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稼雨·

　　校订完胡士莹先生的《话本小说概论》，我的脑海中胡先生的人格形象和学术品格也就如同照片在显影液中起反应一样逐渐清晰起来。

关于胡士莹先生的生活时代和学术背景

生于1901年的胡先生可谓与世纪同生。他经历了晚清王朝、北洋军阀政府、民国政府(还包括日本统治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四届政府。亲眼见证了中国由封建王朝向现代文明社会的转变。这个时期正值中国社会转型，各种内忧外患齐聚，国人饱受各种伤痛。这样的生存背景，注定了深受传统士大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观念影响的胡士莹和大多数文人一样，尽管没有投笔从戎，战死疆场，但心中却放不下那满目疮痍的祖国。抗战爆发后，正是胡士莹先生在上海任教时期。他以一个普通文人的身份，加入以吟诵爱国抗战为主调的文人诗社“午社”。1941年还应邀参加了夏承焘先生在上海发起的“龚定庵逝世百年祭”活动，畅诉爱国衷情。次年他在写给夏承焘先生的词中道:“……甚日江山恢复，故国鹃声切，悲笳正咽。无穷心事，剩有诗肠杜陵热”。表达出与杜甫一样的爱国热情，并且还把独生子送到新四军，鼓励其奋勇杀敌，光复祖国。这样的经历和背景既是他人格的写照，也是他后来从事文学研究，解读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比较关注社会现实的社会基础。

　　自明清以来，江浙地带一直就是中国文化的繁荣地区。可谓人杰地灵，名家辈出，硕果累累。胡士莹先生毕生生活工作在这个环境里，受到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具备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据说他十岁之前就能把《四书》倒背如流，并且工于诗词，十五岁所写诗词已经享誉乡里前辈。后来无论是在家乡中学教书，还是在上海大学任职，都经常和同僚朋友往来唱和，吟诗诵词，多有佳作。1930年，曾将所填词佳作结集为《霜红词》在扬州出版，得到吴梅、浦江清、陈运彰等名家的盛赞。吴梅先生称他以其“婉和韶令之韵”的独具风格，抒写自己的“华年哀乐”，卓然成家。浦江清在长诗《寄题胡宛春霜红簃填词图》中，称赞说“蕙风(近代著名词人况周颐号)云殁彊村(著名词人朱孝臧号)耄，天下音声付年少。浙中并起有三人:宛春、徐(声越)、陆(微昭)皆驰妙”，而霜红词“风雅不随甲马废，通介竟与俗人殊”。词学家陈运彰后来也说:“胡君宛春尝衰其三十岁以前之作为《霜红词》，盖确乎能自树立者矣!”

　　不仅如此，胡先生还写得一手好字。他曾遍临汉唐名家碑帖，又能自成一家，风格自立。胡先生的书法曾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展出，其小楷字帖《鲁迅诗选》(内分甲体、乙体)也曾由上海书画出版社为他出版，甚得书法界的好评。香港《书谱》曾载文称:“胡老工书法，生平临《兰亭序》数百通……其临冯承素兰亭，尤为神似，所见无出其右。”他的好友，复旦大学徐震堮教授在《〈宛春杂著〉序》中特别指出:“他晚年在杭州大学任教，主要讲话本小说这一门课，大家只知道他是这一方面的专家，除了少数几个老朋友外，很少人知道他在诗词书法方面的造诣，在当代名流中，是屈指可数的。”

　　另一方面，自近代，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西方学术思想和方法不断传入中国。而上海一直就是接受外来文化和学术思想的前沿和窗口。被称为“海派”的上海文化和学术明显具有以开放姿态吸收外来文化和学术思想的特质。处在这样的学术环境和背景中，胡士莹先生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和国学功底，又能接受新思想和新方法，形成20世纪中国学人特有的学术品格。

