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文丰

　　在中国历史上，科举考试是中国社会阶层移动的最重要途径，而这批考卷可以证明这一点。

　　明清两代的科举考场上，贵州出现了“七百进士、六千举人”，后人赞之为“万马如龙出贵州”。掌握贵州籍进士60余份考卷信息的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简称“UCLA”）东亚图书馆馆长陈肃，不久前作客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山骨讲堂”，作“清代科举考卷与贵州文化传承”的专题讲座。

　　讲座上，陈馆长对贵州籍进士、翰林等考卷进行深入分析，还介绍这批考卷流落海外的历史背景。她还希望通过这次讲座找到昔日进士的后裔，进一步收集相关资料，推动并丰富贵州地方文化研究。省文史馆馆员、特聘研究员、省内专家学者以及部分贵州乡贤后裔与会。

　　特藏考卷尘封三十多年重见天日

　　在UCLA东亚图书馆，陈肃除了日常工作外，她个人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发现、发掘和研究北美馆藏中和中国有关的史料。

　　2015年她得知有这样一批考卷，经半年多调查和研究，认识到这是一批非常珍贵的清代考卷。但因少有介绍，以至于这批珍贵的清代考卷无人问津，无人使用，于是有了全面整理、清点、分类的想法。初步盘点，这批考卷数量达500份。

　　清代科举考卷在世界各图书馆博物馆收藏数量，她做过初略统计：法兰西汉学院藏清代殿试考卷33通，美国国会图书馆特藏2通及30份不完整考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至少有15115通，另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图书馆可能也有一些，但数目不详。换言之，陈肃发现的500份特藏清代考卷，数量规模为海外之最。激动万分的她迅速开展整理、研究工作，又因辨别分类特别难，她邀请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任万平女士赴美一同工作。任女士还是故宫研究院明清档案与宮廷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对清代政治制度与礼俗有着深入研究。

　　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时间里，两位女士让这批尘封30多年的清代考卷重见天日。陈肃馆长介绍了她们梳理出来的信息：这批清代考卷特藏共计500份，涵盖了清代112场文殿试中的63场，最早的试卷出自顺治三年（1646年），最晚的光绪三十年（1904年）；考卷上有考生简要履历，包括籍贯、出身、祖宗三代情况。初步分析，中选进士来自两京13省，其中有六成以上出自农家。

　　陈肃说，任万平老师见多识广，但见到特藏中有“八旗官学考卷”、“武殿试考卷”的类别，依然非常惊叹。“因为武殿试分外场和内场两场考试，试卷向来罕见；至于八旗官学考卷，任老师说她只听过，没见过。”

　　除此类别之外，UCLA图书馆的清代考卷特藏中，还有翰林馆选/翰林朝考考卷、国子监肄业考卷、吏部拣选官员考卷（类似于现在公务员考试）、书院考卷、秀文考卷（类似现在高考优秀作文）等。

　　贵州籍进士考卷居首

　　让两位女士意想不到的是，考卷特藏中数量最多出自贵州，计67份。这让老家在贵州的陈肃既意外又惊喜，长年在外的她决定从这批考卷入手，好好认识一下自己的故乡。

　　经过分析，贵州籍考生考卷的类别分布如下：文殿试考卷62份，武殿试考卷1份，翰林馆选考卷1份，国子监肄业考卷1份，吏部选官考卷2份。贵阳府籍贯的文武进士数量最多，达38人。其中，年龄最小的杨恩元，贵州安顺府普定县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进士，第二甲第79名；年龄最大的尹祖依，46岁，贵州贵阳府人，雍正八年（1730年）进士，第三甲第270名。名次最高的，武进士属马正杨，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第二甲第2名，贵州贵阳府人；文进士当属程仁圻，康熙六十年（1721年）二甲第4名，贵州贵阳府广顺州人。

　　陈肃在整理研究中，发现进士群中家族影响显著。贵州贵阳府何姓一族有“五代七翰林一榜三进士”的殊荣。其中，于乾隆十年（1745年）中进士的何德新，在甘肃边塞任职8年，创作边塞诗数千首，是贵州历史上唯一的边塞诗人。

