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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宗岱，清代乾隆年间著名诗人。翁方纲在《赠仲兰》一诗中高度赞扬他的诗文成就：“此日英声满章贡，吾门世泽迈杨姚。杜韩师法功逾细，扬马词源溯更深。”①章贡即章水和贡水的并称，亦泛指赣江流域。翁方纲说杨宗岱师法杜、韩、扬、马，“英声”遍及赣江流域。翁方纲还在《题乐莲裳莲隐图》一诗中将他和清初号称“北傅南吴”的吴雯相提并论。该诗“杨郎已老吴子少”一句后自注云：“大庾杨钝夫、东乡吴兰雪，予皆尝以莲洋目之。”②由此可见，杨宗岱的诗文在当时颇受好评。除了诗文，他还有笔记小说《烈女无名氏传》和杂剧《离骚影》。学术界对他和他的作品研究得不多，到目前为止，只有黄义枢《清代戏曲作者考三题》和杜桂萍《清代戏曲〈离骚影〉作者考》两文有所研究。但前文非常简略；后文虽然详细，也有一些遗漏和值得商榷之处。本文在两文的基础上，复核其所引文献，征引其未引文献，对其生平再作考证，并对《烈女无名氏传》和《离骚影》作相关考论。

一、杨宗岱的生平

杨宗岱的生平资料散见于《大庾县志》《井研县志》《绵竹县志》等方志、翁方纲《复初斋集外诗》《复初斋诗集》《复初斋诗文集》、浦铣《历代赋话》、谢启昆《树经堂诗初集》、游绍安《涵有堂诗文集》等文献中。

　　杨宗岱，江西大庾人，原名生鲁，号钝夫③，别号楚客，时人亦称他为钝翁。生于雍正九年(1731)，卒年不详，但嘉庆元年(1796)仍活在人世④。出身“望族”⑤，其祖父、父辈以及外祖父皆有声誉。乾隆二十四年(1759)中举，二十八年中进士。二十九年九月前后，跟随自己的乡试、会试老师翁方纲前往广东。三十三年九月后到三十四年十月，掌教广东惠州书院。三十五年春，赴京谒选，未果。三十五年春到年底，受会试老师德保之延请，入其幕。三十五年底至三十八年春，在德保的推荐下，执掌广东南雄郡学。三十八年春，又赴京谒选，最终得授广西柳州府来宾县知县，但未赴。三十九年春至四十二年九月，出任四川绵竹知县。四十二年九月至四十三年腊月，出任四川井研知县。四十三年腊月，因父去世，丁忧回籍。五十八年夏，掌教湖南常德府武陵县朗江书院。六十年底至嘉庆元年(1796)初，在京参加在宁寿宫皇极殿举行的千叟宴，并作《月正元日皇帝御极恭纪四韵》和《千叟宴恭纪十首》⑥。

　　杨宗岱为官清廉，“善政、善教，不可殚述”⑦。《民国大庾县志》云：“廉敏有声，凡民间利弊，兴革俱宜，民德之，为立祠以祀。后子孙偶过其地，都人士争醵金以赠，此亦如感恩召伯，爱及甘棠也。盖德泽之入人深矣。”⑧《嘉庆井研县志》亦云：“清介勤敏，新设养济院，创建龙神祠，厘正关帝庙田地界址。莅任一载，百废俱兴，尤工诗文，以忧去，邑人思之。”⑨他清廉、勤政，但仕途并不顺利。从现存文献看，他得授县邑之实缺的记载只有广西来宾、四川绵竹、井研三次，真正上任的只有绵竹、井研两次，且在绵竹知县任上不到一年便被改任它职，雷翀霄《邑侯杨钝夫寿序》记之甚详：

　　绵冲邑，时方剿两酋，军需旁午，有司以催科为急。公曰：“是更不可不急于抚字也。”首访蠹吏数人，惩以法。遴老成协众望者，董军需之费，凡民所应输必斟酌省约，明切晓谕，非实用不以及民。且日有会，月有计，从事不得为奸，故用饶而民不困。绵之人敬之如神明，而爱之如父母焉。大吏知其贤，檄公综核报销局事。⑩

　　绵竹“时方剿两酋，军需旁午”，非常紧急，有司“以催科(催收租税)为急”，但他却“急于抚字”(对百姓的安抚体恤)，并“首访蠹吏数人，惩以法”。这些难免被“有司”看成是迂腐之举。“大吏”即督四川的最高官员，他既知杨宗岱之贤，为何还要免其知县之职而改任“综核报销局事”？难道知县不可以统管一县之事？此事颇赖寻味。再看在井研任上：

