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民·

　　追求、孤独与殉道
——《水浒传》宋江的性格特征

　　·宋金民·

　　“投降派”、“奴才”、“忠义”、“两重性格”等众说，只是宋江性格某一方面抽象化的脸谱，并不足以说明宋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水浒传》中的宋江实际上是一位典型的士人，始终以道自任，把拯时救世、恢复良好社会秩序当作自己一生的追求。尽管宋江的追求既不被朝廷所了解与接受，又不为梁山上兄弟所理解与拥护，但是宋江在孤独中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在自身合法性都难以保障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微薄之力试图抗衡、规范他所认同的君父秩序与等级模式，追求人间的公正、合理、社会秩序的稳定，直至献出生命，成为一名孤独的殉道者。

　　孤独殉道者《水浒传》宋江

　　《水浒传》中宋江形象的研究，历来众说纷纭，有以其是农民起义“英雄”或是“投降派”者，有以其是“忠义”的化身或是两重甚至多重性格人物者，也有以其是“一位精明审慎的政治人物”①者。虽各有所据，但众说只是抓住宋江性格的某一方面便抽象为宋江的脸谱，实际上并不足以准确说明宋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总体看来，众说或失之于偏颇，或流于空泛，都未能准确说明宋江这一人物的基本性格特征。而《水浒传》研究如果不能对宋江形象有正确把握，也就难得有真正深入。因此，本文不避选题之俗的嫌疑，仍就宋江形象的性格特征作一浅说，揭示其是一位士人的典型，是为追求士的自身价值与理想而献出生命的孤独的殉道者。

一、士人的理想追求

《论语·子路》篇中，子贡问：“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孔子答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这就是说，作为一个“士人”，既要知道礼义廉耻，加强自身修养，又要忠君爱国，为社稷分忧。历史记载中的宋江为三十六人之首，“勇悍狂侠”②，完全是江湖好汉的风范。但经“书林”、“儒流”③写入《水浒传》以后，这个人物变成了彬彬有儒者风的士人。这表现在书中写他“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第三十九回)、“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更兼习爱枪棒，学得武艺多般”(第十八回)，符合孔子所说“推十合一为士”④，士人要有多种能力的要求：“于家大孝，为人仗义疏财”、“每每排难解纷，只是赒全人性命。如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赒人之急，扶人之困”(第十八回)、“仁义礼智信皆备”(第二十一回)，符合士人讲究修身的道德规范;“中心愿”始终是“平虏保民安国”(第七十一回)，有着不同常人的宗教般的救世情怀，符合士人“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⑤的政治情操。因此，宋江完全符合士人的标准。作为典型士人的宋江始终以道自任，把拯时救世、恢复良好社会秩序当作自己一生的追求。

　　在实现自己理想的道路选择上，宋江主要希望封建体制内的机遇能够降临，从而依附于朝廷实现自己的理想，最终做到“封妻荫子”(第十二回)、“青史上留名”(第八十五回)，所以发自内心地不想上梁山。宋江杀阎婆惜后想到的是到柴进、孔太公、花荣三处躲避，并没有想到梁山;在发配途中，宋江为了拒绝梁山好汉上梁山的邀请有时不得不以死相拒;即使上了梁山，宋江满脑子想的也是招安，正如杜贵晨先生所言：“他一面率众与山下的敌对势力斗争，一面在做内部的‘整顿’……随时随地向部下灌输招安路线。宋江是一步一步地把梁山上人的思想整顿、引导到‘忠义’的路上来，引向招安之路。”⑥为了促成招安，宋江上走殿前太尉宿元景，下走京城妓女李师师的门路，尽管对奸臣高俅非常痛恨，但第八十回高俅被张顺等人活捉到梁山后，宋江还希望通过高俅促成招安。等到招安成功，在政权体制内可以实现自己的追求时，宋江便积极地投入到“平虏保民安国”(第七十一回)的斗争中。因此，宋江对宿太尉能为梁山争取到征辽的机会十分感激，认为：“某等众人，正欲如此与国家出力，立功立业，以为忠臣。今得太尉恩相力赐保奏，恩同父母。”(第八十三回)出征方腊则是宋江主动请求宿太尉在皇帝面前奏请。宋江积极地投入到消除外患、平定内乱的斗争中，实现着他拯时救世、争取国家和平与安定的理想追求。

