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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红楼梦》的作者问题，是红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至今仍然纷争不已，从而表明这个问题在红学界尚未达成共识，因而还有继续探讨的必要性。作者问题纷争的一个原因是文献资料不足征，但是如果从小说文本的叙事出发，从内部考证这个问题，倒不失为一条路径。本文从《红楼梦》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教育叙事的不同试论证小说的作者问题。

　　教育叙事，广义而言，指的是文学作品中所有事关教育的叙事，包括衣食住行、人际礼仪、游艺娱乐等方面的描述；狭义而言，它指的是本体论的教育叙事。这里所谈的《红楼梦》中的教育叙事，主要是狭义上的教育叙事。

　　《红楼梦》中的教育叙事，是非常复杂的，绝非判若黑白，譬如说其中的一些文化现象是满汉两个民族都共有的，例如“礼”的教育叙事，汉族儒家思想又被称为儒教、礼教或名教，其重视“礼”的教育可想而知。孔子再三教导其子弟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其他儒学大家对“礼”的论述更是不胜枚举。

　　而我们看满族，不惟满洲贵族重“礼”，普通旗人也都重视礼节，据《清稗类钞·风俗类》云：“旗俗，家庭之间，礼节最繁重。”这一点在《红楼梦》与《正红旗下》中都触目可见。至于文学史上所谓的《红楼梦》反封建反礼教云云，其实不过是时代精神前有结构的产物，与文本叙事并不相符。贾府乃“世代诗书”、“诗礼簪缨之族”，因而其一举手一投足间都讲究礼节，如林黛玉初进贾府，步步小心，时时留意，唯恐失礼，被人耻笑(第三回)。其实，从《红楼梦》文本的叙事来看，贾宝玉并不是“封建礼教的叛逆者”，贾宝玉是很懂礼貌、很讲礼节的。毕竟，贾府乃“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诗礼之家”(第二回)。

　　《红楼梦》中的教育叙事，除了满汉两个民族共享的文化现象之外，还有满汉文化彼此交融互化的现象。蒙古族学者扎拉嘎说：“《红楼梦》是满汉文化交融的伟大结晶。”从教育叙事来看，《红楼梦》固然也是满汉文化交融之下的教育叙事，但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却有着质的不同，从而也证明了后四十回实乃补缀而成，而不是曹雪芹的原稿。何以言之？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中的教育叙事所反映的教育思想是截然不同的：前八十回所体现的主要是满洲府邸世家的“杂学旁收”的教育现象；而后四十回中的教育叙事，所体现的则主要是士子科举应试的教育现象。

一、《红楼梦》前八十回中的教育叙事

周汝昌先生说：“不懂满学，即看不懂《红楼梦》——此看不懂者，至少是指不能全部看懂。”《红楼梦》前八十回中的教育叙事，就具有鲜明的满洲贵族的教育特色。这一特点，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骑射

　　满族子弟不重科举，但是满族统治阶级非常重视骑射的学习和练习。《满文老档》记载：“世宗继位，恐子孙习染汉俗，屡谕毋忘祖宗旧制，衣女直衣，习女直语，时时练习骑射。”《八旗通志》记载：“八旗官学，每学额设满洲助教二员，满洲教习一人，汉教习四人，掌教满洲、汉军学生。蒙古助教一员，蒙古教习一人，掌教蒙古学生。弓箭教习一人，掌教合学学生骑射。”也就是说，骑射是满族子弟学习的主要内容之一。康熙虽然被称为“理学皇帝”，但他依然强调“朕谨识祖宗家法，文武要并行，讲肆骑射不可少废”，以骑射为重，并专门设立木兰猎场行围以练习之。

　　《红楼梦》也反映了满族的骑射文化，只不过是声色犬马富贵生活中的骑射文化(这反映出骑射在清中叶以后的逐渐衰落)，即打着练习骑射为旗号，聚集起来嫖赌玩乐，如第七十五回“开夜宴异兆发悲音，赏中秋新词得佳谶”中，贾珍请了世家弟兄和富贵亲友白日习射，晚间聚赌：