　　单骑视事察民，隐访利弊，黜衙蠹，惩讼棍，三令五申，不戮一民，而民向化。……公居不重席，食不兼味，除陋规，却馈献，禁供应。或常例所入，不矫枉以遗怨后来，悉充公用。……时奉檄买补仓谷，限甚迫，公力陈民力未纾，得少缓，择粮户稍裕者尽领尽给，粮少者悉不与。江南湖广偏灾，奉旨发川中官粟以济之，州县近水次者皆派运。吾邑在派中，公复力请于大吏，得免。

　　“隐访利弊，黜衙蠹，惩讼棍”，必然会得罪很多人。“禁供应”、“常例所入……悉充公用”必然会伤害贪污腐化的同僚的利益。“奉檄买补仓谷”、“奉旨发川中官粟以济之”，他却以百姓利益着想，“复力请于大吏”，这肯定给上司以办事不力、过于迂腐之嫌。

　　杨宗岱宦途不顺，身体多病，故一生潦倒不堪。他信奉佛教，翁方纲《仲冬送杨琴研养疴归大庾兼寄令兄钝夫二首》第一首云：“……还家兄弟虽同被，终日跏趺更闭门。来岁江城残雪重，访君须为理玄言。”跏趺为佛教徒双足交叠而坐的一种坐姿，由此可知杨宗岱和其兄弟杨琴研信奉佛教。翁方纲《杨琴研归大庾四年而复来南雄，舟中赋此赠之如前送诗之数》亦言及他们信奉佛教之事，其二首云：“欲与君观息性，炷香万籁一跏趺。”

　　在著述方面，杨宗岱“尤工诗文”，但诗文大多亡佚，目前仅能从相关文献中检索到一部分。诗歌，《民国大庾县志》录有26首，《嘉庆井研县志》录有12首，翁方纲《复初斋集外诗》存有2首，翁方纲《复初斋诗集》存有1首诗名。散文，《嘉庆井研县志》录有4篇，《绵竹县志》录有1篇，《复初斋诗集》存有1篇文名，浦铣《历代赋话》卷首有序言1篇。《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录有履历奏折1篇。笔记小说有《烈女无名氏传》，杂剧有《离骚影》，这是目前所能见到他仅存的小说和戏曲作品，二者皆以武陵县一个烈女殉节的故事为题材。

二、《烈女无名氏传》

《烈女无名氏传》最初附于乾隆末年、嘉庆初年刊刻而成的《离骚影》卷首，全文如下：

　　鼎州江郭，古墓一所。相传某年月，江涨浮女尸一躯，洄漩堤下不去，涨落停沙上，数日面色如生。居人异而殓之，一手犹握小卷，取出开视，札缚绢片，血书诗一首云：“洁守深闺十九春，岂期竟作虏囚身！夫生未补君王事，妾死宁忘夫妇伦。夜静自甘沉弱质，月明那管吊亡人？恩深父母终难慰，愿作儿孙来世亲。”咸惊叹曰：“烈妇也！奈何不留姓氏？”有识者曰：“若不观诗意乎，前后八句，惓惓以死，维君臣父子夫妇之伦，而不管人吊否，此岂有心殉名哉？”佥曰：“诺。”遂厚殓，择高原葬之，勒诗于石，以风世焉。岁久墓圮，石漫灭，诗虽失传。或指为贞女，或指为节妇，俱无左验。有某生者，忽于墓所遇一叟，须眉皓白，指颓冢谓生曰：“此烈女也。”为具述颠末，且云：渠曾祖预其事，而和有诗。遂并原诗录出付生，不顾而去。生嗟讶久之，持其诗诣采风者，遂树石重表其墓云。

　　论曰：女子之洁身也，死可洁，既死名何爱焉！人人之不忍死烈也，烈可传传名，又何与焉！此特为泯之无一字存者言耳。若诗言走矣，而不言名，安知无死，何心也？而又因此为名，之痛之惩，则其光明磊落，如烈日秋霜，而不可噎之苦志，虽欲勿传，庸可得乎？庸可得乎！

　　同治《武陵县志》卷四十七《艺文志》亦载录此小说，内容基本相同，不同之处为：1.“居人异而殓之”一句的“殓”字为“敛”字。2.无“佥曰：‘诺。’”一句。3.“此烈女也”一句为“此烈女墓也”。4.无“论曰”一段。其内容比《离骚影》卷首所载录的有所简化，这大概是方志编撰需要精简所致。

