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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松龄《聊斋志异》一书的创作始于何时，是一个经过多位研究者探讨但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以已故的章培恒先生为代表，认为创作起始于蒲松龄南游江淮即康熙十年(1671)之后，二是袁世硕、马瑞芳、张稔穰、李灵年等先生认为，创作始于蒲松龄二十多岁，时在康熙三年(1664)左右。由于研究者对一些相关文献的认识存在歧说，各方观点颇不相同，《聊斋志异》创作的起始时间遂成一个存疑待考的问题。今不揣简陋，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

一、“途穷书未著”与“新闻总入《狐鬼史》”

章培恒先生在《〈聊斋志异〉写作年代考》一文中，曾引蒲松龄“途穷书未著”的诗句来说明《聊斋志异》的创作在康熙十年(1671)尚未开始。其文云：

　　手稿本第一册卷首《聊斋自志》，末署“康熙己未春日”，己未为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文中云：“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据“久之”一语，知其于康熙十八年写《自志》时，距其开始写作《志异》已为时甚久；而他在康熙十年所写的《独坐怀人》诗中却有“途穷书未著，愁盛酒无权”(《聊斋诗集》卷一，见路大荒先生编《蒲松龄集》)之句，所以，《志异》的开始创作，也即第一册的开始写作，当在康熙十一、二年或稍后。

　　章先生的这一推论是存在问题的。其原因在于章先生只注意到了《聊斋诗集》卷一中“途穷书未著，愁盛酒无权”的诗句，但却忽视了同一卷中与《聊斋志异》的创作有直接关系的其他诗作。而所谓“途穷书未著”一语，“书未著”三字也不能理解为《聊斋志异》的创作至此尚未开始，而是说所作不多，此时尚未成编。正因为如此，冯伟民先生在《关于〈聊斋志异〉写作过程的两个问题：兼与章培恒同志商榷》文中，举出了蒲松龄的诗句“途中寂寞姑言鬼，舟上招摇意欲仙”和“新闻总入《夷坚志》，斗酒难消磊块愁”，以说明《聊斋志异》的创作开始于作者南游之前。冯先生所引的前两句诗见于《聊斋诗集》卷一的《途中》其一，是蒲松龄康熙九年南游途中的诗作；后两句诗见于同卷《感愤》，这首诗在抄本诗集《聊斋偶存草》中题作《十九日得家书感赋，即呈孙树百、刘孔集》，袁世硕先生考察认为，此诗作于康熙十年的正月十九日，时在蒲松龄南游期间。

　　“新闻总入《夷坚志》，斗酒难消磊块愁”这两句诗，《聊斋偶存草》抄本作“新闻总入《狐鬼史》，斗酒难消块磊愁”。《夷坚志》，宋人洪迈撰，全书四百二十卷，今存二百余卷。《四库全书总目》评论说：“书中神怪荒诞之谈居其大半，然而遗文轶事可资考镜者，亦往往杂出于其间。”蒲松龄以《夷坚志》代指自己正在创作的《聊斋志异》一书，正是从二者皆多记神怪之事着眼的。至于《狐鬼史》，赵起杲《刻〈聊斋志异〉例言》有云：“是编初稿，名《鬼狐传》。”此说虽出自传闻，不一定可靠，但《聊斋志异》多记鬼狐之事则是事实。蒲松龄曾自称“异史氏”，以《狐鬼史》代指《聊斋志异》，正说明了此书谈鬼说狐的志异志怪性质。总之，“《夷坚志》”与“《狐鬼史》”，都是蒲松龄本人对《聊斋志异》的代称，所指都是他南游期间已经在创作的《聊斋志异》，这是不存在疑问的。