　　原来贾珍近因居丧，每不得游顽旷荡，又不得观优闻乐作遣。无聊之极，便生了个破闷之法。日间以习射为由，请了各世家弟兄及诸富贵亲友来较射。因说：“白白的只管乱射，终无裨益，不但不能长进，而且坏了式样，必须立个罚约，赌个利物，大家才有勉力之心。”因此在天香楼下箭道内立了鹄子，皆约定每日早饭后来射鹄子。贾珍不肯出名，便命贾蓉作局家。这些来的皆系世袭公子，人人家道丰富，且都在少年，正是斗鸡走狗，问柳评花的一干游荡纨裤。因此大家议定，每日轮流作晚饭之主，——每日来射，不便独扰贾蓉一人之意。于是天天宰猪割羊，屠鹅戮鸭，好似临潼斗宝一般，都要卖弄自己家的好厨役好烹炮。不到半月工夫，贾赦贾政听见这般，不知就里，反说这才是正理，文既误矣，武事当亦该习，况在武荫之属。两处遂也命贾环、贾琮、宝玉、贾兰等四人于饭后过来，跟着贾珍习射一回，方许回去。贾珍之志不在此，再过一二日便渐次以歇臂养力为由，晚间或抹抹骨牌，赌个酒东而已，至后渐次至钱。如今三四月的光景，竟一日一日赌胜于射了，公然斗叶掷骰，放头开局，夜赌起来。

　　再如寄托着贾府未来希望的贾兰，刻苦读书之余，平日里也多曾练习骑射。例如第二十六回写道：

　　宝玉无精打采的，只得依他，晃出了房门，在回廊上调弄了一回雀儿，出至院外，顺着沁芳溪看了一回金鱼。只见那边山坡上两只小鹿箭也似的跑来，宝玉不解其意。正自纳闷，只见贾兰在后面拿着一张小弓追了下来，一见宝玉在前面，便站住了，笑道：“二叔叔在家里呢，我只当出门去了。”宝玉道：“你又淘气了。好好的射他作什么？”贾兰笑道：“这会子不念书，闲着作什么？所以演习演习骑射。”宝玉道：“把牙栽了，那时才不演呢。”

　　从这段叙述可知，贾兰与贾珍等人借着骑射的名义赌耍玩乐不一样，他是真正练习骑射的，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满族骑射文化的传统。

　　2、不重科举

　　启功在《读〈红楼梦〉札记》中说：“书中也直接写出了许多生活制度、人物服饰、器物形状等等，特别是清代旗籍里上层人物的家庭生活，更写得逼真活现。”这句话中的“旗籍”、“上层人物”引起了我们特别的注意，从中可知《红楼梦》所叙述的不是汉人士大夫家族的生活。

　　满清一代，满洲贵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都享有特权，并且不需要苦读经书、通过科举做官。震钧在《天咫偶闻》中说：“八旗仕途较易，家计多优。”《儿女英雄传》第三回写道：“生为旗人不作官又作甚么！”满族除了通过侍卫、翻译等途经被提拔重用，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笔帖式”。金启孮说：“营房的最高首领翼长，是红顶二品顶戴的大员，满洲语称为戈儿大(galaida)，一般的说都是从笔帖式(bithesi)一步一步升上去的。”

　　在满清一朝，满族上自皇帝下至大兵，从总体上来看并不热衷于科举应试。例如，《啸亭续录》记载：“又公(傅明亮)入闱乡试，纯皇帝偶问傅文忠公曰：‘汝家有与试者无？’文忠以公对。上曰：‘世家子奚必与文士争名？’因擢蓝翎侍卫，命从征西域。”但大多数现象都是很复杂的，不宜一概而论，除了总有例外之外，这个问题从很多史料来看，受汉文化的影响，相当一部分旗人是热衷科举考试的，虽然满族统治者力图避免汉化，但风气渐开，许多旗人仍趋之若鹜。因而结合《红楼梦》中的教育叙事来看，贾政和贾赦分别代表了在汉文化影响之下旗人对待科举的两种价值取向，即贾政热衷于科举，这一点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是完全一致的；而贾赦则是对科举应试有不屑之意(源自其世袭的经验)，这一点在《红楼梦》前八十回中有着赫然的描写和叙述。