关于《话本小说概论》的学术价值

丹纳认为地理环境是影响和造就一个文学团体乃至一个文学时代的重要因素。我认为这个论断也适用于学术研究。江浙一带不仅是自明清以来白话通俗小说的集中繁荣地，而且也是近代以来明清小说、戏曲研究名家辈出的地区。王国维、鲁迅、赵景深、叶德均、王古鲁、马廉、谭正璧、浦江清、任二北……都是江浙一带人。这些人都程度不同地受到故乡文化氛围的影响，把研究体现故乡文化特色的小说戏曲作为自己毕生从事的工作和事业。而胡士莹先生也是这个群体中的重要一员，他在话本小说研究领域作出的成就继鲁迅之后把该领域的研究推向一个学术制高点，不仅惠及后人，而且至今也无能出其右者。

　　和传统的几种高雅文学样式(诗词散文等)相比，古代小说戏曲不但其文种的形成繁荣大大滞后，而且相应的学术研究也无法和诗文研究相比。现代意义上的古代小说戏曲研究大约是从王国维和鲁迅开始算起。《中国小说史略》和《宋元戏曲考》结束了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以非系统的散点关注为特征的早期研究，进入到以系统和逻辑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研究视角阶段。他们不仅为古代小说戏曲研究规划了系统蓝图，而且还提供了具体的操作范式。如同一个知名品牌有了品牌的设计理念和产品规格后，可以进入批量生产的阶段了。而胡士莹先生的《话本小说概论》就是这些产品中的优质品。

　　《话本小说概论》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继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后，第一次为作为中国古代小说重要组成部分的话本小说勾画了完整而详尽的图景。

　　从20世纪开始，中国小说开始受到学者们的瞩目，出现一批筚路蓝缕的拓荒之作。他们从不同角度构建营造了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基本框架。但既然是拓荒，必然耕作未必细致，留给后人深耕细作的余地。就话本小说而言，在胡士莹先生之前或同时，学界已经有过一定的学术积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总共28篇，其中第十二篇“宋之话本”、第十三篇“宋元之拟话本”、第二十一篇“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及后来选本”3篇均为话本内容，为话本小说勾勒了基本的轮廓框架。孙楷第有关话本小说的目录学成果、话本小说产生演变源流和作品存佚考证，也是相关重要成果。谭正璧《三言两拍资料》则将“三言二拍”几乎全部作品的本事源流做了全面的挖掘和梳理，是话本小说本事材料的重大突破。此外，赵景深、叶德均有关话本的体制和起源等均有重要建树。这些话本小说研究的重要成绩为胡士莹先生提供了充分的准备，但就一个小说文类的总体而言，仍然处于零散的状态。

　　《话本小说概论》尽管出版于1980年，但从他做准备工作算起，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初稿于1962年已经完成，中间四易其稿。这种严谨和科学的学术态度和治学精神为该书的学术质量提供了坚实保障。该书共十八章，五十七万字，从话本小说的起源，到发展演变的轨迹脉络;从话本的体制，到题材分类;从作品的思想分析到艺术特征分析，堪称是话本小说研究的大全之书了。

　　本书出版后，香港《大公报》刊出评论，称此书“关于话本小说应搜集的材料，基本辑录齐全;对于话本小说应作的评骘，也比较中肯;并为研究话本小说者提供非常全面的参考资料……本书题名《概论》，实际上它又是话本的簿录和提要，是一部很完整的专科工具书，可与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同为传世之作”。又说这部书“在中国小说史上应属‘别史’，以它自成一系统，在小说史里是能独树一帜的”。《文学遗产》发表书评还指出:“胡士莹先生……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在总结几十年来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独到见解，写成一部六十万字的巨著。这种系统地、周密地研究一个专题的学风，很值得提倡。……《话本小说概论》的出版，除了它本身的学术价值之外，也体现了著者在一个专题上深入钻研、锲而不舍的科学精神，这种精神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赵景深先生称此书为“内容丰富的、总结性的著作”，按我个人理解，就是指该书能在充分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集其大成，自成体系。这应该是该书的重大学术贡献，同时也是对小说类型史写作的开创性尝试。

