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金莲和西门庆是中国古代的两部经典名著《水浒传》与《金瓶梅》中的重要人物和中心人物，可谓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然而他们的姓名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却并不常见，这样就有一个问题，即两部经典名著为什么要选择两个在其他文学作品中罕见的姓名来作为它主人公的大名呢?姓名的考释看似小事，其实关乎到对一部作品甚至一类作品及其发展轨迹和规律的正确认识和评价，因此，自有其探讨的意义和价值所在。笔者以为只有根据通俗文学在创作和传播方面的特性，庶几才可揭示出他们姓名的“奥秘”!当然，此探讨并无“史”可证，这是因为众所周知小说属文学创作，不是历史;另外，《金瓶梅》是中国文学史上较早以世态人情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鲁迅先生称之为“人情小说”，其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由“讲史”发展来的作品不同，与历史的关系极其疏远，因此本文是仅就所知和所思做一点从文本实际出发的探讨，虽能够做到“文证如山”，但难以做到“史证如山”，因此在论述中如有不符合传统思维习惯及看起来不严谨和不周密之处，敬请方家谅解和指正。
一、中国早期白话小说创作与传播的特点与规律
对“俗文学”情有独钟并倾注了一生心血进行研究的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史家、收藏家郑振铎先生曾将其“特质”概括为六个方面——“大众的”、“无名的集体的创作”、“口传的”，“新鲜的，但是粗鄙的”、“辗转抄袭的”、“勇于引进新的东西”，可以说全面、准确地概括了“俗文学”各个方面的特点:题材内容——“大众的”、创作方式——“无名的集体的创作”、传播方式——“口传的”、风格——“新鲜的，但是粗鄙的”、创作特点——“辗转抄袭的”、体裁——“勇于引进新的东西”。此后对此问题的探讨大体不出以上几个方面。然以上题材内容、创作方式、风格、体裁等方面即第一、二、四、六四个特质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之内，故不假多谈，下面将其创作和传播方面的特质讨论如下:关于创作方面的“辗转抄袭”之“特质”，郑振铎先生具体表述如下:
她的第五个特质是……她往往是辗转抄袭的。有许多故事是互相模拟的。……她的模拟是无心的，是被融化了的;不像正统文学的模拟是有意的，是章仿句学的。
的确，中国早期白话小说相互之间的因袭比比皆是，如人名的因袭，入话诗、收束诗的因袭，赞词的因袭，情节的因袭，等等，处处显示了中国早期白话小说创作方面的特点和规律。以人名的因袭为例，当直的一般叫X吉，如王吉，至少见于《简帖和尚》入话、《阴骘积善》、《陈巡检梅岭失妻记》(以上作品见明洪楩编《清平山堂话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周吉，见《山亭儿》(见程毅中辑校《宋元小说家话本集》，齐鲁书社2000年版，以下所列作品除注明者外，余不注者皆出自是书);衙役一般叫张千，见《简帖和尚》、《错勘赃》(《清平山堂话本》);市井无赖一般叫王酒酒，见《错认尸》(《清平山堂话本》)、《三现身》;强盗一般叫静山大王，见《错斩崔宁》、《简帖和尚》