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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明清文学史上，白话小说异军突起，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文学样式。不过，这只是我们对白话小说在明清文学或整个古代文学中的地位所作的历史考量，而在明清时期，当时的士民一般仅将其作为茶余饭后、夜雨孤航时的消遣，至多也不过是将其看作稍有裨益的“史余”、“小道”。也就是说，与“正统”的诗文相比，小说特别是白话小说的创作仍然是为大多数人所不屑的，这也就造成了小说的作者们常用别号、笔名来题署的现象。而这种现象带来的后果是：许多小说作品问世后不久(即使流传很广)，其作者的身份即已成为谜团(如《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世易时移，后人更是难以理清头绪，而这也成为深入研究一些古代小说作品的主要瓶颈。一方面是毋庸置疑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举世公认的繁难度，是应搁置不提还是该迎难而上呢？学术界对于这两种意见都不乏有支持者，而笔者更倾向于后者：束之高阁毕竟不是解决问题之道，在古代小说研究创新越来越难的情况下，与其在文本的阐释上修修补补(更不用说大量的重复研究)，倒不如在小说作者的考证上取得点滴的进步。虽然一些小说作者的身份连同时代的人都不甚了了，但与古人相比，现今的研究者也有自己的优势，那就是接触到的文献资料如各种野史笔记、地方史志、墓志家谱等要比古人丰富的多。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持续的关注，逐步的积累，在某一个点上取得突破完全是有可能的。本文即对明代中后期的《禅真逸史》、《禅真后史》、《扫魅敦伦东度记》(以下简称《东度记》)三部小说的作者——清溪道人的身份作一简要辨析，廓清前人的一些模糊认识，以期抛砖引玉，促进该问题的最终解决。

　　《禅真逸史》、《禅真后史》、《东度记》三部小说虽不能与《水浒传》、《西游记》等相提并论，但也各有特色，如《禅真逸史》、《禅真后史》中既有战争场面，又有神魔故事，还有许多细致的世情描写，也就是借鉴、融合了历史小说、神魔小说、世情小说等不同小说类型的要素和描写手法，这体现了小说作者试图创新的努力，同时也代表了明代中后期长篇白话小说的演变趋势。而《东度记》塑造了许多意念化的妖魔鬼怪，用来象征酒、色、财、气、贪、嗔、痴等，即“借酒色财气逞邪弄怪之谈。一魅恣，则以一伦扫”(《东度记序》)，将乏味的说教形象化、故事化，也是很有特点的一部作品。当然，这三部小说之所以受到特别的关注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大多数学者认为三部小说的作者为同一人——清溪道人方汝浩。如果真是这样，那他无疑会是古代小说史上一位不可忽视的高产通俗小说作家。那么，《禅真逸史》、《禅真后史》、《东度记》三部小说的作者真的会是同一个人吗？下面我们就依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对这一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

一、《禅真逸史》、《禅真后史》作者清溪道人身份辨析

《禅真逸史》现存版本较多(最早为明天启年间刊本)，皆题“清溪道人编次”，因此我们可以确定《禅真逸史》的作者即为清溪道人。至于清溪道人的真实身份，据日本慈眼堂所藏明刊本《禅真逸史》较其他版本所多出的自序的题署“瀔水方汝浩清溪道人识”可知，清溪道人姓方，名汝浩，“瀔水”人。方汝浩于史无载，但此题署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作者身份信息。

　　从“瀔水方汝浩清溪道人”的题署来看，虽不排除瀔水为寄籍的可能性，但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将其理解为里籍应是比较合乎情理的解释，这也符合古代文人一般的署名格式和习惯。那么，瀔水到底指称何地呢？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据题署判定方汝浩为洛阳人，即认为瀔水是河南洛阳的代称。以后的学者多承袭了此种论断，使其成为了学界的主流观点。但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如戴不凡《小说见闻录》“颇疑‘瀔’系‘瀫’之误；瀫水，衢江也”，即认为方汝浩是浙江兰溪一带人。对于此种观点响应者不多，因为戴不凡先生只是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并未进行深入的解释，所以后来的研究者多认为此种看法是推测之词，事实根据不足。但笔者以为，戴不凡先生对于“瀔水”的意见或许更接近于事实：