　　都匀府陶廷飚、陶廷杰陶氏兄弟，陶廷杰喜诗文、善书法，官至陕西巡抚，以廉洁著称。还有平越府王梦旭、王梦尧王氏堂兄弟，贵阳府陈鸿作、陈钟澔陈氏父子，贵阳府赵鸿、赵家蕙、赵湘洲赵氏堂兄弟。

　　在中国历史上，科举考试是中国社会阶层移动的最重要途径，而这批考卷可以证明这一点。在雍正及之前，考生撰写三代角色时需注明祖父辈是否为官，依据这批资料，可以看到60%以上的考生来自非官吏家庭。

　　陈肃还发现了数位颇有名望的黔籍进士的考卷。一位是李端榘，为李端棻堂兄弟，李朝仪之子；一位是黄国瑾，为黄辅辰之孙黄彭年之子；还有一位是遵义沙滩文化创始人黎安理重孙黎尹融。

　　就清代贵州籍考卷的收集，陈肃特别提及《清代硃卷集成》一书。该书收录清代从康熙到光绪年间的乡试、会试、五贡等硃卷8235份，其中会试卷1635份，另有武会试卷4份；乡试卷5186份，另有武乡试卷34份；五贡卷1576份。试卷上有本人详细履历，包括姓名、字号、排行、出生年月、籍贯、撰述、行谊，并载本族谱系，最简为祖妣三代。亦有上自始祖下至子女、同族尊长、兄弟侄辈以及母系、妻系无不载入。凡有科名、官阶、封典，著作亦注入名下。再录师承传授， 如受业师、问业师、受知师之姓名、字号、科名、官阶以示学问渊源有自。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教师王力从该书辑录出了贵州考生24人，其中进士9人。

　　“搜集、整理清代贵州籍考生考卷，可为研究贵州科举、乡贤文化提供难得的实物材料，从而推动及丰富贵州地方文化研究。”陈肃说。

　　特藏考卷或与“八千麻袋”事件有关

　　这批丰富的清代科举考卷，是1984年由韩玉珊先生遗嘱执行人捐赠。据陈肃介绍，韩玉珊先先生为UCLA 历史学系第一位华裔教授，也是一名收藏家。韩先生留美归国后，曾追随著名的平民教育家、乡村建设家晏阳初先生从事平民教育运动，1929至1933年居北京。据陈馆长推测，韩教授是居住在北京期间，从“八千麻袋”事件收集到这批考卷特藏的。

　　“八千麻袋”事件得从1909年宣统元年说起。当年，存放明清两代档案的内阁大库因年久失修，多出倾塌，奏准修缮。于是将库贮实录、圣训移至大库南面的银库暂存，其余档案一部分暂移文华殿，大部分仍留库内。这时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张之洞奏请以大库所藏书籍设学部图书馆；其余档案，阁议以“无用旧档”奏请焚毁。后来学部参事罗振玉去大库检取书籍，发现这些奏准待焚的档案是很有价值的史料。于是请示张之洞停止焚毁，用破旧米袋装满8000袋，陆续送至学部保存，随后又移存于国子监。

　　1921年左右，北洋政府财政支绌，将此批档案的四分之三约15万斤作价4000元售与纸店作造纸之用。不久，有档案散出至北京琉璃瓦等书肆之所，罗振玉见到后开始查访回购，其中一部分出现在琉璃厂韩姓书店里。陈肃无法确定，此韩姓与韩玉珊教授之间有何联系，但她觉得韩玉珊捐赠的清代科举考卷，很可能就是购置于此。

　　后来，韩教授携美国夫人移居上海。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一家人又前往美国定居。“韩教授去世前两年，UCLA为他做了一次口述史。口述史中，韩教授非常兴奋地提起了这批清代科举考卷。可惜的是，限于采访者的局限，没能追问这批特藏来自何处。”陈肃说。

　　她还说，考卷品相完好，说明了韩玉珊先生作为历史学家、收藏家对史料的文献价值、文物价值及完整性的追求，使得他对这批考卷高度重视。“当然，除了来源之谜外，为何这批特藏中贵州考卷虽集中，却没有赵以炯、夏同龢等突出考生的考卷，都是待解的谜。”陈肃希望和黔地文史专家、本土乡贤后裔一起协作，进一步收集相关资料，推动并丰富贵州地方文化研究。

　　（作者系贵阳日报记者）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