、《张文贵传》(见注释)、《杨家将演义》(明秦淮墨客校订，周华斌、陈宝富校注《杨家将演义》，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使棒的草莽英雄一般叫李贵，绰号山东夜叉，见《杨温拦路虎传》(《清平山堂话本》)、《金瓶梅词话》第九十回(见注释);丫鬟或地位卑微的女子一般叫迎儿或锦儿，见《三献身》、《简帖和尚》、《西山一窟鬼》、《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等等。以故事情节的因袭为例，《洛阳三怪记》与《西湖三塔记》的故事情节几乎全同，《水浒传》与《三现身》、《宋四公》、《史弘肇传》中的相关情节雷同，《金瓶梅》对《刎颈鸳鸯会》等短篇白话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大量借用等等。可以说小说中的大部分要素尤其是静止的事物皆有熟套可供互相袭用，甚至作为故事骨架的情节其因袭也所在多多，这充分显示了中国早期白话短篇小说和长篇章回小说的创作是以因袭为重要特征的。
中国早期白话小说之间之所以存在着如此广泛和大量的模拟与因袭，这是因为:一、从取材的角度说，小说创作是客观生活的反映，而在客观的社会生活中，“类”是客观存在，因此，在作品中也必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类”，因此也必存在着“因袭”和“模拟”。从客观公理上说，世间万物，林林总总，都属于一定的类别，如人，以年龄分，有老人、中年人、青年和小孩的分别;以性别分，有男人、女人的区别;以身份分，有官吏、将军、员外、秀才、百姓、和尚、道士的不同(据中国古代早期白话小说);以职业分，有祗候、商人、店小二、货郎、太医等的不同;以好坏论，官吏中有忠臣、能臣、直臣、廉臣，也有奸臣、冗臣、谗臣、污吏，将军中有能将，也有庸将，等等，这些都是社会生活中的客观存在。小说以客观生活为反映对象，是以也必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类”，因此也当有因袭和雷同。二、从职业性质的角度说，中国早期的白话短篇小说和长篇章回小说在写定前，其故事的传播属于一种以营利为目的的职业活动——“说话”。作为宋元以来的一种流行文艺，其职业化的程度是很高的。而职业的可操作性决定其必以模仿和因袭为特征，因为任何活动当它成为一种职业的时候，必须具有可操作性才可存在和发展。而要具有可操作性必有一定的程式和规则，就像古往今来的公文写作都有一定的格式一样。既有一定的规则和程式，就免不了因袭和雷同。三、从“说话”这种文艺表演所具有的商业特性来说，其既然是一种面向大众的、以获利为目的的普泛型艺术，其就不能不受听众共同的审美趣味和道德观念的制约，是以它不仅要求独创，更要“求同”，其原因正像徐朔方先生所说的:“这是因为说唱艺术有一个特点，主角相同或时代、地点相近的同类故事在听众的心理上自然地成为另一故事的背景”的是知言。
关于传播方面的“口传”之“特质”，郑振铎先生的表述如下:
她的第三个特质是口传的。她从这个人的口里，传到那个人的口里，她不曾被写了下来。所以，她是流动性的;随时可以被修正，被改样。到了她被写下来的时候，她便成为有定形的了，便可成为被拟仿的东西了。……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文本传播一直是与场上的口耳相传相并行的，甚至后者是先于前者的，这是因为在中国古代物质生产和生活水平极低的情况下，掌握文字的人毕竟是少数。早期白话小说的情况尤其如此。叶德均先生云:“宋代小说一家(按，据宋耐得翁的《都城纪盛》等，“小说”乃是当时“说话”伎艺的一个门类)的话本原是韵散并用的短篇讲唱文学，其中未被明人删节韵文的几篇可以看出两种歌唱的情形……”胡士莹先生云:“话本本身原是说话，它是按照‘说话’的艺术形式记录下来的。它在最初并不是写给人看而是说给人听的。它开始被写下来的目的，不是为了文学，而是为了职业，为了实用。所以，初期的话本，并不是书面的著述，而只是说话人所说故事的书面记录或底本，”“后来，说话伎艺渐告衰落，话本小说却继续发展，到了明末拟话本的时期，小说就超过说话而成为主要形式了。这也是一切文学由口头传留演进到文学作品的必然规律。”而《金瓶梅》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版本万历本，其书名题作《金瓶梅词话》，徐朔方先生认为“词话”是一种文艺表演——“艺人说唱”。
二、《金瓶梅》对中国早期白话短篇小说人物与故事的“借用”
潘金莲、西门庆的“成名”来自于《水浒传》和《金瓶梅》的描写，而二书据研究皆非个人独创，而是属于“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它们与在它们之前和同时的白话短篇小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关于《金瓶梅》与早期白话短篇小说的关系，西方学者中对《金瓶梅》研究卓有成效的韩南教授指出，前者“可能借用”了后者，并指出《金瓶梅》至少“借用”了“八种以上”早期白话短篇小说(韩南教授指出在他之前已有多名教授如大陆的吴晓铃、日本的小野忍等指出了《金瓶梅》与早期白话短篇小说的关系)。
考察与《水浒传》、《金瓶梅》中西门庆、潘金莲故事最为接近的宋元小说话本，《刎颈鸳鸯会》是最值得注意的。韩南教授指出:“作者在卷首引用这个故事意义重大。这表明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和故事的构思相似，一个性欲异常的女人使拜倒她裙下的男人家破人亡。”的确，从故事内容来看，《金瓶梅》可说是《刎颈鸳鸯会》的翻版，只是《金瓶梅》篇幅较长，《刎颈鸳鸯会》篇幅较短而已。二者的近似度极高，存在着显明的亲缘关系:从故事(一个生性淫荡的女子与人偷情，最后与奸夫双双被杀)到人物(蒋淑珍与潘金莲、朱秉中与西门庆)几乎都是完全相同的，甚至《金瓶梅》的部分描写也照搬自《刎颈鸳鸯会》。
先看潘金莲。
下面将《金瓶梅词话》第一回“景阳冈武松打虎 潘金莲嫌夫卖风月”与宋元小说话本《刎颈鸳鸯会》中描写潘金莲的文字进行比对:
《金瓶梅词话》第一回(文学古籍刊印社本)《刎颈鸳鸯会》(《清平山堂话本》)词曰:丈夫只手把吴钩，欲斩万人头;如何铁石打成心性，却为花柔?请看项籍并刘季，一似使人愁;只因撞着虞姬戚氏，豪杰都休。入话:眼意心期卒未休，暗中终拟约秦楼。光阴负我难相偶，情绪牵人不自由。遥夜定怜香蔽膝，闷时应弄玉搔头。樱桃花谢梨花发，肠断青春两处愁。
