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 林·

　　所谓金圣叹的“史实”研究，是指围绕其生卒、籍贯、生平交游、著述版本等基本史实情况展开的研究，而一般不包括对其文学理论的艺术评价等研究①。有关史实研究，在汗牛充栋的金圣叹研究中虽然并非占有主要位置，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亦断断续续地为学人所关注。尤其是十九世纪末，随着清朝思想统治的弱化和西方文化风尚的东来以及东邻日本学者的关注②，晚清学人对以小说戏曲批评而名世且被清廷杀头的金圣叹，有着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较为著名者，有俞樾 (1821～1907)成书于光绪九年 (1883)的《茶香室丛钞》。在此书中，俞樾以经学大师的身份，汇集了多种有关金圣叹生平史实的文献资料，对后世影响较大。光绪二十三年 (1897)，邱炜萲 (1874～1941)撰《金圣叹批小说说》十则，高度评价了金氏小说、戏曲评点的成就，竟希望其能活到曹雪芹时代，“将《西游记》、《红楼梦》、《牡丹亭》三部妙文一一加以批评，如《水浒》、《西厢》例然，岂非一大快事?”高度赞扬金在小说批评史上“集其大成”的历史地位;并通过圣叹与尤侗的生平比较而慨叹前者之际遇不偶:

　　长年困青毡、对佛火，参禅挥麈，领略道人况味。达官贵人、同学交旧，远见而却避曰:“是狂生，不可近。”征辟无闻，出游无资。积年成世，呕心耗血，所评赞选辑之《庄》、《骚》、马、杜各手稿，无力自锓，尘封连屋，身后随风散灭;惟五、六两才子小说，以其可以销售渔利，始得书贾出资任刊。然垄断者他人，著书者作嫁，取办救贫之一策而已。馀外则两三篇社课八股文，亦为揣摩家作福，于自己正经学问、名誉上，不曾增得些许荣光。苟非顺治辛丑岁，为邑人公义，上讦墨吏，激昂就死，不识者不几何以一轻薄文士了之耶!③

　　虽然文中并没有征引文献来证明自己的观念，但其有关叙述却与金圣叹生平实际颇为吻合;邱炜萲对圣叹极富鼓动性和感染力的表彰和同情，无疑使之成为自清初徐增之后，金圣叹最有力和最深情的辩护士，亦必然激发时人进一步的探究热情。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有关研究，大致可以“五四”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侧重于金圣叹著述的整理出版和生平史料的收集评说，后一时期侧重于生平思想的论争探讨。以下概说二十世纪前二十年 (1900～1919)的有关研究。

　　二十世纪初期，在对金圣叹的一片赞扬声中，时任东吴大学教授的黄人 (1866～1913)，在自己主持的《小说林》杂志上，以“蛮”为笔名，撰文反对金批《水浒》中对宋江的贬斥:

　　论历史之人格，当首溯郭解;而论小说之人格，当首溯宋江。史迁之进游侠，其旨趣与尊孔子无异，皆所以重人权而抑专制也。此其意惟耐庵知之，亦惟耐庵能绍述之。不幸而有奴性之公孙宏，悍然为当门之锄④;又不幸而有鼠目寸光之金采，簧鼓邪说以取好于民贼。然宏之爰书数言，尚不失为解之知己;而采则驺从前呵，但知辟人以张乘舆者之威福耳。此则地下之耐庵有知，所当笑破唇颊者也。⑤即便是在整个清代，像这样以如此不屑的口吻直呼其名、痛加贬斥的人，亦不多见。在当年，也就是归庄《诛邪鬼》一文可有一比。有意思的是，归庄是昆山人，黄人是常熟人，均属苏州府。如果说归庄的反感还可能是受到当时社会舆论的影响，令人费解的是同样有“苏州奇人”之称的黄人为何对这位乡前辈如此诋毁?正因为这种声音在清末民初可谓异响，发出者又是最早从事《中国文学史》撰写的本国学者，故有必要在此书写一笔。

