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內证”问题
——试评浦玉生先生的施耐庵研究·汪吾金·施耐庵吸收前人成果后完成《水浒传》，从小说内部寻找作者生平的证据不可简单对号入座，在可靠资料匮乏和众说纷纭的情况下更应谨慎科学考证。所谓小说中范仲淹、梁山水泊、北极殿、张姓细节、贩私盐、陆谦、潘金莲、潘巧云、小孤山、山神庙、草料场、武松打虎描写等是兴化施彦端为《水浒传》作者“内证”的种种说辞均难成立，这反而一定程度上可佐证钱塘施耐庵之说。从一个不可靠的前提出发，利用一些不可信的材料来证明一个不能确定的结论，那是没有学术性的。
《水浒传》 施耐庵 内证 问题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之谜非常难解。刘世德先生认为“我们仅仅能够确定下来的就是，他是浙江杭州人，当时叫做钱塘，最早的版本和最早的书目上都说钱塘施耐庵，就是今天的浙江杭州”。2009年，刘世德先生还在杭州西溪专门郑重强调“五十年代文化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大部分专家对江苏的材料持否定态度。作为当年的亲历者，有责任向后来的研究者说清楚这一点”。马成生先生认为“这个苏北施彦端‘进士’与《水浒传》作者钱塘施耐庵自当无涉”。多数专家认为没有任何可信的证据能证明兴化人施某就是《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即使元末明初兴化真有一个人叫施耐庵，也没有证据证明此人便是《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水浒传》到底成书于何时本身就是有争议的，没有证据证明其一定成书于元末明初。
浦玉生先生2011年1月刊《〈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新证》先采江苏材料勾勒施耐庵生平，后提一些江苏沿海风物和《水浒传》描写为据，反对钱塘施耐庵之说(本文未注出处的引文均出自该文)，但根本没能解决多数专家对江苏材料的质疑和否定，方法很不科学，也很不谨慎。如说“施耐庵自幼名彦端，字子安”。依据“明代王道生《施耐庵墓志》：‘公讳子安，字耐庵。生于元贞丙申岁……’；又说：‘盖公殁于明洪武庚戌岁，享年七十有五。’白驹出土文物，有署名‘施子安’的残碑。《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中有‘于大元丙申生曾祖彦端’字样，与早期传世的王道生《施耐庵墓志》‘生于元贞丙申岁’相吻合”。但实际上，“王道生《施耐庵墓志》，实是清末民初的产物。……说是《墓志》，倒不如说是仅作备忘指证的参考材料”。仅作备忘指证的材料不能作为主证材料，而即使采信之，也是“讳子安，字耐庵”，非“名彦端，字子安”。《施氏长门谱》中的施彦端也并无“字子安”，而是用夹批注“字耐庵”。1982年江苏省公安厅“字耐庵”三字与《施氏家簿谱》字迹为同一人所写的鉴定结果依据的不是《施氏长门谱》原件，而是写明“中华民国七年桃月上旬”字样的抄件，释满家一人所抄无法排除抄前他人已添加或释满家据传言添加的可能性。说“字子安”就等于承认施彦端不是施耐庵，所有的证明都没必要了。其实《施氏长门谱》12世孙中有“字子安”者，封建社会后人岂能与始祖同字？故“施子安”残碑属于施彦端12世孙。考证必须讲逻辑，浦先生的逻辑在哪里？