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进·

　　试论晚清翻译小说与林纾的贡献

　　·袁进·

　　晚清翻译小说对中国小说的影响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翻译小说的规范也有一个建立的过程。其中尤以林纾的贡献较大，他在多方面借助翻译小说，开拓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空间。

　　翻译小说林纾过程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西方传教士宾威廉用文言翻译了英国班扬的小说《天路历程》，这自然是为了传教的需要，但是这很可能是用中文第一次翻译西方的长篇小说。1873年，蠡勺居士用文言翻译英国李顿的长篇小说《昕夕闲谈》开始在《瀛环琐记》上连载，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完整地翻译西方的长篇小说。近代诗歌的翻译，出版的当以王韬与张芝轩合译的《普法战纪》中《马赛曲》和德国《祖国歌》为最早。但是这些翻译对于当时中国的文学创作，看不出发生了多大的影响。

　　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最早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是侦探小说。1896年，上海《时务报》首先刊登了《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这“呵尔唔斯”就是“福尔摩斯”。译者张坤德，字小溏，当时是《时务报》的翻译。当年连载两篇《福尔摩斯探案》，都是短篇小说，每篇分三期连载。第二年又连载了两篇《福尔摩斯探案》，也是短篇小说。这些侦探小说对于读者的吸引力大概还不错，给梁启超留下深刻印象，以至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时，觉得自己写的《新中国未来记》不像小说，就推荐读者去阅读《新小说》中的侦探小说作为补偿①。近代时期，《福尔摩斯探案》非常流行，带来了一个侦探小说出版热潮，翻译的侦探小说，不下四百余种，绝大多数都在上海出版。今天我们一般都把侦探小说看成是俗文学，但在近代却并非如此。晚清将侦探小说也看成是对西方诉讼制度的介绍。林纾便曾指出：“近年读海上诸君子所译包探诸案，则大喜，惊赞其用心之仁。果使此书风行，俾朝之司刑谳者，知变计而用律师、包探，且广立学堂以毓律师、包探之材，则人人将求致其名誉，既享名誉，又多得钱，孰则甘为不肖者。下民既免讼师及隶役之患，或重睹清明之天日，则小说之功宁不伟哉!”②因此，当时的翻译家几乎都与侦探小说有过关系，其中最著名的是周桂笙、奚若等，周桂笙用白话翻译侦探小说，改变了翻译小说用文言的做法。当时的侦探小说不仅在西方法律制度上启发了读者，而且帮助中国的小说家完善小说的结构，丰富小说的情节，其实是起了作用的。

　　需要指出，这时的翻译家对于翻译工作的标准还不太明确，他们有时会随心所欲地游离于创作和翻译之间，而抛开他们理应遵循的原著。曾经在日本留学的苏曼殊，1903年被迫回国，后来到上海的《国民日报》任英文翻译，就在这时，他与陈独秀合作翻译了法国雨果的《悲惨世界》，名为《惨社会》，小说只译了一个开头，就转为译者宣扬启蒙主义的创作，显示了那时的翻译者急于干预现实不忠实于原著的“豪杰译”方式。还有将翻译变为再创作的，如吴趼人与周桂笙合译的《电术奇谈》，原作只有六回，吴趼人将它发挥到二十四回，增加了许多内容。

　　清末翻译小说的数量要超过本国创作的小说。尽管有不少人出于民族自尊心，不愿承认外国小说优于中国小说，但是翻译小说大量出版这一事实本身，却说明中国人已经接受并且需要外国小说。如此众多的外国小说翻译进来，不能不对中国人的意识产生冲击，只要不是出于偏见，自然会老老实实承认西方小说的优点。当时的翻译家周桂笙便曾提到：他的一位朋友“尝遍读近日新著新译各小说，每谓读中国小说，如游西式花园，一入门，则园中全景，尽在目前矣。读外国小说，如游中国名园，非遍历其境，不能领略个中况味也。盖以中国小说，往往开宗明义，先定宗旨，或叙明主人翁来历，使阅者不必遍读其书，已能料其事迹之半。而外国小说，往往一个闷葫芦，曲曲折折，直须阅至末页，方能打破也”③。这还仅仅是对情节结构的一种感性认识。能够超越情节上的认识，进一步总结外国小说某些艺术规律的，则首先是当时的小说翻译家，他们比读者更早接触外国小说，而翻译过程又是一个咀嚼消化的过程，帮助他们更深地体验原著的风味。不过这些翻译家必须具备一个条件，他们阅读翻译的外国小说必须有一部分名著，而不仅仅是那些阐明政治主张而艺术低劣的“政治小说”。具备了这个条件，他们才可能从外国小说中总结出小说的艺术规律来。如周桂笙便从外国小说中发现了中国小说缺乏的近代人本主义精神：“外国小说中，无论一极下流之人，而举动一切，身分自在，总不失其国民之资格。中国小说，欲著一人之恶，则酣畅淋漓，不留余地，一种卑鄙龌龊之状态，虽鼠窃狗盗所不肯为者，而学士大夫，转安之若素。”④这实际上已经触及小说是否要将反面人物当作“人”来写的问题，批评“谴责小说”缺乏“人”的意识。

