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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瓶梅》开创了人情小说流派，但在明代，人情小说却是其“异流”——艳情小说的天下。明代艳情小说已知的不下于30种，存世的也有20多部①。从序跋研究的角度看，明代属于艳情小说的序跋，现存的有20多篇。对这些序跋，除了《金瓶梅》的5篇之外，研究者往往述及不多，更遑论对其进行整体的、专门的探讨。事实上，该类型小说序跋的专门研究，不仅具有小说史和小说理论批评史的意义，而且还具有一定的社会思想史和文化史的价值。鉴于此，本文拟对明代艳情小说序跋予以初步探讨。总体来看，笔者以为这些序跋涉及的主要内容或价值体现于如下五个方面：

一、艳情小说的社会接受与创作

艳情小说在明后期盛行一时，人们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序跋中对此多有反映。憨憨子《绣榻野史序》②就谈到自己读书成癖，僮仆“偶市《绣榻野史》进余”之事。对于童仆的所作所为，憨憨子本人不仅没有丝毫异议，反而赞许这部小说“有裨声教者类，可以娱目”。一个童仆竟敢冒昧地用一部色情小说讨好主人，主人不以为奇，看来时人对阅读这类小说已经习以为常。该序接着还提到一年后，作者“间通(过)书肆中，见冠冕人物与夫学士少年行往往诹咨不绝”，可见当时社会对这类小说的热衷，连有身份的人也无所顾忌。正是看到如此之多的人关注《绣榻野史》，所以作者才决定“慨然归取而评品批抹之”。

　　艳情小说的流行，除了读者喜爱阅读的原因，还有商业因素的促动。又玄子《浪史叙》③开篇即云“天下惟闺房儿女之事，叙之简册，人争传诵，千载不灭”，这是对艳情小说接受状况的真实描绘。又云：“世之人开卷无味便生厌心，一见私情比睨之事便恨其少。”正因为把握了读者需求趋向和市场潜力，所以在《凡例》中，又玄子才敢于声称：“是书一出，当便洛阳纸贵，悬之都门，虽千金吾不售也。”“洛阳纸贵”、“千金不售”之说无疑是书商式自我夸张的广告语，但却透露了小说创作的商业信息。《浪史》写钱塘秀才梅素先与数十名妇女，荒淫享乐，乃至乱伦，可谓极意宣淫。对于这样一部“诲淫”之作，又玄子却用左思写作《三都赋》等典故来比拟，实在是滑稽，但揣摩序者语气，似乎又非全是戏语，仿佛是将创作色情小说当作立言之事来做的，时代风气之荒唐可见一斑。

　　由于艳情小说的盛行，激发了作家对此类小说的创作热情，有的作家甚至一人创作了多部作品，如古杭艳艳生的《趣史序》④说：“向刻《玉妃媚史》，足为玉妃知己。若不僝工以写昭阳之趣，昭阳于九原宁不遗恨于君耶？乃爰辑其外纪，题曰《昭阳趣史》。”据此，我们知道这位艳艳生，不仅编撰了《昭阳趣史》，还刻过一部《玉妃媚史》。再如白眉老人的《玉闺红序》⑤，谈到作者东鲁落落平生的创作时说：“君他作甚多，计有《金瓶梅弹词》二十卷，《梵林艳史》十卷，《兵火离合缘》四卷，《神岛记》一卷，皆未刊之作也。是书刊后，将一一付梓问世，庶不负天之钟灵于斯人耳。”这里《金瓶梅弹词》、《梵林艳史》极可能都是艳情小说，《兵火离合缘》大概是一部人情小说，但以这位作家的创作取向，定也少不了艳情之事。一位作家竟然编创了三四部艳情小说，可见艳情小说的盛行。显然，此类序跋文献向我们暗示了一个讯息，即目前所知明代的30多部艳情小说，恐怕远非全部。由上可知，明代艳情小说不仅创作相当繁荣，而且广受读者喜爱。