　　其次，新旧治学方法的有益尝试。

　　从经历和学术背景上看，胡士莹先生可谓以旧学根底为主，同时也受到20世纪以来新学的影响。这成为他个人学术风格的主要特色，并且在《话本小说概论》一书中得到有益和充分的尝试。

　　《话本小说概论》一书的成功，主要得力于胡士莹先生过硬的旧学功底。他认为做学问要从基础工作做起:“我以为真正做研究工作，必须首先研究目录学、版本学和校勘学。”在话本小说有关的材料搜集和占有，到各种相关材料的辨伪、钩沉、辑佚等，该书可谓达到了“竭泽而渔”的程度。其中有很多当时学界普遍没有看到的珍贵材料，该书第一次向世人披露。如根据明刊本宋懋澄《九籥集》提供的《负情侬传》信息，根据明代万历本《小说传奇》提供的《李亚仙记》材料，根据明何大抡的《燕居笔记》提供的《杜丽娘慕色还魂》原文等，都是当时非常罕见的材料。其他如前人所未见未闻的拟话本集如《跨天虹》、《美人书》、《别有香》、《跻春台》、《壶中天》等若干种，著录各种话本、拟话本集达六七十种之多，并辑佚《王魁》、《钱塘梦》、《裴秀娘夜游西湖记》、《张于湖宿女贞观》等宋元明话本、拟话本若干种，为国内外研究中国小说史的专家学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80年代以后问世的各种与话本小说有关的目录学工具书，水平质量参差不齐。而是否参考使用了《话本小说概论》，以及参考使用程度如何，直接影响和制约了他们的工作成效和质量。这足以说明该书在话本小说文献材料方面的学术价值。

　　江浙地区的生长环境，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的新学教育和上海工作的经历，使胡士莹先生形成了乐于接受新事物的学术理念。这一理念与建国后意识形态环境大背景的相汇合，也就成为胡先生在书中对于话本小说发展过程中各种理论问题和规律问题探寻的勇气和动力所在。作为一位受过传统治学训练和熏陶的旧知识分子，他和建国后大部分文学史的撰写背景相同，在几乎没有范本可以仿照的情况下，既要符合当时大的社会环境的要求，又要认真体现出文学史的真实面貌，这是难度很大的工作。赵景深先生序言中提到该书“是精心结撰的、论断比较恰当的”，主要就是指该书能“将话本小说的起源、演变、社会背景、团体组织、表现方法诸问题，都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问题。关于说话人的政治立场、思想倾向以及对于当时的影响，还有话本的分析方面也试图根据辩证唯物主义，一分为二地看问题”。

　　这样的提法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左”的味道，让人不敢恭维。网上也出现过质疑《话本小说概论》这方面问题的网帖。对此我以为倒是应该用历史的态度看待此事。理由有二:

　　其一，任何人都很难跳出自己的社会生存环境来思考和面对问题，社会科学研究尤其如此。从赵景深先生序言中可以看出，该书在60年代初就已完成初稿，后来几易其稿的内容，主要精力是放在思想和艺术评价等理论方面的探索和追寻。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会有那样的体会，尽管有人想以政治上的所谓进步来进行政治投机，但就多数而言，那种探索和追寻不是政治上的赶时髦，更不是政治投机，主要还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和对学术的负责。这一点，尤其值得“文革”后出生的朋友们给予设身处地的理解。我个人以为胡士莹先生就是这样的学者。

　　其二，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对于话本小说研究未尝不是一种有效和可行的学术研究方法。把唯物辩证法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正确方法是荒谬的，但反过来，凡是染指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便是大逆不道，也未必在理。话本小说是市民文学，它不仅反映市民阶层的生活，也传达市民阶层的观念和好恶。从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解读分析话本小说不失为一条重要和可行的研究渠道。从该书内容看，有很多地方用唯物论和辩证法来分析社会生活与话本小说起源发展和反映内容的关系，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正如赵景深先生序言中所言:“著者认真分析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基础和阶级斗争，对于上层建筑之一——文艺的影响，对于说话和话本的影响，分析了人民群众在说话艺术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试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来分析历史现象，从而作出比较正确的论断。对唐代坊制的论述，也为宋代市民文艺的所以繁荣提出了新的论据。对明代后期风起云涌的市民斗争同说书及话本小说的关系，更有所发挥。”如果过滤掉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殊用语，我们不难把握作者在其中为努力探索社会生活与话本小说发展的内在关联而付出的良苦用心、艰苦努力和收到的良好效果。

