也罢了，最可恶的是连总管仗着老佛爷的势，胆大妄为，什么事都敢干!白云观就是他纳贿的机关，高道士就是他作恶的心腹，京外的官员那个不趋之若鹜呢?”(第二十七回)库丁余敏是总管连公公的好朋友，目不识丁，却因为在银库当了三年的库丁，扒得百万家私，捐了户部郎中。又贿赂连公公而升为道台，终于因为一字不识被太后识破而重返库丁之职。而连公公之所以胆大包天，把大字不识的库丁推荐为朝廷重臣，而最终欺骗朝廷的余敏不但没有被治罪，反而“官复原职”，正是因为老佛爷在这场权钱交易中也得到巨大利益。
因此，从小说中叙述到的京城士大夫的闭关自守，违背传统礼法的女性傅彩云被驱逐出京，京城自上而下的腐败堕落的官场习气，无不充分显示了京城北京的保守、腐败的社会风气。
三、名士形象:上海名士的关注西学与帝都名士的专研古学
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生活在京沪这两个都市空间和社会风气完全不同的名士同样也有着完全不同的形象。生活在上海的一批有志之士，社会名流，他们得西方风气之先，也成了睁眼看世界的先锋。他们敏锐地感到中国要发展，就应该向西方学习，因而率先关心西学，学习洋务，以期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上海对于主人公金雯青而言，虽是多次路过之地，但却是其思想发生重大转变的城市，也因此成为改变其命运的重要城市。金雯青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上海是他刚考中进士，回乡省亲，途径上海特意留下游玩几天。他一边畅游作为繁华总汇之地的上海，一边拜访在上海的显要官员。结果令金雯青感到震撼的是，上海虽然是个远离政治中心，商业味十足的繁华现代大都市，但这里的社会名士、官场名流却个个学贯中西，讲西学，谈洋务。在上海定居的乡贤前辈告诫金雯青:“现在是五洲万国交通时代，从前多少词章考据的学问，是不尽可以用世的。”(第三回)在上海“一品香”餐厅聚餐时，金雯青聆听一批官场名流畅谈西方政治艺学、洋务等内容，这是虽为状元的他在京城闻所未闻的，顿时让他深感惭愧，感慨万千:“从今看来，那科名鼎甲是靠不住的，总要学些西法、识些洋务，派入总理衙门当一个差，才能够有出息呢!”(第三回)正是上海浓厚的西学气氛的刺激，才萌发了金雯青学习洋务，研究西方政治文化的决心。果然几年后，他因为通达洋务，被委以出国使臣的美差。
上海不仅是国内有志之士学习西学洋务的前沿阵地，也是他们探讨富国强兵，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前沿阵地。《孽海花》中浓墨重彩地写了即将出使英法等国的使臣薛淑云在味莼园举行的“谈瀛会”，这次群英会邀请了曾经出过洋者来共同研究时局，探讨富国强兵之道。金雯青刚好出使德、俄等国回来，途径上海，也应邀参加。他们不仅探讨国家时局，还大谈国家富强大计，如练兵、发展实业、改变政体、发展教育、提倡白话文等等。这次虽然只是纸上谈兵，但却是改变当时腐朽落后中国的思想启蒙之光。事实证明，这些进步的观点是当时最有远见价值的治国之理，其观点后来不同程度地被国家接受和采纳。因此有人得出结论，戊戌变法虽然是在北京推行，但是其思想源头却产生于上海。
与上海炽热的西学风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京城浓厚的学究氛围。《孽海花》中生活在京城政治权力中心的王公大人，在国家内忧外患之间，却个个潜心研究词章考据以及应试学问，谈论的是与国家毫不相干的古董、古学等精致学问。北京是金雯青科考和为官之地。作为京城高官，金雯青见证了北京的社会风气。初入仕途时的金雯青和京城的一班官员友人“一见面，不是谈小学经史，就是讲古文诗词;不是赏鉴版本，就是搜罗金石”(第五回)。与他当初请假探亲经过上海，听到的都是海外西学，遇到的多是学贯中西之士，形成鲜明的对比。