二、艳情小说形形色色的辩护理由

明代后期纵欲风气盛行，学士大夫不少人喜读艳情小说，但伪道学的心理，却又使他们在口头上往往对其口诛笔伐，称之淫书、秽书。针对这种情况，艳情小说序跋首要的任务便是反驳“诲淫”之说，为艳情小说的存在找寻五花八门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1)因果说。这是各种理由中最突出的一种。如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⑥“取报应轮回之事，如在目前”；廿公《金瓶梅跋》“中间处处埋伏因果”，等等。这些序跋大都主张艳情小说劝诫的主旨，认为因果报施是作者所用的手段，从而构成对“诲淫”说的较为有力回击。

　　(2)“以淫止淫”说。显而易见，这是一种强词夺理的说法，如憨憨子《绣榻野史序》：

　　余将止天下之淫，而天下已趋矣，人必不受；余以诲之者止之，因其势而利导焉，人不必不变也。

　　憨憨子的说法，有些类似天都外臣《水浒传叙》⑦针对“诲盗”提出的“权教”说——“有世思者，固以正训，亦以权教。如国医然，但能起疾，即乌喙亦可，无须参苓也”，但明显不如后者论述得理气充足，也比不上因果说能让人接受，所以难以服人。

　　(3)注史说。如相阳柳伯生《如意君传跋》⑧：“史之有小说，如经之有注解乎？经所蕴，注解散之。乃如汉武飞燕内外之传，闺阁密款，犹视之于今，而足发史之所蕴，则果犹经有注解耳。”这种注史说并不新鲜，是小说批评领域中“辅史”说的变体，不过不是为小说争地位，而是为艳情寻找借口。

　　(4)借鉴说。如华阳散人《如意君传序》：“虽言之丑也，亦足以监(鉴)乎？”此处“监”同“鉴”，借鉴、参考、教训之意。小说写武则天与薛敖曹等淫乱事，中有敖曹劝谏则天召回中宗情节。序者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认为薛敖曹“此虽以淫行得进，亦非社稷忠耶？”于是就此认为，薛敖曹之事，虽为丑言，但有值得借鉴的社会价值。也有把“鉴”作为反面教训用的，如托名唐寅的《僧尼孽海题词》⑨，序者站在佛教的立场上，以男女之事为孽，面对世人对其书可能予以“造口孽”的指责，决定“且藏之海岸沙堤，俟水溢堤崩”，“出之以为孽鉴”。

　　(5)刺世说。借鉴说、刺世说往往和因果说结合完成对艳情内容的辩护，如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的“寄意于习俗，盖有谓也”，廿公《金瓶梅跋》的“为世庙时寓言，有所刺也”，憨憨子《绣榻野史序》的“正史所载，或以避权贵当时，不敢刺讥，孰知草莽不识忌讳，得抒实录”等。明后期社会腐败不堪，小说中讽刺现实的成分增加，如《西游记》、《西游补》等，冷嘲热讽，讽刺现实意图极为明显，而艳情小说序跋中刺世说的出现，便是这一思潮的反映。

　　(6)文妙说。此说也是为小说之写艳情寻求的一个口实，提出者为沃焦山人。其《春梦琐言序》⑩开篇就说“甚哉，文辞之动人也”，接着提出“私情隐秘之语，犹自有一般之妙处在矣”；文辞高妙的艳情小说，“班马复生，亦不必猥亵损其辞矣”。《春梦琐言》本身就是一部“摹亵状而逞文才”的作品，“不必猥亵损其辞”，实际是以文辞为亵状的遮羞布。只从欣赏娱目的角度予以价值认定，而非强调小说的现实作用，更为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社会风气堕落的现实。

三、明人对《金瓶梅》的认识与接受

《金瓶梅》明人序跋有5篇，只比《西游记》明人序跋(3篇)略多，比《三国演义》(14篇)和《水浒传》(21篇)则少之又少。这一情况似乎暗示，虽然并称“四大奇书”，《金瓶梅》在明人心目中的地位并不高。不可否认，《金瓶梅》的出现受到了一部分明人的关注，乃至激赏，如袁宏道、袁中道诸人。但有更多人不以为然，如沈德符《野获编》称之“坏人心术”，坚决反对梓行；李日华《味水轩日记》中评价它：“大抵市诨之极秽者，而锋焰远逊《水浒传》。”即便袁中道，一边赞赏，一边也不否认其“诲淫”；连“老而渔色，招致方士，专讲房术”的董其昌也认为“决当焚之”。小说序跋中多有提到《金瓶梅》的，一般也是持后一种态度，或毁之诲淫，或贬其文辞：