　　这时的翻译小说在思想内容和形式语言上都对后来的小说创作产生了作用。有一些翻译家注重介绍俄罗斯文学，吴梼首先翻译了契诃夫的《黑衣教士》，接着又翻译了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第一个故事《银钮碑》。他也是高尔基小说的第一个译者。吴梼还曾经翻译了波兰作家显克维支的《灯台卒》，在翻译弱小民族作家上，他也是开风气者。包天笑也注意到契诃夫的作品，他翻译了《六号室》，阴冷的描写对于民初的悲剧小说的崛起或许也是一个促动。另外一些翻译家则比较注意法国文学，伍光建翻译了大仲马的《侠隐记》、《续侠隐记》、《法宫秘史》前后编。如果说俄国文学的翻译在思想精神上带来新的动力;那么，伍光建的翻译则主要在于它对白话的贡献，它运用一种非常凝练的白话，精炼而准确地表达了小说的内容。它帮助人们意识到，并不是只有文言才能做到精练，白话同样可以成为一种精炼的书面语言。此外，创作《孽海花》的曾朴更是师从曾经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工作的陈季同，学习法国文学。他后来系统地介绍了法国文学，不仅翻译了雨果的剧本《枭欤》，小说《九三年》;而且翻译了莫里哀的《夫人学堂》，左拉的《南丹和奈侬夫人》。这些作品都为中国读者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

　　当时上海还有一批翻译西方诗歌的译者，其中比较知名的是胡适。胡适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时，曾经用文言翻译了不少西方诗歌，但是他用的文言已经是浅近文言，很少用典。李敖在他的《胡适评传》中曾经用原文对照过胡适的译诗，评论道：“我们不能不惊讶他译得真不错”;“我们不能不说这个十七岁的少年人翻译得很工巧，我们不得不赞美这个‘少年诗人’和他的文言译诗”。这段经历对于胡适后来提倡白话文，用白话写诗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准备。

　　文学翻译最著名的翻译家自然是林纾。林纾(1852—1924)幼名群玉，后字琴南，号畏庐，又号冷红生，福建闽侯人。年轻时校阅古书，写得一手好古文。他从1897年开始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此后便成为当时最著名的外国小说翻译家。他虽然不懂外语，翻译外国文学必须与人合作，但是他以他娴熟的古文先后翻译了180余种外国文学作品，其中出版有163种。这些作品包含了英国、法国、美国、俄国、日本、西班牙、比利时、瑞士、希腊、挪威等十一个国家98个作家的作品，其中第一流作家有：英国的莎士比亚、狄更斯、斯威夫特、司各特、笛福，法国的雨果、巴尔扎克、大小仲马，美国的斯托夫人、华盛顿·欧文，俄国的托尔斯泰，挪威的易卜生，西班牙的塞万提斯等，它们大多是第一次介绍到中国来。这些译本大部分由上海出版，商务印书馆看中林纾，大量出版林纾的翻译小说。林纾对外国文学有独到的见解，这不仅因为林纾翻译的外国小说最多，发表的谈外国小说的翻译小说序跋最多，而且他对小说的认识，也确实在当时一般的翻译家之上。周桂笙为自己以翻译小说为职业而深感懊丧，耿耿于怀：“顾余读书十年，未能有所贡献于社会，而谨为稗贩小说，我负学欤，学负我欤，当亦知我者所同声下叹者矣。”⑤林纾却不怕时人的非议：“余荒经久，近岁尤耽于小说，性有所惬，亦莫能革，观者幸勿以小言而鄙之。”⑥仅此一端，也可看出他的胆识。

