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蕾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是在米夫操纵下扶植王明由一般干部一跃成为中央领导人的一次中央会议。从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逐渐发展成为一条比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更加完备、更加系统的新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统治党达4年之久，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陷入严重危机。

　　王明路线是以教条主义为特征、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最长、危害最大的一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王明由一般干部一跃成为中央领导人，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全盘否定三中全会的情况下，经六届四中全会实现的。揭示王明成为中央领导人前后错综复杂的历史真相，能让我们从中吸取历史的教训。

　　王明被米夫视为

　　“最能为国际路线而斗争的好同志”

　　王明1925年留苏，1929年归国。他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俄文学得又快又好。时任中大副校长、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的米夫讲授马列主义课，王明熟读经典，背诵如流，博得米夫赏识。时逢中共中山大学旅莫支部负责人因工作上的缺点引起广大党员不满，王明一马当先与之展开辩论，结果旅莫支部被中大解散。王明初露头角，被选为中大“学生公社”主席。1927年中大领导层因工作分歧，形成以校长为首的“教务派”与以支部局为首的“党务派”的斗争，许多中国学生卷入。王明为米夫献计：联合“第三势力”站在“党务派”一边，结果战胜“教务派”，米夫得以取得校长职务，从此，王明成为米夫“心腹”，任中大秘书，实际上掌握支部局。這时米夫参与负责中共六大筹备工作，任王明为翻译科主任，成为米夫的贴身翻译。米夫还向中共中央提议王明进入中委，未果。

　　此间，王明以极左思想将江浙同乡间聊天、会餐，诬陷为“江浙同乡会”反党小组织。支部局和苏共当局偏听偏信，对“江浙同乡会”同学大部予以惩处。受害同学向中共代表团团长瞿秋白申诉，经查实纯属冤案，瞿秋白便致函苏共中央政治局提出异议。在瞿秋白和广大党员强烈呼吁下，共产国际监委、联共监委和中共代表团组成联合监委负责审查“江浙同乡会”事件。经审查做出不存在“江浙同乡会”反动组织的结论。瞿秋白鉴于米夫支持王明搞宗派活动，向共产国际要求撤销米夫中大校长职务。这就种下了后来米夫和王明竭力反对瞿秋白的“基因”。

　　此后，王明依仗米夫后台，又连续给反对他的同学制造所谓“工人反对派”、“托洛斯基派”和“第二条战线联盟”等冤案。米夫混淆是非，反而以此为借口指责中共代表团支持“反对派”搞宗派活动，以共产国际名义作出“决议案”，解除瞿秋白中共代表团团长职务。这样，王明等人与“反对派”的斗争演变为共产国际、米夫支持王明宗派活动同瞿秋白坚持独立自主、维护留学生团结的斗争。

　　共产国际批“立三路线”否定

　　六届三中全会，为扶植王明进入中央领导岗位扫清道路

　　1929年3月，米夫派王明归国。临行前米夫以共产国际名义电告中共中央对王明工作给予“妥善安排”。中央按惯例派王明到基层锻炼，在沪西、沪东区委任干事。同年10月调中宣部《红旗》任编辑。1930年6月11日，李立三依据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作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左倾冒险主义决议案，立即遭到共产国际驻上海远东局的反对，认为目前不具备武汉、南京总暴动的条件。共产国际和时值在莫斯科的周恩来也一致反对李立三决议案。共产国际随即做出“七月指示”，指出李立三犯“策略性”错误，并责成周恩来归国贯彻。同年9月，瞿秋白主持召开六届三中全会。会议遵照“七月指示”批评李立三的错误，停止执行6月11日决议案。然而，李立三坚持己见，竟于8月初进一步部署总暴动和攻打中心城市工作，并将党团、工会合并为行动委员会，负责集中统一指挥，扬言“饮马长江，会师武汉”，届时苏联、外蒙出兵，“占领武汉后，就可以用另外方式和共产国际说话了。”李立三对共产国际指示的对抗和傲慢态度惹怒共产国际，共产国际随即发出“十月指示”，共产国际东方部在向共产国际主席团写的《关于中国党三中全会与李立三同志的错误的报告》中，一改“七月指示”批评李立三“策略性”错误，不但批评立三同志犯了“反共产国际”的错误，而且指责“三中全会没有揭发立三路线的实质”；“没有责备在一部分中央政治局领导和国际不同意的时期，所表现的那些反共产国际的言论”；特别是点名批判了主持三中全会的瞿秋白同志，指责他“对于立三托洛茨基盲动主义的路线采取调和态度”，“没有揭发和纠正以前的一部分政治局领导的半托洛茨基主义盲动主义的路线”，是犯了所谓“小团体的利益”和“两面派的手段”的错误。[《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3期（1931年5月10日）]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在严厉指责三中全会、批判瞿秋白的同时，对王明等人却倍加称赞，称赞他们是中国党的一些“知道列宁主义”和懂得“布尔塞维克的理论和实践”的，并能“为国际路线而斗争”的“很好的同志”。 [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3期（1931年5月4日）]指责中国党对于这样“好的同志”没有让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完全是由于“小团体利益妨碍”的结果。[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3期（1931年5月4日）]中央遵照米夫旨意，随即将王明提升为江南省委书记。共产国际对瞿秋白和王明一贬一褒，这就为扶植王明上台大做组织上和舆论上的准备，创造了条件扫清了道路。