　　有《三国志》之森严，《水浒传》之奇变，无《西游记》之谑虐，《金瓶梅》之亵淫。(烟霞外史《韩湘子序》)

　　今编订，当与《水浒传》、《三国演义》并垂不朽，《西游》、《金瓶梅》等方之劣矣。(夏履先《禅真逸史凡例》)

　　他如《玉娇丽》、《金瓶梅》，如慧婢作夫人，只会记日用账簿，全不曾学得处分家政，效《水浒》而穷者也。(张誉/冯梦龙《平妖传叙》)

　　此类贬低《金瓶梅》的明人序跋比比皆是。四大奇书中，一般地说，明人评价最高的是《三国演义》、《水浒传》，其次《西游记》，至于《金瓶梅》完全是等而下之了。从上述例举可见一般明人对《金瓶梅》的认识不外两点：第一，《金瓶梅》是一部淫书，与《痴婆子》等艳情小说没有区别；第二，这部小说的艺术价值未被重视，甚至被否定。据此大体可以认定，明人大都是将《金瓶梅》与连篇累牍地铺写床笫之事的其他艳情小说同等来看待，没有认识到两者之间的巨大区别，更没有认识到这部小说的思想艺术价值。

　　在这种情况下，《金瓶梅》对明代通俗小说界尤其是其中艳情小说的影响，无疑是以负面居多，“艳情小说一方面蔓延了《金瓶梅词话》的情色表征，另一方面抛落了《金瓶梅词话》的精神实质”，因此导致明清“艳情小说想象力的苍白羸弱与文学性的缺失”。不过尽管如此，在明代艳情小说异流的初起，并不尽然是《金瓶梅》的影响，较早的《如意君传》应该与后来的艳情小说更为相似，而且后者在序跋中提及《如意君传》似乎比《金瓶梅》为多，所以另一方面，《金瓶梅》以外的艳情小说，其间互相促动、影响而产生的效应是不可忽视的。

　　总而言之，在一般明人那里，《金瓶梅》不过是一部秽书，艺术价值往往被忽视。但这只是从整体上谈明人的看法，当时仍有少部分人突破了习俗锢见，对《金瓶梅》做出了全新的审视，这主要体现在《金瓶梅》的几篇序跋中：

　　一是否定淫书，且引证儒家经典为其辩护。如《金瓶梅词话》欣欣子序肯定小说“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又从其他方面的价值来反对淫书论，“虽市井之长谈，闺房之碎语，使三尺童子闻知，如饫天浆而拔鲸牙，洞洞然易晓”，“其他关系世道风化，惩戒善恶，涤虑洗心，无不小补”。能够认识到《金瓶梅》并非一味写淫，有多方面价值，已经把这部小说与其他艳情小说区别开了，这是欣欣子高于一般明人之处。廿公《金瓶梅跋》议论更为大胆，他认为小说“曲尽人间丑态”，称赞作者和传播者“功德无量”，与沈德符、董其昌等相比，无疑是观念的极大突破。谢肇淛《跋》直接对诲淫说表示了不屑的态度：“有嗤余诲淫者，余不敢知。然溱洧之音，圣人不删，则亦中郎帐中必不可无之物也。”谢肇淛热心搜集《金瓶梅》抄本，并对其语句简略加工，对《金瓶梅》价值的认识因此较为深刻。又云：“仿此者有《玉娇丽》，然乖彝败度，君子无取焉。”明显完全把《金瓶梅》与其他艳情小说区分开来了。

　　二是强调作品描写的现实内容。《金瓶梅》是世情小说的开山之作，序跋中出现了关乎世情之表现的探讨，为清代世情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如欣欣子序认为笑笑生写作《金瓶梅》“爰罄平日所蕴者，著斯传”，注意到了作家生活积累、生活经验和艺术创作的关系；而认为小说所写为“市井之长谈，闺房之碎语”，显然已意识到作品的世情内容、特点。谢肇淛的《跋》则更进了一步，他对《金瓶梅》世情内容的揭示和概括得比欣欣子更为全面、生动，且对这种描写进行了明确的肯定。对小说描写现实内容的肯定，实际上等于主张小说创作的现实生活基础的重要，说明对小说创作与生活的关系有了一定的认识。