　　鼎州即武陵县(今湖南常德市)。武陵古烈女故事诸多文献皆有提及，如龙轩在《〈离骚影〉跋》中说：“予自垂髫，习闻郡西郭烈妇古墓。”邓显鹤《沅湘耆旧集》卷四十二录有署名为“古烈女”的《血书诗》一首，诗前序云：“烈女不知名姓，或云姓古，或曰：‘非也，以古墓故，遂讹为古姓也。’”该故事似乎是真人真事，如它有物证(“鼎州江郭，古墓一所”)，主人公烈女有诗歌流传(《沅湘耆旧集》甚至将它专门收录)。但是，杨宗岱在小说中又说“相传某年月”、“俱无左验”、“有某生者”，龙轩在《〈离骚影〉跋》中更是说“传信传疑，讫无定论”，这些又表明该故事更像是一个民间传说。除了杨宗岱的这篇笔记小说，其它文献皆未完整记载该故事，故我们现在无法考证其真实面目。

　　《烈女无名氏传》叙述视角比较独特，主要笔墨不在主人公烈女身上，而在后人对烈女所持的评价和所做的事情上。中国传统笔记小说往往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和第三人称限知视角的叙述模式，故事始终是主人公本人的事情，作者的笔墨始终不离主人公。《烈女无名氏传》并未将笔墨集中在烈女本人身上，但烈女的精神和形象却通过后人的言行得到了很好的展现，烈女的故事也给读者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另外，《烈女无名氏传》取法《史记》中“太史公曰”和《聊斋志异》中“异史氏曰”的模式，篇末附有作者的评赞(即“论曰”)，表明了作者的态度，深化了小说的主题，同时使小说具有一种史传散文的风格。

三、《离骚影》

该剧未见清人及近代戏曲文献著录，现当代也只有蔡毅《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郭英德《明清传奇综录》、李修生《古本戏曲剧目提要》、邓长风《明清戏曲家考略全编》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古籍善本书目》等少数戏曲著作著录。该剧仅存“清乾隆正气楼刊本”，一卷八出，一本，题“楚客填词，吴讴正谱”，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卷首依次有署“楚客自题”之《自题》、署“荆溪任鉴”之《题辞》、署长沙周大澍、萍村戴世泰、凤亭叶呜冈、芝岩卞承烈、鹭溪文自奎、紫堂张瑛、乐亭胡丰、了缘赵九鼎、荔堂朱怡典、野云朱鹤年、莲筏释常济、鹤泉张世法、蘅皋孙起楠、兰庄陈珪、晓帆杨泳等人的《题词》，附有《烈女无名氏传》及署铁山陈子承、雨林周大澎、蒔园邱应培、虚谷李如筠、南溟朱腾鹏、小山卞光培、丹阳卞炎墀、晓帆杨泳等人的《和烈女诗原韵》；卷末有王澍和龙轩的两篇《跋》文。

　　关于《离骚影》的剧本体制，存在争议。任鉴《〈离骚影〉题辞》说：“大庾钝夫先生掌教朗江，演其事，作《离骚影》杂剧示余。”将其视为杂剧。而邓显鹤《沅湘耆旧集》说：“乾隆末，大庾杨宗岱钝夫讲朗江时，曾采其事作《离骚影》传奇，其事遂盛传于时。”将其视为传奇。今人也持以不同的观点，李修生《古本戏曲剧目提要》将其归于“清杂剧”类下，而蔡毅《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和郭英德《明清传奇综录》均视其为传奇。它究竟是杂剧还是传奇？邓长风在《在历史的演进中如何区分杂剧与传奇》中根据古代戏曲剧目的实际情况和各种戏曲文献书目的著录情况，将一至十一折(出)的戏曲称为杂剧，十二折(出)及其以上的称为传奇，由此他认为《离骚影》是杂剧。笔者认为邓长风的分析颇为合理，固当视其为杂剧。但它已不是纯正的北杂剧，而是南杂剧。