　　无独有偶，光绪三十四年 (1908)，燕南尚生《新评水浒传》由保定直隶官书局铅印出版。该书对《水浒传》的“新评”充满了政治说教的色彩，任意比附、牵强附会的“释义”在书中触目皆是。诚如当代学者所说:“作者与其说是在评点小说，倒不如说是借小说评点来表现其政治理想”;“这其实已经把小说评点沦为表达个人政见、表现政治理想的工具了”⑥。这位河北籍的评点者，从宣传西方“平权、自由”思想出发，认为《水浒传》乃“讲公德之权舆也，谈宪政之滥觞也”，并对金圣叹作如下批评:

　　《水浒传》者，祖国之第一小说也……横遭金人瑞小儿之厉劫，任意以文法之起承转合、理弊功效批评之。致文人学士，守唐宋八家之文，而不屑分心;贩子村人，惧不通文章，恐或误解，而不敢寓目。遂使纯重民权、发挥公理，而且表扬最早、极易动人之学说，湮没不彰，若存若亡，甘让欧西诸国莳花而食果，金人瑞能辞其咎欤?

　　金人瑞者，奴隶根性太深之人也，而又小有才焉。负一时之人望，且好弄文墨，阅书籍。彼既批《三国演义》矣，既批《西游记》矣，既批《西厢记》矣…… 《水浒传》者，专制政体下所谓犯上作乱、大逆不道者也，于是乎以文法批之。然犹恐专制政府大兴文字狱，罪其赞成宋江也，于是乎痛诋宋江，以粉饰专制政府之耳目。批评《水浒》，以钓赞成《水浒》之美名，其计亦良得，其心亦良苦矣。⑦

　　此位姓氏不详的尚南先生，把中国封建制度之延续、公理民权思想之不行，均归咎于金批《水浒传》。这种无限上纲上线的批评模式，这种连基本史实都完全不讲 (如将《三国》、《西游》之评归于圣叹)的话语方式，只有在六十馀年后“文化大革命”的大批判浪潮中，才能看到其子嗣裔孙的出现。作为一位反对封建专制、提倡民主自由的进步人士，其对金圣叹评点小说的批判在学术史上亦非毫无反响:所谓“以文法之起承转合、理弊功效批评之”云云，无疑直接启发了胡适十馀年后发表的《〈水浒传〉考证》八股“流毒”之论⑧;其政治身份“奴隶根性”的恶谥，似乎也类似于后之鲁迅《谈金圣叹》“近于官绅”的判断⑨。两位现代大学者对于金圣叹的在学术和非学术上最有影响力的评价，竟然能从一位姓氏无考、毫无学术根基可言的民主激进之士的偏激言论中溯源，未免令人觉得有趣。

　　除了以上两位的出格言论外，有关金圣叹史实方面的正面努力，值得关注的有以下几点。

一、著作出版与生平简介

进入二十世纪后，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一篇题为《廖柴舟金圣叹先生传》，发表于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二十日 (1906.12.5)⑩，作者署名“枚”。此人便是广东顺德人邓实 (1877～1951)，字秋枚，别署枚子、风雨楼主等。光绪三十一年 (1905)发起成立国学保存会，任上海《国粹学报》主纂。此文虽然只是一则纯粹披露金圣叹传记的文字，在其按语中亦无对传主只字评价，却有着相当的意义:它不仅最早向学界介绍了清初曲江廖燕所撰的《金圣叹先生传》，并开启了同为粤人的邓实对金圣叹著述整理研究的兴趣;或者从其数年后之行为，可见其对金圣叹的关注实与其排满复汉的民族思想密切相关。这篇传记，邓实是辑自日人盐谷世弘序刊本《二十七松堂集》?。可能是受到盐谷氏序文的影响?，邓实在按语中愤懑于廖燕之不为后人所知，原因乃是“夫群一世之人，趋于利禄之一途，而深仇大耻竟若可忘者”，指出“此所以神州终古而陆沉，而先生所为悲膺疾额也。读先生集，予不禁慨然于海外之民犹能存节义矣!”从《二十七松堂集》中选出金圣叹传发表，无疑亦有表彰近二百五十年前因哭庙而“罹惨祸”?者的用意在。只是在抄录原文时，依然“采名，苦采字”，扩大了这一误刊的社会影响?。

