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增霞·

　　相较于晚明时事小说，晚清时事小说的关注焦点，更多集中于诸多“外辱”，举凡中法战争、甲午之败、庚子国变等重大时事，无不被晚清小说家一一映现于笔端。可以这样说，文学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期的文学，有如晚清时事小说这样与历史的动向紧密地纠合在一起。日俄战争这一使中国民众蒙耻甚深的事件与文学的互动亦是如此。

　　日俄甫一开战，即在中国民众间激起极大反响，来自知识界及海外留学生的抗议呼声尤为高昂。同时，各种政治倾向的报刊，无论是国内各地，还是由留学生或华侨主办的海外报刊，皆对这场奇特、“罪恶”的战争投以极大关注，纷纷报道双方战况、载录其侵略罪行，声援东北民众的抵抗斗争等，一时间执掌国内舆论风向，并使日俄战争成为举国上下注目的公共话题。在这一时代氛围的激荡下，晚清作家亦以小说、戏曲、歌谣等形式来敷演日俄战事。其中，《辽天鹤唳记》为其中成书最早的一部时事小说作品。

　　这部小说四编十六回①，题“日本东京田太郎著”，每回卷端又题“气凌霄汉者评话”。首有甲辰(1904)冬月序，署“贾生书于赵家干净室”。关于作者，多有学者认为绝非日人，而为中国人托名“气凌霄汉者”之“贾生”②，确是。按甲辰冬月所写之序中称“不佞不揣固陋，用浅显语句，仿章回体裁，编成是书”，以及正文中屡屡使用“我们大清国”、“我们东三省”、“我们满洲土地”等语，可知撰者乃是“贾生”假托之。作者之所以使用此笔法，盖有避祸意③。在“目次”后，有“续编嗣出”字样。考之历史，日俄战争的起迄时间为1904年2月8日至1905年9月5日。而小说第一编第一回中言“自开战至今，业已七八个月”，序文又言“自开战至今，已历岁余”④;且第十六回写日军“围攻旅顺”的战事最晚写至“西历十月二十九日”，可知《辽天鹤唳记》所叙日俄战事止于1904年冬月，而其时日俄战争尚未结束，则“续编”当叙1905年之战事，然未见，或者竟未作。

　　《辽天鹤唳记》书成时，日俄战争尚未结束，故小说相当及时、迅速地叙写了1904年初在中国东北爆发的日俄战争的前期过程及战况，人物、情节皆非虚构。小说中出现的日俄战将，如俄辽东大总督阿力克塞夫、远东陆军统领苦鲁巴金，日总司令官东乡平八郎、海军少将瓜生外吉等，皆史有其人。所述战况，也多与史合⑤。作为一部取材于当前重大历史事件的时事小说，《辽天鹤唳记》十分典型地呈现出历史风潮对于小说创作的影响。细绎小说本身所展示的世界，作品在创作宗旨、作者心态、记录史实及凸显文学风气诸方面，极具时代之特征，使得小说已不独是文学作品，也是解读那个变乱时代的一个形象的中介，其中多有供后人玩味与深思之处。

　　先由其《序》，觇视作者的创作缘起:

　　自开战至今，已历岁余，往陈之迹，坊间具有专书，惟词旨深邃，不能普及国民之观念。不佞不揣固陋，用浅显语句，仿章回体裁，编成是书，务令通国国民，周知普及，易入脑筋，尽能解释，知日俄两国之战争，实缘中国积弱之所致。夫中国之土地不能自守，而籍他人之力以争之。吁!可耻甚矣!虽然，中国存亡之机，盖系乎此。吾愿国民切勿以日本之战胜喜而有所恃也!当思权重自立，蹶然奋兴，俾我黄帝子孙，同胞四万万众，各尽个人之天职，庶乎国脉以存;不然，苟且如故，其不为波兰、印度之续也，几希矣!