　　《红楼梦》所描述的贾府，并非士大夫文化的承载者，而是世袭的侯府，“它是清代最早的(满洲)府邸世家兴衰破败的典型写照”，因而贾府上下绝大多数都不重科举，只有贾政“最喜读书人”(第三回)，并“自幼酷喜读书，祖父最疼，原欲以科甲出身”——因为他排行第二，官职被其兄贾赦世袭了，但是贾代善临终时，皇上却赐了贾政一个“主事之衔”(第二回)，即不需科举应试即能做官。这个特权，只有满洲贵族才能享有。

　　然而第七十八回笔锋一转，道出了贾政的真实面目：“近日贾政年迈，名利大灰，然起初天性也是个诗酒放诞之人，因在子侄辈中，少不得规以正路。近见宝玉虽不读书，竟颇能解此，细评起来，也还不算十分玷辱了祖宗。就思及祖宗们，各各亦皆如此，虽有深精举业的，也不曾发迹过一个，看来此亦贾门之数。况母亲溺爱，遂也不强以举业逼他了。”其中的“祖宗们，各各亦皆如此”更是表明了满族贵族对科举制度的普遍看法。

　　《红楼梦》第七十五回“开夜宴异兆发悲音，赏中秋新词得佳谶”中，贾宝玉、贾兰、贾环等各作了一首诗，贾政看了贾环作的诗中有不乐读书之意，心中不悦。但是，贾赦乃要诗瞧了一遍，连声赞好，道：“这诗据我看甚是有骨气。想来咱们这样人家，原不比那起寒酸，定要‘雪窗荧火’，一日蟾宫折桂，方得扬眉吐气。咱们的子弟都原该读些书，不过比别人略明白些，可以做得官时，就跑不了一个官的。何必多费了工夫，反弄出书呆子来。所以我爱他这诗，竟不失咱们侯门的气概。”因回头吩咐人去取了自己的许多玩物来赏赐与他。因又拍着贾环的头，笑道：“以后就这么做去，方是咱们的口气，将来这世袭的前程，定跑不了你袭呢。”

　　贾府中少有人读书，例如贾珍，正如第二回冷子兴所言，“这珍爷那里肯读书，只一味高乐不了”。贾宝玉也“不喜读书”，并称那些热衷仕途经济、走科举做官道路的读书人都是“国贼”、“禄蠹”(第十九回)等。贾环也不喜欢读书，被贾政称他与贾宝玉为“难兄难弟”。贾府中虽然有私塾，但贾家子弟何曾苦读经书来？

　　虽说贾府里上下大多不重科举，但不重视并不意味着无视科举制艺的教育。贾府私塾里教授《诗经》、古文、对子等，但贾政着眼于科举制艺，因而当贾宝玉为了能和秦钟在一起而提出要去上学时，贾政对贾宝玉的跟班李贵说道：“……你去请学里太爷的安，就说我说了：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第九回)从贾政的这番话可知，他让贾宝玉在私塾里学习的是《四书》，以此准备科举应试，但是在前八十回中贾宝玉却是极其厌恶为科举考试而读经书。

　　在《红楼梦》前八十回中，贾宝玉看不起科举考试，并不是文学史上所谓的他有反封建的思想，而是由其生活在满洲府邸世家的家境中造成的。“世家子奚必与文士争名？”这是满洲贵族普遍的想法。不仅满洲贵族看科举考试不起，就是营房中的兵户也看不起科举考试，因为他们是铁杆子庄稼，不需要走寒窗苦读经书这条路就能够衣食无忧，甚至仕途通达，因而满清二百六十七年间只有一小部分旗人应试选举。

