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忠·

　　*本文为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红学流派批评史论》(项目编号:13Bzw035)成果之一;2012年度“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红学流派批评史略》”(项目编号:TJZW12－017)前期成果之一。

　　很多研究者曾断定，续补《红楼梦》的历史当从高鹗开始，但近年来“后四十回续书说”受到严峻的挑战，尤其是指认高鹗为作者，就现有材料看证据明显不足，为此，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红楼梦》已将作者署名标为“曹雪芹著无名氏续”，这表明校注者在后四十回问题上的传统立场已有所改变;不过，考虑到两百年来读者从阅读习惯上已视百二十回《红楼梦》为一个有机整体，如按时间排列，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红楼梦》续书当为《后红楼梦》，依据就是时人仲振奎在嘉庆三年(1798)所作的《红楼梦传奇》跋:

　　丙辰(嘉庆元年，1796)客扬州司马李春舟先生幕中，更得《后红楼梦》而读之，大可为黛玉、晴雯吐气。

　　从上引材料看，仲振奎见到《后红楼梦》是在嘉庆元年，与程甲本刊行相距仅五年，而续作者实际成书时间应该更早些，当在乾隆五十六年冬至嘉庆元年之间，这与清人裕瑞《枣窗闲笔》描述的程甲本刊行后“作《后红楼梦》者随出”文献可互证，时间点亦契合。

　　作为首部《红楼梦》续书，后世对它的关注，一直甚于后出之续书，这是因为续作者在接续点、接续方式和对人物命运、情节发展、最终结局的处理上都做了努力，从而奠定了后出之续书的基本格局，但截至目前，这部续书作者的真实姓名还在争论之中。《后红楼梦》“著作权”如果解决不好，对这部作品本身进一步的研究必然缺少学术定力。章学诚早就说过:“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中国学人“知人论世”的治学传统，在人文学科领域还是具有普适作用的。有鉴于此，下面列出有文献支撑的关于《后红楼梦》作者的几种代表性观点并加以考辨。

一、认为《后红楼梦》作者是化名“逍遥子”的著名文人钱维乔

《后红楼梦》作者的署名历来不统一，孙楷第在其《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署名为无名氏，春风文艺出版社校点本则署名为逍遥子，北京大学出版社又署名为白云外史、散花居士撰，各有所据。拙著《红楼梦续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对第一部《红楼梦》续书的作者自然也格外关注，曾试图寻觅其人踪迹，为此首先查阅了杨廷福、杨同甫编著的《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发现有号“逍遥子”王耀临者，并注明王氏籍贯禹州(今河南地区)，遂查禹州志书，未见载记其人。不过，我看到苏兴先生《后红楼梦作者为“常州某孝廉”辨》及江慰庐先生《红楼梦、后红楼梦与常州的关系》先后发表的两篇文章后，更坚信《后红楼梦》的作者应该是江南一带人，尽管我不能接受两位研究者关于《后红楼梦》作者是“逍遥子”尤其是真实姓名为钱维乔的结论，因为钱维乔与逍遥子生平事迹颇不类，钱维乔中举后官至知县，即使后来辞官，也还在常州过着“足不出户庭者几二十载”的舒适隐居生活，这种生活状况与苏兴先生推测的“落魄京师曾为某权贵西宾”结局毫无共同之处，倒是印证了清人吴克歧《忏玉楼丛书提要》卷一“解盦居士《石头丛话》以为某广文作”的说法，按，“广文”，儒学教官之谓也。解盦居士去作者未远，或有所本。此外，“逍遥子”为钱维乔的说法还横亘着一个巨大障碍，即潘炤《西泠旧事》跋提到的:

　　己巳(嘉庆十四年，1809)岁暮，巨卿逍遥子者，招余于梅花香雪斋中，左图右史，键户围炉，颇徵闲适。

　　这条材料证明逍遥子至迟在嘉庆十四年仍和好友潘炤雅集，而钱维乔早在嘉庆十一年就已去世。苏兴先生也注意到了这条材料对他结论非常不利，但却在文章“注”中颇疑《西泠旧事》跋记载的年份有误，认为潘炤可能把“乙巳”(乾隆五十年，1785)错写成“己巳”，纯系强辩。这种思维方式，就连有的著名红学家都难免，如周汝昌先生为牵合己说，就将甲戌本上明明白白的脂批“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推断为批者误记，正与此相类。更有甚者，近年有的研究者不仅继续维护“钱维乔说”，还进一步提出《后红楼梦》系袁枚与钱维乔合著，理由是:《后红楼梦》作者应为《红楼梦》“内幕知情人”，并认为袁枚具备这个条件，且逍遥子“序”云“与同人鸠工梓行”指此书系与别人合著，逍遥子即袁枚，合著者乃钱维乔。