　　作者意在借小说的通俗形式，使民众了解战争之缘起与深层之原因，以促使民众觉醒;期望透过小说的急切呐喊与呼吁，使民众感悟到沉痛之危机，而不致重蹈波兰、印度的亡国覆辙。正是基于这种亡国灭种的危机感与唤起民众觉醒的使命感，作者在作品中反复申述其“一个字一滴血泪”的深浓忧虑与悲慨:

　　东三省，划为战争公共地，我之主权，从今后，陵夷损失尽虔刘。我疆我土，我却不能来管理。……处于今日之时势，睹于今日之情形，而能不落泪者也，可谓之没有心的人了。(第一回)

　　面对风雨欲来、大厦将倾的危局，作者深恐民众不通彻觉醒、不心忧国事，又在第一回中重申自己的写作意旨:

　　我那同胞的四万万众，其亦群策群力，群兢群智，奋然而起，毅然而谋。特恐有愚庸之人占多数，不知国事不心忧。今乃编成一部《辽天鹤唳记》，用的是评话体裁，俾从易于观感能普周，语句明白意思显，待在下原原本本话从头。

　　在这里，作者再次申明了小说以其通俗性涵容熏陶、开通国民的教化功能。第七回又言“我们中国人的性质，喜听小说书与喜看小说书的，最喜欢是战争、打仗各事迹”。由以上所引，可以看出，写作通俗之小说已成为作者激励民气、凝聚国力的一种手段、一种方式。这是很可注意的一点。当然，近世以通俗小说为入手救世之工具，非从此时发起;这里作者借小说之通俗性质以婉转醒民的创作主张，亦不过是对前贤之论踵习学样。虽然如此，作者特别强调小说的“易观感、能普周”，正足见当时文学通俗化理论的广泛流布。作为一时文学风气的具体而微的一种体现，也正是这部小说所呈显的价值之一。

　　而在作者汲汲于发民气、开民智的同时，也借小说传达出对于清廷采取中立立场的不满:

　　东三省者，我中国之东三省也。俄人占之，我不敢讨;日人攻之，我不敢助;英美法德鹰瞵鹗视，环而伺之。我且趑趄嗫嚅，瞻顾踟躇，而不敢有所表达。(《序》)

　　东三省俄兵似主，日兵似客，俄兵布置在先，日兵攻夺在后，我却严守中立，不敢过问，由他们打来打去，不知将来究竟若何?暂顾目前，得过且过。(第一回)

　　作者还在第三回“大清国布告中立朝鲜王宣示同盟”中不无讽喻地写道:“从此以后，我们大清国的中立全球上皆晓然共喻了。”作者悲慨于日俄为着各自利益在中国的国土上交战，而苟安卖国的清廷却宣告中立的无奈现实，以为“似此羞耻，东洋大海也洗濯不得去”。

　　不过，面对列强的环伺，面对同是入侵者的日俄，作者的心态却有着微妙的不同。对于法、英、德、美，作者认为不过是日俄的各自同盟，“皆眈眈注视，互相钳制，莫敢先发”(第六回)，而美国因鼓吹“门户开放”，则“宗旨似较和平”(《序》)。对于帝俄，作者自是悲愤难当:“俄人更高蹠远瞩，略无顾及，霸占满洲其一端”(《序》)、“虽然满口的说维持平和，其实无心维持平和，故开战之机，不在日本，而在俄国”(第五回)。在小说中，还有多处写及日俄交战中俄军的嚣张骄矜与自恃自倨。以上，均显豁出作者对于帝俄的痛斥、谴责立场。然而对于交战另一方的日本，作者的态度则有了明显不同。如《序》有言:

　　日本者，我东亚邻近之邦也，怀辅车相依之谊，抱唇亡齿寒之惧。庚子以后，中国危迫益急，日本时时以忠告道我政府，奈我政府未能尽行其言也。

　　又第一回:

　　自从庚子遭变故，俄罗斯强夺硬占肆要求。幸日本，保全中亚太平局。不惜牺牲其民，谊切同洲。

　　在作者眼里，日本乃是富于同情之心、抱有同种之谊的“邻近之邦”，出于“打抱不平”方对俄宣战。这种视日本为仗义之“侠客”、以为可以倚日御俄的心态，正凸显出作者不识日本深藏之野心与故作宽厚之伪善，对其尚持有天真的幻想。这里姑不以时代之局限来苛责作者，而换一个角度观照这种态度，则可看作那个苦难时代的一个普通个体，在面对接踵而至的时代变革时所可能会有的一种心理。