　　3、旁学杂收

　　刘禺生《世载堂杂忆》云：“当科举盛行之时，其他诗文谓之‘杂学’。”根据满族学者金启孮的考察，满族“营房中的书籍绝少，当兵的人家多半没有书。做官的人家也没有什么藏书家”。但由于满族尤其是贵族是一个有权有势又有闲的阶层，因而他们的兴趣非常广泛，其学问是旁学杂收的学问。

　　《红楼梦》中有一副对联的上联云“世事洞明皆学问”，这恐怕也是满洲贵族子弟的追求，他们不用寒窗苦读经书，从而将其精力、时间用于“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上，从而养成了“旁学杂收”的学风。

　　《红楼梦》第七十八回“老学士闲征姽婳词，痴公子杜撰芙蓉诔”写道：“说话间，贾环叔侄亦到。贾政命他们看了题目。他两个虽能诗，较腹中之虚实，虽也去宝玉不远，但第一件，他两个终是别途，若论举业一道，似高过宝玉，若论杂学，则远不能及；第二件他二人才思滞钝，不及宝玉空灵娟逸，每作诗亦如八股之法，未免拘板庸涩。那宝玉虽不算是个读书人，然亏他天性聪敏，且素喜好些杂书……”。

　　从小说文本的叙事来看，当贾母问黛玉念过何书时，黛玉道：“只刚念了《四书》。”黛玉又问姊妹们读何书。贾母道：“读的是什么书，不过是认得两个字，不是睁眼的瞎子罢了！”(第三回)贾母显然有“女子无才便有德”的偏见，因而说出如上的谦词，但从小说后面的叙述可知，姊妹们也是“旁学杂收”的。从大观园姊妹们制灯谜来看，她们也大多读过《四书》；而从薛宝钗对林黛玉的劝诫来看，她读书也是颇杂，似乎无书不读。学习的途径似乎主要是自学，林黛玉自从贾雨村开蒙后就未见上过学，但是收藏有“许多书籍”(第十六回)；尤其是在诗词上颇有造诣。从林黛玉居室中“书架上放着满满的书”来看，林黛玉读书颇多(第四十回)；从薛宝钗跟林黛玉谈心中提到的《西厢》、《琵琶》、元人百种等来看，薛宝钗也是博览群书的(第四十二回)；贾宝玉更是杂学旁收，他的毛笔字写得不错(第八回、第二十九回)；从贾宝玉撰写大观园景观的对联及其相关问答而言，贾宝玉植物学的知识也很广博(第十七回)；……从中可知，府邸世家子弟由于不用寒窗苦读，随兴趣所至，其受教育的方式是旁学杂收，琴棋书画、园林医学、灯谜风筝等无所不学，亦无所不懂，具有百科全书式的广博知识。

　　曹雪芹的学问就是旁学杂收的，因而《红楼梦》犹如一部百科全书，正如王希廉在《红楼梦总评》中所言，“一部书中，翰墨则诗词歌赋、制艺尺牍、爰书戏曲，以及对联匾额、酒令灯谜，说书笑话，无不精善；技艺则琴棋书画、医卜星相，及匠作构造、栽种花果、畜养禽鱼、针黹烹调，巨细无遗；人物则方正阴邪、贞淫顽善、节烈豪侠、刚强懦弱，及前代女将、外洋诗女、仙佛鬼怪、尼僧女道、娼妓优伶、黠奴豪仆、盗贼邪魔、醉汉无赖，色色俱有；事迹则繁华筵宴、奢纵宣淫、操守贪廉、宫闱仪制、庆吊盛衰、判狱靖寇，以及讽经设坛、贸易钻营，事事皆全；甚至寿终夭折、暴病亡故、丹戕药误，及自刎被杀、投河跳井、悬梁受逼、吞金服毒、撞阶脱精等事，亦件件俱有。可谓包罗万象，囊括无遗，岂别部小说所能望其项背？”从中可以看出，《红楼梦》就是作者旁学杂收的结晶。

