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隆昌

　　1964 年6月，我从织金县一中高中毕业，至今已经53年了。

　　我是1961年8月底上的高一。当时，国家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生产生活资料极度匮乏。因此，城镇人口减少，办学规模压缩。我们初中毕业时全县12个区（镇）各有一个初中班，加上县一中的两个班，共14个班。而高一通过考试只录取了一个班，记得好像共有54人（包括4个备取）。高中3年，大浪淘沙，毕业时仅剩26人（含省外转学进来的1人、上届留级下来的1人，毕业考试未能全科通过只能算肄业的3人），一半人数都还不到。

　　一般而言，念完高中都想读大学，至于考不考得取那是另外一回事。当时叫“一颗红心，两手准备”。我高中毕业成绩排全班第三名，那还是在毕业会考时有一科意外考砸了的情况下，因此，对于高考我还是有信心的。但如何填报志愿却颇费思量。我们上一届高考志愿分为理工、医农、文史共三类，从我们这一届起改为理工农医和文史两类。志愿仍是在高考前填报，不像后来是在考完得知分数后再填报。我家在乡下，离县城35公里，父母都是未上过学的农民，难以给我什么指导。征求班主任老师的意见吧，也难。我心里明白，像我这样出身“麻五类”不黑也不红，社会关系也并非白璧无瑕的人，班主任老师也不会给我讲贴心话。既然不受待见，何必自讨没趣？于是，我自作主張报了文史类。当时的想法是报考文史类的考生少，录取的机率可能要大一些。就没有想到文史类学校少、专业少这一层。可见年少识浅，思想单边。

　　那时，织金还没有单独设考点，考生必须到毕节（今毕节市七星关区）参加高考（毕节还代云南省镇雄县设考场，让镇雄的考生就近参考）。大概是6月底或7月初的一天吧，我们包了一辆大货车，清晨从县城出发。经八步时，由于连日大雨，公路被积水淹没，我们只得下来在前面探路，引导大货车缓缓驶出积水区。车过茶店，到六圭河边，上摆渡船过河，我们就进入大方县境了。又经黄泥塘、大方县城，才到毕节，入住地区商业招待所。弯弯曲曲、坑坑洼洼的等外级公路折腾了大家一整天时间，不少同学晕车呕吐，弄得人仰马翻。要是在今天，走高速公路，顶多个半小时就到了。

　　安顿下来，我们便自个儿进入紧张的备考。那种备考，既无科任老师可以请教，又无过来人指点迷津，一切都是“跟着感觉走”。事后想起，真有点瞎摸乱窜的味道。我们大多是农村孩子，少数几个家居县城，但都没有出过远门，未曾见过什么大世面，也不知道其他县考生的备考情况。反正觉得我们这样的安排是再正常不过的了。进入大学后才知道，有的学校不像我们3年都上新课，而是用前两年半上完新课，腾出高三下半年用于复习备考。白天我们就到不远的毕节公园看书复习，晚上就在“商招”的房间里温习功课。

　　我们的考场设在毕节三中，在城边的一个小土岗上。这个学校可能是刚建不久，只见黄土不见树木，因此在7月的骄阳暴晒下显得特别热。考试在15日—17日进行。第一天上午考语文，我记得一大早太阳就明晃晃地挂在天上，碧空如洗，万里无云。考试的时候很紧张，握笔的手心里湿漉漉的，全是汗。

　　俗话说：临阵磨枪，不亮也光。当天晚上我们正在灯下紧张复习，为第二天的考试作准备，忽然传来一阵阵呻吟，而且声音越来越急促。显然是有同学生病了，还病得不轻，看来非送医院不可。我和同室的几位同学向“商招”借来一副担架，将这位陈姓同学小心翼翼地扶上担架，然后步疾身稳地往地区医院送。等到一切弄妥往回赶时，已是深夜一两点钟。毕节山城月光如水，万籁俱寂。那时没有什么夜生活，人们基本上已进入梦乡。高考事关一个人一生的前途和命运，在当年没有复读、再考之说，农家子弟尤其如此，真的是“一考定終生”。但是我们完全没有考虑这会影响第二天的考试，只是觉得救人要紧。可以说，这是当年教育的积极成果，也是那时良好的社会风气使然。

　　高考结束后，我没有立即返家，起因是想节约5元钱的返程车费。当时织金一中租了一辆货车来毕节运教学仪器，需要人手装卸。我和几个同学想揽这个活来干，交换条件是我们免费搭乘这辆车回织金。这事已取得押车老师的同意，并且我们已经把仪器一一抬到车上并装好。正当我们兴冲冲地准备上车时，押车老师变卦了，说司机不同意——按有关部门规定“客货不能混装”。这当然是正确的，但为什么不早点说嘛！我不但没能省下5元钱的车费，还多花了两天的房费和饭钱，更主要的是让盼儿回家的父母亲在家担心了两天（父亲已打听到去毕节高考的学生已有人回来了）。

　　可喜的是，这些年国家大发展，社会大进步，考场早就设在本地了。考生参考有父母陪同，有交警执勤保持道路通畅，有的哥献爱心，还有相关部门发声要求考场周边保持安静，各方呵护无微不至。孩子们不再像我们过去那样受累了。然而，新的问题也来了，条件好了，我们还要不要以及怎样去培养孩子们不畏艰险、能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呢？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作者系省财政厅退休干部）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