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话说，大学四年，近一千五百张日历里，慵懒与勤奋交融，庸碌携精彩共存，怎么切入？没想到今儿个随意翻读的—本闲书，却瞬间点亮了我的灵感！取名《流行词语看中国/1978-2008》的这本书，妙在撷取各年代比较流行的词语、口号并加以诠释，便客观反映了改革开放30年的整个进程。
“一個中心、两个基本点”赫然位列1987年度前端。这句流行语是中共十三大首提的党的基本路线的概括。中心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基本点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一个伟大政党的事关一个伟大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的伟大的基本路线尚可如此洗练表述，如我者区区草根之四年人生，岂不就依葫芦画瓢般把这款式照搬过来，好歹与否暂且勿论，至少，可以不再瞎折腾，也随便可以为健康计少抽几支苦思冥想必需的香烟！
妙哉——“一个目标”与“两个记忆点”乃我中文77四年的两组关键词！
一个目标，即以改变命运为目标，它的时间长度该是横跨了考前与考后；至于两个记忆点，一是结社办刊，另一是罢课演讲——于我，这两个基本记忆点，当不仅仅只属于大学四年，还该属于整个生命旅程！
一个目标：改变命运
委实说，对我这样一个处境不佳却又踌躇满志的青年人，当年参加高考的原动力，并非源自“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伟大情怀。仅仅围绕一个目标：改变命运！
考入贵阳师范学院前，我是贵州通用机械厂子弟中学的教师；往前数两年，我是这个厂修缮队的普工；再往前数三年，我是在贵阳市乌区百宜公社洛坝大队衙上小队的插队知青——一个真真才念过初—课本却被称作知识青年的人民公社社员（或者就叫农民吧！）。
说起当知青，也当是年少时的荒唐趣事。因为会拉两把二胡，文革开始不久我这个“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子女便荣耀成为校（贵阳十中）红卫兵宣传队员。那年头，这衔头和行头够显赫的：绿军装、红臂章外加必不可少的红宝书，器宇轩昂地赴工矿、跑农村，以宣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己任……足以自傲！
记得是在1968年年中，学校开始了动员中学生上山下乡。驻校工宣队、军代表明确要宣传队的同学不要担心，也不要分心，要坚守好毛泽东思想宣传阵地；宣传队的都可以不下乡，可能会分到工厂，至少是分去军垦农场。而我，却对当知青充满了憧憬。这憧憬倒不是来自于伟大领袖关于“广阔大地大有作为”的号召。我是在想象：皓月之下，溪流之傍，茅屋水车……来一曲如泣如叙的《江河水》，该是怎样一种让人痴醉的意境？于是乎，在连续两批次公布插队落户的名单后，我终于按捺不住，擅自在第三批名单上添了自己大名，然后回家悄悄偷了户口簿办了迁移证……1969年元月，戴着红卫兵臂章的我，怀抱二胡兴高采烈奔往“广阔天地”了。
到农村三两个月后，随着新奇感消失，激情褪尽，浪漫荡无，才明白所谓当知青，其实就是当农民……几个月农活下来，手掌粗糙，指头僵硬，在弓与弦上完全找不到感觉，何况每天劳作回来已疲惫不堪，还得生火烧饭，哪来抚琴弄弦的兴致？苦不堪言！痛不堪言！悔不堪言！
1971年后，知青开始被抽调回城，而我却因为父亲是“黑五类”中的右派，先后失去当老师、做交警等机会，直熬到1972年12月，终于被招进贵州通用机械厂当普工。普工即是工厂里与专门技术无缘的杂工群体。我分在厂修缮队，日复一日做些挑砖头、拌灰浆的笨活，人生几乎就这样被定格了！好在——好在（请理解在这里用了这个现在看来大逆不道的词，实乃当时一卑微工人的卑微心理）文革依然在风起云涌，我们进厂那年是在批林批孔，每周出一期墙报，这让能写会画的我和蒋星棋（与我同分到修缮队的木工学徒工，不知已官至省委巡视员的星棋是否记得如此经历？）迅速在一群泥工、木工、钢筋工中脱颖而出。
