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新建

　　“高考”的本义指“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作为现代教育制度的核心之一已在全球普遍实行，而作为人才选拔与晋升方式，则与中国古代的科举传统相贯通。近代“西学东渐”后，清政府在1905年将科举自行废除，同时在各地推广学堂。其中要旨，即如贵州籍的晚清变法精英李端棻在《请推广学校折》里所言，乃在变革落伍的教育制度，培养时代需要的新型人才，以达“修内政，雪旧耻”之图强目标。此后，这种由西方引进的现代教育制度逐渐在中土生根，经过民国普及和新中国改造，终于形成一套可与世界各国并驾齐驱的体系。如若仔细琢磨，其中不论阶层、出身和性别等差异，主要以考试录取生员的“高考”方式，即为体系最核心的基本构成。

　　20世纪中期，世界动荡打破了“高考”制度的恒常。1966年，中国发生自上而下的“文革”，同年即取消“高考”，改由（群众）“推荐”和（领导）“选拔”取代，接著连续数年停止高校招生，致使大量青年失去深造机会。与此同步，西方教育领域亦掀起自下而上的“五月风暴”，法、美等国的学生发动学潮，狠批体制，同样大声疾呼要改变既有的教育制度。不过比较起来，彼此形同神异，差别甚远：一边是青年主动占领，在校园内参与教育的时代变革；一边是学子被动离开，到农村去接受乡民的思想改造。

　　就这样，中国教育与世界水准的距离，便在自我折腾的大起大落中再度拉开。无数适龄青年不知其然地上山下乡，而后又疲惫不堪地弃乡返城。于是，才迈入现代体制不久的中国，不仅在文化延续且更在知识再生意义上，又损失了整整一代。

　　如此看来，1977年借“拨乱反正”之力而重新恢复的“高考”，意义就不仅限于学校和教育，而广泛波及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在“以成绩录用”背后，得到恢复的是机会均等、社会公平和国家正义，是对有志者的激励、对进取者的鞭策。

　　40年过去，几辈人的实践证明，尽管恢复的制度仍有缺憾，但与血统论及任人唯亲的“选拔”相比，高考一代不但促进社会复苏，而且成就新时期大业。这样的改变，不已在创伤愈合、经济腾飞与大国崛起上得到确认了么？若无高考，当代的中国恐怕还会再走弯路，继续向现代世界提交自以为是的“白卷”吧？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