　　逍遥子是否《后红楼梦》的作者姑且勿论，我们先引乾隆刊本《随园诗话》的一段描述，来看看作为曹雪芹同时人的袁枚是否真的为《红楼梦》“内幕知情人”:

　　康熙间，曹楝亭为江宁织造……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明我斋读而羡之。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我斋题云:“病容憔悴胜桃花，午汗潮回热转加;犹恐意中人看出，强言今日较差些。”“威仪棣棣若山河，应把风流夺绮罗;不似小家拘束态，笑时偏少默时多。”

　　视雪芹为曹寅之子，复将《红楼梦》中女子当做“校书”(妓女)，如此看朱成碧，怎么能说袁枚是《红楼梦》“内幕知情人”呢?

二、认为《后红楼梦》作者乃化名“逍遥子”的钱维乔侄子钱中锡

持此观点的研究者是叶舟先生，通观他的文章，支撑其论点的主要论据，其实也只是逍遥子字“巨卿”的孤证，由此思路出发，他查阅了《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钱维乔《竹初诗钞》，发现“巨卿”确有其人，因《竹初诗钞》卷五有《岁暮感怀和巨卿侄》、《再叠前韵赠巨卿侄》、《吴九行思归里仍用巨卿侄韵》，卷十有《寄巨卿侄》，卷十二有《寄巨卿侄关中二首》，卷十三有《拣得巨卿侄三月所寄诗，盖与序东、鲁思唱酬之作，蓬窗无寐辄依其韵》，共计六首诗。叶舟先生认为，钱维乔与这位“巨卿”相唱和既然称“侄”，就应该是钱氏亲属。为此，他又不惮其烦地翻阅了现藏于常州图书馆的咸丰乙卯(1855)重修锦树堂本《段庄钱氏族谱》，这是钱氏家族的较详细资料，最可注意的是，目录称此谱为第十世孙钱人麟(钱维乔之父)原编，第十一世孙钱维乔修辑，第十二世孙澔斯纂修，这又增加了此谱资料的可靠性。该谱世系叙及钱维乔兄弟钱维屏，提及钱中锡是钱维屏长子，字巨卿，准此可知，钱维乔《竹初诗钞》中所言“巨卿侄”确为钱中锡。对叶舟先生这方面的考证，笔者并无异议，我们分歧的焦点在于:钱维乔的侄子钱中锡字“巨卿”，是否就一定能和“巨卿”逍遥子联系到一起?尽管钱中锡与逍遥子均与“巨卿”沾边，但这两个“巨卿”的含义未必相同。对于钱中锡，依据《段庄钱氏族谱》，“巨卿”是其表字可为定谳，但对于逍遥子而言，目前尚不能确定“巨卿”就是其字或号。潘炤《西泠旧事》跋中所称的“巨卿逍遥子”，应该指的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名公巨卿”，这是有《后红楼梦》中提供的例子为内证的，如第一回通过刘兰芝口告诉曹雪芹说:“从前愚夫妇死别生离，人间都也晓得;到了同证仙果，却亏了近日一位名公，谱出一部《碧落缘》乐府，世上人遂得知。”无独有偶，第三十回的内容是为曹雪芹回南饯别，作者通过林黛玉的口又称:“有一回《碧落缘》，是南边一位名公新制的，填词儿直到元人最妙处”，即为显例;而叶舟先生意念中先有了逍遥子字“巨卿”的结论，在这种“大胆的假设”之后，他又去钱维乔家族中寻觅“巨卿”其人，即使最终找到了，这种论证方式的大前提也有问题，从形式逻辑的角度讲，拿一个有待证明的论题再推出另一个结论，这本身就不靠谱。退一步讲，即使能证明逍遥子确实字“巨卿”，也不一定就导出他必然是钱中锡的唯一结论，因为古人字号相同者多矣，除非能同时证明钱中锡也有“逍遥子”的别号，然而《段庄钱氏族谱》并未有这方面记载，我们仅知道他是钱维乔感情亲密的侄子，这从钱中锡也列名在《竹初诗钞》编者之列亦可推知。