文物《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并无明确的“丙申”二字，该处字迹难以辨认，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84年编的《施耐庵研究》只好留空。故说它与王道生《施耐庵墓志》“吻合”根本不实事求是，毫无学术精神。令人震惊的是文章还打着“系统思考”、“去伪存真”的旗号，宣称“从事物本原出发，这一研究方法对认识施耐庵与《水浒传》有开创性意义”！这会严重误导不了解情况的人们，很不利于《水浒传》和施耐庵研究。故我们试以浦先生提到的若干“内证”为例具体求教。
一、范仲淹形象与江苏泰州范公堤的问题
浦先生说江苏阜宁至吕四的海堤为北宋范仲淹所筑。“在施耐庵的时代，范公堤巍然屹立，所以在《水浒传》楔子中就写到了范仲淹，这是在其家乡做过贡献的历史人物”。我们认为：系统思考必须遵从客观存在的事物间联系。考据时发现了一种可能性，必须考虑有无其他可能性，如有其他可能性，则选取此可能性必须有另外证据支撑。结论要站得住，最起码要经得起他人任何有理由的反问。浦文此说太简单化，忽视了其他可能性的存在：范仲淹在杭州任知州有赈济灾民等事迹，杭州梅城至今还有范公亭遗址、思范坊、范公祠等，故不能排除钱塘施耐庵写范仲淹的可能性。范仲淹还是《捶丸记》、《衣袄车》、《十探子大闹延安府》、《荐福碑》等元代杂剧中很常见的清官形象，故又可能是沿袭历史上文艺作品常见做法所致。范仲淹是天下皆知的清官，符合小说反腐主题的需要，《水浒传》写他有利于小说在社会上的传播就更有理由。有人把范公堤上曾挖到的“遇詹而修”石刻作为《水浒传》“遇洪而开”石刻原型，但“遇……而……”式预言在春秋战国时即有，如鬼谷子对庞涓说过“遇羊而荣，遇马而瘁”；山东滕州市张汪镇还出过“遇铁而开”石刻，与“遇洪而开”仅一字之差。文字刻石是中国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仅东汉为歌功颂德、封山祭祀而流传至今的碑刻、拓片就以百计，如《张迁碑》等。浙江一带还据常遇春打开金华梅花门事而有“遇春而开”的传说，这“遇春而开”四字不也比“遇詹而修”更像是对“遇洪而开”的启发么？这就又有更多的可能性无法排除。此条“内证”出奇的简单化外还经不起如下反问：浦文自己也承认小说第一回写嘉佑三年(1058)参知政事范仲淹越班启奏是错的，这时范仲淹已过世六年了，但热爱家乡清官范仲淹的“施彦端进士”这个错误能用“不在意”解释吗？严肃的考据能随心所欲？
二、苏北里下河为梁山水泊原型的问题
浦先生使用“里下河梁山水泊”概念，以汪曾祺为例，说作家所处的地理环境影响了作家，并浸透了作品。“苏北里下河的水使人联想到梁山泊”、“生于水乡的施耐庵写水无与伦比，而写山似乎略逊一筹”。把里下河作为梁山水泊原型。我们认为：考据、新说赖以成立的证据是不能自封的，它必须客观存在并经得起严格检验，强词夺理的舌辩构建“证据”等于儿戏。考证《水浒传》作者问题必须承认《水浒传》成书前有长期的街谈巷语、水浒戏、说会才人加工等渊源。在元代水浒戏中就已有与《水浒传》高度类似的梁山水泊描写。如元杂剧早期作家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第一折：“寨名水浒，泊号梁山。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有七十二道深河港，屯数百只战舰艨艟；三十六座宴楼台，聚几千家军粮马草。”对照《忠义水浒传》七十八回：“寨名水浒，泊号梁山。