　　晚清的翻译小说形成潮流，是从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开始的。林纾是当时著名的古文家，因丧偶而心情抑郁，他的朋友为了帮助他解脱苦闷，给他介绍了法国小说《茶花女》，林纾立即为小说的艺术所感动，便“涉笔记之”⑦，开始了他翻译外国小说的生涯。林纾虽有“欲开民智，必立学堂;学堂功缓，不如立会演说;演说又不易举，终之唯有译书”⑧的设想，他翻译《黑奴吁天录》也有“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⑨的志向，但是总的说来，他似乎更加注重外国小说的艺术性，甚至敢于提出：“西人文体，何乃甚类我史迁也”，把西方小说的叙事艺术，与士大夫崇仰的司马迁《史记》并论。他的立场主要偏向于文学的艺术性一边。大批翻译小说进入小说市场，一方面借助“西学”的声势，促使人们去阅读;一方面又以其艺术性打动中国读者，如《茶花女》就曾引起严复的慨叹：“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这些翻译小说也就大大扩展了小说的声势。

　　林纾本是一位狂士，在福州以狂狷著名，他看不惯宋儒的假道学，讥讽他们道：“宋儒嗜两庑之冷肉，宁拘挛曲跼其身，尽曰作礼客，虽心中私念美女颜色，亦不敢少动，则两庑之冷肉荡漾于其前也。”⑩由于他对传统理学有着反叛的一面，所以不同于守旧的腐儒，愿意向西方学习。林纾开始翻译小说时同“新小说”派的主张有相似之处，“谓欲开中国之民智，道在多译有关政治思想之小说始”?。他翻译《黑奴吁天录》，目的“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其宗旨可谓与梁启超、夏曾佑等遥相呼应。在“新小说”派倡导“欲新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对中国人缺乏尚武精神深为感慨之际，林纾翻译了哈葛德的《埃司兰情侠传》，在序中，他否定了那些圆滑世故的大官僚，批判那种因循、敷衍、自私、卑怯的人生态度，提倡阳刚之气和尚武精神，改造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他介绍拿破仑、俾斯麦等强者，讴歌英雄精神，甚至公然呼唤野性，赞美追求独立自由精神：“无论势力不敌，亦必起角，百死无馁，千败无怯，必复其自由而已。”?试图打碎民族的精神枷锁，“明知不驯于法，足以兆乱，然横刀盘马，气概凛然，读之未有不动色者”。其叛逆的反传统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林纾还有另外一面，与“新小说”派不同。他是古文家，“古文”是他的命根子。他坚信西学与古文相通，西学昌明，将为古文带来新天地。“予颇自恨不知西文，恃朋友口述，而于西人文章妙处，尤不能曲绘其状。故于讲舍中敦喻诸生，极力策勉其恣肆于西学，以彼新理，助我行文，则异日学界中定更有光明之一日。或谓西学一昌，则古文之光焰熸矣，余殊不谓然”?。他既然站在文学的立场上学习西方，当然要比政治家、宣传家们更为注重文学自身的规律。在当时强调以小说启蒙，为政治服务时，他注意到文学的独立性，指出：“盖政教两事，与文章无属，政教既美，宜泽以文章，文章徒美，无益于政教。西人唯政教是务，赡国利兵，外侮不乘，始以余闲用文章家娱悦其心目，虽哈氏、莎氏，思想之旧，神怪之托，而文明之士，坦然不以为病也。”这是从根本上对“欲新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观念提出异议，并且触及了能否用“思想进步”代替文学批评标准的问题。可惜林纾是一位感觉型的批评家，仅能凭直感迸出这些思想的火花，无法将它们深化发展成一种理论。

　　因此，林纾注意到西方小说的艺术，发现“西人文体，何乃甚类我史迁也”。他不断看到西方小说所提供的中国小说以至中国文学从未见过的东西：

　　天下文章莫易于叙悲，其次则叙战，又次则宣述男女之情。等而上之，若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决脰溅血，生气凛然，苟以雄深雅健之笔施之，亦尚有其人。从未有刻画市井卑污龌龊之事，至于三十万言之多，不重复，不支厉，如张明镜于空际，收纳五虫万怪，物物皆涵涤清光而出，见者如凭阑之观鱼鳖虾蟹焉，则迭更司以至清之灵府叙至浊之社会，令我增无数阅历，生无穷感喟矣。?