二、《红楼梦》后四十回的教育叙事

《红楼梦》后四十回的教育叙事，主要体现的则是科举应试的士文化。

　　自秦汉以来，士文化是主流文化。自隋代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是科举制度主导下的士大夫文化，而非贵族文化。如果说隋唐贵族文化还有一些势力的话，那么自中唐以来即唐宋社会转型以来，以迄1906年废除科举制度，一千多年来中国社会主要就是科举考试选拔文官的士大夫文化。

　　“学而优则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是汉族文人博取功名的途径和梦想。但由于满族享有特权，不通过科举应试就能够高居官位，因而他们的学习便是贾宝玉那样的“旁学杂收”。但是，汉族文人仕途只有科举应试一途，因而汉族的官宦之家便是士大夫家庭。而士大夫家族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典型的家族形式。

　　1、贾宝玉对科举应试态度的改变

　　《红楼梦》自八十一回伊始，一改前八十回中贾宝玉对八股制艺的厌恶之情，将八股应试的事情就提上了日程，并给予了浓墨重彩的刻画和描写，如第八十一回，当写到贾政对贾宝玉说“……应试选举，到底以文章为主，你这上头倒没有一点儿工夫。我可嘱咐你：自今日起，再不许做诗做对的了，单要习学八股文章。限你一年，若毫无长进，你也不用念书了，我也不愿有你这样的儿子了”的时候，小说文本的叙述中看不出一点贾宝玉对学习八股文章的抵触或厌恶，在《红楼梦》的教育叙事中，这是一大转捩点。

　　在这一回中，贾政亲自将贾宝玉送到家塾里，并对贾代儒说“到底要学个成人的举业，才是终身立身成名之事”的话，这与前八十回贾政的举业观是一致的，但我们如果将它与第七十八回中贾政的想法两相比较，却是有一些抵牾。这还在其次，最为关键的是贾宝玉对举业的态度发生了改变，人物形象也如同两人。从家塾中他与贾代儒的对答、所思所想来看，贾宝玉神采全无，完全是一副唯唯诺诺的形象。

　　贾政亲自将贾宝玉送到私塾里去，并要求他一门心思为应试选举做准备，从此就开始了贾宝玉攻读八股文章的叙事：先是贾代儒让贾宝玉讲《后生可畏》章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章(第八十二回)，后是贾政检查贾宝玉做过的三篇八股文，并现场布置了一篇《惟士为能》让他破题(第八十四回)。最后小说还安排了贾宝玉高中第七名举人的结局(第一百十九回)。所有这些无疑都体现了叙事者曹雪芹与高鹗对八股制艺及其教育叙事的不同态度。

　　在第八十二回中，贾代儒针对着贾宝玉的毛病让他讲了两章《后生可畏》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贾宝玉一一讲解了《后生可畏》，贾代儒认为“节旨讲的倒清楚”，然后让贾宝玉串讲。对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章，贾宝玉虽然“觉得有些刺心”，但仍然能够“这也讲的罢了”(贾代儒语)。

　　在第八十四回中，贾宝玉在两个月里作了三篇八股文，即《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人不知而不愠》和《则归墨》。贾宝玉的破题做得越来越好了，到第三篇《则归墨》，其破题、承题贾代儒“倒没大改”，连贾政都认为“但初试笔能如此，还算不离”。贾政现场给贾宝玉出了一个《惟士为能》的题目，让他破题，听了之后说“也还使得”。

　　在第一百十八回中，当贾兰将贾政的家书送给贾宝玉看的时候，他们还在一起探讨八股文，相谈投机，以至于有喜色，这是前八十回不曾也不会出现的。文中写道：“宝玉仍坐在原处，贾兰侧身坐了。两个谈了一回文，不觉喜动颜色。”贾兰走后，“宝玉便命麝月、秋纹等收拾一间静室，把那些语录、名稿及应制诗之类，都找出来，搁在静室中，自己却当真静静的用起功来”，此时实心用功于举业，这固然是为了答报母恩(见第一百十九回)，但是前八十回肯定不如此写，因为它不符合咒骂读书应举者为“国贼”、“禄蠹”的贾宝玉的个性，八十回前后的贾宝玉对科举制艺的态度简直就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这一点又被李纨的话所印证：在第一百十九回中，当贾宝玉、贾兰与家人离别时，李纨说：“宝兄弟近来很知好歹，很孝顺，又肯用功……”这句话便表明贾宝玉在应试前对经书颇用功，这与前八十回中贾宝玉对举业的态度简直就是霄壤之别。