周回港汊数千条，四方周围八百里。……有七十二段港汊，藏千百只战舰艨艟；建三十六座雁台，屯百十万军粮马草。”故《水浒传》之梁山水泊明显是传承元代水浒戏的。宋公明神聚蓼儿洼一回说“原来楚州南门外有个去处，地名唤做蓼儿洼……甚有风水，和梁山泊无异”，“俨然似水浒寨一般”。以前人基础创作的钱塘施耐庵也是可以这么说的。李永祜先生就肯定《水浒传》成书前自幼生长在杭州的年轻说话艺人要“严格遵循父老、师尊的说话家数、规矩和口耳相传的水浒故事内容”，又使吴语方言色彩加重。新说要成立，必须能推翻旧说。但浦文无法在此点上否定几百年前的钱塘施耐庵之说，因为杭州有西湖、西溪、大运河、钱塘江、上塘河、东苕溪、西苕溪、数不清的池塘小河……也是水乡。水乡就一定无山？水乡作家就一定写水好于写山？那是环境决定论而不是环境影响论了。按照环境影响论，《水浒传》中梁山及其周围有山有水，杭州也有山有水，所以杭州可能是《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籍贯才对。第20回写到梁山有枇杷证明作者不了解梁山物产，故所谓施耐庵两次赴大都(北京)考进士，还考察过梁山泊，就很令人费解了。杭州、大丰都有枇杷树岂能否定施耐庵是钱塘(杭州)人？借助一些关联做跳跃式想象思维，靠联想，加上联想需要的依据，组成一连串的逻辑推理链，做出想当然的唯一而不是多个的结论，这种联想法考证的成功需要严密的逻辑，没有实证则结论有局限，浦先生的联想显然难成立。
三、龙虎山上的北极殿与施耐庵参加张士诚起义的问题
浦先生说“施耐庵参加了张士诚的农民起义”。江苏大丰市草堰镇“原有一座古刹北极殿”，“北极殿是吴王张士诚的首义地”，小说“把张士诚农民起义隐晦曲折地写入书中，书中曾多次出现‘小人姓张’‘张大哥’等张姓细节。在《水浒传》楔子一回中更是将‘北极殿’安插在龙虎山上”。我们认为：根据小说提供的一点资料，便与现实的历史情况作单一的对应，这种索隐法有很大的缺陷，被胡适先生称为“猜笨谜”。在有其他现实历史情况也可对应的情况下根本无说服力。而《水浒传》作者经历过元末农民大起义的时代或在小说中糅进一些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因子与施耐庵参加了张士诚的起义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没有证据证明《水浒传》一定成书于元末明初，石昌渝、王齐洲、王丽娟等先生甚至还从朱有燉二种“偷儿传奇”、陆容《菽园杂记》、潘之恒《叶子谱》等判断《水浒传》成书于元亡百年后呢。
把张姓细节归因于张士诚纯属牵强附会。张姓几乎一直是中国人数最多的大姓，以至“张三李四”成了对某人或某些人的泛称，第36回押送宋江的公人叫张千、李万即随意而编。《水浒传》中有张姓好汉，“小人姓张”、“张大哥”多次出现不足为奇。更重要的是“小人姓张”、“张大哥”经常是人物借张姓人多掩人耳目，避免他人怀疑。如第二回王进逃难经史家村，为免暴露真实身份，回史太公说：“小人姓张，原是京师人……”后赢了史进并被太公判断为教头后才说“小人不姓张……”。第三回鲁达打死郑屠后逃到代州雁门县听人读官府捉拿鲁达的榜文，被先逃到雁门的金老拦腰抱住大叫：“张大哥，你如何在这里？”然后拖到僻静处说：“恩人，你好大胆！”掩护色彩很明显；第43回李逵在沂水县听人读抓逃犯宋江、戴宗、李逵的榜文，也是被朱贵拦腰抱住，叫道：“张大哥，你在这里做什么？”然后去城外小酒店静房喝酒，说“你好大胆！”