　　问题的关键在于，“逍遥子”并不是《后红楼梦》的作者而仅是“序”者，这在乾嘉间白纸本(此续书初刻本)中说得很清楚，逍遥子“序”中称该书是白云外史、散花居士访得曹雪芹“原稿”，“原稿”云云，自然非实情，但据此可推测，真正的作者应该就是白云外史、散花居士。叶舟先生关于“白云外史”这一别号的考论，颇有见地，但可惜的是，他没有在此思路上继续挖掘下去，而将《后红楼梦》作者仍锁定在“逍遥子”身上，这是令人遗憾的。

　　早年拙著在相关部分虽也指出过“白云外史”这一别号为清常州籍画家恽寿平所使用，但因其在康熙二十九年就去世，显然与《后红楼梦》题词者“白云外史”不在同一时间点上，疑为一号两人故未再深究;叶舟先生进一步发现，钱维乔及其兄钱维城恰恰是恽寿平所创常州画派的传人，遂将两者联系起来，为后来研究者寻觅《后红楼梦》真正作者提供了新线索和有益思路，是他的贡献，这方面材料在后文将要涉及到。还应指出的是，苏兴、江慰庐等先生关于钱维乔是《后红楼梦》作者之说也有值得肯定处，《后红楼梦》作者虽然不是钱维乔，但应和钱维乔有密切关系，不然就颇难解释为什么这部续书中多处提及钱维乔的作品《碧落缘》。此外，苏兴、江慰庐、叶舟等先生确定了关于《后红楼梦》作者的籍贯坐标，即他应是常州人，使得后来研究者的探索可以少走些弯路。学若积薪，后来居上，真理总是相对的，没有颠扑不破的绝对，只有无限接近的可能。不同观点之间的探讨、争论、确认、推翻、重构，才是接近真理的必经之路，后来的研究者总会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得出更接近情理的新结论，这也符合学术研究的一般规律。

三、认为《后红楼梦》作者是钱维乔外甥吕星垣

持此观点的研究者是许隽超先生，他是以左辅《念宛斋书牍》卷二《与吕叔讷》一札“蒙示手编《后红楼梦》”为据得出结论(按，吕星垣，字叔讷，以字行)，但《后红楼梦》作者的这一新说法刚出现，就有颇多研究者持异议，有人指出:逍遥子“序”中明明提到“与同人鸠工梓行”，这句话应该理解成该续书为合著，逍遥子只是作者之一，将《后红楼梦》视为吕星垣独自完成，缺乏合著方面的考虑;还有研究者认为，仅凭一札来立论本来就有“孤证”之嫌，且此札中“蒙示手编《后红楼梦》”这句话亦可解释成是吕星垣将别人著的手抄本给左辅看过。

　　我个人对苏兴、江慰庐、叶舟等先生的探索过程深感兴趣，但更倾向于许隽超先生的结论，虽然他对“逍遥子”究竟是作者还是“序”者缺乏必要的辨析，并且其关于《后红楼梦》作者是吕星垣的论据也还需要做些必要的补充。

　　逍遥子“序”中确实提到了“与同人鸠工梓行”，但仅从字面意思看，指的也是共同出版而非合作著书，且此说纯属虚构，系旧时代小说家惯用的“障眼法”，连曹雪芹都在《红楼梦》开篇时用过，本不必刻意求深。实际上，清人姚燮《读红楼梦纲领》中早就揭明了真相:“此书为白云外史著，托名曹雪芹原稿”。吕星垣本人就著有《白云草堂诗钞》、《白云草堂文钞》，恐怕不是巧合。“白云外史”这一别号虽曾为清常州籍画家恽寿平所使用，但据叶舟先生考证，钱维乔及其兄钱维城恰恰是恽寿平所创常州画派的传人，而吕星垣本人还工于绘事，有《春峦耸秀》图卷传世，他是否借用“白云外史”这一别号以比肩恽寿平，亦未可知。目前我们仅从《毗陵吕氏族谱》中知道，吕星垣号湘皋。按，《毗陵吕氏族谱》卷十四有赵怀玉《湘皋公墓志铭》，卷十七还有吕星垣之子吕振镳《湘皋公行述》，迄今未发现他有“逍遥子”的字号。考证“逍遥子”，当然有助于对《后红楼梦》作者的解决，但他毕竟只是《后红楼梦》的“序”者，而要考证这部续书真正的作者，还应该从“白云外史”这一别号入手，才更接近事实真相。