　　冯伟民先生解释“新闻总入《夷坚志》，斗酒难消磊块愁”两句诗说：“诗中的三、四两句无疑是告诉我们《聊斋志异》的写作已在进行。所谓‘总入’，更说明已进行了一段时间，且有了一部分成果。”“总入”这样一种说法表明，《聊斋志异》的创作并不是作者南游期间才开始进行的，而是由来已久。那么，蒲松龄是什么时候开始创作《聊斋志异》的？细检原书，我们不难发现，蒲松龄早年创作此书的痕迹同样是历历可辨的。

二、《聊斋志异》文本所见早年创作的内证

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说：“闻则命笔，遂以成编。”听到或看到一则故事，随即酝酿思考、命笔成文、修改加工，直至写成一篇自己感到满意的小说，这可以说是《聊斋志异》创作的一个特点，是作者的一种创作习惯。就《聊斋志异》中那些具有新闻特质的短制而言，这种“闻则命笔”的创作特点更是十分突出。试想，一件众口流传的奇闻异事，在经过了若干年之后再去“命笔”载记，这样的新闻事件还有记载下来并作进一步加工的创作兴趣与价值吗？

　　《聊斋志异》中并不乏这类具有新闻特质的短制。比如《地震》篇：

　　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刻，地大震。余适客稷下，方与表兄李笃之对烛饮。忽闻有声如雷，自东南来，向西北去。众骇异，不解其故。俄而几案摆簸，酒杯倾覆；屋梁椽柱，错折有声。相顾失色。久之，方知地震，各疾趋出。见楼阁房舍，仆而复起；墙倾屋塌之声，与儿啼女号，喧如鼎沸。人眩晕不能立，坐地上，随地转侧。河水倾泼丈余，鸡鸣犬吠满城中。逾一时许，始稍定。视街上，则男女裸聚，竞相告语，并忘其未衣也。后闻某处井倾仄，不可汲；某家楼台南北易向；栖霞山裂；沂水陷穴，广数亩。此真非常之奇变也。

　　张崇琛先生曾经从新闻写作的角度分析这篇作品，认为《地震》篇不仅具备新闻“六要素”，即时间(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刻)、地点(稷下，即济南)、人物(蒲松龄与表兄李笃之)、事件(方“对烛饮”，“几案摆簸，酒杯倾覆，屋梁椽柱，错折有声”，“墙倾屋塌”，“河水倾泼丈余，鸡鸣犬吠满城中”)、原因(地震)、结果(“闻某处井倾仄，不可汲；某家楼台南北易向；栖霞山裂；沂水陷穴，广数亩”)，而且运用了消息类新闻写作通常要求的“倒金字塔式”结构。从《地震》篇所记载的事件内容看，蒲松龄所记新闻事实由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稍后的传闻两部分组成。写亲身经历的部分，状自己的所见所感如在目前，所写的正是自己经历不久的事实；有关这次地震的远近传闻，也应该距地震发生的时间不远。因此，说《地震》篇创作于这次地震发生的数月之内是合情合理的，如果是数年之后再来记载这次地震的相关事实，因为事过境迁，记忆转淡，作者的感受就不会如此强烈，叙事的情感色彩也不会如此浓烈。

　　再看《念秧》、《蛙曲》、《鼠戏》这一组作品。《念秧》不属短制，但同样具有新闻特性。它的前半篇，写的是“余乡王子巽”入都探亲，在路途遭人设局诓骗之事；后半篇，写同邑吴安仁出都途中之事。吴安仁因为有狐友暗中帮助，所以在回乡途中不但没有受骗破财，反而人财两得，使得诓骗者不逞而亏。我们知道，狐化为人而帮助人的事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所以马振方先生评论此篇说：“《念秧》一题，实为两篇。……前篇是拟实之作，而且多写真人真事；后篇是表意小说，不仅纯属虚构，还有许多幻诞成分。”《蛙曲》与《鼠戏》两篇在手稿本中紧排于《念秧》之后，记载的是王子巽在京城的见闻，而且通篇都是王子巽的原话。前一篇记“王子巽言”如何，后一篇则记王子巽“又言”如何。由此可知，《念秧》、《蛙曲》和《鼠戏》，都是作者听了自北京回到家乡的王子巽讲述见闻经历之后写成的，三篇作品为一时之作。

