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第一座公园：中山公园
1911年，贵州辛亥革命成功，成为中国第七个光复的省份。人们决定找地方建一个纪念建筑，找来找去，选定了原来吴中蕃的别墅梦草池，于池边建起“光复楼”。不过关于梦草公园的建成时间，一说1912年，一说1926年。考其来历，两说均有道理。1911年建成光复楼以后，这里就是对公众开放的公共空间，尤其是各种政治集会都在这里举行。比较著名的有1916年声讨袁世凯的集会，1919年贵阳声援“五四运动”的学生集会。不过这段时间很可能有公园之实而无公园之名。1926年，贵阳市政当局正式将梦草池开放为公园，不过是顺理成章地承认既成事实。当时命名的正式名称为“贵阳市公园”，又因为当时全省只有这一个公园，也称“贵州公园”，不过贵阳老百姓还是习惯地称为“梦草池公园”。
这个贵州第一公园，也带着浓浓的古典文化气息。
公园所在的地方，大约在今天的大西门恒峰步行街，当年正好位于城门边。虽然地处内城，却是一个环境清幽的小丘，地势略高，树林茂密。明朝正德年间，王阳明的同乡浙江余姚人毛科（字拙庵）担任贵州提学副使，凑巧的是，当时王阳明正好谪居龙场驿。得毛科之助，王阳明才得以在贵阳居住讲学，传播王学。贵阳万历年间的文化高潮，和这一段历史有密切关系。
在贵阳期间，毛科看上了这个衙署背后的小山包，于是在上面修建自己的宅邸，并在上面开了一个池塘，当时人称“毛府塘”。嘉靖年间，四川射洪人谢东山担任贵州提学副使期间也住在这里，扩建了池塘，并根据谢灵运“池塘生春草，园柳变禽鸣”的诗句，把这里命名为“梦草池”。
谢东山嘉靖七年中举人，嘉靖二十年登辛丑科进士，累官至右佥都御史，山东巡抚，当了20多年的官。每到一地，都要召集当地名流学究座谈，搜寻奇闻，研讨学问。一生著有《近譬轩集》、《诗抄》、《诗话》、《中庸集说启蒙》、《贵阳图考》、《明代近体诗抄》等著作，所作所为更像学者而非官员，只是官员身份为他做学问提供了很大便利。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贵州期间编修了《嘉靖贵州志》12卷，这是贵州最早的地方志。回到故乡后，他用在山东学得秘法酿造出著名的“谢酒”，据说就是今天“沱牌曲酒”的前身。
万历年间，梦草池成为贵阳名士吴子骐别墅。《大清一统志》载：“旧为邑人吴子骐别墅，一泓清浅，经冬不涸，岸植花木，与莲池相掩印。”同书说吴子骐字九逵，贵阳人，万历年间中举，授官兴宁知县。天启初年，安邦彦围攻贵阳，吴子骐心忧老母辞官回乡。崇祯十年，水西土司安位病逝，族属争夺地盘，朝廷有人建议趁机改土归流。此方案被兵部尚书，总督云贵川等5省军事的朱燮元否定，并派吴子骐到六广各地做土目的工作，吴子骐所到之处，各地土目纷纷传檄而定。明末张献忠部将孙可望入黔，一路烧杀抢掠，进犯贵阳。吴子骐与地方乡贤组织民勇帮助贵州地方官拒敌，兵败就义。
吴子骐的儿子是贵州著名诗人吴中蕃。戏曲家孔尚任品评天下诗作，说吴越占了一半，齐鲁燕赵和中原占三成，秦晋巴蜀占一成，闽楚越滇占一成，只有贵州半点没有。后来看了吴中蕃的诗，大为惊叹，主动为吴中蕃的诗集作序，并将其与屈杜相提并论。最后说：“黔阳之有诗，自吴滋大始。”
吴中蕃17岁时，曾因父命回乡修葺扩建梦草池。明末清初天下大乱，吴中蕃短暂出仕永历朝，因得罪永历帝回乡在梦草池居住。后来南明政权彻底灭亡，鼎革易代，吴中蕃不愿出仕新朝，离开贵阳到真龙山，后来又到花溪天河潭隐居，再也没有回到梦草池。清代梦草池成为按察使署。
梦草池中建有梦草亭，池周地势辽阔，古木参天、曲径通幽，直到民国还有千年皂角、数百年的冬青。开辟为公园后，里边培植了草坪花卉，修建了亭台楼阁。光复楼内藏有明代贵州巡抚郭子章平播后的“平播钟”。池边有纪念吴中蕃的“吴滋大先生祠”。1935年，为纪念孙中山改名“中山公园”，背后的街道也因此得名“公园路”。