　　首先，从民众对瀔水和瀫水的熟悉程度来看，用瀫水指称籍贯的可能性更大。“濲，《广韵》、《集韵》并古禄切，音谷。水名，在河内。颜延之诗：伊瀔绝津济。或作榖。”瀔水“即今河南洛河支流涧水及其上游渑池县南渑水”。但在古代典籍中“瀔水”一般写为穀水、谷水，如《国语·周语下》“灵王二十二年，穀、洛斗，将毁王宫”中之“穀”即指穀水。而“瀔水”这一写法的使用率并不高，具体的例证除上面引文中提及的颜延之《北使洛》诗外，其他基本上只见于历代字典韵书的收录(这些字典韵书在举用字实例时，也只是提到了颜延之的《北使洛》诗)。“瀫，《集韵》胡谷切，音縠。水声。又水名。《广舆记》：瀫水在金华府城南，西至兰溪界。《集韵》或作縠。”瀫水，唐代时改称衢江。但在唐以后瀫水的名称并未在日常生活中消失，而是基本成为了兰溪的别名：“(兰溪)其源有二……二水合而汇于兰阴，类罗瀫文，又名瀫水。”在兰溪县更有许多与瀫水相关的风物，如晚唐既已闻名的兰溪名酒瀫溪春，明代在兰溪县设置的驿站——瀫水驿，而时至今日，兰溪八景中仍有被称作“瀫纹漾月”的景观。翻阅古代典籍，瀫水之名也屡见不鲜，特别是频繁出现在江浙文人的诗文集中，如著名的兰溪籍文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类稿》中就出现了几十处“瀫水”、“瀫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浙江之“瀫水”的认知度要远高于河南之“瀔水”。而在表征籍贯(或居住地)时，古人的确常常使用地名的古称、别称或代称，但这些称谓基本上都是人们所熟知的，如将南京称为金陵、江宁，将杭州称为武林、钱塘、西湖等等。所以说，将本已非常知名的古都洛阳用生僻的瀔水来指称恐不符合情理。而瀫水与兰溪的密切程度高，并且瀫水这一名称一直没有脱离现实，因此用瀫水指称浙江兰溪要比用瀔水指称河南洛阳更加可信。

　　

　　基于以上分析，《禅真逸史》“瀔水方汝浩清溪道人”之“瀔水”为“瀫水”之误并非无稽之谈，并且这种错误可能并不是由笔误所造成的，而是当时许多人就是以瀔水来指称兰溪的。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瀔水”与“瀫水”的区别(这既包括字形上的差异，也包括它们所指的河流的具体位置)。

　　《禅真后史》“与前史源流相接”(《禅真后史源流》)，“皆所以补《逸史》未备”(《禅真后史序》)。也就说，《禅真后史》在故事、立意上皆承接《禅真逸史》而来，我们可以将二者称作是“禅真”系列小说。明崇祯二年峥霄馆本《禅真后史》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最早刊本，题“清溪道人编次，冲和居士评校”。翠云阁主人陆云龙在《序》中也指出：“若夫清溪道人试提醒于前茅，已作南车之指；猛钳锤于后劲，允为暗室之灯。”由此我们可以判断，《禅真后史》的作者清溪道人与《禅真逸史》的作者为同一人即方汝浩。

　　

　　

　　