　　王子巽实有其人。他名敏入，字子巽，一作子逊，号梓岩，与蒲松龄同为淄川县学的生员。蒲松龄在为王子巽所作的《〈追远集〉序》一文中，称“余与分深李、郭”，可知二人之间确有深交。《聊斋文集》中有一篇《陈淑卿小像题辞》，有研究者据以称说陈淑卿是蒲松龄的如夫人，后经邹宗良、王枝忠、马振方等先生考辨，知陈淑卿实为王子巽之妻，是王子巽自写其亡妻的小像真容，而请蒲松龄撰写了这篇题辞。

　　

　　

　　

　　

　　《聊斋志异》中还有一篇值得注意的短制《赤字》。其文云：

　　

　　

　　《赤字》篇是蒲松龄何时创作而成的？我们觉得冯伟民先生的看法颇有道理，他说：

　　

　　

　　

　　

三、“涪水神刀不可求”与“司空博物本风流”

蒲松龄的挚友张笃庆著有《昆仑山房集》，其中康熙三年(1664)有《和留仙韵》七律二首。其二全诗如下：

　　司空博物本风流，涪水神刀不可求。

　　(自注：张华官至司空，著《博物志》，多记神怪事。)

　　君向黄初闻正始，我从邺下识应侯。

　　一时结客白莲社，终夜悲歌碧海头。

　　九点寒烟回首处，不知清梦落齐州。

　　

　　

　　刘洪强先生给出了“涪水神刀”的正确出处，纠正了因未明典故而形成的误解，但他对“司空博物本风流，涪水神刀不可求”这两句诗的解释却不无可商榷之处。他认为，“司空博物本风流”句中的“司空”指的是张笃庆本人，是以同姓的张华代指自己；而“涪水神刀不可求”也只是以同姓的蒲元代指蒲松龄，此外并无任何深意。他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张笃庆的这两句诗未能表明蒲松龄康熙三年已经在创作《聊斋志异》，还是应该把《聊斋志异》创作起始时间定为蒲松龄三十多岁以后，即他南游归里之后为好。

　　因为对“司空博物本风流，涪水神刀不可求”这两句诗的理解事关《聊斋志异》创作起始时间的认定，下面我们与刘洪强先生探讨一下这两句诗的具体所指。

　　关于“司空博物本风流”的诗句，刘洪强先生认为这仅仅是以张华比作张笃庆自己，其所举出的理由，一是康熙三年，“蒲松龄才刚刚24周岁，于情于理他也不会进行小说创作”；二是“当下学者都把《博物志》归入志怪小说中的‘地理博物类’中，它‘以山川地理知识和传说所占比重最大’”，“《博物志》与《聊斋志异》即使不是风马牛不相及也是相去甚远的，张笃庆为什么拿《博物志》比《聊斋志异》呢？”

　　其第一个理由，上文举出的事实已经予以否定。《聊斋志异》中，像《李司鉴》这种无须进行文字加工的短新闻，其写作的时间应该就在事件发生的康熙四年；《赤字》这种简单的记事文字，更有可能把《聊斋志异》创作的起始时间提早到顺治十二年，蒲松龄十六岁时。

　　其第二个理由，牵涉到对《博物志》一书的性质及其与《聊斋志异》关系的认定。《博物志》固然是“以山川地理知识和传说所占比重最大”，但却不能以此否认此书的神怪性质，更不能说“《博物志》与《聊斋志异》即使不是风马牛不相及也是相去甚远的”。如《博物志》卷三《异兽》条载：

　　

　　再看《聊斋志异》之《黑兽》篇：

　　

　　尽管蒲松龄在篇首自撰出处为“闻李太公敬一言”，但老虎并无黑兽这样的天敌，《黑兽》篇分明是一个虚构出来的动物故事。上举的两篇作品，“猛兽”与“黑兽”这两种为虎所敬畏的动物，前后的继承关系可以说是一目了然的，怎么能说《博物志》与《聊斋志异》即使不是风马牛不相及也相去甚远呢？

