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六一

　　上世纪的城市建设规划，新华书店和中国邮政都建在市中心最好的位置。我自幼长大的贵阳也不例外，贵阳新华书店就位于市中心中华中路大十字左侧的一幢楼房里，那时这幢楼可称得上是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了。上世纪60年代初，社会文化生活有所松动，一批批国内外的优秀读物开始出现在书架上，我父母挤出钱来，给我们购了彩色本的安徒生童话故事集《卖火柴的小女孩》、《国王的新衣》，连环画《大闹天宫》等。

　　稍及长，我对贵阳的书店还有点印象的是位于中华南路上的一家中外文古旧书店。我还模糊记得这家书店位于冠生园和越剧团之间，临街狭长的书店里分中文与西文两个区域，中文书架上摆有一些线装书和书页已黄的开明、商务书局出版的各种书籍；外文书则以英语书为主，大概是解放后50年代一边倒的缘故，苏联小说的英译本和俄文版混在一起，原版英文书却很少。这家古旧书店有一五十开外的店员，英语讲得很好，时常和购书的教授、老师讲英语。“文化大革命”一来，这一书店消失了，后来連这条街上那些建筑全拆掉了。这家书店留给我的一个想法是：从今以后，在书店还能碰到与顾客用英语交谈的店员吗？

　　上世纪70年代，未读完小学，几乎没在中学上过课的我，受到父母和朋友潜移默化的影响，开始自学中文和外语。学习得有课本和书籍，在贵阳人民会场右侧的坡道上，有一两层小楼被辟为贵阳新华书店业务部和外文部，成了我和朋友经常光顾的去处。非常幸运的是，我和贵阳新华书店业务员叶惠伟交上了朋友。小叶个子瘦高，精明能干，说话干脆利落，办事认真负责。小叶的同事杨春当时就在外文部工作，杨姐一头短发，双眼明亮，很有精神，每次去她对我们都很热情。那时，购外文书得凭单位介绍信，后来稍微松动，个人也可购买和预订外文书刊了。这个门市部出售的外文版书刊和画册反映了社会的变化和开放程度，开始出售的是马列、毛泽东著作英文、日文版书籍，接着出现了字典、辞典、语法书和一些科技书刊。那时我对外文书刊如饥似渴，只要经济能力允许，什么字典和辞典都买。学英语，除了在大陆很流行的许国璋主编的英语教材外，港台版《钱歌川英语》也很火，然而最受欢迎的是带唱片和磁带的《英语900句》和《灵格风英语》了。正是从杨姐的手中，我为自己和朋友们购了若干套这些英语教材。记忆犹新的是，我们几位朋友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成立的英语自学小组开始是自已刻印油墨本的教材，后来大家都有了这些外语教材，还能听唱片，学习就更方便了。

　　回忆起来，我们真是贵阳新华书店外文门市部的受益者。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叶惠伟所在的书店订购了大量欧美文学、历史原版名著印刷本，我们尚无全部购买所喜书籍的经济能力，仅能考虑再三，挑选如吉本所著《罗马盛衰原因论》等书。使人喜不自胜的是，当大批影印书出现后，我可以放开手购买这些价廉物美且中意的书籍了。影印书在那个年代真是伟大的创新。我和朋友们在外文门市部买到了精装本《英语诗集》、《1500年来的世界史》、斯诺著的《红星照耀中国》和近现代欧美作家欧亨利、马拉默德等人的作品。我们购到了犹太作家艾尔萨斯·辛格的自传体小说《肖莎》，由我和常锦译成中文，因故未能出版。

　　我1980年代末从国外回来，这一门市部已扩大为外文书店，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我到大十字的新华书店去拜访小叶，遇到了杨姐，她已是书店党支部书记了。得知我和常锦已出了译作，她关心地问起当年一起到外文门市部购书的其余几人的情况。我告诉他，何光沪已是著名学者，杨民生是英文学专家，陈明飞、王方钜出国深造，成了教授和高级工程师。这位当年为我们输送英文书籍的大姐脸上露出了微笑。