抗战时期，贵阳人口陡增，公园游人如织。贵阳市政府又在园内设立“贵阳民众教育馆”，修建了不少平房，设有图书阅览室、百货店、小吃店，摊贩众多，说书的、唱戏的、耍猴的、打把势卖艺的……集中于此，有一段时间还辟有动物园，养了狮、虎、猴、水獭、仙鹤等供游人參观，不知道是不是贵阳最早的动物园。
后来政府机构看上这里，公园东侧划出一部分成为省参议会、绥靖公署、警备司令部驻地，还设了监狱。抗战末黔南事变，大量难民涌入贵阳，这里又变成难民收容所，园林景观遭到破坏，人们也就渐渐远离了这个贵阳最早的公园。
市区内的杨柳岸：河滨公园
随着贵阳人口增多，且中山公园渐渐丧失公园功能，贵阳市区需要新的公园，于是在1942年在南明河畔的杨柳湾和驿马坡开工建设新的城市公园。4月开建，9月即基本建成。当时只有一片荒坡和一栋简陋平房，设施也很简陋。园内3条道路宽分别只有3、4、5米，且为石渣垫底的三合土路面。道路交汇处修了几个圆形花坛，驿马坡的中部和西北角山头上各建一个亭子，称为“南亭”和“北亭”。距南北亭各100米处建有一座礼堂，命名为“河滨堂”。
设施虽然简陋，但是挡不住人们奔向河滨公园的热情。无他，乃因为这里不仅可以休息，还可以游泳和划船，这是原来的中山公园没有的。而且河边杨柳湾本来就长满了柳树，柳枝垂水，另有一番趣味。
新中国成立以后，河滨公园依然是贵阳最重要的城市公园之一，童年时候没有排着队到河滨公园春游过的，都不好意思自称贵阳人。经过建设，新的河滨公园增设了不少设施。在今天河滨茶苑旁建了动物园，有老虎、猴子、狐狸等动物，1958年才搬到黔灵公园。还有了溜冰场，山顶修建了劳动人民文化宫——这里曾是贵阳唯一一个公园里的电影院。现在的劳动人民文化宫还在，但已大门紧锁、枯叶满地。不知是一个什么神秘所在。endprint
那时的南明河水还很清澈，河滨公园成了贵阳最著名的泳场之一。无论冬夏，这里都有人游泳，还经常举办游泳比赛。后来河滨公园修了后门，出门便是一座桥，桥的那头是青云路。1997年贵阳遭遇洪水，桥被冲垮了就没有再建起来。
上个世纪80年代，河滨公园开设了儿童乐园而名噪一时，这是贵州第一个儿童游乐场所。记得最初的电动游乐设施是在儿童乐园里的水池上安装的，两层，上一层是“飞机”，下一层是船，可以坐一个人，开动以后围着水池傻转。就这个，当年都得排队，因为那会的儿童乐园里，更多的是蹺跷板、转椅、秋千这种前工业时代产品。
现在，河滨公园里的游乐设施比起那会已经有了天壤之别，不过，现在的儿童乐园带给孩子们的快乐已经远不如从前。这事不怨河滨公园，时代在前进，欢乐谷迪士尼都去好几回了，河滨公园的快乐指数自然直线下降。不过，因为它就在城市里，孩子们可以经常去，就像一个曾经惊艳的美女，现在洗尽铅华，成了邻家亲切的大姐姐。这种温馨和快乐，是其他游乐场没法比的吧。
随着上个世纪末河滨公园取消收费，这里成了市民日常健身娱乐休闲的好去处。每天早上5点，公园的小径上就有了晨练的人。尤其是夏天的周末，到7点以后，跳广场舞的、打太极的、打羽毛球的……把公园通道占得满满当当，走路都成了问题。
风景佳处，人文繁茂：花溪公园
花溪公园最早是清代举人周奎营建的风景。
周奎是乾隆时花溪当地人。幼时的周奎家境贫寒，乾隆二十年（1755年），其父病逝，家境更为艰难。14岁的周奎挑起家庭重担，帮母亲干活养家。冬天寒冷，周奎便天天外出拣拾干柴、挖掘树根，烧火给祖父取暖。一弟两妹年幼，周奎常背着弟妹上山打柴、下地割麦。就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他也没忘了读书。白天，周奎背着书箱，干活的间隙拿着书出来读；晚上，伴着母亲织布的机杼声，在燃烧麻杆的摇曳火光中看书。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周奎的祖父、母亲先后去世，不到20岁的周奎成为家中之长。