　　三是对作品的艺术价值有所认识。如前所述，明人大都没有认识到《金瓶梅》巨大的艺术价值，只是将其与一般艳情小说等同看待，张誉《平妖传叙》的“账簿”说就是一个例子。而《金瓶梅》的几篇序跋则对这部小说艺术特点和成就多有发明，如欣欣子序“语句新奇，脍炙人口”，廿公跋“曲尽人间丑态”等等，注意到了小说白描细腻的表现手法，以及语言、人物描写等方面的特点，虽然不过只言片语，但比起只盯住小说淫词描写的其他明人来说，显然是了不起的一步。序跋中评价最精确到位的是谢肇淛《跋》：“譬之范公抟泥，妍媸老少，人鬼万殊，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信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也。”就小说人物形象塑造发表看法，指出了《金瓶梅》人物形象丰富多彩、生动传神的特点和成就。尤为可贵的是，认为《金瓶梅》为“稗官之上乘”，在当时实在是一种卓识远见，发他人所未发。但整体上看，明人序跋对《金瓶梅》艺术成就的发掘还比较肤浅、零碎和直观，但对清代张竹坡等人较为系统、深入的论述，却不无开创先路的意义。

四、社会思潮对艳情小说序跋的投射

晚明涌动的社会进步思潮在艳情小说序跋中也有一定的投射和反映，使这些序跋别具特色，有思想史的资料参考和社会文化的认识价值。在艳情小说作品及其序跋中，又玄子的《浪史》和序跋都显得较为特别。《浪史》在描写情欲性事上比同类小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其特异之处在于写滥交和乱交。主人公梅素先与所遇到的几乎所有女子一一交合，构成一部“浪史”；又悖乱伦常地随意宣淫，如小说中的母女同淫、兄妹乱伦等，实在匪夷所思。

　　与文本相应，《浪史》序跋也不像其他序跋那样千方百计掩盖宣淫的事实，用因果劝诫之类的理由来开脱，反而称颂宣淫者梅生为“千古情人”，“英雄人也”。对这样的“英雄”，“不用之忠君济时，仅用之闺房帷幄，咸共惜之”(《浪史跋》)。如此思想、意识的表述确显得较为奇特，但如果联系晚明的个性解放思潮来看，其思想来源便会相当清楚。晚明主情尚真风潮盛极一时，尤其冯梦龙的情教说影响较大。冯氏将情提升到宇宙本体的高度来歌颂：“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由于中国古代的情欲一体论，此“情”无疑是包含“欲”的。“情”尤其是男女之欲出于人之自然本性，故不虚假，为“真”。所谓“四大皆幻设，惟情不虚假”，所以也是赞颂的对象。冯氏论“情”，是以男女之情为基础的广义上的情，其中包括忠君孝亲，以男女之情推而广之，便可忠君，便可孝亲，“子有情于父，臣有情于君，推之种种相，俱作如是观”(龙子犹《情史叙》)，“六经皆以情教也。《易》尊夫妇，《诗》首关雎……岂非以情始于男女？……于是流注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而汪然有余乎！”(詹詹外史《情史叙》)，对照冯梦龙的情教观，我们再看又玄子的序跋：

　　天下惟闺房儿女之事……千载不灭，何为乎？情也。盖世界以有情而合，以无情而离……(《浪史叙》)

　　盖忠臣孝子未必尽是真情，而儿女切切，十无一假，则《浪史》风月，正使无情者见之，还为有情。先笃于闺房，扩而充之，为真忠臣，为真孝子……(《浪史叙》)

　　二者观点如出一辙，由此可以断定，《浪史》的产生、又玄子的观念，与晚明主情尚真思潮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是晚明这一思潮发展到极端，甚至是异化的产物。这就不难理解，《浪史跋》作者为什么会将一个纵欲者，称作“千古情人”和“大英雄”了。一种进步的思潮，一种合理的要求，如果任其泛滥性地发展，最终也会异化、变质，乃至走向反面，这就是晚明社会思潮给我们带来的思考。

五、艳情小说序跋中的小说观念和理论价值

明代艳情小说除了《金瓶梅》以外，大都连篇累牍描写床笫之事，低劣粗糙，基本上没有多少审美价值可言。不过，就其20篇左右的序跋来说，由于受到时代风气之感应，小说观念进一步发展，因此也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小说理论观点，这是小说作品和小说序跋之间价值不平衡的具体体现。