　　而且，这种视日本为友善的心态，在当时的中国舆论界是很具普遍性的。翻检清末1904年前后的《俄事警闻》、《中外日报》、《游学译编》、《警钟日报》及《东方杂志》等报刊，可见出在战争初期，多数人实对日本抱有期望与幻想，“以俄败为喜，以日胜为幸”。在初闻日胜俄败的消息时曾热烈欢呼“大快慰、大快慰”，认为“借我同种之国，一雪斯辱(指海兰泡惨案)”⑥，故而以为“日胜俄败，正天下太平之福”⑦，甚至说“今日本之攻俄，固已无负保全中国土地之义务矣”⑧。诸如此类的言论尚多，这里只聊举一二以备概览。虽然日俄开战前也不乏警觉之士和“防日”之议⑨，但在开战前后，前者的心态更具普遍性。由以上比对可看出，作者在《辽天鹤唳记》中所传达出的心声，是与这种特具时代风气的普遍心态相一致的。

　　此外，作者还在第十六回中叙及俄军虐待东北民众的种种“目不忍睹、口不忍言”的惨绝情状，写出了当时居住在孤城旅顺要塞的民众被充劳役、强索粮，从而“华民怨之声，充塞闾巷”的景况。而对于帝俄此种罪行，当时的报刊也多有记载，如《日俄战纪》第七期中《南满南防》一文记曰:俄军强征粮秣，则旅顺民众的所有食粮，“悉被存储军饷局内，以为公物，严禁私储，若犯即处严刑”，大批人因而被活活饿死。俄军还抢劫割毁庄稼，从旅顺口往北，“菽黍高梁均被芟割以作马料，纵横千里，几同赤地”⑩。两相比勘，小说中所写与当时报章所载相当一致，只不过前者是以小说的形式及时地记录下了帝俄的真面目，呈现出了文学写作与历史动向的密切关联。

　　如前所述，《辽天鹤唳记》是一部未完的匆促之作。在日俄战争正进行之时，关于此次战争的诸多战况已迅速为小说家所取材，并迅速刊出，洵如其封面所题“最新最奇、可惊可喜”。这固然做到了以小说来迅疾反映时事;但它所带来的另一面，则是为历史风向所驱动的写作，往往缺乏一种全局关照，故而也缺少了远距离观照下的精心打磨与理性思考。加之受所秉承的实录小说观的影响?，作者只是“据其战报”摭拾史事，以粗疏的笔触排比日俄之战况，从而使得作品未能以应有的深度与广度再现那段泣血锥心的苦难历史，更遑论由作品生发出属于文学的、哲理的深层意蕴了。虽然作者有感于日本的节节取胜，曾在第十四回中反复申论“学堂教育之功”，有助“国民精神之发达”，但并未作进一步的省察与反思。就艺术水准言，这部小说极少描写片段，而是流于粗陈梗概的叙述，较少感染力，文学性也较差。其实此亦为晚清时事小说的通病，也是最为人诟病处。

　　需要指出的是，除《辽天鹤唳记》这部小说外，尚有诸多醒觉之士对此投入极大的关注，并将日俄战事以及稍前的帝俄侵占东三省事件(当时人称之为“俄事”)迅疾纳入写作视野，从而在1904年前后的文学创作中蔚为一时风气。