如果说上海的官员名流聚会谈论的主要是西学洋务、探讨国家自强之道的话，那么北京的名流士大夫聚会无非是展现士大夫古学学问、附庸风雅的闲情逸致。礼部尚书潘八瀛在潘府举行了京城学界的一次盛会，召集了一批京城的台阁名贤、文章巨伯公祭为《公羊春秋》做注的汉代大儒何邵。因为礼部尚书潘八瀛专门提倡古学，不但喜欢讨论金石，尤喜讲《公羊》、《春秋》等绝学，因近来从琉璃厂老书估处买到一部《公羊春秋何氏注》，因此召开这次盛会。他们热烈地谈论着孔孟之学、《春秋》公羊之学等精深学问，俨然是一群迂腐的老学究。而在成伯怡祭酒的私家庭院——云卧园，举行的盛会是邀请京城中的十七个台阁名贤，为老名士李纯客做寿，因为这位脾气古怪的老名士不久要考御史。老名士明明想参加这次盛会却故意忸怩作态，几个风雅大臣特意前往邀请，他却再三推迟，最后三个妓女联名写了一首词相邀，老名士才欣然前往。这次聚会在这般滑稽的闹剧中拉开了序幕。一班名士载美人划桨、吟诗写字、看古书古碑等等，最后在“请诸公将家藏珍玩，编成柏梁体诗一句”中结束，俨然是太平盛世的名士风情图。
从以上《孽海花》中发生在上海、北京的两次聚会可见，上海摩登之都的名流士大夫关心国家命运、主动学习西学的形象，从中也可看出上海名士在国家形势急剧变化的时代，主动转变其传统知识分子的形象，朝着近代知识分子的方向转型。而北京士大夫则一味地研究古学绝学，对外部世界的瞢然无知和漠不关心，正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在京城这个古典传统特定空间的时代产物。
四、上海—北京的都市书写差异及其文化意蕴
“城市多是小说故事的发生地。因此，小说可能包含了对城市更深刻的理解……城市不仅是故事发生的场地，对城市地理景观的描述同样表达了对社会和生活的认识”。《孽海花》中对于上海和北京都市空间现象立体多面的呈现，从中可以看出作者曾朴对于上海—北京都市书写较为复杂的心理。就上海而言，尽管作者对于生活其中的大多市民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十分不满，“那中国第一通商码头的上海——地球各国人，都聚集在此地……无非是那班肥头胖耳的洋行买办，偷天换日的新政委员，短发西装的假革命党，胡说乱话的新闻社员，都好像没事的一般，依然叉麻雀，打野鸡，安垲第喝茶，天乐窝听唱;马龙车水，酒地花天，好一派升平景象!”(第一回)但在小说中，作者对于上海现代、西化的公共空间，多元、开放的社会风气以及生活其间关心国家的士大夫明显流露出喜爱和欣赏之情。这也充分显示出作者对于进步、文明、平等、民主国家的向往以及对于如何改革落后保守中国的探索。作者寄希望于维新革命人士，希望他们借鉴和探索西方的先进理念和治国方法，从国家政体、官僚制度、文化制度、科举制度、工商业发展、科学技术等多方面改变国家的积弊，从而建立起一个类似于西方“土地是百姓的土地，政治是百姓的政治，百姓是主人翁，皇帝、政府不过是公雇的管账伙计罢了”，“天赋民权、万物平等”(第十回)的国家。对于背离传统道德观念的女性傅彩云形象的生动塑造，也表现了作家关注女性情欲需求和尊重女性的进步思想。
而对于北京，尽管作者认为北京是个人才荟萃之地:“古人说京师是个人海，这话是不差。任凭讲什么学问，总有同道可以访求的。”(第五回)但是作者对于京城从官邸王府的私人空间到朝廷后宫的权力空间，腐败堕落的官场风气，漠视政治的士大夫等深表忧虑和不满。这也充分显示出作者对于腐朽、封闭、落后的封建专制国家的否定和批判。正是这种落后的封建君主专制、官僚体制、科举制度等，才制造出懦弱无能的皇帝，迂腐空虚的士大夫，皓首穷经却无真才实学的封建士子，才造成作者在第一回以寓言的方式写出的当时中国社会现状，国家闭关锁国，民众愚昧麻木、醉生梦死:“那岛从古不与别国交通，所以别国也不晓得他的名字。从古没有呼吸自由的空气，那国民却自以为是有吃、有穿、有功名、有妻子，是个自由极乐之国。”而作者批判的目的正是开启明智，唤醒那些苟且偷生、愚昧无知的中国人，希望“四百兆同胞，愿尔早登觉岸”。