　　其三，从胡士莹先生本人的学术立场来看，虽然他愿意接受新事物、新思想，但并非出于赶时髦，也不能证明他就是一个极左思潮的痴迷者。他本人即便是在“文革”前，也能坚持真理，不跟风投机。早在1958年，针对社会上那种“作者的阶级出身即等于作品的阶级性”的简单化倾向，胡先生发表过《关于阶级观点的问题》一文，明确反对这种错误观点。他的这些意见在当时所谓“拔白旗”的运动中，曾经被扣上“否定作品的阶级性”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点”的帽子而遭到批判。“文革”初期，全国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热潮甚嚣尘上，但胡士莹先生却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这些都表明，他既不是一个以学术作为政治投机手段的人，也不是一个顽固坚持左倾思想的人。即便他的著作中有些过时的观点，也应该理解为他本人对真理的认识(即便是有局限的认识)，而不能扣上极左的帽子。

关于本书的局限和话本小说研究的前景

不能否认，由于历史和作者本人的缘故，《话本小说概论》还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了解和认识这些不足，看到话本小说研究的前景，对学术事业是需要的，对作者和读者也是负责的。

　　首先，尽管用唯物论和辩证法来研究文学现象是可行和必须的，但仍然还是有个度的把握问题。超过一定限度就容易走偏，影响对文学现象的公正客观评价。作者在使用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价值坐标来评价话本小说发展历史的文学现象时，有时过于强调作者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甚至以此作为评价作者文学成就高下的准绳。这就难免失之偏颇，难以服人了。这集中表现在作者书中对凌濛初及其“二拍”的评价上。据赵景深先生序言，在作者最后一次修改稿中，“已把过去对凌濛初的评价偏高的地方做了修改”，理由是要“更进一步地从阶级观点来看问题的”，因为“凌曾经抗拒过农民起义军”。所以“冯梦龙的《三言》他用三节篇幅来论述，《二拍》只用一节，而且还和《石点头》等合在一起”。这样的处理显然不够允当。从后来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来看，在反映明代社会新思潮和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形象描写方面，“二拍”有很多独特的价值和贡献，是可以和“三言”并为拟话本小说“双璧”的。这一点是今天的读者需要注意，并且在话本小说的社会学研究方面再下功夫。

　　其次，文学研究，尤其是作为叙事文学特殊样式的话本小说，光有以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研究还是不够的，还需要适合话本小说文体的多方位的研究角度。比如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话本小说的内容与理学、心学乃至朴学的关联;从叙事学的角度看，话本小说有着非常鲜明独特的叙事学表现特征，科学总结研究话本小说的叙事学规律和特征对话本小说研究极为重要。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无法苛求胡士莹先生做到这一切。但今天的话本小说研究无疑需要补上所有学术的空缺。同时，我们应该对《话本小说概论》为话本小说的深入研究所做出的奠基和先期工作，表示由衷的敬意!

　　第三，关于话本小说研究相关材料的搜集。包括胡士莹先生在内的前辈学者完全依靠人工抄卡片和人脑记忆的方式。这种在艰苦工作条件下坚持坚韧的工作态度是值得今天的学者们认真学习的。尽管今天在古代文献电子化的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飞跃，人们的检索和搜集材料手段和渠道与前辈学者相比也已经有了巨大进步。这些先进的现代化手段我们一方面要充分熟悉和使用，但另一方面，不能过分依赖电子文献。电脑是人做出来的，它无论怎么先进，也要滞后于人脑，也无法取代人的大脑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像胡士莹先生这样老一辈学者那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治学态度和获取第一手材料的方法途径，今天的青年学者不但不应该摒弃，相反应该认真学习和使用。只有这样才能有可能在前辈开创的学术领域继续探索，继往开来。