　　数年后，即从大清王朝的最后两年开始，金圣叹著作的出版逐渐呈现出一个全面展开的态势。圣叹存世著作，除了当时尚不为人所知的《沉吟楼诗选》抄本外，主要有四大系列:一、戏曲、小说评点:即金批《西厢记》和《水浒传》;二、诗、文评点:即《唐才子诗》(七言律诗)和《天下才子必读书》(历代古文);三、八股文评点:即金批《大题才子文》和《小题才子文》;四、其他遗稿:诸如《诗经》、《左传》、《孟子》、《古诗十九首》、杜甫诗、欧阳修词评点及所撰易学、佛学杂著，由堂兄金昌于康熙初年以《唱经堂才子书汇稿》为名刊行，其中最重要的是《杜诗解》四卷。在此四类作品中，第一类由于种种原因，有清一代屡禁不绝，竞相刊刻、版本众多;第三类因其有助于科举考试的实用价值，在道光、光绪年间尚有翻刻;第二、四两类，除了顺治、康熙原刻本、重刻本外，两百年来很少出版，以致晚清时期“圣叹遗书，不幸无传”?， “坊肆所盛传者，仅《水浒》、 《西厢》及所序《三国》而已”?。但是，从宣统二年(1910)开始，有关二、四类著作的出版情况大为改观。首先，邓实该年在所辑《风雨楼丛书》中，首次完整铅印出版了《贯华堂才子书汇稿》?;同年，国学进化社铅印出版《天下才子必读书》?。宣统三年 (1911)，上海国学扶轮社石印《唐才子诗》。入民国，苏州振新书社与上海有正书局分别石印、铅印《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民国元年 (1912)，有正书局又将卷首《鱼庭闻贯》所收圣叹与友人书信辑出，以《圣叹尺牍》为名铅印问世。至此，《唐才子诗》、《天下才子必读书》和《唱经堂才子书汇稿》均已出版。宣统三年，乐天居士辑《痛史》出版，第一集收入《哭庙纪略》和《研堂见闻杂记》?，从而为金圣叹生平思想和晚年事迹的研究提供了较为全面的第一手资料。此本《哭庙纪略》于民国元年 (1912)、三年 (1914)、六年 (1917)多次重印，足见这一时期社会对哭庙案和金圣叹的关注。

　　与金圣叹著述大批重印相应的，是一些以逸闻轶事为核心的小传介绍逐渐问世。民国二年 (1913)，无锡孙寰镜 (1878～1943)撰《金圣叹之死》，大力推举金圣叹在哭庙案中所起的作用:“同时就戮者十八人”，首列金人瑞之名;具体哭庙行为，亦是圣叹“率诸生抢入，进揭贴，继至者千余人，群声雷动，盖以吴县非刑，预征课税，鸣于抚臣，因民忿也。哭临者大骇，命械之，众议哗然。金于狱中上书千余言，为民请命，语多指斥一切”;对圣叹在当时的声名，更多溢美之词:“明之亡也，吴下讲学立社之风犹盛，各立门户，互相推排。金圣叹以惊才绝艳，遨游其间，调和之力惟多，其名尤著。所至倾倒一时，遇贵人嘻笑怒骂以为快，故及于祸。”?只是核之《辛丑纪闻》，颇多虚夸不确之言。民国四年 (1915)十二月，署名小横香室主人编纂的《金圣叹小传》问世。其感叹圣叹死于哭庙案数句，既合传主身世，又富时代色彩:“呜呼!专制国官吏之淫威、文网之严密，文人苟非韬晦自全，鲜有不遭杀身之惨祸者，况放诞不羁如圣叹哉!”?惟所述史实，内容不出《辛丑纪闻》、《哭庙纪略》，这也是很长时间内此类以哭庙案为焦点的金圣叹生平简介类小传的基本面貌。

