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贵阳早期的公园在功能上和理念上是现代的，在造园艺术上则是中国的、贵阳的。
在追溯贵阳公园历史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把眼光投向更为遥远的过去——那是城墙巍峨、南明河水不停流淌、渔矶湾畔名士衣袂飘飘的诗酒年华时代。那个时代，没有公园，只有私家园林。但是，正是那些园林积淀出来的个性风格和文化意境，形成了贵阳公园最早也是最根本的根基和魂魄。无论时代如何演变，科技如何昌明，生活如何现代，贵阳公园的文化意识却始终保持着那一份若有若无、草灰蛇线的基本线索。就像无论我们在凯宾斯基或者索菲特吃多少次牛排和海鲜，只有当我们在南明河边的茶楼里倚窗而坐，透过茶盅冒出的热气，眺望甲秀楼的飞檐和翠微阁的修竹，想到晚饭的辣子鸡和油炸花生米时，才会感到踏实和安宁。
失落的高潮
大约在明万历中叶，贵阳同时出现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诗人和学者，这批人包括谢三秀、杨师孔、越玉岑、李时华、越其杰、李绍忠、汤良弼等人，除了谢三秀，其他人都中举或者考上进士，出外为官；而唯一名落孙山的谢三秀，却是诸人中才华最著者，科举失意后游历天下，与明“末五子”领袖李维桢、“中国莎士比亚”汤显祖等诗词酬酢，名播吴越。
更有意思的是，这批人当时都在南明河畔修建私家园林和别墅。贵州著名学者莫友芝在《黔诗纪略·谢三秀传政》中记载：“先生所居之远条堂，当与诗中所及之杨愿之石林精舍、越玉岑江阁南园、李芳麓西园、越汉房溪园、薛文叔西崖、李承明吟望亭、汤明府别墅、萧秀律曲溪，皆大半南明，衡宇相望，去城南亭不远。一时文酒往还，可称极盛。”这些园林和别墅，仅仅看看名字就让人心旌摇动，向往不已；更何况这些园林还是贵阳历史上这一次文化高潮的见证者——或者，这些园林本来就是这次高潮的一部分。遗憾的是，遍查史料，已经找不到关于这些园林的任何资料，就连具体地点也不可考，仅仅知道在南门外，距离甲秀樓不远——引文中“城南亭”即甲秀楼——估计是今天的石岭街到省委一带。当时这些贵阳名园的风姿，只有在这些诗人们留下的篇章中略窥一二。
谢三秀有《越郡丞玉岑公江阁二首》，描绘越玉岑名为“江阁”的园林，诗曰：“占断南明水一湾，飞楼缥缈隔尘寰。园同庄叟逍遥处，山在孙登啸咏间。曲槛落花惊鹤定，空潭柔橹妒鸥闲。招携总是渔樵侣，烟火秋云共眼观。”一座河边飞檐、楼台亭阁、曲槛落花的园林恍若眼前，诗人们相携逍遥，坐看惊鹤飞鸥、渔樵扁舟、落霞烟火的情景也历历在目。
杨师孔《秀野堂集·石林草》中对所居的石林精舍有所描绘，精舍在南明河畔依山而建，有白石齿齿、树盖如云，故名“石林”。
显然，这样的片言只语完全不能满足我们对那个时代了解的渴望。这次贵阳文化高潮的具体情形，也就失落于历史长河中。好在，这些文化星辰并未在历史星空中完全失去光芒，虽然微弱，却还照耀我们。
才华最高的谢三秀，字君采，号称贵州第一奇才，诗名早著，当时的贵州巡抚郭子章都主动与之结交。但是谢三秀只考取贡生，从未中举，最大的官只做过县学教谕。做了不久就辞官不做，漫游天下，写了不少好诗，交了不少朋友。他在江南刊印的《雪鸿堂诗集》和《远条堂诗草》，由后来任礼部尚书的李维桢和当时的礼部右侍郎王祚远作序，替贵阳人大大长了一回脸，时人称“皆知黔有生君采”、“天末才子”。不过谢诗大多亡佚，后来莫友芝多方搜求，搜得178首，录于《黔南从书·雪鸿堂诗搜逸》中。
中国历史向来如此，诗人如果不做官，很难留下确切的痕迹，所以谢三秀的历史踪影扑朔迷离，行止难定，给研究贵州文化的学者留下了很多遗憾。
杨师孔字愿之，贵阳人，也很喜欢写诗，但是水平难说。莫友芝说杨师孔的诗已经失传，“其诗傅氏《黔风录》仅《解围》一首，今增二首，皆非佳构。”都不怎么样。后来有学者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找到了明天启年间的《秀野堂集》原本，获诗400多首。诗写得怎样另说，但通过这400多首诗，可以大致了解杨师孔1610年到1622年的行迹交游，进而从侧面了解与杨师孔有唱和的谢三秀行踪。杨师孔万历二十五年考中举人，历任山阳知县、昌平学正、云南按察使佥事兼提学、浙江左参政。