　　当然，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为了逃命，宋江还是上了梁山，表面上看与朝廷构成了对立，但作为梁山首领的宋江仍然坚持士人的理想追求，拯时救世、争取国家和平与安定的理想并没有改变。例如，宋江命令梁山军队“不劫来往客人”、“不杀害人性命”(第六十五回)，专门打击豪强，消灭奸邪，替天行道;在受招安的过程中，与政府军作战只是点到为止，这是因为他素怀归顺之心，所以“不肯尽情追杀”(第七十七回)，不以攻城略地为主要目的;宋江一伙虽然也消灭了祝朝奉、曾长者等全家，杀死了慕容彦达等朝廷命官，但这些都是贪官污吏、害群之马，杀了这些人，既可以解除广大人民一定的痛苦，又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宋江在梁山的所作所为，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是“在天子恩泽不能到达的地方尽自己所能以救朝廷之失”⑦。可见，即使上了梁山，宋江仍是以人间秩序的整体为最大关怀，尽自己最大能力，拯时救世，重整社会秩序。

　　宋江始终以道自任，而道作为士人的安身立命之所，其对士人必须通过政治权力行道的道路规划，就决定了宋江“忠”的内在品质及其在政治体制内实现理想的主导性，这就不免与宋江所处的环境时常发生矛盾，加之宋江对道的原则过于迂直与执著，自然造成了宋江不为朝廷、梁山好汉理解的孤独。

二、不为朝廷与梁山好汉理解的孤独

宋江一直苦守并为之奋斗的理想，既不被朝廷所了解与接受，又不为梁山上兄弟所理解与拥护，从而这正如弗洛姆所说：“人之所以孤独是由于他是独特的存在，他与其他人都不相同，并意识自己的自我独立的存在。当他依据自己的理性力量独立地去判断或作出抉择时，他不得不是孤独的。”⑧书中有关宋江之孤独的描写，具体可分为两个方面：

　　(一)不为朝廷理解的孤独

　　上梁山前，宋江尽管饱读诗书，“怀扫除四海之心机”(第十八回)，但只能碌碌无为，“名又不成，功又不就”(第三十九回)，混迹于吏族，而且当时又是一个“为官容易，做吏最难”(第二十二回)的时代。即使宋江只是在默默等待机会，却不得不要面对朝廷的误解，以蔡九知府等人为代表的朝廷依据宋江在浔阳楼醉酒后题的诗认定宋江要造反。实际上，宋江如果要造反是有一定有利条件的：首先有天象以及谣言可以利用，“近日太史院司天监奏道：夜观天象，罡星照临吴楚分野之地。敢有作耗之人……更兼街市小儿谣言四句道：‘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第三十九回);其次有稳固的根据地，晁盖等人已经在梁山站稳了脚跟，水泊梁山，易守难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宋江有强大的号召力，梁山众兄弟多直接或间接因宋江上山，众英雄也期盼宋江能够上山。但是，宋江在浔阳楼醉酒后题的诗并没有造反的意思，相反是要在封建王权的体制内拯时救世。王齐洲认为：“这不是黄文炳所污蔑的造反宣言，而是要狠狠打击贪官污吏、改变现存社会秩序的政治憧憬。”⑨但是朝廷的不理解竟迫使宋江不得不“披乱了头发，把尿屎泼在地上，就倒在里面，诈作风魔”(第三十九回)。宋江在江湖中具备强大的号召力，但对晁盖几次上梁山的盛情邀请毫不动心，从他劝武松通过“一枪一刀”(第三十二回)为国家建功立业的话中可以看出，宋江仍是希望朝廷的机遇能够降临，依附于朝廷为国家建功立业，宋江其实并无非分之想。英雄无用武之地也就罢了，但真正忠于朝廷的宋江却要因朝廷的不理解而面临杀头的危险，宋江内心的孤独可想而知。

　　上梁山后，成为梁山首领的宋江仍然坚持士人的理想追求，因此积极主张招安，但是奸臣当道的朝廷不愿、也不能理解一个已经与封建正统背道而驰的人会忠于朝廷。只是因为“梁山泊上立一面大旗，上书‘替天行道’四字。此是曜民之术。民心既伏，不可加兵。即目辽兵犯境，各处军马遮掩不及。若要起兵征伐，深为不便”(第七十四回)，这才把招安当成了权宜之计。在蔡太师、高衙内主导下的招安更不可能一帆风顺。朝廷第一次来招安，飞扬跋扈，看不到宋江来接，就大发雷霆，“该死”、“贼”时时挂在嘴边，连吕方、郭盛都意识到：“是何言语?只如此轻看人!”不仅骂，还动手打人，“李虞候拿起藤条来打两边的水手”(第七十五回)。招安失败，面对众英雄的发难，宋江只能“横身在里面拦当”(第七十五回)，以自己的身体为盾牌，为了不伤害朝廷人员，甚至不惜让燕青传下“如若今后杀人者，定依军令处以重刑”(第七十九回)的命令。第二次招安，朝廷又耍弄文字上的游戏，独不赦宋江，致使梁山众英雄又反，宋江又枉费心机一场。