　　这一时期的末年，即民国八年 (1919)，署名“武进李伯元著，泾县胡寄尘校订”的《南亭笔记》出版?。在该书卷三，一连四条介绍金圣叹，系出自修订者胡寄尘 (1886～1938)之手?。《南亭笔记》记载“清季”人事的诸条，可能均由这位早在民国二年 (1913)就编写过《清季野史》者所阑入。因为逝于光绪三十二年 (1906)的李宝嘉，是无从也不敢云清朝为“清季”的。有关圣叹的四条，分别据廖燕《金圣叹传》、孙寰镜《金圣叹之死》、邱炜萲《金圣叹批小说说》和梁章钜《归田琐记》卷七《金圣叹》编写而成。虽然毫无建树，亦扩大了金圣叹的影响。

二、孟森《金圣叹考》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文章或许是孟森 (1869～1937)的有关考述。民国五年 (1916)，他署名“心史”发表了《金圣叹》一文?。有感于“自小说中有《圣叹外书》，深印于世人之胸中，而圣叹之轶事，往往流传众口。近日乃以谶纬鄙俚之言，有所谓《中国预言》者，亦以圣叹评定为名，致烦政府查禁。而圣叹之魔力，又跃跃有生气焉，可谓奇矣”，故其撰文目的是:“汇辑清初纪载，为爱谈圣叹轶事者，详所出焉。”文中共引文献十条，分为三类:“圣叹被慈月宫陈夫人所凭”类，收入钱谦益《初学集·天台泐法师灵异记》、王应奎《柳南随笔》、褚人穫《坚瓠集》三则;“圣叹身后异迹”类，收入宋长白《柳亭诗话》、章有谟《景船斋杂记》、《尺牍新钞》引嵇永仁《与黄俞邰书》三则;“圣叹轶事”类，收入无名氏《辛丑纪闻》、董含《三冈识略》、袁枚《随园诗话》、金宗楚《豁意轩录闻》四则。并时加按考和辨说，如最后一条“按:此则情理多未尽合。且法海督江南学政，在雍正元年。未知清初更有一学政法海否?圣叹并未灭族，本则亦自言寄信妻子，何以自相矛盾?当从《柳南随笔》作‘籍家’”。再如其对董含《三冈识略》认为金圣叹批《西厢》是“直欲窃为己有。噫!可谓迂而愚矣”的批驳: “圣叹谓所批《西厢》，‘是圣叹文字，不是《西厢》文字’，此意读《西厢》者共信之，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圣叹有焉。乃以为欲窃为己有，未免笨伯。”则显示出对圣叹评点特色的理解和文学观念的通达，亦直接影响了稍后胡适对金批《西厢记》的看法。

　　从学术史的角度，或认为“在二十世纪前二十年中，对金圣叹作过认真研究的是史学家孟森。他所作的《金圣叹考》钩稽了金圣叹生前身后的许多原始材料，澄清了一些事实……所考的资料为后人研究提供了方便”?。平心而论，即便置于民国初年的学术环境看，孟森此篇的学术难度也是不大的;作为一位明清史大家，其在金圣叹史实研究方面的贡献也是有限的。所涉十条史料，有五条史料非其发现，在当时十分常见的俞樾《茶香室丛钞》中已“详所出”?了;据《柳南随笔》所引“钱宗伯《天台泐法师灵异记》”在《初学集》查出全文，并非难事;《辛丑纪闻》亦非珍本秘籍，自是研究金圣叹者所必读。只有《三冈识略》、《随园诗话》、《豁意轩录闻》为其首次征引，然其史料价值并不重要。此外，将《豁意轩录闻》的作者金宗楚，误写成其曾孙金清美，虽属小误，却遗讹久远。许奉恩(1816～1878)《撷录〈豁意轩录闻〉》按曰:“门人金仰之清美，吴门世家子也。高祖讳祖静，字安安，以进士官四川布政……。曾祖讳宗楚，字小笏，官中书舍人，著作甚富。仰之尝出示所撰《豁意轩录闻》一帙，予爱其笔意颇类唐人说部，姑撷录数条，以资谈柄。”在“撷录数条”后许氏尚有跋语:“予闻小笏舍人，生平酷嗜吟诗，笔意在白、陆之间。归田后，与沈归愚、彭芝庭两尚书结社酬唱……全稿俱经两公评订，未付手民，遽煨兵燹，惜哉!”?按语与跋语两相对看，《豁意轩录闻》的作者只能是金清美的曾祖父金宗楚?。孟森误解“所撰”，言《录闻》作者为金清美，一直到后来知堂《谈金圣叹》及今人孙中旺《金圣叹研究资料汇编》亦如是。虽然只是轶事，出自乾隆中期 (1765年前后)人和咸、同 (1851～1874)人之手，可信度是大不一样的。