　　张笃庆诗中的自注“张华官至司空，著《博物志》，多记神怪事”，很显然是为“司空博物本风流”一句作注。但晋人张华和蒲松龄的朋友张笃庆却明显具有不同的文学旨趣。《晋书》本传说张华“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他以博物著称于世，创作《博物志》一书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使然，亦是其兴趣所致。张笃庆的高祖张敬，万历年间官礼部仪制司主事，著有《张仪部集》，钱谦益《列朝诗集》、朱彝尊《明诗综》均录其诗篇。其父辈张谱、张询、张诠皆能诗，并有诗稿藏于家，《国朝山左诗钞》选录其中若干首。其父张绂，被王士禛称为“酒余好为诗”。张笃庆幼承家学，热衷于诗道。他十六岁即以诗获得提学道施闰章的赏识，被“面许采芹”。十八岁时与蒲松龄、李尧臣等人结“郢中社”从事诗歌创作，年未及冠已有乐府二百余首。青年时代的张笃庆怀着极大的热情进行诗歌创作，后来他出应科举屡试不中，更是一心致力于诗歌，直至晚年。因为视诗文为文学正宗，张笃庆对友人蒲松龄创作志异志怪的小说很不以为然。如果他仅仅是以张华自比，此外并无深意，他又如何会在诗句之下，加上这样一条与自己的文学爱好大异其趣的“著《博物志》，多记神怪事”的自注？

　　刘洪强先生说古人在诗句中“常拿历史上与自己同姓的名人指自己，与友人同姓的名人代指朋友”，应该说这种情况是有的，但不是普遍现象，更不是必然如此。是不是分别以同姓的名人况指自己和朋友，要根据诗作的背景和具体内容来进行判断。就张笃庆的“司空博物本风流，涪水神刀不可求”这两句诗而言，第一句是因为作者知道蒲松龄正在创作志怪小说，所以才况比以晋代著有《博物志》的张华；第二句，则是说如果蒲松龄像张华那样热衷于传奇志怪之事，这无异于蒲元用涪水煅刀，是难以煅成神刀的。其言外之意，是提醒自己的朋友蒲松龄，把时间和精力用在谈狐说鬼一类的创作上是毫无意义的。这样的规劝，与他后来在诗作中劝蒲松龄“聊斋且莫竞谈空”，表述的正是前后一贯的思想。

　　辨析了对“司空博物本风流，涪水神刀不可求”的诗句理解中出现的歧义，我们也就可以作出判断，《聊斋志异》的创作在顺治后期至康熙初年就已经开始。张笃庆康熙三年所作的《和留仙韵》其二，是蒲松龄早年创作《聊斋志异》重要的旁证材料，这话并没有说错。

　　注：

　　② 章培恒《〈聊斋志异〉写作年代考》，《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一辑，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184页。

　　③ 参见冯伟民《关于〈聊斋志异〉写作过程的两个问题》，《蒲松龄研究集刊》第四辑，齐鲁书社1984年版。

　　

　　⑤ [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57页。

　　

　　

　　⑧ 张崇琛《新闻与文学交融的杰作：〈聊斋志异〉中的新闻篇章》，《蒲松龄研究》2009年第1期。

　　

　　⑩ 参见田泽长《蒲松龄和陈淑卿》，《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一辑，齐鲁书社1980年版；邹宗良《对〈蒲松龄和陈淑卿〉一文的几点质疑》，《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三辑，齐鲁书社1982年版；王枝忠《对〈蒲松龄和陈淑卿〉的几点商榷》，王枝忠《蒲松龄论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马振方《〈陈淑卿小像题辞〉考辨》，《文学遗产》1985年第1期；邹宗良《〈《陈淑卿小像题辞》考辨〉订补》，《文学遗产》198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