丈夫只手把吴钩，欲斩万人头;如何铁石打成心性，却为花柔?君看项籍并刘季，一以使人愁;只因撞着虞姬戚氏，豪杰都休。此一只词儿，单说着“情”“色”二字。乃一体一用。故色绚于目，情感于心;情色相生，心目相视。亘古及今，仁人君子，弗合忘之。晋人云:“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如磁石吸铁，隔碍潜通。无情之物尚尔，何况为人终日在情色中做活计一节?“须眉丈夫只手把吴钩”，“吴钩”……(项羽与虞姬、刘邦与戚氏故事略)右诗词各一首，单说着“情”“色”二字。此二字，乃一体一用也。故色绚于目，情感于心;情色相生，心目相视。虽亘古迄今，仁人君子，弗能忘之。晋人有云:“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慧远曰:“顺觉如磁石遇针，不觉合为一处。无情之物尚尔，何况我终日在情里做活计耶?”说话的，如今只爱说这“情”“色”二字做甚?故士矜才则德薄，女衍色则情放。若乃持盈慎满，则为端士淑女，岂有杀身之祸?!今古皆然，贵贱一般。如今这一本书，乃虎中美女，后引出一个风情故事来。一个好色的妇女，因与了破落户相通，日日追欢，朝朝迷恋，后不免尸横刀下，命染黄泉，永不得着绮穿罗，再不能施朱付粉，静而思之，着甚来由?况这妇人他死有甚事，贪他的断送了堂堂六尺之躯，爱他的丢了泼天閧产业，惊了东平府，大闹了清河县，端的不知谁家妇女?谁的妻小?后日乞何人占用?死于何人之手?正是:说时华岳山峰歪，道破黄河水逆流。话说……(接下来是武松故事，略)如今则管说这“情”“色”二字则甚?(步非烟与武公业、赵象故事略)且如赵象知机识务，事脱虎口，免遭毒手，可谓善悔过者也。于今又有个不识窍的小二哥，也与个妇人私通，日日贪欢，朝朝迷恋，后惹出一场祸来，尸横刀下，命赴阴间，致母不得侍，妻不得顾，子号寒于严冬，女啼饥于永昼，静而思之，着何来由!况这妇人不害了你一条性命了?真个:峨眉本是婵娟刃，杀尽风流世上人。权做个笑耍头回。
这张大户家，有万贯家财，百间房产，年约六旬之上，身边寸男尺女皆无。妈妈余氏，主家严厉，房中并无清秀使女。一日，大户拍胸，叹了一口气，妈妈问道:“你田产丰盛，资财充足，闲中何故叹气?”大户道:“我许大年纪，又无儿女，虽有家财，终何大用?”……这潘金莲却是南门外潘裁的女儿，排行六姐，因她自幼生得有些颜色，缠得一双好小脚儿，因此小名金莲。父亲死了，做娘的因度日不过，从九岁卖在王招宣府里，习学弹唱，就会描眉画...眼说话的，你道这妇人住居何处?姓甚名谁?元来是浙江杭州府武林门外落乡村中，一个姓蒋的生的女儿，小字淑珍。生得甚是标致:脸衬桃花，比桃花不红不白;.，傅粉施朱......，着一件...扣身衫子眉分柳叶，如柳叶犹细犹弯....。况他本性机变伶俐，不过十五，就会描鸾刺绣，品竹弹丝，又会一手琵琶。后王招宣死了，潘妈妈争将出来，三十两银子转卖于张大户家，与玉莲同时进门，大户家习学弹唱。金莲学琵琶，玉莲学筝。玉莲亦年方二八，乃是乐户人家女子，生得白净，小字玉莲。这两个同房歇卧。主家婆余氏，初时甚是抬举二人，不曾上锅，排备洒扫，与他金银首饰，妆束身子。后日不料白玉莲死了，止落下金莲一人，长成一十八岁。....，做张做势....，梳一个缠髻儿....，乔模乔样。自小聪明，从来机巧，善描龙于剌凤，能剪雪以裁云。心中只是好些风月，又饮得几杯酒。……况这蒋家女儿如此容貌，如此伶俐，缘何豪门巨族，王孙公子，文士富商，不求行聘?却这女儿心性有些跷蹊，描眉画眼....，傅粉施朱......，着件叩身衫子......，做张做势....，或倚槛凝神，或临街献笑，因此闾里皆鄙之。所以迁延岁月，顿失光阴，不觉二十余岁。....，梳个纵鬓头儿....，乔模乔样出落的脸衬桃花，眉弯新月，犹细犹弯。……
显然，通过以上比对可看出潘金莲与蒋淑珍从外在的形貌到内在的性格(生性轻薄淫荡)、从经历到结局(二人皆婚前婚后与人通奸，蒋是被丈夫张二官捉奸在床，与奸夫一块被割了头，潘金莲是与西门庆通奸，被小叔子武松杀死)都几乎全同。据此是否可以说“潘金莲”这个人物是“借用”蒋淑珍这个形象之“壳”而逐步羽化丰满起来的一个艺术典型呢?