　　(一)重视社会生活与小说创作的关系。白眉老人《玉闺红序》谈及这部小说的创作时说：“且君留京既久，又好狭游，京中教坊情景，无不若禹鼎燃犀，纤毫毕露，皆君经验之谈也。”这句话包含两层含义：小说所描写的内容源自作者的生活经历和生活体验，换句话说，是社会现实生活某一层面的反映；小说能够达到“禹鼎燃犀，纤毫毕露”的艺术效果，是因为作者熟悉笔下的内容——“留京既久，又好狭游”，有过亲身经历、体验。序跋作者如此发论，虽然不乏引发读者“好奇”或“窥密”心理的目的，但是他指出正是因为熟悉生活，对生活有感受，才会创作成功，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生活与创作关系的一种理解，即便在今天也不无意义。无独有偶，欣欣子《词话序》也说：“吾友笑笑生为此，爰罄平日所蕴者，著斯传。”指出小说的内容是作者“平日所蕴”，“蕴”指见闻感受，生活积累，同样是重视生活经验与积累之于小说创作的重要性。

　　(二)强调小说的审美效果和艺术感染力。在艳情小说序跋中，沃焦山人的《春梦琐言序》多方面涉及了小说理论问题，较为重要。如关于文学的审美效果云：“甚哉，文辞之动人也！如读廉蔺传，项王纪，则顽懦奋励，怯弱勇决；若吴濞传，则天下恟恟，势如累碁，闻之者，无不惴惴焉；至献帝伏后纪，则皇运之衰弱，人主之困辱，无不为之唏嘘流涕者。”史传是小说的源头，序文又因小说而发，显然沃焦山人是在强调小说艺术审美效果的重要。

　　那么如何达到这样的审美效果？沃焦山人大致从三方面作出回答：一要形象生动逼真，如在目前：“极写情状，犹面视之故也已”，“光景行止言语之际，饮食嬉乐之状，一一写出得焉”，“至若其床席欢娱之状，则妙随手而生，情循辞而兴，宛然如自房栊间窥观者”。毋庸讳言，序者渲染此等内容，主要不过是为了满足世俗社会潜在的低级情趣，以及部分人的“私窥”的愿望，是为了争取卖点的一种营销手段。但从小说批评的角度看，主张情景、形象描写的真实生动，无疑是有理论意义的。二要文辞含蓄，富有情趣：

　　盖世有张文成者，所著《游仙窟》……至写媾合之态，不过脉张气怒，顷刻数接之数字，顿觉无余味。虽谓古书，然笔力不称甲也。医人龚氏者，方书中有求嗣篇，载交合之状，语似颇悉。然但说方技已，不足称愉情。

　　《游仙窟》的性事描写，简短直接，了无余味；龚氏医书，描写详尽，但缺乏情趣。沃焦山人虽然只是针对小说中情欲描写发表见解，但戳中了艳情小说的弊病，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三要写出不同，写出变化。“更写二女情态，各不同。李姐果敢进取，面以白见美。棠娘婉柔窈窕，肌以红呈艳。……若其态势，或曰鼓荡，或曰触解，或曰刀割，或曰鹤啄，或曰饮泉。他问答之间，杂手足之作置，器皿之设，饮食之具，无有所遗，实可谓变化无穷者也哉”。这些言辞同样有吸引眼球、增加卖点的嫌疑，而且仅仅针对艳情小说的创作来谈，是其不足，但主张小说创作写出形象的多样化，避免情节的雷同，客观上还是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的。

　　此外，艳艳生《趣史序》强调小说之“趣”：“昭阳之趣真千古无两也。向刻《玉妃媚史》，足为玉妃知己。若不僝工以写昭阳之趣，昭阳于九原宁不遗恨于君耶？”此“趣”虽与今人所谓审美情趣不尽相同，但抛开序者低俗的一面来看，强调题材内容之趣味性，无疑是小说理论上的一个发展。又如，《浪史》“凡例”之二：“此书篇篇艳异，且摹拟形容色相如生，远过诸书万。”这是强调小说内容题材新奇，形象生动逼真，也许与所序文本并不符合，但其中表达的创作理念却不无道理。