　　被朝廷招安后，宋江取得了臣的资格，在宋江看来，梁山众兄弟终于走上了正路，依附于封建王权，自己的追求也终于有机会得以实现，但朝廷不理解宋江的状况并没有因为招安的成功得到改观。朝廷考虑到梁山“数万之众，逼城下寨，甚为不宜”(第八十二回)，在招安成功之始就要把梁山军队分调各处，童贯更是建议“将此一百八人尽数剿除”(第八十二回)。随着宋江为皇帝南征北战，这种状况也没有得到改善。封爵一事一拖再拖，最后只把宋江加为保义郎，卢俊义为宣武郎，其余等人封为下将军或偏将军。蔡太师恐正旦节朝贺时天子见到梁山军队，从而重用，便只让宋江、卢俊义两个有职人员随班朝贺。破辽归来，朝廷对梁山英雄赏赐极薄，而且禁止梁山英雄入城。征方腊回来，众英雄已经伤之八九，但是奸臣仍然设计要置宋江于死地。

　　可见，自始至终，奸臣当道的朝廷不理解宋江，也容不得宋江的存在。

　　(二)不为梁山好汉理解的孤独

　　作为以道自任的士人，在人生道路的选择及政治主张上，宋江自然会按照士人的标准，这势必造成思想上“忠”与“义”、行动上招安与反招安的冲突。无论哪一方面都是把宋江当作江湖好汉的梁山英雄难以理解的，这又造成了宋江不为梁山好汉理解的孤独。

　　首先，宋江杀阎婆惜后成为逃犯，即使做个安稳的小吏也不可能了，成为逃犯后的宋江仍然不上梁山，梁山好汉对此并不理解。在梁山英雄看来，平时与江湖好汉交往甚密的宋江由此本可以完全解放出来，义无反顾地上梁山，但是晁盖等人三番五次地邀请，宋江却不愿上梁山;大闹清风寨后，青州慕容知府申将文书去中书省，要起大军来征剿，在众人无策时，这一次是宋江首先想到上梁山，与此前晁盖等人三番五次地邀请而被拒相比，可谓判若两人。但是一封父亲病故的家书，又让他以尽孝为由舍弃众兄弟奔家而去。宋江回家后，被官府捉拿，宋江是“挺身出官”，自投罗网，并说：“官司见了，倒是有幸。明日孩儿躲在江湖上，撞了一班儿杀人放火的弟兄们，打在网里，如何能勾见父亲面?”(第三十六回)被官府捉住，不后悔反而庆幸自己因此不能与众兄弟落草，这的确使江湖好汉难以理解;被押解去江州的路上，经过梁山时，刘唐早已在此等候，要迎接宋江上山，在梁山好汉看来，成为罪犯后的宋江此时上梁山应该是终偿所愿。但宋江不仅不让杀两个公人，连带的枷锁都不让打开，众好汉自然也是不解。实际上，危险加身时，宋江的确想到过反上梁山，但反上梁山就意味着与道的远离，因此，作为士人的宋江始终忠于朝廷，决不希望走上反朝廷之路。这也就是为什么宋江回家后被官府捉住反而感到庆幸;刘唐迎接宋江上山时，为了表明自己的不上梁山之志，宋江连枷锁都不让打开。事实上，在梁山好汉看不到的情况下，宋江并不介意把身上的枷锁除掉，如在穆家庄投宿时，对两个公人去掉枷锁的建议，宋江“当时依允，去了行枷”(第三十七回)。当然，宋江的心思却瞒不住吴用，宋江不得不感慨：“只有先生便知道宋江的意。”可惜知宋江者仅吴用一人而已。