一般认为《金瓶梅》中西门庆和潘金莲的故事来自于《水浒传》，然而考察《金瓶梅》、《水浒传》与《刎颈鸳鸯会》这三部作品，毋宁说《水浒传》与《金瓶梅》中西门庆和潘金莲的故事都是来自于《刎颈鸳鸯会》，而尤以《金瓶梅》与《刎颈鸳鸯会》的关系更为密切。《水浒传》里的潘金莲与《金瓶梅》中的潘金莲在精神气质上(这多少决定着人物以后的命运走向)是有一定差异的。在《水浒传》中，潘金莲一开始是个自尊、贞洁、刚烈的女子，她不仅拒绝了张大户的非分要求，而且还决绝地将之告知了张大户的老伴，但接着作品却毫无来由地突然说她“这婆娘倒诸般好，为头的爱偷汉子”，显得自相矛盾;而《金瓶梅》中的潘金莲与《刎颈鸳鸯会》中的蒋淑珍在精神气质上则显得非常一致，即生性淫荡，毫不知耻。这种现象的产生正如徐朔方先生在其《〈金瓶梅〉成书新探》中所指出的:“《水浒》的写定比《金瓶梅》早，但它们的前身‘说话’或‘词话’的产生却很难分辨谁早谁迟。与其说《金瓶梅》以《水浒》的若干回为基础，不如说两者同出一源，同出一系列《水浒》故事的集群，包括西门庆、潘金莲故事在内。从某些方面看来，《水浒》中西门、潘的传说比《金瓶梅》的传说早，从另一些方面看来又可以说相反。这是成系列未定型的故事传说，在长期演变过程中出现有分有合、彼此渗透、互相影响的正常现象。”
关于西门庆。
在《刎颈鸳鸯会》中，女主角蒋淑珍嫁给张二官之后的奸夫是一个名叫“朱秉中”的浪子。这个人物也可以说是《水浒传》、《金瓶梅》中的西门庆的“原型”。二者的身份(都是商人)、性格、经历、结局都是相同的，而且《水浒传》和《金瓶梅》在塑造西门庆的形象时还部分地照搬了《刎颈鸳鸯会》中的相关内容，如写他们追逐女性的“本领”——《刎颈鸳鸯会》所谓“十要”，《水浒传》第24回、《金瓶梅》第3回所谓“五件事”，内容基本相同。
不仅如此，《金瓶梅》中的其他人物和情节也与《刎颈鸳鸯会》里的相关人物和情节具有对应关系或相同，如蒋淑珍的丈夫叫张二官，《金瓶梅》里亦有一个重要人物叫张二官，在西门庆死后，在清河县他取代了西门庆的位置，而且还娶了西门庆的第二房妾李娇儿;在《金瓶梅》中，李瓶儿死前梦见前夫花子虚前来索命，也与《刎颈鸳鸯会》里蒋淑珍死前梦见前夫索命的情节相同。
由上可知《水浒传》尤其是《金瓶梅》与《刎颈鸳鸯会》的密切关系，可以说《刎颈鸳鸯会》是《水浒传》和《金瓶梅》中的西门庆与潘金莲故事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蓝本。
以上我们既然花大力气为潘金莲和西门庆这两个人物找到了他们的“出身之地”，那么，对于他们的姓名我们是否也应该到他们的出身之地去“寻访”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三、潘金莲、西门庆之姓名当系由其同类故事中的人物姓名“音转”而来
考虑到在白话小说成书前或成书后存在着一种与其文本传播并行不悖的故事传播方式——口耳相传的说唱表演，那么不难想见如果某一个故事较受听众欢迎，其在扩散、生发为更多故事的过程中，当把语音变成文字的时候，不同作品中的人物姓名极有可能会产生“歧异”，如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假如让若干个人根据同样的读音来书写同一个姓名时，这若干个人所写下来的文字十有八九是不同的。这是由听觉的不够准确(此因人而异，因为每个人的听力、文化水平和生活经验是不同的)、汉字一字多音与一音多字及不同流传地域方言与语音的不同共同造成的。然而，这同一故事生发出来的不同作品中的人物姓名亦必非毫无共同之处，即尽管其“文字”有可能不同，但其“读音”必是近似的——有单字相对应的近似音，亦有将姓名整体连读起来的多字连读相似音。这样的例子在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在属于通俗文学的小说、戏曲里是不胜枚举的，下面仅就所识举例如下: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白蛇故事中的男主角的名字，在各个同类作品里是“音似字异”的:xīxuānzàn奚宣赞(宋元小说话本《西湖三塔记》)——xǔxiān 许仙(清·陈嘉言父女《雷峰塔》传奇)——xǔxuān 许宣(清·黄图珌《雷峰塔》传奇、清·方成培《雷峰塔》传奇)。前两个名字——“奚宣赞”与“许仙”文字的不同属于将姓名整体连读起来的多字连读相似音书写时产生的歧异，后两个名字“许仙”与“许宣”文字的不同属于单字相对应的近似音书写时产生的歧异，即“仙”与“宣”。
著名的“南戏之祖”《琵琶记》里的男主角之名之所以能够攀上原本与此故事毫无关系的、东汉末期的著名文人蔡邕字伯喈之名，也是由口传文学的这种特点造成的:蔡二郎(南戏《赵贞女蔡二郎》)——蔡仲郞(由“二”转为“仲”)——蔡中郎(由“仲”讹为“中”)——蔡伯喈(元·高明《琵琶记》)(蔡邕曾为东汉末期的中郎将)。对此，陆游曾无奈地慨叹:“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事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小舟过近村舍舟步归》)然而这是由口传文学或者说是记音文学的特点造成的，奈何?!