李时华是万历十年举人，官至监察御史，巡行四川、河南、广东和漕运。李时华巡行广东，弹劾奸相严嵩心腹、广东税务总监李凤“肆虐粤中”，广东人非常敬佩他，为他立碑记功。李时华上疏朝廷，为贵州增建学校、设立县学，替家乡做了一件大好事。
越其杰和杨师孔是郎舅关系，杨是越的姐夫，万历三十四年举人。明天启二年任夔州同知，随朱燮元平定奢崇明叛乱。1644年明亡，福王南京登基，越其杰以右佥都御史巡抚东莱，后任河南巡抚，兼辖颖、亳二州提督军务，又兼巡抚汝宁、南阳、陈州三府。越其杰工诗文，一生写了近万首诗，可谓高产作家。《黔诗纪略》录入226首，清军南下，越其杰不知所踪。
薛文叔，万历十八年举人，官至知府；越玉岑做过郡丞；李承明是万历十六年举人，累官邓州知州，卸任后在贵阳闭门著述。天启二年，安邦彦造反，李承明随王三善平叛，王三善轻敌兵败，李承明殉难军中。
另外，当时与他们交好的还有潘润民、蒋劝善，两人是否有私家园林史无佐证，不过既然莫友芝没有提到，估计即使有，也不在谢氏诸人一处。潘润民字用霖，明神宗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解元，三十五年（1607年）进士。改翰林庶吉士。三十八年（1610年）散馆，授礼部主事，四十年（1612年）进礼部员外郎、礼部郎中。四十三年（1615年）出为广东督粮道副使、摄布政使事。四十四年（1616年）升四川布政司参政，备兵建昌。明熹宗天启初年（1621年）告归。官声极佳，诗歌成就也很大。其诗悲壮激烈，使人忠义奋发。子孙七世均善诗，有《潘氏八世诗集》若干卷，是真正的书香门第。天启初年水西安邦彦叛乱，贵阳围城10个月，弹尽粮绝，易子而食。潘润民第一个以千金捐助饷，并率乡官杨师孔、周思稷、学官周良翰以及诸生、民兵守城血战，叛军始终没有攻下贵阳。endprint
蒋劝善字梦范，威清卫（今清镇）人。幼时聪明非凡，智慧超群。明神宗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举人，后考进士屡试不第，被选授河南省孟津县知县，后迁河北河间同知。蒋劝善不善当官，不会阿谀奉承上司，干脆回乡开馆授徒，杨云骢、马士英、吴中蕃都是他的门下。后来张献忠部将孙可望入黔，蒋劝善被执遇害。蒋的3个学生，不仅是贵阳文化史上的大牛，也和贵阳园林有很大关系。
杨云骢是杨师孔的儿子，万历四十六年，22岁参加乡试以第一中举。贵阳城围解除后，还亲自带人追击过安邦彦叛军。杨文骢后来官至南明弘光朝右佥都御史、巡抚、隆武朝闽浙总督、兵部尚书兼右佥都御史，位列一品。杨文骢不仅在政治军事上有很高的才能，在文学艺术上造诣也很深，时人称为“诗书画三绝”。杨的画以山水为主，后人评价极高，国画大师董其昌说杨的画“有宋人之骨去其结，有无人之风韵去其佻”可谓评价极高。杨的画作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和大阪市美术馆亦有收藏。
杨文骢能位列高官，除了自己的能力以外，还和与马士英交好有很大关系。马士英也是贵阳人，因为迎立朱由崧为帝的从龙之功做了内阁首辅，独掌弘光朝大权。因为排挤大名鼎鼎的史可法被后人视为奸佞。其实南明党争基本没什么正义可言，史可法自己在拥立问题上犹犹豫豫，办事情黏黏糊糊，也应当承担一定责任。清军南下，弘光朝垮台，杨云骢和马士英都殉国。
马士英当年在贵阳有马家花园，现在黔灵西路和毓秀路之间有一条名为“马家巷”的小巷，就是当年马家花园所在地。今天走进马家巷，一路都是墙体斑驳的老院落，依稀可以想见当年的胜境。古人不像今人一样浮夸，随随便便修个楼房就自称“花园”，那时的“花园”，一定是花园。
至于吴中蕃，我们前面已经介绍了，他的别墅后来成了贵阳第一所公园。等到介绍中山公园的时候再一一道来吧。
开满花园的城市
江山鼎革，天下易代，多少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对贵阳这座城市而言，不变的却是对花园的痴迷。进入清代的贵阳，头上盘起了辫子，身上穿起了马褂，心却还是那一颗热爱生活的市井平常心。