在这个员工逾千的大型机械厂，仅区区30来号人的修缮队注定是最无人才也最该被忽略的边缘单位，却不期，它批林批孔的墙报突然变得图文并茂，不仅超过一些大车间，甚至毫不逊色于厂部自己的墙报。就这样，我和星棋被纳入厂宣传部视线，开始为厂部办墙报，为厂广播写稿，甚至参与筹办厂报。由于有了这些铺垫，不久，我自荐并成功调进厂子中当了老师。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很快，我与厂里一些文学青年结识，隔三岔五，我们会聚在一块，各自拿出自己的作品——诗歌、散文、小说，或朗诵，或讨论，俨然是一帮物质匮乏年代的精神贵族！
不用细说，当年恢复高考的信息是怎样地刺激我们这帮“精神贵族”的神经！大家迅疾行动，相互寻找复习资料，这个小沙龙不时举行的作品讨论会也与时俱进，变成文史哲、数理化的疑难题演习场。是的，于我们，此时文学梦己暂且搁置，必须通过高考，为改变命运奋力一搏！果然是厂里“精英”，我们那个文学小沙龙里的“一丘之貉”，悉数以“77级”或“78级”的身份进入大学，这是后话了。
记忆点1：结社办刊
把“结社办刊”列为我大学四年的基本记忆点之一，实则来自于互联网的启迪。今年初，有朋友象发现新大陆一样惊奇地电我：网上有你读大学期间办刊的信息。我亦很惊异，很快“百度”一下，果真！在网上搜索到《1978年-1980年全国各地高校创办大学生文学刊物备忘录》一文，捡录到如下文字：
《烛光》，贵州师范大学中文系穆培贤等主办，1979年创刊（名字中“倍”为“培”乃多数同学朋友的口误）。
无法想象“备忘录”的作者姜红伟花了多少功夫，竟如此详实地再现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大学生的文学运动！这里，当先向姜先生表达敬意和谢意！
当时，《烛光》是这样“点燃”的——文学青年本身就是颗躁动的灵魂，何况已经迈进了在他们心目中几近于文学圣殿的中文系！入学不久，我便向钟明表明了想邀几个写诗的同学结诗社办诗刊的念头。我和钟明高考前即是诗友了，没想到1977年他与我一同考入贵阳师院中文系，更是亲密无间了。自然，钟明双手赞同结社办刊的想法；很快，我们又邀约到了张瑞曾、曹长会、袁亚伦等几位同学加盟。我给诗社诗刊取名“烛光”。一则考虑我们未来的职业，以“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教师精神为立意点；二则寓意虽然卑微柔弱，我们却期待发热发光，期待星星之火、可以燎原！endprint
《烛光》是现在而今眼目下青年人无法想象的曾经存在过的油印品。它需要先用钢板垫着蜡纸手工刻写，而后蜡纸覆在油印机网膜上，再手工一手手推滚油墨均匀的油筒……属于需要体力和技巧的粗活。记忆中，《烛光》的刻写全仰仗了顾久、孙惟宏、付玉法几位仁兄，谁让他们都有一手漂亮的钢笔字。不知现今贵为省领导的顾久，是否还想得起他当年曾默默为中国大学生的民间文学运动效过力。
《烛光》一出即引起关注，不仅吸来中文67级的同学，甚至还吸来了政教系、地理系的不少文学爱好者。如此一来，“烛光”诗社不得不更名为“烛光”文学社，而纯诗刊的《烛光》从第二期后便华丽转身，变成诗歌、小说、散文、评论、漫画全上的综合性文的刊物了。
如今于今回想起来，《烛光》至少有三点令人欣慰。
其一，《烛光》是个媒介。通过《烛光》，我们与《未名湖》（北京大学）、《初航》（北京师范大学）《珞珈山》（武汉大学）《红叶》（吉林大学）《耕耘》（南京大学）《锦江》（四川大学）、《红豆》（中山大学）……建立了联系，而我也与当时中国大学生民间刊物的领军人物高伐林、徐敬亚、王晓妮等有书信交流。