　　在后四十回中，贾宝玉不仅对举业的态度发生了质的变化，而且被高鹗安排了一个高中第七名举人的结局，从而证明了曹雪芹与高鹗对科举制度一贬一褒的价值取向。

　　2、贾兰依然热衷举业，且高中举人

　　贾兰是贾府中的一个例外，在贾府中，真正热衷举业的，似乎只有贾兰一人而已。这或许与其成长家境有关。其母青春守寡，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贾兰身上。家境的破败，唯一可能东山再起的只能是应试选举了，这一点似乎对于汉人家族、满族家族皆适用。因此贾兰在五岁的时候就“已入学攻书”(第四回，此等叙事不排除是高鹗修改而成的)，并且在读书的闲暇练习射箭。科举应试是典型的士大夫家族的教育，而骑射则显然是满洲的习俗。

　　《红楼梦》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中将贾兰读书应试的其它缘由说得很清楚：“贾兰，今方五岁，已入学攻书。这李氏(贾兰之母)亦系金陵名宦之女，父名李守中，曾为国子监祭酒，族中男女无有不诵诗读书者。至李守中继承以来，便说‘女子无才便有德’，故生了李氏时，便不十分令其读书，只不过将些《女四书》，《列女传》，《贤媛集》等三四种书，使他认得几个字，记得前朝这几个贤女便罢了，却只以纺绩井臼为要，因取名为李纨，字宫裁。因此这李纨虽青春丧偶，居家处膏粱锦绣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一概无见无闻，唯知侍亲养子，外则陪侍小姑等针黹诵读而已。”从中可知，贾兰读书是乃母的教导，而乃母家族中有“族中男女无有不诵诗读书者”之传统，此乃其外祖父家之家风。

　　而贾兰的祖父即贾政如前所述，“自幼酷爱读书”，因而《红楼梦》第二十二回写到，贾政因不见贾兰，便问：“怎么不见兰哥？”(脂砚斋评点：看他透出贾政极爱贾兰。)贾政“极爱”贾兰，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贾兰是其长孙，另一方面恐怕也与贾政“最喜读书人”不无关系。这样一来，无形中更是促使贾兰走科举应试这条路。

　　《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高鹗虽然是内务府人，但也热衷于科举应试，因而在《红楼梦》后四十回中给贾府增添了一丝亮色，实现了作者“兰桂齐芳”之梦想。有学者认为，此等结局，消减了前八十回对科举制度批判的力度，但从客观上来说，正是由于这种合璧，所以百廿回本《红楼梦》完整地保留了关于清代旗人科举应试的士大夫教育与满洲贵族旁学杂收教育的真实情况。况且，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并非大多数文学作品中写得那么不堪，对它应该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认识。

三、结语

　　结合以上所论述的《红楼梦》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教育叙事之差异可知，百廿回本《红楼梦》的确是出自曹雪芹和高鹗二人之手。

　　注：①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本文所引《红楼梦》原文皆出于此版本，不再另注。

　　② 扎拉嘎《满汉文化交融的伟大结晶——〈红楼梦〉》，《红楼梦学刊》2003年第2期。

　　③ 周汝昌《满学与红学》，《满族研究》1992年第1期。

　　④ [清]纪昀等《钦定八旗通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5页。

　　⑤ 《康熙起居注》(第2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639页。

　　⑥ 启功《启功给你讲红楼》，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页。

　　⑦ [清]震钧《天咫偶闻》(卷十)，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28页。

　　

　　*本文系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LZUJBWZY016)、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项目编号：L08DZW015)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