第56回时迁偷甲后，为赚徐宁上山，骗徐宁说“小人姓张，排行第一……”第61回智赚玉麒麟，吴用在城门下蒙军士：“小人姓张名用……江湖上卖卦营生……”在卢俊义前说：“小人姓张名用，自号谈天口。”第74回燕青智扑擎天柱，为免人看破身份，自称“山东张货郎”，回太守话时说“小人姓张”等等。人物用张姓人多做掩护，不是用张姓(更不是张士诚)威名做掩护，如果说有张士诚之“张”意还不如说有“张天师”之“张”意。如果写张姓细节是纪念张士诚，为何有张都监这样的坏蛋？为何张姓艄公要宋江吃“馄饨”或“板刀面”，差点让宋江葬身浔阳江底？先定施耐庵参加过张士诚起义，再到小说中粗疏地找“证据”，这种非科学方法岂能有力量？
四、林冲躲雪的山神庙原型是江苏大丰十五里庙，被陆谦烧掉的草料场原型是马家舍，陆谦原型是兴化人陆谦，潘金莲、潘巧云系影射背叛张士诚的潘元明、潘元绍的问题
浦先生认定江苏大丰市白驹镇南15里之十五里庙为山神庙原型的理由是今人河北书法家韩焕峰说“沧州无山，故无山神庙”。马家舍为草料场原型因此地施氏聚集，元末明初江苏沿海马草料比比皆是。施耐庵在杭州结交兴化人陆谦，陆谦降朱，而“施耐庵是站在同情张士诚农民起义的立场上的，所以林冲用刀杀死了与自己自幼相交却卖友求荣的陆谦”，“张士诚的两个女婿潘元明、潘元绍，在起义的关键时刻背叛了张士诚……何以对两个潘氏女人如此狠毒，此处是施耐庵影射潘氏二兄弟也”。
宋代官署草料场隶属提点仓场所或司农寺。置监官、监门官等，掌草料储积、出纳等事务。以马、驴等为作战和运输工具的古代都是把草料作为重要的战备物资，宋朝既有管草料的专门机构，则全国各地必有许许多多的草料场。北宋沧州是国防前线，沧州有草料场自在情理之中。杭州的天水桥在宋代名天水院桥，桥西有草料场。南宋时，杭州城郊大量驻军，武林路南段集中了各种官库：粮库、酒库、草料场等。元朝统治者原是游牧民族，全国各地多草料场更在情理之中。钱塘施耐庵完全可以就近取材，何以草料场非以马家舍为原型？
五、李俊、童威、童猛赶私盐暴露了张士诚贩私盐，张横籍贯小孤山与江苏靖江孤山相联系的问题
浦先生说“张士诚起义是盐民起义，而宋江起义是非盐民起义，但在《水浒》第36回李俊与童威、童猛兄弟棹船到江西九江‘赶些私盐’，不在意把张士诚贩私盐的情况给暴露了。张横是扬子江边‘小孤山’下人氏，今泰州下属靖江市内恰有一个小山，名叫‘孤山’，原在江中，现已在市中心”。
考证中用到的概念内涵和外延必须清晰准确且前后一致，偷换概念是一种诡辩。《水浒传》37回李俊向宋江介绍张横时说的是：“这个好汉却是小弟结义的兄弟，原是小孤山下人氏，姓张名横，绰号船火儿。专在此浔阳江做这件稳善的道路。”明摆着：这里的“浔阳江”不等于浦先生的“扬子江”；“小孤山”和“孤山”也不是一回事。据《辞海》：古江名“浔阳江”指长江流经浔阳县境一段，在今(江西)九江市北；古称扬子江的是江苏扬州一带的长江，因扬子津及扬子县而得名。近代外国人通称长江为扬子江。“小孤山”在今安徽省宿松县东南的长江之中，形势险要，乃万里长江绝胜，历来知名度很高，所以施耐庵把它写入了小说以增色。与“浔阳江”相联系的“小孤山”怎么会跑到江苏靖江变成“扬子江”边的“孤山”了呢？这不算偷换概念至少也可以说概念混淆了吧？如果浦先生这种“考证”成立，钱塘施耐庵支持者可搬出杭州西湖的孤山了，它也“小”的。
六、武松打虎以卞元亨打虎为原型的问题