　　翻览当时的相关文学作品，以小说形式出之的，计有以下作品:《日中露》，三回，栖溟、啸园译?，连载于《湖北学生界》第一、二、四期(1903年1月～4月)。因日人称俄国为露西亚，故名之。这部小说叙写了日俄战争前夜的东三省，其中兵燹之下的东北民众对俄军极为畏惧的描写尤予人以沉痛之感。同时，作者对国人“梦梦然犹酣睡于虎翼之下”的蒙昧否塞也极为痛心。这部小说是反映“俄事”较早的一部作品。而于光绪癸卯八月十五日(1903年10月5日)《游学译编》第十一册开始连载的《黄人世界》(二回)，则侧重于国人不敢言俄事，故而借主人公“突然讲一些奇奇怪怪的话”来抒写“剩有男儿愿未终”的无尽悲愤。尽管小说所采取的叙述方式较为生涩，但也传达出了作者感时忧国、希望“黄人”强大自立的心声。相较于前两部作品，《孽海镜》?的作者更有胆力。《黄人世界》中，作者愤愤称之为“鸟满人”的清廷，到了《孽海镜》作者的笔下，则成为“一只毛脱骨落、半生半死的专制虎”，甚或是“贼头鬼脑、野蛮贱种”。西太后更被作者曲笔化为整日只知抵押产业于外国人的“老板娘娘翠姐儿”。惜乎作者有胆力而少识见，除了满纸的指责谩骂极显作者之激愤外，并未展开更深层的关于中国出路的思索。而另一部作品《黄天录》?，不仅写及众志士月旦时事、传书济危，更使关注日俄战事的诸爱国女杰形象进入小说创作。

　　此外还有两部作品《痴人说梦》与《中国兴亡梦》?，皆是借梦境畅抒灭俄之理想，使作者对历史困境所不能已于言者，尽行投诸另一世界。其中，《中国兴亡梦》更为特出。不仅在于它是唯一一部以文言写作的小说，而且也是上述小说中唯一一部写了中国民众激昂大义、奋起抗击俄军的作品。小说动情地刻画了漫天朔风素雪中东北侠勇军的动人身影，并以走电奔雷、风烟弥漫的战斗场景显示了民心民意的不可侮。发表时间稍晚的《蜗触蛮三国争地记》?，则堪称为诸作中最别开生面的一部。小说借“虫天世界”的寓言，“隐射双关”地叙写日俄大战。小说并插入康梁变法、徐锡麟行刺、秋瑾含冤及抵制华工禁约运动、吴樾炸出洋使臣等清末诸大事，足以考见世变。

　　以上所胪举的小说，均为原创作品。由上述简略分析，可见出在动荡时世中，晚清小说作者怎样以生涩多变之笔，试图唤起尚未醒觉之民众、挽回渐步阽危之国势。不过就文学水准言，这些小说均甚平平，且大多不是难卒终章，就是草草结束。既或是唯一完篇的《孽海镜》，也不免此弊。书中重要人物之一的华铁生于第六回突然消失，而后文并无接续。这种不足亦可视为小说创作紧随世变的负面影响之一。

　　除了这些集中叙写“俄事”与日俄战事的原创小说外，尚有翻译小说《日俄未来战争小说》?。因开始连载时日俄战争尚未爆发，故曰“未来战争”。小说以“梦幻中通信”的方式，假想开战后“亲历”战场所见的诸般情景。然叙事枝蔓，不甚引人。此外，此前此后还有许多小说零星言及于此，如《新中国未来记》(1902)、《孽海花》(1903)?、《五使瀛环略》(光绪年间)、《宦海升沉录》(1909)等，无一不愤懑于帝俄入侵，郁结甚深。

　　1904年前后关注“俄事”与日俄战事的文学作品，除小说外，尚有传奇、杂剧、诗歌、说唱文学、歌谣、时调等。这里不复一一赘举。不过细绎上举诸作，由《辽天鹤唳记》而及其他小说创作，再及其他文体的相关创作，却也能略窥其时文学风貌之一二。“文变染乎世情”于此诚得证矣。

　　注:

　　①樽本照雄编《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417页)中著录了《辽天鹤唳记》的两个版本，均为四编十六回:一为本文所述署名“日本东京田太郎著，气凌霄汉者评话”的光绪甲辰本;一为清光绪甲辰(三十年)石印本，清无名氏著，题“气凌霄汉者评话”，首甲辰序署“贾生书于赵家干净室”，此即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8页)卷二“明清讲史部”所著录的版本。不过孙氏所著录的版本未见。

　　②《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922页)、《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2页)、《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第417页)等书中的“辽天鹤唳记条”均持此论。