　　尽管孟森在文章导言中指出:“圣叹之为人，具见于所批诸书之内，只有文人好奇，并无神怪之迹。” (其实这段话不够准确:一、研究其为人，不能仅见其所批诸书;二、其为人的确是有神怪之迹的)然《金圣叹考》之问世，应该强化了圣叹“魔力”的社会印象。其文着重强调了两点:一是生前即“以神怪耸动世人者”，一是身后因“文人不得意，以笔墨动世，世即以神怪奉之”。正因为著述重点所在为神异之事，故即便如嵇永仁《与黄俞邰书》这样重要的交游资料?，孟森关注的只是圣叹托梦的说法，并未用力考证其背后史实，仅仅简单地照抄俞樾按语云:“此圣叹身后之事，世罕知者。惟‘南’?不知何地，‘’字亦未识，疑有误。”其实，即便在当时，孟森已对清初史籍谙熟于心，如在同年发表的《心史丛刊》的首篇《奏销案》中，不仅征引丰富翔实，且已多处引及与“哭庙案”相关之文字，可见其著述主旨对于资料搜集研究的左右:其兴趣既在神异，忽略真正的史实亦在情理之中，非不能也，而不为也。虽然孟森于史料钩稽方面存在明显不足，但其文章结语所谓“当时毁圣叹者亦多，而崇拜圣叹者亦不少，身分正合”，却不仅是对“当时”现象之总结，亦暗合了其后很长时间的金圣叹研究状况，显示出史学家眼光的锐利。至于其“圣叹之于小说，犹路闰生之于八股，极意发挥奥窔，然圣叹见地自超，非路所及也”云云，虽然不妨认为是“首次将金圣叹的评点与八股的评点联系起来”，却似乎难以启发胡适认为金圣叹沾染了“八股选家的流毒”的观点?。从文意来看，孟森只是以嘉庆进士路德 (1784～1851)评点八股文的造诣和特点?，来映照金圣叹在小说批评上的地位;从情感而言，孟森流露出对金圣叹的深深赞赏。

三、杨保同《金圣叹轶事》

在孟森《金圣叹考》发表的第二年冬，南京杨保同撰《金圣叹轶事》成?。自序云其于民国六年 (1917)秋，以病困居上海，“读各家笔记，多有涉及圣叹事者，益狂喜，不啻见圣叹也。于是乃就榻前，随笔录之，约得若干则……金圣叹一生行事，庶几尽于是已。”据序言，知作者字异之，金陵人，生平“酷爱”金圣叹，其他事迹不详。惟《“夫妇之愚”两节文》自述“幼时闻蒙师与友人谈圣叹逸事……今已三十年，犹恍惚如昨日事”(第23页)，可推知其当时约四十五岁左右。全书八十五页，约两万字，共记“轶事”九十条，是古今第一部以书籍形式单独发行的有关金圣叹的著述。

　　作者的阅读范围较广，不仅有《贯华堂才子书汇稿》，还有顾予咸《雅园居士自叙》、廖燕《金圣叹先生传》、无名氏《辛丑纪闻》(或《哭庙纪略》)、袁枚《随园诗话》、邱炜萲《金圣叹批小说说》。除了根据以上直接相关的文献进行改编外，还有许多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甚或胡编乱造之事。如将《先有鸡乎先有蛋乎》之问，亦归“为圣叹事也”;再如有的故事，人、事皆假，只是把当事人换上金圣叹之名。如《嘲江南主考联》，是将发生在康熙五十年无名士子讽刺江南乡试主考左必蕃、赵晋之事，提前至“顺治某科”，连主考官的名字都照旧。类似这样的故事，也就太糊弄读者了。对于金圣叹研究而言，则极大地影响了此书所载各事的可信度，亦挫伤了学者辨析其真伪的学术兴趣。其希望“当世不少心仪圣叹者，或将有取乎斯编”(自序)的编纂期待，似乎从来就没有实现。