　　狄更斯的“扫荡名士美人之局，专为下等社会写照”，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觉得这些作品超过了中国的小说《水浒传》、《红楼梦》，也超过了司马迁、班固的史传文?。林纾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提出学习西方小说“专为下等社会写照”，与“专意为家常之言”的批评家。它与批判现实主义描绘普通平凡的人生，批判社会黑暗的宗旨已经颇为接近。这种接近是很不容易的，狄更斯当初创作“专为下等社会写照”的小说时，在英国还“被认为是粗野下流的”?。

　　可是，“接近”并不等于接受领会。林纾是一位古文家，“古文”的观念阻碍他进一步理解狄更斯小说中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他并未体会到狄更斯小说中的“平民精神”或“人”的意识，他也缺乏“文学表现人生”的观念，他对狄更斯的肯定其实是出诸古文家对“文章”的理解：“文章家语，往往好言人之所难言，眼前语，尽人能道者，顾人以平易无奇而略之，而能文者，则拾取而加以润色，便蔚然成为异观。”?因此，他的眼光大都停留在小说的“题材”与“着笔”上。狄更斯描绘下等社会使“文心”更加“邃曲”，因为“余尝谓古文中叙事，惟叙家常平淡之事为最难着笔”，“今迭更司则专意为家常之言，又专写下等社会家常之事，用意着笔为尤难”?。他从古文家的“意境”、“义法”来看小说，看到的常常是叙事的技巧。他自己也承认：“纾不通西文，然每听述者叙传中事，往往于伏线、接笋、变调、过脉处，以为大类吾古文家言。”?这种感觉常常有其正确的一面，但由于过分注意总结小说的布局技巧，他几乎未曾发现小说与人生有着比文章更为密切的联系，也很少意识到小说描绘人生的“真实”的价值，它对读者的震撼力。这样，他总结的西方小说的技巧就不能建立在一个牢固的基础上，当他在评价狄更斯小说的社会功能时，只好又落到“新小说”派的窠臼：“顾英之能强，能改革而从善也。吾华从而改之，亦正易之。所恨无狄更司其人，如有人能举社会中积弊著为小说，用告当事，或庶几也。”他并不要求中国小说家像狄更斯一样真实地表现人生。因为既然揭露是为了“用告当事”，“谴责小说”也就没有什么问题，不必另起炉灶，学习模仿狄更斯的小说，所以他祝愿：“呜呼，李伯元已矣!今日健者，惟孟朴及老残二君，果能出其绪余，效吴道子之写地狱变相，社会之受益，宁有穷耶?”民国初年林纾亲自动手创作了不少小说，这些作品都未曾浸润他翻译过的狄更斯小说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古文家”眼光的束缚，使他无法产生一种新的小说观念，纠正“新小说”派的弊病，开创一个崭新的局面。

　　但是，林译小说大大拓展了中国人的视野，改变了中国人对外国文学的看法。由于当时中国文学主要受士大夫掌控，士大夫的欣赏趣味往往决定了文学的发展趋向。所以严复用典雅的古文来翻译《天演论》，以吸引文化层次高的士大夫来阅读。林纾用古文来翻译外国小说体现了同样的努力，如同施蜇存先生所说：“他首先把小说的文体提高，从而把小说作为知识分子读物的级别也提高了。”?三十年代，有人在总结林纾所做的贡献时也曾指出：“过去小说受到国人的鄙视，林纾以古文名家而倾动公卿的资格，运用他的史、汉妙笔来做翻译文章，所以才大受欢迎，所以才引起上中级社会读外洋小说的兴趣，并且因此而抬高小说的价值和小说家的身价。”?林译小说向中国人输入了新思想、新习俗、新观念。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首先在价值观念上，就表现了不同寻常的胆识。因为《茶花女》是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观，与以家庭为本位的宗法制价值观是对立的。小说中歌颂真挚的爱情，而又把造成爱情悲剧的原因归结到男主角的父亲为了维护“家声”而制止恋爱上。这就让人联想到《红楼梦》。事实上，当时也确实有人以《红楼梦》相类比，称《茶花女》为“外国《红楼梦》”?的。其实《茶花女》在价值观念上比《红楼梦》还进一步，因为《红楼梦》描写的还是门当户对的恋爱，而《茶花女》男主角真诚地爱上了一位人尽可夫的妓女，这是沾辱门第的爱情，男主角的父亲为了维护门第的声誉而千方百计扼杀这一爱情，女主角则以她崇高的牺牲精神展示了她高尚的德性，衬托出了男主角的父亲为维护门第而显示的卑劣、专横与残酷。