　　贵阳市新华书店内部书店同样是我的向往之地。内部书店设在第五球场边上的一幢两层楼内，得经一背街进大门后左转才到。直到现在，我闭着眼睛还能走到这里。这个书店专对党政机关、大专院校、研究院所，不对外服务，名叫“机关图书供应部”。我真是与叶惠伟有缘，阴差阳错，他调到这儿来工作，对于我和朋友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我记得，9点上班时，书店楼下的门就打开，公开发行的书刊画报全铺在大桌上、插在旁边的书架上供单位购书人员选择，而楼上所售的内部书则凭票和证明，按所列书目和数目供应。单位派人来购书时，不一定完全取得到单子上的书，这就为工作人员预留了开后门的通道。那时，我跟皮焕昌先生学习古文，先生嗜书如命，我就甘愿充当他的书童，定期不定期来此购书。我为皮先生购每一期出版的《艺苑缀英》，10元一本，于我等算是价格不菲。当皮先生要我为他订购《清史稿》时，我感到先生真是为了书而不惜代价了。我虽学点古文，但兴趣最大的是国际外交和政治。说来有趣的是，我的好朋友温佑铭在市蔬菜办工作，作为市政府直属机构，他们有购书证。老温将购书证给我们使用，我们购到了丘吉尔全套《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杜鲁门回忆录》、尼克松的《第六次危机》、《哈里曼回忆录》等书籍。这些书在朋友们中传阅，那时我们对外界的认识可以说全来自这些书本。我后来出国、迁居北京，每次搬家都会掉不少书。近40年后，在北京潘家园书摊上见到诸如《信使》、《第六次危机》等内部书籍，便将这些已发黄的书购下，即使不读它们，但它们已成了我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在贵阳近郊风景区花溪公园前面路边和工矿区小河街上的两家新华书店也是我喜爱光顾的地方。这两家新华书店都不大，可各有特色。花溪新华书店距贵州大学、贵州农学院不远，经常会有一些学术性和专业性的书籍。我和朋友骑自行车专程去这书店购书，曾在书店里购到过严复所译《天演论》、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等书。我曾在位于小河的二十五中当教师，经常到小河街上的新华书店逛。小河是厂矿区，可这家书店却经常进一些与机械设备无关的社科类书籍。我在1981年1月17日的日记中，对在这家书店购到黑格尔的《小逻辑》有以下记载：“中午听说小河书店有贺麟译黑格尔的《小逻辑》，就赶紧去，运气还好，还剩最后一本。据小杨说，一共到了五本，一天不到都买出去了。足见在我们这一地区对这种书有兴趣的人还是有的。”

　　我还对另一家在贵阳郊区乌当的新华书店有着很深的记忆。那时我的好朋友杨朝清在这家书店当营业员，这可是我羡慕的职业。她母亲与我母亲是故交，我们都喜爱书，也成了知已。我有时也上这一书店购书，找他玩耍。朝清家有“海外关系”，在他秘而不宣将移民香港前，邀旷阳和我到乌当新华书店他宿舍一聚。我们喝酒为他饯行，在他那儿住了一晚，夜话的主要内容是书。杨朝清到了海外后，生活稳定，又开始了他收书、藏书之旅。他曾将收集到的十来本企鹅丛书英文版名著赠送给我，其中有劳伦斯《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乔伊斯《青年艺术家画像》和弗洛依德的《释梦》。

　　补遗：

　　本文发给陈常锦兄后，他又补充了以下几段贵阳书店往事，特表谢意！

　　另外，在公园路上曾有两家古旧书店，靠中山西路那家主营古书及书画书，公园西路那家主营社科、文艺图书，书价约七至八折，低的也才四至五折。看完后可又卖给书店，他们以稍低价格回收后又售，流通很快。这应是“文革”前的事。“文革”后未再恢复。王家巷那个店后卖外文及港台版书，我去为单位买过《诺贝尔文学奖全集》（台版）。

　　80年代活跃的还有省新华书店下属的古籍书店，有一门市设在正新街中段。机关服务部设在交际处对面贵州画报社一楼，由一冉姓老人经营，我为单位购书常去。市新华书店的计划发行部迁至遵义路展览馆旁，外面是营业门面，后面专为大学、机关及专业图书部门服务，用各种书目订货，书到后打包通知去取。我那时每月去一次，付款提书。

　　还应该一提的有中华北路（喷水池附近）的贵阳作家书店，开始由省文联的几个作家发起，后他们退出。书店由市书店退休人员刘碧荣经营，一度很知名，特别是首次包发《山坳上的中国》很有影响。后门面拆迁，搬到都市路口后不久停办。民营书店除西西弗外，西南风、文豪、达德等均各领风骚，现变化大，能坚持下来只剩西西弗、达德两家了。

　　又想起一个店，大十字总店斜对面（正新街口）是市书店的科技门市部，曾经热闹过。只不过我们买得不多。门市部后面是批发部，我们去几次买我们所译的《喋血佳人》来送人。

　　后记：

　　今年是新华书店成立80周年，作为一名读者，通过这篇回忆，与爱书人庆祝新华书店华诞！

　　（作者系中国版权协会理事长）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