元杂剧中经常出现叫X公弼的(开封府)府尹或太守，如李公弼(《救风尘》里的郑州守、《酷寒亭》里的郑州府尹)、梁公弼(《举案齐眉》里的梁鸿父、《竹坞听琴》里的郑州府尹)、刘公弼(《红梨花》里的洛阳太守)、郑公弼(《争报恩》里的济州知府)、张公弼(《倩女离魂》里的张倩女之父)、王公弼(《金钱记》里的长安府尹)等，其原型据徐朔方先生研究应是北宋名臣吕夷简的儿子、吕蒙正的侄儿吕公弼。据《宋史》卷311，吕公弼曾任龙图阁直学士、开封知府(代理)和郑州知府。
《水浒传》里的好汉名字与其前期作品相比也不尽相同，如卢俊义在《大宋宣和遗事》里叫李俊义，杨雄在《大宋宣和遗事》里叫王雄，李俊在《大宋宣和遗事》里叫李海，张横在《大宋宣和遗事》里叫张岑，史进在《大宋宣和遗事》里叫史斌等，皆属此类。
民间唱本《明成化说唱词话》里的文字“讹误”就更多了，如“东周列国”之“列”常写作“烈”，“杀了楚怀王皆义”之“皆”应为“背”(《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前集)》)、“董朝”之“朝”应作“超”(《新编全相说唱足本仁宗认母传》)，等等。
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八“如是我闻二”曾记在我国民间和京剧舞台上赫赫有名的大盗“窦尔敦”的名字，竟是由“二东”二字“音转”而来的:“二东，献县剧盗，其兄曰大东，皆逸其名，而以乳名传。他书记载或作窦尔敦，音之转耳。”
南宋程鹏飞与其妻的故事在元明间流传较广。程鹏飞在元代陶宗仪之《辍耕录》中名“程鹏举”，在《图书集成》所收明蒋一葵所辑之《尧山堂外记》中名“程万里”，在柯劭忞《新元史》中则名“程鹏飞”。其妻在《辍耕录》及《新元史》中皆不载其名，《尧山堂外记》则称为统制白忠之女名玉娘，后人编为剧本，则又称之为“韩玉娘”。
根据以上所论口传文学的特点及众多的例证作为佐证，我们似乎应该能够揭开“潘金莲”与“西门庆”姓名出处的“奥秘”了。
由上文可知，潘金莲这个人物从形貌到性格再到经历与结局皆与《刎颈鸳鸯会》中的蒋淑珍极其相似，然而，“潘金莲”三字的读音和“蒋淑珍”三字的读音却差别较大，那么“潘金莲”之名是怎么来的呢?