　　然而， 《金圣叹轶事》中有的故事，人真而难辨其事真伪。如《雅慕俞琬纶》条云:“万历间有俞琬纶者，字君宣，为圣叹同邑人。圣叹垂髫时，习闻其尊人啧啧琬纶不去口，心向往之，以不得及身亲见为憾。”(下面说的就是俞琬纶自己的“轶事”了)而从俞、金均撰写过有关口技的文章?，金家对俞氏的赞赏也是顺理成章的。再如《是徐文长一流人》“松交尝语人曰:‘余少读山阴徐文长文而好之，辄怃然想见其为人。余官铨曹时，适钱塘布衣胡彦远来，盛道圣叹不除口，谓圣叹之才，亦文长之流亚也。余遣人招之，竟不至。比余以病归，圣叹顾时时来，相与抵掌谈心，间出其所著诗文，读之多妙悟见道语，沁人心脾，似非今人所能为。使其与文长同时，《白鹿表》何足道哉?’”不仅杭州胡介确有其人，而金与顾的交往亦有蛛丝马迹可循?。此外，《同戴耘野访徐介白》记载与清初苏州著名遗民戴笠、徐白的交游，亦非绝无可能。

　　《金圣叹轶事》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其《文曲星》条“俗传三月三日为文昌生日，而圣叹亦于是生，故人称圣叹为文曲星。”?且不说圣叹是否文星转世，“三月三日”之说明显属于误植?。后人不察，如辛岛骁?、陈登原?、俞鸿筹?等，均照抄无疑;今人覃贤茂《金圣叹评传》、杨子忱《金圣叹全传》等“戏说”体，也都重复着文昌帝君生于“三月三日”的误会。

　　作为二十世纪金圣叹史实研究的滥觞期，前二十年间的成果主要表现为对其著作的全面整理出版，长期以来坊间出于牟利目的只是不停地翻刻金批《水浒传》、 《西厢记》的局面被彻底打破。可以说，除了其八股评点和诗集抄本之外，所有的著述在此时期都有多种版本问世，从而为今后的全面研究提供了较为充分的基本文献。至于单篇文章，无论侧重小传介绍的《金圣叹之死》、《金圣叹小传》，还是近似于专题资料收集的《金圣叹考》，以及被后人视为“研究专著”的《金圣叹轶事》，有关史实的“研究”均属稗贩耳食的皮毛之举。虽然这些文字也有助于激发学者研究的热情 (或者本身就是某种政治热情的产物)，亦不乏可贵的尝试 (如孟森的某些按考)，但是它们都不是将金圣叹作为文学批评家来对待的产物。所以，真正属于现代意义上的史实研究，尚有待于以后岁月的呈现。

　　注:

　　①此类研究情况，参见陈洪《金圣叹文论研究百年》，《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魏中林、王晓顺《20世纪金圣叹小说戏曲理论研究》，《学术研究》2001年第2期;黄霖《近百年的金圣叹研究——以〈水浒〉评点为中心》，章培恒、王靖宇主编《中国文学评点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吴子林《金圣叹小说评点的研究与反思》， 《东方丛刊》2003年第2期;官春蕾、黄念然《20世纪金圣叹小说理论研究述评》，《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②早在1897年，日本笹川种郎 (临风，1870～1949)便在《帝国文学》第二卷三至四月号发表《金圣叹》。该年六月，其《支那小说戏曲小史》出版，第四篇《清朝》第一章即《金圣叹》。1898年，所著《支那文学史》出版，在其中“第九期” 《清朝文学》中，设专节论述金圣叹。1903年，久保天随(1875～1934)《支那文学史》出版，第三编第五章为《金圣叹》。参见黄仕忠《从森槐南、幸田露伴、笹川临风到王国维——日本明治时期 (1869-1912)的中国戏曲研究考察》，《戏剧研究》2009年第4期。