　　其实，王明回国伊始，也按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追随李立三发表系列文章。但得知共产国际反对立三路线，随即转为批立三路线的“急先锋”。在一次会议上，引经据典滔滔不绝，公开与李立三辩论，会后，李立三以王明反中央为由给予留党察看处分。此间，王明同罗章龙一伙合力猛攻六届三中全会，中央在强大压力下，于1930年12月9日作出召开紧急会议的决定，以示改组中央。这时，王明先于中央得知“十月指示”，随即按“十月指示”批立三路线和六届三中全会的结论写入他的《两条路线斗争》小册子，在中央委员中传阅。11月16日，中央才收到“十月指示”，显示王明的观点与共产国际完全相同，是“百分之百的布尔塞维克”。这就为王明通过即将召开六届四中全会进入中央领导岗位，在政治上、舆论上创造了有利条件。endprint

　　米夫操纵六届四中全会扶植王明一跃而成中央领导人

　　1931年1月7日，在米夫操纵下，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突然召开。会议的任务和目的就是扶植王明进入中央领导岗位。出席会议的共37人，其中，中委候补委员22人，部门负责人和地方代表15人。分三种势力：全总罗章龙派、王明派和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后两种居优势。

　　会议首先由向忠发代表政治局作党内问题的报告。《报告》阐述了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指导路线；批评了立三路线的“理论系统”及其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指责三中全会“没有真正转变”到国际路线上来；强调了“目前时局更加重了我们执行国际路线的责任”；同时，还检讨了自己在立三中央错误时期应负的责任。

　　会场争论激烈，气氛紧张。争论焦点之一是关于会议性质，是紧急会议还是六届四中全会。这一争论关系会议代表和表决权问题。这是因为米夫鉴于六届三中全会发出《九十六号通告》已经表明检查错误，站到国际路线一边。这时，如果按12月9日决定召开紧急会议改组中央，排除三中全会中央委员，罗章龙派很可能得逞，米夫扶植王明上台将成泡影；如果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则能掌握大多数，王明进入中央稳操胜券。于是突然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果然，主席团宣布六届四中全会开会，立即遭到罗章龙派强烈反对，王明等当然赞成召开四中全会。主席团宣布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是经共产国际批准的，出席会议人员均有表决权。这样争论平息。

　　争论焦点之二是关于六届三中全会评价问题。这一争论关系改组中央候选人的人选问题。罗章龙一伙竭力否定六届三中全会，认为犯了右倾调和主义错误，已不能领导全党工作。多数发言则肯定六届三中全会，认为已经改正错误，站到国际路线一边。

　　争论焦点之三是关于中央改组候选人名单问题。这是会议争论的核心，是争论最激烈的一个问题，直接关系哪些人进入中央领导岗位的问题，也是上述两个问题争论的目的实质的集中反映。会上首先由周恩来代表政治局提出了一个改选政治局候选人的名单。这个名单是由政治局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在上海）共同商定的，实际上是共产国际的意见，所以被称为国际名单。这时与罗章龙等持有同一观点的韩连惠又提出另外一个政治局委员候选名单，他们不同意国际名单，罗章龙一再表示，如果用国际名单他拒绝表决，并要退出会场以示抗议。袁乃祥因吵闹会议而被通知退出会场。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了候选人名单的表决，结果多数人赞成国际名单，这样就按国际名单进行了选举。选举结果，犯了“左”倾错误的李立三和所谓实行“调和主义”的瞿秋白都退出了政治局，罗章龙也没有进入政治局，而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卻进入了政治局，并实际上取得了中央的领导权。

　　最后，共产国际代表在会议所作结论发言中，重申了在党处于“混乱状态”和敌人加紧向我们进攻的情况下，召开党的四中全会，开展“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以及提拔那些“拥护国际路线”的干部到中央来的作法是完全必要的。四中全会的结果表明：共产国际推行宗派主义干部路线，扶植王明上台的目的已经实现了。会议达到米夫预期目的，按米夫指示在白色恐怖下为确保安全，会议限时24小时，实际上开了37个半小时即仓促结束。

　　总之，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是在米夫操纵下扶植王明由一般干部一跃成为中央领导人的一次中央会议。从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逐渐发展成为一条比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更加完备、更加系统的新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统治党达4年之久，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陷入严重危机。历史表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倍加关注，积极支援，但也犯了严重错误，共产国际代表直接插手中国党的中央全会、干预中央领导人选的作法，脱离实际地发号施令，是违反马列主义原则的，扶植王明上台就是一桩范例。历史教训惨痛，一个党如果丧失独立自主，任人干预，势必带来严重后果。王明的上台及其对中国党的统治长达4年之久所造成的严重危害，便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经历过左倾路线统治的严重危害后，中国共产党从血与火的洗礼中逐步成长，深深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依靠中国同志，必须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开展革命斗争。遵义会议就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光辉范例，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彻底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是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中国革命从此走上新的历史征程。

　　（作者系法学博士（中共党史专业），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