　　③在光绪癸卯八月十五日(1903年10月5日)《游学译编》第十一册开始连载的《黄人世界》这部小说中，写及国人不敢言俄事，“政府听见了便要砍了你的老头颅，于今讲拒俄的便说他是谋反叛逆”，“拒外敌便要杀，天地世界上那有这等鸟国”。按之史实，是时正值举国涌动“拒俄”怒潮、拒俄之声响彻全国之时，但清政府却斥爱国为“谋反”，下令镇压。且《辽天鹤唳记》第五回有言:“内中立言，未免有过分之处，触犯忌讳。”据此，作者盖为躲避文网，故假托为日人所作。

　　④据其序题署“甲辰冬月”，笔者初以为这部小说书成并刊行于1904年底，则无论按中西历计算，都不会是“自开战至今，已历年余”，故以为序文误。后见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3页)谓“《辽天鹤唳记》四编十六回石印本”出版于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05年1月30日)，序文似又无误。然此文所据版本非石印本(见注1)，未敢遽下结论。

　　⑤参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沙俄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但在小说中，由于作者偏袒日本的立场，在叙述战况时有失实之处。如第十六回叙写日军围攻旅顺，只写俄军困境及日军胜况而丝毫不涉日军的失败与伤亡。

　　⑥《社说》，《俄事警闻》，1904年2月11日。

　　⑦《论黄祸》，《中外日报》，1904年3月21日。

　　⑧《论大隈伯黄祸说书后》，《中外日报》，1904年5月14日。

　　⑨当时革命派的《中国白话报》便指出:东三省是中国的领土，俄国和日本“彼此都要占”，“无论那边输赢，中国总没有便宜了”(见第五期[1904年2月16日]之《时事问答》)。滇督抚也认为:“俄日相持，瞬将开战，中国势处两难，无论俄胜，中国困将不堪;即日胜，中国亦必被侵削。且俄日即和，而东三省不得主权，亦从此无以立国”，其他强国也均坐待战毕“于争割中土时，从而瓜分耳”，故“请速变法以挽危局”。粤督岑春煊更明确主张乘日俄交战之机，“奋然一战”，收回东北主权。以上参见《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一百八十一卷，第1-2页。

　　⑩辽宁省档案:光绪三十年七月十八日，盛京将军、奉天府尹致奉天交涉局札文。

　　?第八回中，作者自豪地认为其作与从前之“列国志、三国志、说唐、杨家将、岳传、水浒”等书不同，这种不同不仅在于兵械，更在于征调人马数目上一清晰、一含糊。而作者之所以不敢“模模糊糊言之”，乃是因“在下这部《辽天鹤唳记》却是眼前事迹，人人皆知”。由此可知作者忠于写实的实录精神。

　　?阿英认为此作“似以日文本为蓝本而加改作者”，见《小说三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3页;《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日中露”条指出此作“标译稿，实系假托”。笔者翻阅此作品后，认为当是假托，故不以翻译小说视之而归入原创作品。

　　?《孽海镜》，八回，不题撰人，连载于《警钟日报》1904年3月25日至5月4日。樽本照雄编《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第510页)“孽海镜”条著录截止时间为4月18日，误。

　　?《黄天录》连载于光绪甲辰(1904)《杭州白话报》第一至第十四期，标十四回，中缺第九回，不题撰人。

　　?《痴人说梦》连载于甲辰(1904)二月至乙巳(1905)三月《安徽俗话报》第一、二、四至七、九、十六期，八回，作者守一;《中国兴亡梦》载于《新新小说》第一年一号至第二年五号(1904年9月10日～1905年2月4日)，标“政治小说”，作者侠民，无悔批点，未完。

　　?据阿英《小说三谈》(第11页)，《蜗触蛮三国争地记》初载于杂志《著作林》，仅六回。后作者加入康梁变法等诸节，敷衍为十六回。单行本刊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

　　?《日俄未来战争小说》连载于《俄事警闻》光绪癸卯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1904年1月15～2月10日)，第五回后不再标回，未完，署“(日)秋园著，扶桑译”。

　　?这里的《孽海花》，是指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月《江苏》本，即金松岑所著之《孽海花》，此为曾朴《孽海花》之前身。据金氏1904年5月《爱自由者撰译书广告》中所声称，是书叙及中俄事件、东三省事件、东京义勇队事件等，至俄国复据东三省止。由此可见其立意乃在揭露帝俄入侵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