乡人萧晟被周奎刻苦学习的精神感动，让他免费到私塾念书。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周奎补为县学生，有了公家给的膳食补贴，生活好歹算是稳定下来。他一边努力读书，一边节衣缩食为两个妹妹办理了嫁妆，让妹妹风光出嫁。乾隆四十五年，周奎中举，考了两次进士没考上，就回乡设馆教学。嘉庆六年（1801年）授贵州开泰县（今黎平）教谕，合署麻哈州（今麻江）训导。二十一年（1816年）以年老辞职，在家课读子孙。道光二年（1822年）病逝。周奎成才后留下不少名篇：《立命篇》、《励学篇》、《来西录》、《麟山记》、《仙人洞记》和《家训》等。在周奎的严格家训下，65年间家里出了两个举人，3个进士。
周奎一家居住的地方，当时还叫花仡佬。这里居住着汉、苗、布依、仡佬等民族。仡佬族妇女喜穿色彩图案艳丽的民族服装，此地因而得名“花仡佬”，南明河流经这里的一段也被称为“花仡佬河”。河上有座桥，被称为“济番桥”。两岸有麟、凤、龟、蛇4座山，河水从山间穿过，风景灵秀，周奎祖孙三代非常喜欢，于是逐渐在这里培植风景。麟山建楼，龟山筑阁，蛇山种柏，缀以双亭，并在河中叠石为坝，潴水为潭，疏浅渚为洲，修隙地为屿。人工设计与自然景观浑然天成，毫无斧凿痕迹，花溪山水初显光彩。周奎长子周石藩修了一座名为“借花草堂”的庭院——周氏父子不仅能读书，而且还是很有生活品位的雅人。
1935年9月，贵州平越人（今福泉）刘剑魂担任贵阳县长。刘剑魂是布依族，军人出身，后来在石阡、罗甸任过县长。上任伊始，便策动地方建设委员会开辟花溪风景区，并以此为试点开展县政计划。他亲自规划勘察，筹集经费，筑路建亭，植树种花。并采纳罗浮仙的建议，将花仡佬改为花溪，亲书“花溪”二字于济番桥头，将“济番桥”更名为“花溪桥”。修复麟山和龟山旧有亭阁，在龟山下修筑“放鹤洲”，在麟山建“莘园”。刘剑魂还在麟山刻下“生聚教训”摩崖，作为“九一八”背景下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的情感表达。
1938年，刘剑魂调任云南，花溪景区规划还没实现。继任者李大光接手继续建设，因经费短缺一度停工，幸有包括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内的社会各界大力支持撮合。1939年4月，以吴鼎昌为省主席的黔省政府批准成立公园建设筹备委员会，拨款2万元，将公园更名为“中正公园”。同时向社会各界募捐求款，陆续建“中正堂”，修麟山龟山石阶，建“坝上桥”，筑“旗亭”、“西舍”、“花溪小憩”，于碧云窝建别墅。1940年3月，公园建设基本完工。数年营建，中正公园成为贵阳风景最优美的公园，这里的“西舍”，成就了巴金萧珊的一段浪漫爱情。
新中国成立后，“中正公园”改名“花溪公园”，其方位格局和主景点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动。公园大门位于花溪大桥北桥头，诸景点错落于花溪河两岸，一直点缀至平桥。20世纪50年代改放鹤洲一带的跳蹬为小桥，成为公园一亮点，此即今日之放鸽桥。1985年公园划为花溪区管理，河流林木得到保护，亭台楼阁得到修葺，道路桥梁得到改造，园内布局更为合理，花溪公园因此赢得了“高原明珠”之美誉。
花溪公园，也许曾经是最有知名度的贵阳公园。有一段时间，国家领导人凡到贵阳，必临花溪。早在1935年红军长征路过贵阳时，毛泽东、朱德就曾进驻花溪。1959年陈毅元帅游花溪，曾赋诗称赞花溪：“真山真水到处是，花溪布局更天然。十里河滩明如镜，几步花圃几农田。”1960年4月30日，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印度、尼泊尔等14国回国后和邓颖超同志一起乘机抵达贵阳，到贵阳花溪作短暂休息。后来陆续莅临花溪的革命领导人有邓小平、贺龙、聂荣臻、罗荣桓等老一辈革命家和胡锦涛、江泽民、李鹏、乔石、朱镕基、李瑞环、吴邦国、罗干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无名有实的公园：南明堂