　　《离骚影》根据武陵烈女故事敷衍而成，写屈原死后上帝悯其孤忠亮节，因此拔擢沉魂，封他为“怀愍仙伯”，仍复其“水孛星君”原位，巡视五湖四渎，以举忠烈、劾邪淫。这日巡视湖湘，横览旧邦，不由得伤感。忽见一股怨气冲天，又化作彩云飞去，原来是一个遇难妇女投江自尽。据说此妇原是瑶池仙子，谪凡人间十九年，限满归真。屈原忙命人调查实情。湖湘间多年饥荒，盗贼蜂起，有土匪乘机抢掠财物妇女。其中有一个妇女拼死反抗，匪首无奈，命人把她暂押在一间破庙中。守兵也是被胁迫入伙的，伺机逃走了。难妇虽欲逃脱，却身处蛮荒之地，家乡辽远，单身弱力，终难脱虎口。她发现此庙是三闾祠，决心像屈原一样视死如归。于是撕下衣襟，以指血写诗一首以明志，然后紧握手中投江而死。第二天，武陵书生纪真同乡绅成章偶见渔翁打捞出一具女尸，读了她手中的绝命诗后，了解到她的不幸，同时又对她殉节而不留名的品格表示敬佩，于是厚殓尸首，又出资刻诗碑。筑坟时，山鬼山神受屈原之命，相助成高冢。诗碑树立，从此受大家景仰。二百年后，乡人龚有闻与纪真的后代修志，考察一座圮坏的无名坟冢时，得一老道人指点，才知是烈妇墓葬之地及当年种种异迹。两人修志有据，又拓下碑文，以使诗歌留传。拓好的碑帖忽然冲天而去，直达天庭，沅湘一方的天神均受到天帝的褒奖。

四、《烈女无名氏传》和《离骚影》的关系

二者皆以武陵古烈女事为题材，其创作时间和创作缘由大体相同。

　　任鉴《〈离骚影〉题辞》云：“癸丑夏，大庾钝夫先生掌教朗江，演其事，作《离骚影》杂剧示余，显微阐幽，功莫钜焉。”邓显鹤《沅湘耆旧集》亦云：“乾隆末，大庾杨宗岱钝夫讲朗江时，曾采其事作《离骚影》传奇，其事遂盛传于时。”朗江书院位于武陵县，《武陵县志》卷二十二《学校志·书院》云：“朗江书院，在府学后，前抵火星池庙隅，后抵丹桂坊街，左抵横街，右抵詹姓砖墙。乾隆十六年知府雷畅、知县李际隆创建。”由此可知，《离骚影》是杨宗岱于癸丑年(乾隆五十八，1793)夏天前往朗江书院执教时所写。这里虽未提及《烈女无名氏传》，但它既然附录于《离骚影》卷首，其创作时间自然不会晚于《离骚影》的刊刻时间，即乾隆五十八年夏天至嘉庆初年之间。又因其内容为武陵烈女事，而作者是1793年夏到武陵的，故其创作时间也不会早于1793年夏。再者，《烈女无名氏传》的人物、情节均不及《离骚影》丰富，故极有可能先于《离骚影》而写成。合理的解释是，杨宗岱初到武陵，乍听烈女事，于是写了短小的笔记小说《烈女无名氏传》。过了一些时候，听到的故事越来越丰富，于是再创作了篇幅浩大的杂剧《离骚影》。若此推论成立，那么《烈女无名氏传》和《离骚影》均创作于乾隆五十八(1793)夏。

　　杨宗岱为何要创作此这两篇作品？他在《烈女无名氏传》最后的“论曰”中说：“此特为泯之无一字存者言耳。”意即要为这位不知名姓的烈女做传，歌颂她“如烈日秋霜”、“光明磊落”的事迹，使她不至于湮没无闻。《离骚影》甚至将她和屈原相提并论，认为他们在精神上有相同之处。任鉴《题辞》云：“武陵古烈妇遭时多难，作《绝命诗》一章，投江以死，其忧愁怨思，与屈平何以异？然屈子能以文章自显，烈妇虽有诗而不传其姓氏，则其志其遇，尤可悲也。……钝夫先生……作《离骚影》杂剧示余，显微阐幽，功莫钜焉。”由此可知杨宗岱创作该剧的主要原因是“显微阐幽”，即通过烈女的故事，歌颂古代烈女们不忘“君臣父子夫妇之伦”、夫死殉夫的贞节精神。这虽说的是《离骚影》，但自然也可视为《烈女无名氏传》的创作原因。他还写过一首《王烈妇诗》的诗歌，写一个少妇在“夫死儿夭折”之后绝食而死，他热情地赞美这种行为是“凛凛万古节”。以今天的眼光看，杨宗岱的思想无疑具有局限性，但在当时这种思想是社会的正统思想，是治理百姓的有力工具。龙轩在《〈离骚影〉跋》中说：“夫可歌可泣之事，雅俗共赏之文，寿梨枣以供键户之披吟，与演优伶而新观场之耳目，感发善心，惩创佚志。”“感发善心，惩创佚志”一句可谓一语中的。