宋元小说话本的体例一般是有入话和正话的，《刎颈鸳鸯会》中的蒋淑珍故事属“正话”，在此正话之前还有一篇入话，然无论“入话”还是“正话”都是小说的组成部分。
《刎颈鸳鸯会》的入话故事，讲的是河南府功曹参军武公业有一爱妾名步非烟，与邻居之子赵象私通，事发，赵象远窜，而非烟被武氏鞭挞致死。
由此，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潘金莲(pānjīnlián)”一名当系由《刎颈鸳鸯会》入话故事中的女主角“步非烟(bùfēiyān)”之名音转而来，而“西门庆(xīménqìng)”一名则应系由《刎颈鸳鸯会》正话故事中的男主角之一“朱秉中(zhūbǐngzhōng)”之名音转而来。此属将姓名整体连读起来产生的多字连读相似音。除此之外，武大郎兄弟的姓氏又安知不是系从《刎颈鸳鸯会》入话故事中的“武公业”之“武”氏而来?!须知，武大郎与武功业在各自的故事中处于相同的位置，即为妻或妾所背叛的丈夫。至于又添出一个武二郎，构成“杀嫂”故事，大约是“借用”了宋元时代较为流行的“杀嫂”故事而来的，如南戏《小孙屠》、元明杂剧《替杀妻》、《双献功》、《燕青博鱼》、《还牢末》、《三虎下山》、《闹铜台》等。在过去江湖游民的观念中，就生存而言，朋友总是比妻小更为有用，所以“杀妻”或“杀嫂”就成了表现朋友之义的重要桥段。
对于南戏和元杂剧研究，徐朔方先生曾云:“试图采取研究诗文(个人创作)的传统手法来研究它们(按指南戏和元杂剧)，如果不是南辕北辙，至少也是隔靴搔痒。”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也同样适用于与南戏和元杂剧一样同属于通俗文学的中国早期白话小说，是以本文采取了与研究传统文学不同的研究方法对通俗文学作品中的著名人物姓名做了如上探讨，具体说来本文首先探讨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在创作和传播方面的特性，其次，从文本实际出发，找到了与《金瓶梅》有近亲关系的作品《刎颈鸳鸯会》;然后又根据口传文艺书写成文字时往往产生的“音似字异”的特点，得出了“潘金莲”之名可能来自于《刎颈鸳鸯会》入话故事中的女主角“步非烟”名字的音转，“西门庆”之名可能得自于《刎颈鸳鸯会》正话故事中与西门庆属于同一人物类型、男主角之一的“朱秉中”名字的音转。
注:
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十九篇、二十篇、二十四篇标题。
②③⑥ 郑振铎《郑振铎说俗文学·何谓“俗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 －4、4、3 页。
④《水浒传》多次“告诉”我们其在写定之前其故事的传播属一种文艺表演——“说话”，表演者被称为“说话的”:“说话的，柴进因何不喜武松?原来……”，(第23回)“说话的，为何先坐的不走了?原来……”，(第26回)“休道是两个丫鬟，便是说话的见了，也惊得口里半舌不展”，(第31回)“若是说话的同时生，并肩长，拦腰抱住，把臂拖回。宋公明只因要来投奔花知寨，险些儿死无葬身之地”，(第32回)“说话的，那人是谁?便是吴学究所荐的江州两院押牢节级戴院长戴宗”，(第38回)“说话的，却是甚么计策?下来便见。看官牢记，这段话头原来和宋公明初打祝家庄时一同事发。却难这边说一句，那边说一回。因此权记下这‘两打祝家庄’的话头，却先说那一回来投入伙的人。乘机会的话，下来接着关目”，(第49回)等等。
⑤⑩[16]徐朔方《论金瓶梅的成书及其它》，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68、1、70－71页。
⑦叶德均《戏曲小说丛考·宋元明讲唱文学》，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34页。
⑧⑨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1、133页。
[11]见潘开沛《〈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光明日报》1954年8月29日)、徐朔方《〈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金瓶梅〉成书新探》(《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3辑)等文及支冲、赵景深、蔡国梁、刘辉、陈诏、陈辽、吴小如、徐永斌、傅承洲、梅节等先生的相关文著。
[12][13]［美］韩南《韩南中国小说论集》，王秋桂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2、233 页。
[14]［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文学古籍刊行社编辑部据1933年“古佚小说刊行会”影印本为底本重印，原本为明万历年间刊本。
[15]［明］洪楩编《清平山堂话本》，王一工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17][21]徐朔方《徐朔方集》(第一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109页。
[18]朱一玄校点《明成化说唱词话》，中州古籍出版1997年版。
[19]［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版，第94页。
[20]见钱穆《中国史学发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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