　　《后红楼梦》开卷就将空间定位在毗陵，第十八回，林黛玉又说常州的“扎彩灯”才是最好的。按，毗陵、毗坛、延陵、晋陵、长春、尝州、武进等在古代均系常州别称，到了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始有常州之称。吕星垣与洪亮吉、黄景仁、赵怀玉、孙星衍、杨伦、徐书受并称“毗陵七子”，从《后红楼梦》实际描写看，作者对毗陵的地理情状颇为熟悉。很多研究者将《后红楼梦》作者锁定为常州人，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与此相联系，《清代毗陵诗派研究》(纪玲妹著，凤凰出版社，2009)中还说吕星垣有“李白遗风”，由此注意到，《后红楼梦》中多处提及李白的诗句，这恐怕是有原因的。

　　研究者将《与吕叔讷》札中“蒙示手编《后红楼梦》”这句话，解释成是吕星垣把别人著的手抄本给左辅看过，显然是望文生义，这是割裂原札导致的理解偏差。为论述问题方便，兹将道光刊本《念宛斋书牍》卷二的《与吕叔讷》札引录如下:

　　壬子之秋，浙中握别，忽忽六年。足下以轶伦之才，暂屈冷官，同人皆为惋惜。然得以爱日余闲，恣意卷轴，说虞初之九百，奉生佛于六时，此即神仙洒脱尘 ，岂某等所能希仰，春仲超然来霍，奉到手书，大慰积悃。蒙示手编《后红楼梦》，大补前缘缺陷，且足下以此效莱舞，至性中存，阅者诧为才人闲笔，并有雌黄，浅之乎议足下也。仆读书缘浅，堕落风尘，不特灵光不生，抑亦尘面俱墨，书卷久庋，唫情亦阑。赖有黄山来游，歌清辞而醉呼，稍稍发兴耳。宦况无可言，惟一贫字可告知己。十月于役庐江，病妇奄忽辞世，此中情绪，又非可为外人道者。今乘超然回里之便，附呈书价银若干两，伏乞检收。统希心鉴，不宣。十一月初六日。

　　请特别留意此札中“足下以此效莱舞”句，典出“老莱子娱亲”。回检逍遥子“序”，有“尤喜全书归美君亲，存心忠孝”语，笔者曾认为这不过是封建礼教套话，无甚实质内容，便忽略未予深究。吕星垣之子吕振镳《湘皋公行述》中提及钱太宜人对府君曰“尔以苜蓿盘为白华养，官闲无事，可教子孙，所入者惟生徒修脯，无造孽钱，吾愿亦慰矣”，按，府君，即吕星垣，钱太宜人为吕星垣母，乃钱维乔胞姊。许隽超先生经过比较，发现钱氏训子之语，与《后红楼梦》卷首白云外史题词《十二时》下片“也还堪卖文佣字，不受孽泉高洁。尽许抽身，脱羁卸缚，归与庭帏说”诸句，若合符节。如果结合“效莱舞”句，更可以坐实《后红楼梦》逍遥子“序”、白云外史“题词”的本意，按，泉者，钱也，“孽泉”即“孽钱”;“庭帏”指父母居住处，如清刘大櫆《少宰尹公行状》云“公少而卓荦多才，遵太夫人朝夕庭闱之训，言动皆必以礼”，故“庭帏”又可代称父母。再联系“原序”所谓“曹太夫人寄曹雪芹先生家书”，虽系编造，亦非空穴来风。《与吕叔讷》札中“足下以此效莱舞”句的重要性，在于道出《后红楼梦》的创作动机乃娱亲之作。此信札还谈到“足下以轶伦之才，暂屈冷官，同人皆为惋惜。然得以爱日余闲，恣意卷轴，说虞初之九百”，“大补前缘缺陷，阅者诧为才人闲笔，并有雌黄，浅之乎议足下也”，这些话在具体语境中，完全是左辅对受信者的赞美之辞，但也并非虚誉，吕星垣著有《白云草堂诗钞》、《白云草堂文钞》、杂剧《康衢新乐府》等，从综合文化修养看，他完全具备续《后红楼梦》的条件，文风亦颇类。况且札中“蒙示手编《后红楼梦》”的“手编”二字，本身就说明系吕星垣亲为，不可能再做别解。至于有的研究者认为左辅《与吕叔讷》札在论据上有“孤证”之嫌，这确实还要补充些旁证，许隽超先生文章也初步考察了吕星垣与《后红楼梦》两卷附录中提及的“吴下诸子”的关系，并且将“吴下诸子”的作品翻检一过，虽弋获无多，然事出有因，探其缘由，盖与嘉庆四年轰动苏州的诸生案有关。许隽超先生认为“吕星垣于乾嘉之际撰《后红楼梦》，时与李福、顾莼等人交密，故附诸人赓和大观园菊花社诗于册尾，以见交游。后数年监院紫阳，以揭报吴下诸生罢考而与构隙，双方诗文集中未载酬唱之什，亦情理中事也”。这种判断是有文献依据的。除“吴下诸子”外，笔者注意到，吕星垣与红学人物张问陶也有文字交往，其长婿陈锺麟还是《红楼梦传奇》八卷的作者，从这些人物的文集中，或许还有望进一步发掘吕星垣与《后红楼梦》联系的文字信息。