　　林纾译的全本《迦茵小传》在价值观念上带来的冲击比《巴黎茶花女遗事》更甚。中国传统观念注重“孝”，“百善孝为先”，清代以“孝”治天下;但是在《迦茵小传》中，男主角在父亲临危托付之际，公然违逆父亲的意志，不肯答应娶爱玛。而女主角迦茵也公然指斥父亲不该遗弃她。这样一对“不孝”的情人竟然私合而有私生子，并且仍然被作为正面人物在小说中得到歌颂，他们以爱情而结合，不计名利地位，其高雅纯真远远高出于他们周围的人。迦茵批判父亲遗弃她的罪恶，并以她的牺牲精神显示出她崇高的德行，用她的德行将她父亲置于被告的地位。《迦茵小传》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冲击使得志在改革的维新志士也深感担忧，当时主张女权甚力，以“爱自由者”、“女界卢骚”著称的金天翮，攻击林纾“使男子而狎妓，则曰我亚猛着彭也，而父命可以或梗矣。女子而怀春，则曰我迦茵赫斯德也，而贞操可以立破矣”。他担心中国将会盛行握手接吻之风，宁可更遵颛顼、祖龙之遗教，历行专制，也要实行男女之大防。另一位也属于改良派的钟骏文，比较杨紫麟、包天笑与林纾的译本，批评林纾“凡蟠溪子所百计弥缝而曲为迦因讳者，必欲历补之以彰其丑”，“亦复成何体统”?。这些攻击来自提倡翻译外国小说、力主中国小说学习外国小说的改良派，而不是抱残守阙的顽固派，更能说明这些翻译小说对传统伦理价值观念的冲击之大。林纾翻译的这些小说为当时的中国小说提供了一种新的价值模式：只要是出于纯真爱情的相恋，无论这种相恋违背了什么样的现行伦理观念，它仍然是值得赞颂的。为了相爱的对方而牺牲自己的牺牲精神更是崇高的，其高雅纯真远远高于同辈。正是这种价值模式开始显示独立的个性的人的存在，它对民初的言情小说发展带来了重要影响，促使民初的言情小说在原有的言情传统基础上正视现实，并开始反抗现实。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林纾翻译的外国小说，在小说的叙述形式上，更是对民初言情小说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周作人回忆道：“我们几乎都因了林译才知道外国有小说，引起一点对于外国文学的兴味”?。又说：“我从前翻译小说，很受林琴南先生的影响;1906年住东京以后，听章太炎先生的讲论，又发生多少变化，1909年出版的《域外小说集》，正是那一时期的成果。”?明确说明他受到的林纾影响。在他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更是回忆了当年鲁迅与他如何重视林纾翻译的小说。在胡适、郭沫若、钱钟书、张恨水等人的回忆中，都提到了林译小说对他们的影响。

　　但是，林纾不懂外语，对西方文学的了解全凭别人的介绍，选择翻译对象难免芜杂，许多通俗作家也被列入翻译对象。1909年，鲁迅、周作人兄弟翻译的《域外小说集》出版，标志了中国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周氏兄弟毕竟是懂得外语的，对外国文学的了解远远超过林纾，他们所译的《域外小说集》虽说是短篇小说译本，与林译小说相比却有了许多进步：林纾翻译外国小说，是因为外国小说像中国文学，可以扩大中国文学的境界。周氏兄弟翻译外国小说，是要将“中国小说所未有的”东西介绍进来，“别求新声于异邦”，所以着重在介绍西方“近世文潮”。在选择翻译对象上，周氏兄弟更为严格，他们把选择的着重点放在十九世纪下半期以来崛起的现代主义小说上，这些小说大都缺乏完整的故事情节，侧重于表现主观情绪，那些碎片式的生活场景，与人物主观的感觉和想象交织在一起，带有浓厚的抒情化色彩，具有很强的先锋性。所谓“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域外小说集》所选作者，除了美国的爱伦·坡，英国的王尔德，法国的莫泊桑之外，特别注意介绍俄国和北欧、东欧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所选作家绝大多数都是当时著名作家，体现了周氏兄弟“人的文学”思想和振兴民族文学的思想。这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学的先声。周氏兄弟的翻译，要比林纾准确多了，为了帮助不懂外语的中国读者了解外国文学，他们采用直译，以求准确展示原作的风貌。周氏兄弟当时受到章太炎的影响，运用古奥的文言，其典雅程度远远超过林纾，来翻译《域外小说集》。只是这样的翻译语言虽然具有极强的学术性，却很不利于小说的传播。《域外小说集》出版后，在东京与上海两地，一共只卖去40本。它的文学观念过于超前了，语言又过于艰涩，对当时的文坛，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影响。