清代贵阳的私家花园基本集中在两个地方，一个是上文提到的马家花园附近，黔灵西路、毓秀路、北横巷一带居住了很多达官贵人巨富商贾，北横巷现在还留下很多当年三合院四合院的遗迹；另一个是今天的省府北街到贵阳二中一带，清代到民国很多贵阳名门望族都集中在这个地方。前者最著名的要算颜家大院，主人据说是颜回后裔，乾隆年间由湖南迁入贵阳。最早住在今天的民权路，当时因颜家得名颜家巷。后来家族人口膨胀，颜家于道光三十年在今天的黔灵西路建成颜家大院。院落园林从黔灵西路一直到毓秀路转角处，园林精美、门厅轩敞、窗墉典秀、古朴雅致，是一个典型的中式传统园林。
颜氏家族最显赫的，莫过颜嗣徽。颜嗣徽咸丰五年中秀才，同治二年中乡试，光绪二年任广西阳朔县令，其后一直在广西做官，历任知州、知府等职，政声远播，宽严兼济。他在任归顺州知州的时候，照例除夕要释放一批犯人，但那一年狱中竟然一个犯人也没有，在广西传为美谈。
颜嗣徽长子颜永迪曾得广西候补县丞，次子颜国柱署遵义县学训导，三子颜永昌光绪二十七年中举，任四川某县县令，晚年以“贵阳居士”为号。民国二十三年，还专为弘福寺觉崇禅师撰写“预建生塔铭”，至今仍在禅师塔后面墙垣之上。
此后颜家家道中落，颜家大院卖去大部分。上个世纪80年代，马家巷、颜家大院等充满历史文化遗迹的房屋旧居被连根拔起，代之以钢筋水泥大楼，令人不胜唏嘘。今天我们追忆马家花园和颜家大院，只能从历史文献中的寥寥几笔去自己想象了。
后者则因集中了高家花园、唐家花园和华家阁楼而更为显赫。华家阁楼是华家家寺暂且不论，前面两个花园，则是当时贵阳私家园林的代表。
高家花园在今天的文笔街贵阳二中对面，当时这一片叫“大坝子”，原本是贵阳驻军的练兵场。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27岁的高廷瑶以贵州乡试第一名中举。42岁时，因协助朝廷平息定番（今黔南州惠水县）、广顺（今黔南州长顺县广顺镇）苗民起事，获封六品顶戴，出任安徽省庐州通判，其后升迁广州知府，后人称之为“广州公”。
发达的高家逐渐在贵阳北衙（今乌当）、惠水、广顺大量购买土地，用于出租，仅北衙十三寨就可收租二三十万斤。高廷瑶中举后不久，高家即在大坝子买地建宅，举家迁入。经过多年营建，建成四进四院的5套院落，房屋套套相通、院院相连，共有大小厅堂近百间。还有观音堂、谷仓、池塘水榭和大花园。环境清幽，楼台亭阁构思巧妙，怡怡楼、楼外楼、孔雀亭均是当时的贵阳名楼。尤其是楼外楼，又名船屋，两层楼房建成船的样子，一半在池塘里，一半在岸上，构思极为精巧。怡怡楼则是藏書楼，楼上楼下全是书库和书桌椅，专供读书使用。
1935年，高家子弟高言志将高家花园的僻静处作为中共贵州省工委的活动场所，一直都没有被发现，他还发展高家弟兄多人成为中共党员。现在恢复了高家花园的一小部分作为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但恢复的都是房屋，当年的园林风采已经荡然无存。
唐家花园修建时间略晚，是道光年间遵义人唐树义创建，地点在今天的堰塘街。堰塘街上的贵阳十九中只是当年唐家花园的一部分，其规制之宏大可见一斑。唐树义历任湖北监利知县、甘肃巩昌知府、陕西按察使、湖北布政使、湖南按察使等。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冬，唐树义还在湖北任上时就开始修建“待归草堂”，即后来的唐家花园。唐树义病辞回筑后，在这里和郑珍、莫友芝等学者往来酬唱。唐树义病逝后，其子唐炯扩建为园林。花园中心是一塘清水，广植荷花，四周楼台亭榭婉转相接，整个花园占地数十亩，修竹压檐、绿荫环绕，秋葵红蓼点缀篱落，古玩字画陈列厅堂。这个园林，当时号称“贵阳私家第一园林”，可谓实至名归。辛亥革命前后，唐家内部爆出丑闻，唐氏离开贵阳，唐家花园才日渐衰败——至于什么丑闻，与公园无关，还是留待日后另说吧。
贵阳古典园林，无论明代的南明河畔，还是清代的贵阳城里，所列诸人都是文化大家——即便以“谷子”闻名的高家，也为花园撰写了“入洛当年好弟兄，为夸冠剑豪游，竟辜负许多风雨；登楼无数佳山水，更喜楹书常在，莫轻抛此后光阴”的对联。这些园林本身带着浓郁的文化气息，诗、酒、学术和典雅的文人情趣及生活方式，深深地为贵阳园林意境打上了人文烙印。这些园林所代表的贵阳，是一个官绅文人的雅趣贵阳，一个主流中国的文化贵阳。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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