　　但是，在故事情节的丰富性、主题思想的深刻性以及篇幅规模上，《烈女无名氏传》都无法和《离骚影》相比。《烈女无名氏传》篇幅短小，情节简单，主旨仅仅是讴歌烈女的贞节精神。这也许是因为杨宗岱初闻烈女故事，出于感动和宣扬封建正统思想而写，更多的是为烈女作传，而不是有意作小说。但到了《离骚影》，篇幅扩大了(远远超出传统杂剧的一本四折)，人物增加了(屈原、土匪等)，情节上还虚构了烈女投江的前因后果，并且还融入了神话因素(如烈女原是瑶池仙子谪凡人间，屈原命山鬼帮助建坟墓，天神收到天帝的褒奖等)。其主旨也显得更加复杂，不仅讴歌了烈女的贞节精神，而且还宣扬了佛教中的轮回思想，隐隐流露出作者参透生死的消极思想。杨宗岱为何要这样写《离骚影》呢？这得联系他的生平来看。他一生宦途不顺，贫困交加，加上身体多病，故一生潦倒不堪。佛教思想也时时影响着他。他到武陵执掌朗江书院之时，已经六十二岁，更是看透了人世。他《〈离骚影〉自题》云：

　　生死皆乘化。寓形宇内如逆旅，有何牵挂？难得五更酣睡美，邻寺晓钟轻打。利诱名牵何时罢？把倮虫儿簸弄煞。叹替人做就衣裳嫁，行自念，吾衰也。

　　何须不用呼牛马。花落花开春料理，黄鹂惯骂。三万六千傀儡场，遮莫疑真疑假。楚人谣处，我歌且烈，传奇怀沙。后赋似浮游，在匪风之下。慷以慨，知音者。

　　他觉得人生百年不过如一场戏(傀儡场)，自己和烈女、屈原等“知音”所做的事不过是“替人做就衣裳嫁”。“叹”、“骂”、“慷以慨”等词句表明他胸中有一股化不开的悲愤之情。因此，烈女故事不过是他宣泄悲愤、消极情绪的一个工具而已。戏曲在古代是被正统文人看不起的，但他作为正统文人却选取了这样一种文学艺术形式来谱写这个故事，其用意不言而喻。

　　正因为有以上的不同，《烈女无名氏传》和《离骚影》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也不尽相同。《烈女无名氏传》更忠实于故事本真，故它多被作为这个民间故事的文字载体被人们阅读和转录，如《武陵县志》、《常德府志》和《沅湘耆旧集》等都转录了它。而《离骚影》虚构了很多情节，并借此抒发了古代失意文人的惆怅和悲愤，故深受当时一些文人的高评，如众多人士皆为其写序跋和题词。周大澍在《〈离骚影〉题词》中更是高度评价道：“绝代风流汤玉茗，天然标格蒋苕生。而今翻出《离骚影》，宗派西江字字清。状元才子古犹惜，香草美人今尚存。并与《琵琶》作双绝，千秋大义此中论。”将杨宗岱和汤显祖相提并论，将《离骚影》和《琵琶记》比作“双绝”。

　　*本文为四川省思想家研究中心科研计划项目(SXJ2X-2012-005)的阶段性成果。

　　注：

　　① 翁方纲《复初斋集外诗》卷二十四，1917年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

　　③ 按：关于钝夫是号还是字，文献上有两种说法：一是号，见雷翀霄《邑侯杨钝夫寿序》(《嘉庆井研县志》卷十)；二是字，《嘉庆井研县志》卷五说他“字钝夫”。笔者认为，雷翀霄和杨宗岱很熟，不仅为杨宗岱写过寿序，而且还为他的母亲写过寿序，因此他的称呼应该是最准确的。

　　④ 按：关于其生年，根据不同的文献可得出两种不同的说法。《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20册载有杨宗岱的履历奏折，云：“臣杨宗岱江西南安府大庾县人，年肆拾叁岁，乾隆二十八年进士。……乾隆叁拾捌年拾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3页)他说自己乾隆三十八年(1773)时为四十三岁，由此可知他生于雍正九年(1731)。另外，嘉庆元年(1796)正月杨参加在宁寿宫皇极殿举行的千叟宴，并作《月正元日皇帝御极恭纪四韵》和《千叟宴恭纪十首》(《民国大庾县志》卷十四)。据1795年十月二十六日乾隆圣谕“此次应自七十岁以上准其入宴”(《清实录》，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册，第930页)，可推知杨宗岱至迟为雍正四年(1726)出生。一为1731年，一约为1726年，何为是？因资料缺乏，还需博考。1731年为杨宗岱自述生年，本文暂取该年为其生年。关于其卒年，文献阙载，据以上资料可知嘉庆元年(1796)仍活在人世。

　　⑥ 按：笔者作有《杨宗岱年谱》一文，对其生平履历有详细考证，待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