　　当时上海还有一位重要的翻译家，他就是周瘦鹃。周瘦鹃(1895—1968)名国贤，别署紫罗兰庵主人。江苏吴县人，幼年丧父，靠母亲缝洗度日，肄业于上海民立中学，留校任教，后进中华书局。曾主编《申报》副刊“自由谈”、《礼拜六》、《快活》、《半月》、《紫罗兰》等报刊。周瘦鹃的翻译活动主要在民国初年，他的翻译作品中影响最大的是《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全书共分三卷，收短篇小说50篇，其中英国17篇，法国10篇，美国7篇，俄国4篇，德国2篇，意大利、匈牙利、西班牙、瑞士、丹麦、芬兰、瑞典、荷兰、塞尔维亚各1篇。每篇之前都有简要的作家小传，所选篇目绝大多数为名家名篇，既把欧美主要国家的短篇小说介绍进来，又注意到欧洲的弱小民族的作家作品。这是继鲁迅、周作人兄弟翻译的《域外小说集》之后最为重要的短篇小说译本，而其影响则远远超过《域外小说集》。《域外小说集》收录英国小说仅王尔德一篇，法国仅莫泊桑一篇，轻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短篇小说。译者本意自然希望人们重视俄罗斯文学和北欧等弱小民族文学，但不免有矫枉过正之嫌。《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正可以成为互补，帮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欧美文学。过去有人推测周瘦鹃该书是根据海外短篇小说原版本翻译，其实不然，有证据表明这是周瘦鹃自己下功夫找来的材料，尤其是作家小传，从中可以看到译者所花的心血。所以鲁迅称赞它是“用心颇为恳挚，不仅志在愉悦俗人之耳目，足为近来译事之光”，可谓“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鹤鸣”?，予以极高的评价。因此，它也可以说是开拓了五四新文学的先路。

　　注：

　　①阅梁启超《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和《新中国未来记》绪言，陈平原编《二十世纪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②林纾《神枢鬼藏录》序，《林琴南书话》，第55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③④知新主人《小说丛话》，载《新小说》第二十号。

　　⑤周桂笙《新庵笔记》弁言，1914年上海古今图书局出版。

　　⑥林纾《伊索寓言》序，《林琴南书话》，第6页。

　　⑦林纾《巴黎茶花女遗事卷首小引》，《林琴南书话》，第3页。

　　⑧林纾《译林序》，陈平原编《二十世纪小说理论资料》，第26页。

　　⑨林纾《黑奴吁天录跋》，《林琴南书话》，第5页。

　　⑩林纾《橡湖仙影》序，《林琴南书话》，第46页。

　　?炜瑗《挥尘拾遗》，可参阅林纾《译林》序。

　　?林纾《黑奴吁天录》序，《林琴南书话》，第4页。

　　?林纾《鬼山狼侠传》序，《林琴南书话》，第32页。

　　?林紓《洪罕女郎传跋語》，《林琴南书话》，第40页。

　　?林紓《孝女耐儿传》序，同上第77页。

　　?见林纾《快肉余生述》前编序，同上第83页。

　　?见狄更斯《奥立佛·退斯特》第三版前言。

　　?林纾《拊掌录》跋尾，《林琴南书话》，第61页。

　　?林纾《孝女耐儿传》序，同上，77页。

　　?林纾《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序，同上，34页。

　　?施蛰存《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导言》，上海书店1990年版。

　　?寒光《林琴南》，《林纾研究资料》，第207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松岑：《论写情小说与新社会之关系》，包天笑：《别影楼回忆录·译小说之始》。

　　?寅半生：《读〈迦因小传〉两译本书后》，《游戏世界》十一期1907年。

　　?周作人《林琴南与罗振玉》，《语丝》第三期，1924年版。

　　?周作人《〈点滴〉序》第1—2页，北京大学出版部，1920年版。

　　?《域外小说集》旧序，岳麓书社，1986年版。

　　?《教育部通俗教育司对〈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的评语》，载《教育公报》第四期第15号，1915年。

　　*该成果得到上海市重点学科(B104)、复旦文史研究院项目(07FCZD010)资助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魏文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