　　附:

　　胡士莹学术年表

　　1901年，生于浙江平湖县;

　　1920年，考取南京高等师范(后改名东南大学)文史地部特别生，毕业后回原籍任中学国文教员;

　　1930年，在扬州中学任教期间，选自上古至三十年代的范文，合力编成《中学国文教科书》;

　　同年，又自选从1921-1929年间所填词84首，结集题名《霜红词》在扬州出版;

　　1931年，开始搜集大量小说、戏曲以及其他通俗文学资料;

　　1938年，到上海，开始与郑振铎、赵景深、谭正璧等人共同研讨小说、戏曲和通俗文学;

　　1940年，应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郑振铎的邀请，到暨大中文系任教;

　　1941年，在复旦大学兼课;

　　1941年十月，参与之江大学文学系主任夏承焘等在上海发起“龚定庵逝世百年祭”活动;

　　1942年，暨大内迁，又在圣约翰大学兼课;

　　1943年，在光华大学讲词学;

　　1945年，兼任上海临时大学教授;

　　1946年，应聘为杭州之江大学文学院教授;

　　1949年起，先后任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教授;

　　1950年起，拟编《古典文学研究参考资料小说专辑》;

　　1956年，发表《谈〈错斩崔宁〉》(《光明日报》1956年8月5日);

　　1956年，发表《谈〈京本通俗小说〉》(《杭州日报》1956年12月11日);

　　1956年，发表《白蛇故事的发展》(《浙江日报》1956年12月16日);

　　1956年，出版《古代白话短篇小说选》(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1957年，发表《〈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分析》(《浙江日报》1957年1月27日);

　　1957年，发表《杜十娘故事的演变》(《浙江日报》1957年2月22日);

　　1957年，出版《弹词宝卷书目》(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1958年，发表《伟大的剧作家关汉卿》(《杭州日报》1958年1月5日至7日);

　　1959年，发表《读〈吟风阁杂剧〉札记》(《杭州大学学报》1959年第3期);

　　1961年，应聘兼任中国科学院浙江分院语言文学研究室(后改名“杭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室”)研究员;

　　1962年，完成《话本小说概论》初稿;

　　1962年，发表《南宋“说话”四家数》(《杭州大学学报》1962年第2期);

　　1962年，出版《古代白话短篇小说选》修订本(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1963年，发表《“说话”艺术溯源》(《文汇报》1963年1月23日);

　　1963年，发表《唐代民间、宫廷、寺院中的“说话”》(《光明日报》1963年3月24日);

　　1963年，出版《〈吟风阁杂剧〉校注》(中华书局出版);

　　1964年，发表《话本的体制》(《语文进修》1964年第1期);

　　1964年，发表《曹雪芹是怎样写〈红楼梦〉的》(《语文进修》1964年第3期);

　　1964年，出版《紫钗记》校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64年，出版《紫箫记》校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65年，完成《话本小说概论》第二稿;

　　1965年之后，在征求有关专家意见基础上，完成《话本小说概论》第三稿;

　　1974年，完成《话本小说概论》第四稿;

　　1979年，出版《古代白话短篇小说选》重印本(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1979年3月8日，与世长辞;

　　1980年，出版《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出版);

　　1980年，发表《会校本〈聊斋志异〉校补记》(《文献》1980年第4期);

　　1981年，出版《宛春杂著》(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2年，发表《宋代的“公案传奇”与元代的“公案剧”》(《河北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

　　1982年，出版《紫钗记》重印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82年，出版《紫箫记》重印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83年，发表《弹词女作家侯芝小传》(《文献》1983年第1期);

　　1983年，出版《〈吟风阁杂剧〉校注》重印本(中华书局出版);

　　1984年，出版《宛春杂著》增订本(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1984年，出版《弹词宝卷书目》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984年，《雷峰塔传奇》(校注);

　　1984年，与钱南扬合作《牧羊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