　　作为红学史上首部《红楼梦》续书，《后红楼梦》面世后一直受到诟病，这也是《红楼梦》续书的总体命运。鲁迅尚认为:“后来或续或改，非借尸还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当场团圆，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瘾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骗局，还不甘心，定须闭眼胡说一通而后快。赫克尔(E.Haecke1)说过:人和人之差，有时比类人猿和原人之差还远。我们将《红楼梦》的续作者和原作者一比较，就会承认这话大概是确实的”。评价《红楼梦》续书，不可避免地会以原著作为比较对象，因而其方法论自有其合理一面，但这种合理性之下，便是对续书作为一般小说创作应有的个性化的忽视。不可否认，鲁迅的见解确实犀利深刻，但他仅仅是从社会心理角度对《红楼梦》续书的批评，旨在揭示续书“团圆结局”背后隐藏着盲目乐观的传统文化心态，而且鲁迅当时的阅读视野也使得他无暇去深层顾及《红楼梦》续书生态园内部的复杂构成，这一点从他的某些具体论述中也能辨析出，如《中国小说史略》在提及《红楼梦》续书时，并举了《续红楼梦》和《鬼红楼》，实际上那是一部书之别称，由于秦子忱的《续红楼梦》人鬼混杂，才被戏称为《鬼红楼》，这个疏漏至少说明鲁迅下笔时并未能将批评对象阅读完全，后来的研究者本应对《红楼梦》续书进行目验并做整体考察之后方能做规范研究，可遗憾的是，很多人往往拘泥于鲁迅当年的论断，一概做武断的评判，以至于连古代戏剧、小说中常被使用的还魂、再生等超现实情节，到了《红楼梦》续书中，常被讥为荒诞不经。其实，问题不在于这种“借尸还魂、冥中另配”的创作模式本身，而是能否在一部作品中运用得和谐优美，《聊斋志异》“谈狐说鬼”能打动人心，《牡丹亭》“人鬼情未了”的情节建构，使得人们在阅读体验中不但不生厌反而还激起共鸣。可是，对运用了同样创作模式的《红楼梦》续书，研究者却采取了双重评价标准，有失公允。这是由于没能将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真假、虚实、奇幻等概念范畴引入《红楼梦》续书批评领域所致，反而将生活中的事体情理等同于文艺批评。出现这种主观评价的根本原因就是偏见，归根结底，还是“经典情结”在作怪。经典作品虽然意义重大，但在文学史上毕竟只占少数;相反，在阅读数量上，非经典作品占有绝对大量的比重。对于《红楼梦》续书这类“非经典作品”，应该少一分傲慢与偏见，多一分理解与包容。

　　注:

　　①苏兴《后红楼梦作者为“常州某孝廉”辨》，刊载于《红楼梦学刊》1983年第2期;江慰庐《红楼梦、后红楼梦与常州的关系》，刊载于《常州教育学院学刊》1984年第2期。

　　②参见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五章“雪芹生卒”，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③ 参见叶舟《后红楼梦作者之我见》，刊载于《明清小说研究》2010年第4期。

　　④ 参见许隽超《吕星垣作后红楼梦考》，刊载于《红楼梦学刊》2012年第6期。

　　⑤关于“非经典作品”的阐释，参见张云《清代红楼梦续书研究》，中华书局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