　　③?邱炜萲《菽园赘谈》，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33页。

　　④公孙宏即汉代公孙弘，据《史记·游侠列传》载:郭解手下杀人，“吏奏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议曰:‘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遂族郭解翁伯”

　　⑤蛮《小说小话》，《小说林》第一期，光绪三十三年 (1907)出版。

　　⑥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页。

　　⑦燕南尚生《水浒传新或问》，朱一玄《水浒传资料汇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391-392、393-394页。

　　⑧胡适《〈水浒传〉考证》，192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汪原放新式标点《水浒传》前言，收入郁鹏程编《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实业印书馆昭和十八年(1943)版，第3页。按:黄霖《读金圣叹的〈沉吟楼诗选〉》曾指出这一观点，“在胡适之前，还有个叫燕南尚生的在《新评水浒传叙》中也提到过”，见《古典文学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页。

　　⑨鲁迅《谈金圣叹》，1933年7月1日上海《文学》第1卷第1号，后收入《南腔北调集》。

　　⑩上海《国粹学报》光绪三十二年 (1906)第十一号第二十三期。

　　?即日本柏悦堂文久二年 (清同治元年，1862)刻十六卷本。

　　?盐谷世弘《刻二十七松堂集序》云廖燕生于明季，抱“忠肝义胆、孤愤深慨之气”，发而成文，为明末“大殿”。廖燕 (1644～1705)生于清顺治元年，即便当时广东仍在南明治下，说其为明遗民亦勉强。

　　?廖燕《金圣叹先生传》， 《二十七松堂文集》卷14，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第342页。

　　?廖燕《二十七松堂文集》的康熙、民国刊本均作“若采字”，惟日本刊本“若”作“苦”。

　　?王大错《才子杜诗解叙》，《才子杜诗解》卷首，上海震华书局1919年石印本。按:所谓“所序《三国》”，乃是后人将李渔序伪托金圣叹作。参见陈翔华《毛宗岗的生平与〈三国志演义〉毛评本的金圣叹序问题》，《文献》1989年第3期。

　　?此前，光绪三十一年 (1905)上海翰墨林書局铅印《圣叹秘书》(《证曏社丛刻》本);此后，1914年北京鸿文斋石印《唱经堂集要》，皆是《才子书汇稿》的选编本。 “秘书”和“集要”皆不见《中国丛书综录》著录，子目见《东北地区古籍线装书联合目录》，辽海书社2003年版，第4152-4153页。另，1915年上海国光书局铅印“汇稿”出版，民国间上海锦文堂楷书石印本《金圣叹全集》亦即此书的别称。

　　? 1918年上海有正书局铅印出版《天下才子必读书》;1920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清王之绩评注增补本《圣叹批才子古文》，1923年上海朝记书庄再次石印此书。

　　?《东北地区古籍线装书联合目录》，第3186页。

　　?上海商务印书馆宣统三年 (1911)版，1917年重版。

　　?孙寰镜《栖霞阁野乘》，中华图书馆1913年铅印本。

　　?小横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观》卷十一，第40页，上海中华书局1915年版。易宗夔《新世说》卷六《任诞第二十三》在金圣叹轶事下的注释文字，全引此段。见1918年版，第32页。

　　?李伯元著，胡寄尘校订《南亭笔记》，上海大东书局1919年7月石印本。

　　?从三点可辨非出自李宝嘉 (1867～1906)之手。一、篇幅长短:《南亭笔记》为逸闻轶事体野史笔记，大多篇幅短小 (二三百字)，一事一记，即便有字数较多者，亦是仅及一人，而像连续以几大段记一人，在全书中除了张之洞外 (卷十六共四十五条，全记“南皮张香涛”事)，可谓绝无仅有。二、资料来源。全书近七百条，皆不注明出处，之所以如此，因为作为生于同治年间者，顺康雍乾嘉道各朝名人事迹，几乎都是来自前人记载，如一一注明所据，不胜繁缛。但是，却有两条例外，即有关金圣叹的后两条，一注“圣叹之狱，具见无名氏所撰《辛丑纪闻》”，一引“王东溆《柳南随笔》云……”，均明确交代来源。三、内容雷同。前两条不注来源，却来源分明!第一条全抄廖燕《金圣叹传》，第二条与孙寰镜《金圣叹之死》相同。问题的关键在于:虽然李伯元死于孙寰镜《栖霞阁野乘》出版前，似乎只能是孙抄李文;但是，《栖霞阁野乘》出版早于《南亭笔记》六年，根本无从“抄袭”后者，而《南亭笔记》是在作者死后十三年，经胡寄尘修订问世，故有关金圣叹诸条必出自胡手。