　　(三)对小说语言雅俗问题的正确认识。语言的雅俗问题在历史演义批评领域论述较多，普遍将小说与正史比较，肯定通俗语言良好的接受效果，及其在普及历史教育方面的意义。不过一味强调通俗，也导致了小说语言俚俗浅陋，失去了艺术语言韵味的趋向。艳情小说序跋论及雅俗问题虽为数不多，但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便对小说“语涉俚俗”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用文言形式创作的小说具有“语句文确，读者往往不能畅怀，不至终篇而掩弃之”的缺点，而《金瓶梅》把“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写入小说，不仅不令人厌烦，反而可以使人“如饫天浆而拔鲸牙，洞洞然易晓”，并且也可以达到“理趣文墨，绰有可观”的效果。欣欣子能把雅俗问题的重要性，放到小说领域内部来讨论，而非单纯与正史比较，这就将这一课题的研究引向深入；而且他既称赞口头语言的优点，又不排斥“理趣文墨”，实际上是注意到了语言的提炼问题，这是十分精当的见解。

　　另一篇谈到雅俗问题的是又玄子的《浪史叙》：

　　况山林野人，不与学士同其眼力，有通俗可以入雅，未有入雅可以通俗，噫，此书正以是传也。

　　又玄子能从雅、俗两个方向正确地论述语言通俗的重要，不失新颖、辩证，而兼顾到“山林野人”和“学士”两个接受群体的存在，也使论点更有说服力。其中“通俗可以入雅”的提法，涉及到通俗语言提高品位的问题，而别于一味强调通俗，这符合小说语言发展的趋势。因此，明代艳情小说序跋比起演义小说序跋，在探讨小说语言通俗问题上无疑前进了一步。

　　最后，在小说创作虚实的问题上，序跋虽没有更为新鲜的见解，但已不再纠缠真实性问题，表现了对小说性质认识的深化和小说观念的通达。如沃焦山人《春梦琐言序》：“抑韩仲琏者，实有其人乎，又或所假设者欤？余罔论其真伪，唯爱其笔骨纵横，辞理条达，为之序评批圈。”《春梦琐言》为模仿唐传奇《游仙窟》而作，主人公和遇仙事当然也纯属虚构。“罔论其真伪”，实际是明知虚构而置之不问。成侠的《龙阳逸史序》更是直接对虚构进行赞美：“展卷则满纸烟波浩渺，水光山色，精奇百出，尽属天地间虚无玄幻景象！”如此欣赏、赞叹小说创造的虚构世界，显然是建立在对小说本体属性深刻认识的基础上的。此外，艳情小说序跋还出现了“寓言”说，如廿公跋。所谓寓言，《肉蒲团》第八回评语云：“小说寓言也，言既曰寓则非实事可知。”依据艳情小说序跋体现的虚实观念，再联系其他小说序跋的相关议论，可以判断，在明末对小说虚构性的认识上，除了个别特殊情况，显然已经达到了较为普遍的程度。

　　注：

　　① 据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版)和刘世德《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版)二书粗略统计，明代艳情小说存世的有《花神三妙传》、《寻芳雅集》、《天缘奇遇》、《如意君传》、《春梦琐言》、《素娥篇》、《绣榻野史》、《浪史》、《痴婆子传》、《龙阳逸史》、《昭阳趣史》、《宜春香质》、《弁而钗》、《海陵佚史》、《玉闺红》、《钟情艳史》、《双峰记》、《僧尼孽海》、《隋炀帝艳史》、《欢喜冤家》、《风流乐趣》、《怡情阵》、《一片情》(残)、《词坛飞艳》(残)、《钟情艳史》(残)等。已知佚失的有《玉娇李》、《青楼传》、《玉妃媚史》、《闲情别传》、《百缘传》、《双峰记》等。

　　② 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8-69页。

　　③ [明]又玄子《浪史》，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影印本。下文所引《浪史》之《凡例》、《跋》同。

　　⑧ 陈大康《明代小说史·明代小说编年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699页。下引华阳散人《如意君传序》同，第697页。

　　⑨[明] 唐伯虎选辑《唐伯虎先生批评出相僧尼孽海》，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