二、《东度记》作者清溪道人身份辨析

《东度记》全名《扫魅敦伦东度记》，又称《续正道书东游记》。现存最早版本是明崇祯八年万卷楼刊本，题“荥阳清溪道人著 华山九九老人述”。那么，这位荥阳清溪道人又是谁呢？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明代万历年间万卷楼所刊出的另一部小说——《三教开迷归正演义》(以下简称《三教开迷》)。《三教开迷》署“九华潘镜若编次”，前有《三教开迷序》末署“九华山士潘镜若撰”，可知九华山士是潘镜若的别号。《三教开迷序》中写到：“盖予先严清溪道人喜谈释，尝与名淄辩难。”而《东度记》中华山九九老人所作的《引》开头即说：“清溪道人，下愚先人，喜谈禅而好行善事。”两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两处对清溪道人的描述基本一致：喜谈佛理，并且都将清溪道人称为先人，这样看来，《三教开迷序》中提到的清溪道人与《东度记引》中的清溪道人即《东度记》作者应为同一人。要想证明这一结论，关键点在于确认《三教开迷》中的九华山士与《东度记》中的华山九九老人为同一人。对此，除上面提到的《东度记引》和《三教开迷序》中的表述外，我们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证明：

　　首先，从二者的籍贯来考察。《东度记》题“荥阳清溪道人著”，即作者为荥阳(郑州)人。华山九九老人称清溪道人为先人，则华山九九老人也应是荥阳人。《三教开迷》虽为小说作品，但“事迹若虚若实，人名或真或假”(《三教开迷演义跋》)。如第二回中就有一个以作者为原型的人物(下文将会详细说明)，第七十三回作者则对自己的家世进行了介绍：“却说济南府商河县有个荥阳潘氏，随大明皇祖征进金陵，家世居京，代传一个仙游了的清溪道士，乃九华山士的先人”(此处有眉批曰：“借假写真”)。据此，九华山士祖籍也是荥阳。

　　其次，从二者的身份地位来考察。《东度记引》后钤有“解元之章”的印章，表明华山九九老人曾经科举考取了解元。《三教开迷》第二回中有如此介绍：“这士人年近五旬，乃都城内一个武解元，姓潘，别号镜若。”(可见镜若也非真名，而是别号。)这与《三教开迷序》中“壮而孔门未遂，首为鹰扬，拔淹蹇长安四十余载”的描述也是一致的。因此，九华山士也为解元身份。

　　

　　

　　

　　综上所述，《东度记》的作者清溪道人，姓潘，祖籍荥阳，世居南京。其子潘镜若，著有《三教开迷归正演义》。

三、结语：两位清溪道人之关系辨析

前文我们已经说明《禅真逸史》作者清溪道人和《禅真后史》作者清溪道人为同一人，此清溪道人(以下简称《禅真》作者)与《东度记》作者清溪道人有没有什么关联呢？其实，通过以上的分析答案已经非常明显，但由于对此的误解长期、普遍地存在，所以我们下面再具体说明一下。

　　

　　

　　综上，就目前的文献资料来看，我们在探讨《禅真》与《东度记》的作者时还是应分别予以讨论：《禅真逸史》、《禅真后史》的作者清溪道人即方汝浩，应为浙江兰溪人；《东度记》的作者清溪道人为荥阳(郑州)潘氏，世居南京。

　　注：① 如果具体分析不同的小说作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还有很多，如避祸心态、社会风气影响等，对此前人论述较多，本文就不再详细介绍。

　　② 本文所引《禅真逸史》、《禅真后史》、《东度记》、《三教开迷归正演义》之序、跋、引以及正文等皆据《古本小说集成》所收版本，除有必要，下文不再一一注明。

　　③ 此版本的题署见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19页)。慈眼堂藏明刊本《禅真逸史》为孙楷第先生所亲见，但现在已不知所踪。

　　④ 戴不凡《小说见闻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71页。

　　⑤⑧ 《增订篆字殿版康熙字典》巳集上，广益书局民国三十六年(1947)版，第41、44页。

　　⑥ 魏嵩山《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7页。

　　⑦ 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92页。

　　⑨ [明]薛应旂《浙江通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14页。据明嘉靖四十年刊本影印。

　　⑩ 本文所依据的《少室山房类稿》是1924年胡宗楙辑《续金华丛书》本，此版本据明万历间刊本刊刻，题“瀫水胡应麟明瑞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