再者，《烛光》又是扇窗户。每个月，我们都会收到几份各地作为交换寄来的大学生文学期刊，这些期刊犹如一扇扇洞开的窗户，让我们既能够迅速把握全国大学生文学创作走向，又可以通过比较和反思，促进自身的成长与成熟。
第三，如果幽上一默，嘿嘿，《烛光》也算人才济济。以诗歌创作上的不俗成绩在大二即加入省作家协会的钟明，在同学中文学身份自然了得；以在《上海文学》发表小说而有些趾高气扬的谢赤樱，赢取同学多少妒慕眼光……但又如何？他们不都被《烛光》收编？最值得提及的怕是苗月，这位日后以《长大未成人》、《大学女孩》、《你是我的太阳》等代表作入列中国电视剧导演阵营的才女，当年不过寂寂耳耳。我甚至在想，苗大编导的处女作或许还是《烛光》给的一席之地哩。
至于我，唯一可说的是发在《烛光》上的组诗《为了明天的思考》。这组反省文革的自创十行体诗歌，先是被《山花》连续选载，后又被台湾《中央日报》在“大陆反抭诗歌反抭诗人”专版中，与刘冰雁、叶文福的作品同时推出，着实让我诚惶诚恐了一回。
记忆点2：罢课演讲
文革中先当过红卫兵、后参加“411”（文革中又一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派别）静坐……我以为这都是大时代潮流裹挟下青涩少年的无奈选择或瞎掺和。我其实极不谙政治甚而对政治怀有恐惧的——父亲因言获罪而为“右派分子”，家中曾不时笼罩过被大字报封门、被威胁要举家下放农村的浓重阴云。
没想到在“中文77级”，我却有了险被政治“陷害”的经遇。此事该是发生在读大三期间吧。那天上午第—节课课后，曹长会悄悄拉我到—旁谈起政教78级发起罢课的事。我因为家距学院不过20分钟步程而经常夜不归校，浑然不知昨夜今晨学校竟发生了大事件。原来，置疑官方操控了学生会选举，政教系78级的甘林（音）等昨晚就开始串联发动今起罢课，惜，响应者甚微，仅—、两个班少数学生单打独斗，罢课近乎流产。
老曹说：甘林们昨晚就来找过我，因为我办过诗社诗刋，有—影响力和号召力，希望我站出来发动77级的声援他们。
我其实是对政治不感兴趣也是被政治边缘化的小人物，压根儿不关心更不知道校学生会选举甚至选举有弊的事。但就在那个早上那个时刻，个人英雄主义情结陡然膨胀。我和曹长会等人马上离开教室去红楼（男生宿舍）找甘林他们。和甘林他们碰头并了解了来龙去脉后，我表态支持和参与。不过，我建议抛开学生会重新选举这个诉求，因为这涉及政治，太敏感，我们只围绕改善伙食问题提要求，学校也好下台。此外，我还主张把“不要黄色学生会”这样的罢课口号换掉，马上重新写罢课宣言并在上午第四节课下课之前贴出去。记得是我们班的钱安南吧，他当即就提了—个口号：我们需要卡路里（热量、能量）！.
中午12点后，—切按计划进行：学校主通道两侧的宣传栏换上新的罢课宣言，“我们需要卡路里”的标语挌外醒目；我则和—些同学分别在红楼前和食堂门口两处演讲，号召更多同学声援参与！已经完全被英雄主义情结左右的我，根本没去考虑后面将发生什么或将品尝什么恶果。
第二天，我和另一位同学（甘林？）作为罢课学生的代表，被“请”到了院党委。记得是在—间会客室吧，面目慈善的关海亭副书记和颜悦色，耐心听取了我们对改善食堂伙食和对学生会选举的意见。个中细节，如今已难了然，总体印象是气氛非常和谐。或许是当时的中国已揭开改革开放大幕，民主氛围渐浓，政治上更多了些宽容和包容，我们才无甚大碍。
但，此事的后遗症到77级毕业时终于显现，全班百余同学毕业，唯我没有领到学位证书。依我在班上排名靠前的學习成绩，这结果匪夷所思。
我猜想该是“政治”作祟吧？
去找了当时的教务总长，没想到这位据说有着国民党时代即从事过进步学生运动背景的老前辈挑明了向我解释：学位证不仅只看成绩，还要看政治表现。
所幸，离校一年多后，我通过《光明日报》贵州记者站站长戴宣长找到时任院长任吉麟反映，学位证得以补发。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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