　　其次，在生命受到威胁时，宋江上了梁山，成为了梁山头领的宋江积极主张招安，对宋江的这一主张梁山好汉同样不理解。梁山好汉中有一部分人如李逵、鲁智深、武松等对朝廷的昏庸无能有清醒地认识，对朝廷已经绝望，他们心中充满革命的精神，一心要与朝廷对抗，因此旗帜鲜明地反对招安。第七十一回重阳节菊花会上宋江唱到：“望天王降诏，早招安”。武松听了，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李逵睁圆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并踢碎了桌子。鲁智深也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奸臣当道，招安没有用。招安的过程中，梁山好汉的步调与宋江并非完全一致。小说第七十五回、七十九回写两次招安。第一次招安，吴用主张让朝廷被迫招安，用武力打击朝廷，增加谈判的筹码。于是，吴用暗暗传令给水军送信，要他们“尽依我行”，结果，便弄出“漏船”以及“偷御酒”等一系列事情。不仅如此，吴用还下令埋伏好，准备随时动武。招安失败后，面对宋江的指责，吴用还进行反驳：“哥哥，你休执迷!招安须自有日，如何怪得众兄弟们发怒。”怪宋江招安之心太急，众人也认为：“军师言之极当。”朝廷招安不成，在随后的战斗中，李俊、张横对宋江释放降兵降将的行为不满，于是两人捉得刘梦龙、牛邦喜后，“惟恐宋江又放了。两个好汉自商量，把这二人就路边结果了性命，割下首级送上山来”(第七十九回)，先斩后奏。第二次招安，卢俊义同样劝宋江不要性急，不要亲自去接诏书，与吴用一样对招安并不抱多大热情。招安失败后，李俊、张横的不满可能成为一些英雄的共识，因为只有在宋江下达对杀人者处以重刑的号令后，“不多时，只见纷纷解上人来”(第八十回)。

　　最后，尽管已经接受招安，宋江及梁山好汉仍然得不到朝廷信任，面对奸臣的排斥以及随时面临的灭顶之灾，宋江丝毫不顾性命之忧，不仅自己决不再上梁山，也不许其他好汉再上梁山，众好汉自然也是不理解。第九十回写征辽归来，朝廷对梁山英雄赏赐极薄，而且禁止梁山英雄入城，六位水军首领已经意识到“我想那伙奸臣，渐渐的待要拆散我们弟兄，各调开去”(第九十回)，达到分而灭之的目的;甚至连李逵都认识到，如果宋江不听从“再上梁山泊”的建议，“明朝有的气受哩”(第九十回)。但是宋江忠于朝廷之志不移。对吴用降辽的建议，宋江认为：“军师差矣。若从大辽，此事切不可提。纵使宋朝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第八十五回);当得知众英雄再上梁山的打算，于是宋江会集诸将，对他们说：“但有异心，先当斩我首级，然后你们自去行事;不然，吾亦无颜居世，必当自刎而死，一任你们自为。”(第九十回)为了不使梁山好汉再犯，宋江竟以死相逼。在这种情况下，宋江与梁山好汉的关系开始疏远，在别无他法的情况下，有的梁山好汉开始另寻他途。于是，先是公孙胜退隐;随即燕青劝卢俊义不果，自己一人“收拾了一担金珠宝贝，竟不知投何处去了”(第九十九回);李俊、童威、童猛等七人驾船出海，自投化外国。

　　可以说，宋江越是坚持自己的理想，与周围环境的冲突就会越激烈，内心的孤独就会越强烈。更甚者，奸臣是决不允许坚持士人理想与追求的宋江与他们同立于朝廷的，因此，宋江入世的努力注定是徒劳，宋江行道的最终结局也必然是悲剧性的毁灭。

三、悲剧性的殉道

在奸臣当权的社会中，道在其所依赖与承认的政治框架中必然与势势不两立，因此，“‘道’无法得到现实保障的脆弱的理想结构意味着士在‘行道’实践中无论坚持与否，都必然是悲剧性的：坚持‘道’的理想就意味着‘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的悲剧，认同‘无道’的现实则意味着对‘道’的背离与自身异化的悲剧”⑩。宋江与奸臣掌控的朝廷的矛盾的不可调和，就决定了宋江理想的空幻性，连粗鲁的李逵都明白这样的道理，宋江又何尝不知，只不过宋江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如此坚持就必然导致了其殉道者的结局。