浦先生说“施耐庵与卞元亨为表兄弟，《水浒》书中武松打虎即以卞元亨打虎为原型。”我们认为：考证文章中的证据不可由断章取义而来，还必须经得起反证，但浦文此说恰相反。撇开施卞为表兄弟没有哪份可靠的历史资料为据不说，卞元亨“蹴虎至死”，“这给施耐庵写景阳冈武松打虎以启发，也是蹴虎致死”是对小说断章取义的结果。武松有踢虎，但虎是被拳击致死，“左手紧紧地揪住顶花皮，偷出右手来，提起铁锤般大小的拳头，尽平生之力，只顾打。打得五七十拳，那大虫鼻子里、耳朵里都迸出鲜血来”，“动弹不得，使得口里兀自气喘”，最终死去。虎为猫科，脊柱关节和猫一样灵活。猫头被按，必扭腰用后爪将人手抓得鲜血淋漓，虎也一样。如果施耐庵真有一个表弟蹴虎致死，施耐庵必仔细请教，对方因确实打死了老虎也必如实相告，小说不可能出现虎头被按前爪扒坑后爪不动老老实实被武松按着打死的漏洞。
历史上打虎故事很多，如《太平广记》卷431引《广异记》所写王太，卷192引《耳目记》所写江西钟傅。钟傅大醉入家二三里外之溪谷，有虎“额毛圆白”，“顾望前来”。“傅时酒力方胜，胆气弥粗，即以仆人所持白梃，山立而拒之。虎即直搏傅。傅亦左右跳跃，挥杖击之。虎又俯伏，傅亦蹲踞。须臾，复相拏攫，如此者数四。虎之前足，搭傅之肩。傅即以两手抱虎之项。良久，虎之势无以用其爪牙，傅之勇无以展其心计。两相擎据，而仆夫但号呼于其侧。其家人怪日晏未归，仗剑而迎之。及见相捍，即挥刃前斫。虎腰既折，傅乃免焉……”傅因此出名，为众所服，名震江西，官至中书令。这个打虎描写和人物后来的经历与武松打虎及其后的经历多相似，比卞元亨“蹴虎致死”更甚(《新唐书》卷190、《旧五代史》卷17、《新五代史》卷41，均有钟传列传。“传”与“傅”字形相近，故或是《太平广记》误刊)。甚至《二十四孝》中的杨香扼虎救父也与武松打虎有相通处。明俞思冲《西湖志类钞》记杭州武林山又名灵隐山，“秦汉时呼为虎林山，以其栖白虎也”。明田艺蘅《西溪梵隐志》卷一“北高峰塔”记“一僧夜坐塔下，虎欲噬之，有大蛇从塔颠喷雾作雨，虎吼而去”。杭州佚名《云栖兰若志》：“其有兰若，则自宋僧志逢始。逢有道行，猛虎驯伏，人号伏虎禅师。”钱塘施耐庵博闻广记，武松打虎是他对历史上多种打虎故事(含杭州伏虎故事)的糅合与再创造，不合理吗？
注：① 傅光明《明清小说——刘世德演讲录》，线装书局2007年版，第4页。
③ 浦玉生《〈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新证》，《荷泽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④ 洪东流《水浒解密》，学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530页。
⑤ 汪吾金《〈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浓郁的兴化情结”难以成立》，《名作欣赏》(中旬刊)2011年第6期。
⑥ 李永祜《〈水浒传〉语言的地域色彩与南北文化融合》，《明清小说研究》2008年第2期。
⑦ 石昌渝《明初朱有燉二种“偷儿传奇”与〈水浒传〉成书》，《文学遗产》2009年第5期。
⑧ 王齐洲、王丽娟《从〈菽园杂记〉、〈叶子谱〉所记“叶子戏”看〈水浒传〉成书时间》，《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⑨ 周晓薇《宋元明时期真武庙的地域分布中心及其历史因素》，《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3期。
⑩ 梅莉《宋元时期杭嘉湖平原的真武信仰》，《江汉论坛》2005年第8期。
责任编辑：王思豪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