抗战时期，贵阳人口暴增，政府买下渔矶湾滨河土地，将菜园改建为河畔休闲地。这里三面临水，背靠观风山，风景优美。在今天的西湖路一带，约有20亩土地遍种名花异草，成为休闲的中心。由于地处城区边缘，且毗邻甲秀楼，游人极多。endprint
1940年，政府在游览区的东南面划出近400亩土地开辞了一个小区，并作为180户宅地出卖， 准许建房造屋。为防大户垄断地皮， 政府对区内每户占地面积、房屋与庭院的比例等都有明确规定， 同时对道路、排水、照明及绿化也有相应设计，可算是贵阳最早的现代化小区。贵陽当时的巨商大贾和高级军政人员均在此建有西式别墅。何应钦、吴鼎昌、谷正伦、何绍周、何辑伍等权贵的别墅都在这里，可谓豪宅林立、官贵云集。这些别墅既有法式的，也有英式的，清一色的两层楼，青石考红瓦，四壁开窗，梓木地板，客厅还有壁炉。赫赫有名的南明东路十八号公馆，原是当时交通银行经理冯树敏聘请著名建筑师陶桂林设计修建的，陶桂林是中国著名建筑师，中山陵的设计者。此屋解放后是贵州省委原常委、宣传部长汪小川的住所。
因为新的住宅小区北高南低，面临南明河，于是把它称为南明新住宅区，简称南明区。这是最早见于文字的南明区。1938年报送省主席毛光祥的报告标题即为《南明区（新住宅区）计划》和《贵阳市政工程处南明区道路工程分期施工图》。解放后的南明区是不是来自于此，还有待方家考证。但是，说它是贵阳历史上最早的“南明区”，应当是没什么同题的。
1941年，贵州省政府在住宅小区临河的最佳处，修了一座时髦的西式公共建筑，取名为“南明堂”。此堂的大门接近西湖路口，进门后先上一个小坡，到了坡顶，然后沿扶梯而下，在坡脚附近河边处，即今冠洲宾馆一带，有一个大厅式的建筑，这就是南明堂。临河一面是落地玻璃窗，可隔窗眺望南明河渔舟来往。正厅不大，可容百余人聚会。官员们有时在此开会，有时在此餐饮。从进入南明堂的小道起到主厅， 整体形同长廊，地势先低后高再低，随形就势，有起有伏，很有节奏感。应补充说明的是，在去南明堂的道路左侧，还有一座有名的西式建筑叫“建业堂”。此堂修建时间比南明堂早，堂名为何应钦所题，是达官巨贾聚会和举行庆典之处。自此以后，贵阳人习惯以“南明堂”称呼原来的渔矶湾这一片公众休闲娱乐的风景区。解放后南明堂被拆除，“南明堂”的名字却保留了下来。
在去南明堂路边最高处，1942年修建了一座小学，这就是“南明小学”。
今天的南明堂，已经成为整个南明河岸风景的一部分。但是，即便在南明河岸还没有彻底整修的上个世纪80年代，这里的河岸风景就这边独好。附近居民饭后“到省委散步”已成保留节目。
附：吴鼎昌《南明堂歌》（南明堂落成之日，当时的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即席赋诗，引来诸多文士相和，此事当时传为美谈。）
南明堂开临北渚， 谁惜名溪付樵斧。
芳杜洲前空烟云， 观风台畔穴孤鼠。
筑南胜境无可数， 只说今人不说古。
披荆斩棘重经营，华堂先起吾最许。
广开南轩启东户， 更插藩篱植园圃。
一牛鸣地车尘飞，半湾水隔静无睹。
春秋佳日款特倡，冬夏休体避寒暑。
画师停笔看溪山，诗人辍吟听风雨。
何日疏流送轻橹？秦淮风月移边土。
焉能更培苏白堤？晓春残雪随断取。
天公不足人力补， 老我几多余勇贾。
十亩花木看裁时， 那计成林吾不与 。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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