　　梁山奉命征辽，出征之始，梁山一军校因朝廷官员克减赏劳三军的酒肉与负责给散酒肉的厢官发生争执并杀了这个厢官。明明是朝廷理亏在先，但宋江为了来之不易的实现自己理想的机会，不得不“陈桥驿滴泪斩小卒”，委曲求全，杀了自己人。在军校伏死之前，宋江哭道：“我自从上梁山泊以来，大小兄弟，不曾坏一个。今日一身入官，事不由我，当守法律。”在梁山泊宋江可以做主，因此“大小兄弟，不曾坏一个”，可在奸臣当道的朝廷，兄弟们的生死宋江做不了主。征辽凯旋途中，途经“秋林渡”，燕青用箭射下几只秋雁。宋江认为大雁仁、义、礼、智、信五伦俱备，与梁山众兄弟无异，但大雁为“求食稻粱”辗转南北却不幸遇难，这不正是梁山众好汉的影子吗。宋江睹物伤情，“此心终有所感”(第九十回)，这说明宋江已经意识到以自己为首的梁山好汉曲终人散的结局。宋江不仅对兄弟们的生死做不了主，即使对自己建功立业的理想也犹如南柯一梦。第八十五回“宋公明夜度益津关，吴学究智取文安县”，吴用听了欧阳侍郎劝降的话，承认“端的是有理”，并劝宋江弃宋从辽，而宋江始终坚持“纵使宋朝负我，我忠心不负宋朝。久后纵无功赏，也得青史上留名。若背正顺逆，天不容恕。吾辈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从这句话我们看出，虽然宋江还在坚持自己的理想，但并不代表不认同欧阳侍郎以及吴用的话，只是士人“以身殉道”的气节仍在激励着他尽忠报国、建功立业罢了。而当宋朝皇帝听信奸臣建议，放弃宋江等梁山好汉用鲜血换来的灭掉辽国的大好机会，准予辽国投降时，宋江不得不感慨“功勋至此，又成虚度”(第八十九回)，自己建功立业的壮志并不是经过自己的努力就能实现。因此，在一次次的事实面前，宋江不能不开始担忧自身的前途以及悲痛兄弟即将离散的结局，宋江陷入巨大的精神压力和情感冲突之中。

　　但宋江仍是在担忧与悲痛中执拗地坚守着自己的理想。征辽归来，得知众英雄有再上梁山的打算，宋江马上会集诸将，向弟兄们表明不仅自己誓死不再上梁山，也不会眼睁睁看着弟兄们再上梁山的决心;燕青、李俊、童威、童猛等人离自己而去，即使对于众兄弟的选择，其中的一切“宋公明非不知也”，在宋江看来这只不过是“见几明哲，不过小丈夫自完之计”罢了，宋江仍然看重自己的理想;随着金大坚等人被调走，征方腊一役梁山英雄死的死，伤的伤，面对众兄弟七零八落的事实，更是意味着宋江自己所理解的“此身不得善终”征兆(第八十五回)的即将应验，但心知肚明的宋江却是化悲痛为力量，立誓为死去的兄弟报仇雪恨，在对叛军毁灭性的打击中固守着他的理想。

　　宋江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的实践与努力，就必然把他推向了殉道者的地步。宋江饮了御酒感觉肚腹疼痛后，马上“心中疑虑，想被下药在酒里”(第一百回)，可见宋江一直存有戒心，对自己的结局并不持乐观态度。在确定自己已经饮了毒酒后，宋江想到的却是不能让潜在破坏者影响自己的追求，为此，竟骗李逵饮了毒酒，不惜把李逵也拉上了不归路。至此，宋江可算完整走完了一个士人的殉道之旅。

　　实际上，士人政治框架内行道的内在规定性就决定了宋江会陷入两难的境地，而宋江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在自身合法性都难以保障的情况下主动承担着道的责任与使命，以自己的微薄之力试图抗衡、规范他所认同的君父秩序与等级模式，追求人间的公正、合理、社会秩序的稳定，体现了人之为人的强大的理想精神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殉道者的宋江实在是一个失败的英雄。

　　总之，正如杜贵晨先生所言，宋江是“一个充满矛盾和痛苦的灵魂，一个遭遇坎坷而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勇士，一个为名声、为理想而活着的人，一个在实际生活中和精神上的勇敢的斗士”?。宋江的士人身份与所处环境造成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注定了宋江孤独的一生，注定了宋江殉道者的结局。

　　注：

　　①周荣《宋江新说》，《皖西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第92页。

　　②陈泰《所安遗集补遗》，见朱一玄、刘毓忱《水浒传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页。

　　③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下引皆同。

　　④转引自［清］桂馥《说文解字义证》，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44页。

　　⑤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1页。

　　⑥?杜贵晨《〈水浒传〉的作者、书名、主旨与宋江》，《南都学坛》2008年第1期，第53、52页。

　　⑦孙争春、兰保民《痴情与梦幻——〈水浒传〉新解》，《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第51页。

　　⑧弗洛姆《人的境遇》，参见马斯洛、弗洛姆等著《火的潜能与价值》，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06页。

　　⑨王齐洲《四大奇书纵横谈》，济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140页。

　　⑩符杰祥、郝怀杰《“不得其路”的困结与“殉道”悲剧——从“道”“路”分裂的角度看鲁迅对中国士人文化的现代思索》，《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102页。

　　?［明］李贽《忠义水浒传序》，见朱一玄、刘毓忱《水浒传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2页。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倪惠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