　　? 1916年《小说月报》第7卷第1号。按:次年改为《金圣叹考》，收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心史丛刊》二集。

　　?黄霖《近百年的金圣叹研究——以〈水浒〉评点为中心》，章培恒、王靖宇主编《中国文学评点研究》，第330页。

　　?《茶香室丛钞》卷十七《金圣叹身后异事》依次引《与黄俞邰书》、《柳亭诗话》、《景船斋杂记》，《续钞》卷二十《慈月宫陈夫人》引《柳南随笔》，《三钞》卷二十《慈月智朗》引《坚瓠集》 (又见《四钞》卷二一《金圣叹请箕仙》)。此外，在《丛钞》卷十七《评注稗官》、《续钞》卷十三《〈水浒〉评本》、《三钞》卷二三《李日华〈西厢〉》中，亦有涉及金圣叹文字。

　　?许奉恩《里乘》卷九，光绪五年 (1879)常熟抱芳阁刻本。

　　?参陆林《金圣叹佚文佚诗佚联考》，《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1期。

　　?参陆林《金圣叹与周计百交往揭秘》，《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黄霖《近百年的金圣叹研究——以〈水浒〉评点为中心》认为孟森的话给胡适批评金批有八股气“以极大的启发”，《中国文学评点研究》第330页;吴子林《金圣叹小说评点的研究与反思》亦说胡适有关看法是“受到孟森的启发”。

　　?据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四三载:清中叶后，“以制举业课士称极盛者”，首推关中路德， “每抉摘疵，排俗体，必极言其所以然，风气一变。其评骘改窜，皆闭目口授，侍书者腕欲脱，而汩汩不能休”。今存其八股评点注释之作十馀种。徐增序金批《天下才子必读书》云圣叹“评《唐才子诗》，乃至键户，梓者满堂，书者腕脱”。

　　?自序云自民国六年“丁巳秋”开始收集资料，“抄录纂辑，凡三阅月书成”，故成书必在当年末，出版则在次年即民国七年。笔者所见该书版权页署:中华民国八年四月再版;编辑者:羊城杨公道;发行者:两友轩;印刷者:民友社;发行所:大华书局、中华图书馆、文明书局。此书民国十年再版。其据《随园诗话》编写《宿野庙诗殊清绝》，当是因阅民国五年发表的孟森《金圣叹考》而成。

　　?长洲俞琬纶《挑灯集异》载其于万历四十三年乙卯 (1615)在京听人口技事，见褚人穫《坚瓠集》广集卷二。

　　?参陆林《金圣叹与长洲唯亭顾氏交游考——兼论顾予咸与清初三大史狱之关系》，《艺术百家》2002年第2期。

　　?杨保同《金圣叹轶事》第78页。

　　?文昌帝君为民间和道教尊奉的掌管士人功名禄位之神，亦称文曲星，生日为二月初三。其成为民间和道教所信奉的文昌帝君，与梓潼神张亚子有关，据《文昌化书》、《文昌本传》等记载，其生于晋太康八年 (287)二月初三。

　　?辛岛骁《金圣叹之生涯及其文艺批评》，《朝鲜支那文化研究》，日本东京刀江书院昭和二年 (1927)版，据陈登原《金圣叹传》第12页引。

　　?陈登原《金圣叹传》，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1～12页。按:引文第三句，陈氏作“而圣叹亦于是日生”，与原文相较，增一“日”字，或其所据为初印本而自有此“日”字?

　　?俞鸿筹《〈沉吟楼诗选〉读后记》，金圣叹《沉吟楼诗选》附，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影印抄本，第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