曾朴对于上海和北京的不同都市意象，主要来自于他对上海和北京两个都市的不同都市体验和经历。曾朴(1872－1935)，江苏常熟人，出生于官宦之家。其父亲曾在京城为官，青年时期的曾朴也因此到了京城。1891年上半年，年仅二十岁的曾朴曾与“京中李石农、文芸阁、江建霞、洪文卿诸名士相周旋，潜心研究元史、西北地理及金石考古之学，悟性敏捷，前辈都为折服，引为小友”。1892年春初，曾朴迫于父命，勉强北上应试，但入场后故意弄污试卷，结果可想而知。不久他捐了内阁中书，在京供职，下半年即返回故里。1893年春末，曾朴再度北上，希望有所发展。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外侮日迫，慈禧太后却在皇极殿庆祝六十岁寿辰，光绪帝及诸臣听戏三天，诸事不办。当时在京的曾朴耳闻目睹了这一切，他趁出入于户部尚书翁同龢门下之机，时常劝说翁公力持抗御外侮之议。但国家海战陆战，连连受挫，这一切令满怀爱国心的曾朴气愤填膺。朝廷的昏聩无能让曾朴失望之极，当年的冬天曾朴请假返乡。甲午战争失败后，清廷屈辱求和，步步退让。国事日危，曾朴对国家前途命运极为焦虑。1895年冬，曾朴怀着强烈的救国之心北上，希望在京研究西洋文化以达到匡时治国的目的，并仍任职内阁中书，直到1896年3月返乡。同年夏末秋初，他再度入京，应总理衙门考试，却受到主考的排挤，未被录用，遂愤然南归返乡，结束他在京的求仕宦途生涯。多年的京城生活经历:在京游历、在京供职、在京应试，曾朴也因此近距离地了解和体验了这座城市，士大夫的不问世事、迂腐庸俗，官场的腐败不堪，考场的徇私舞弊都给曾朴以深刻的体验。而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后的反应也让曾朴更清醒、更彻底认识了昏聩腐朽的清政府，从而形诸于小说中，形成了他对封建专制制度以及朝廷的深刻谴责和批判态度。
而对于上海，曾朴有着完全不同的经历和感受。1897年夏，对科举仕途极其失望的曾朴来上海旅居以寻求发展实业的机会，却结识了当时在沪力主改政的维新人士谭嗣同、林旭、唐才常、杨深秀等，并与他们交往密切，畅谈维新变法，也因此产生了维新思想。1898年，在沪的林旭等人得到康有为、梁启超在京的电报，邀其入京共成大业。林旭约同在沪的曾朴同行。曾朴本欲前往共建民主国家之大业，但因返乡料理父亲丧葬事，未能北上，也因此幸免于难。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林旭等满怀救国图强的爱国之士在北京惨遭不幸，曾朴为此十分痛心，也因此对于北京帝都的皇权产生了更大的不满和怀疑。曾朴在上海一方面游走于上海各个都市空间，享受现代都市的繁华;一方面与维新人士密切交往，关心国家大事。之后的1902－1903年间，曾朴曾在上海经营丝业。1904年8月，曾朴与丁芝孙、徐念慈在上海创办小说林社，因此认识金松岑并接手《孽海花》的续写，从而开创了他的报人生活和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海也因此成为他开拓仕途以外人生之路的新天地，他本人也完成了从传统知识分子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型。
因此，对于上海和北京这两个大都市，曾朴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和都市体验。从个人境遇而言，北京是他青年时期结交京城名流、交流学术和仕途受阻之地;上海是他结交维新人物、产生维新思想、从事报业和创办实业之地。从与政治关系而言，北京曾经是他寄予了“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之地，但是却把他从政治中心推开，而上海是其政治理想破灭后从事商业之地，却使他亲近政治，产生维新思想。正是两个都市的不同际遇和体验形成了他笔下不同的都市书写。
注:
①江俊浩《从国外公园发展历程看我国公园系统化建设》，《华中建筑》2008年第11期。
②［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
③④ 时萌《曾朴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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