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强烈

　　在王安石后来的仕途中，韩琦大部分时间都是宰相，但他从来没有给王安石穿过政治小鞋。从中可以看到韩琦正直宽容的个人品格，更可以看到帝国官场也还存在正直宽容的风气。

　　从政治改革的角度看，王安石变法失败，是个悲剧；然而，从一位政治改革家的成长轨迹来看，王安石作为一个普通青年，知识分子，仅凭自己的志向和才干，怀揣“慨然有矫世变俗”的“政治理想”，甚至是一种个人与国家的“梦”，居然就能官至宰相、宏图大展，这显然是一部正剧。这从“人才学”的角度给了我们一个历史的标本：通过“王安石个案”可以看到，北宋时期社会的流动性和宽容性，简直有点像个童话。

　　王安石生于1021年，属于宋真宗时期。中国科举考试发韧于隋，经历唐代，但都属于昙花偶现，无论开科次数还是选取人数，都不成气候。只有到了北宋，才定型为一种先进的政治选拔制度，大量青年知识分子通过科考途径进入帝国管理阶层。

　　值得一提的是，宋真宗颁布过一首“劝学诗”，其中有“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通俗名句。“劝学诗”意味着帝国高层的庄严承诺，为北宋社会开启了一个富于流动性和想象性的时代。当然，以诗形式劝学，因作者身份是大权在握的皇帝，诗句也就具有了准文件的性质。可见，开一代中华民族以文化取人的风气，是与帝国权力结构方式，统治阶级提倡什么，以及由此展开的制度安排，谋定了一个成才的“大局”分不开的。

　　真宗之后是仁宗。宋仁宗庆历年间，出现过“范仲淹新政”。新政主角范仲淹，早年是一个连王安石都不如的穷小子，一天的伙食就是一锅菜粥，熬干成饼，然后切成几块，一日三餐各吃一块苦读诗书，后来却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帝国管理层，而且官至副宰相，还主持过一场昙花一现的政治改革。

　　据《宋史》记载，“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生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

　　1039年，对王安石来说是关键一年。这一年他18岁，父亲在江宁通判任上去世。王安石在江宁为父守孝3年，发生人生的重大转变：他决定放弃文人恃才傲物、吟风弄月的时尚生活，就像他的《忆昨》诗所载，立志投身政治、经世致用，对所处社会承担起自己的历史责任。他举了两个学习榜样，一个是“契”，一个是“稷”，都是为社会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

　　王安石的父亲王益，只是一个县处级“芝麻官”，而且已经去世。王安石从投身仕途那一刻起，基本上失去了历史人脉的依托，也就是说没什么政治背景，他唯一凭仗的只有自己的才干。他为父守孝3年之后赴京赶考，22岁进士及第，而且是全国第四名。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县级地方的综合性，恰恰是一个学习与认识中国社会的摇篮。

　　王安石“高考”有一段逸闻，宋史权威邓广铭先生都采纳了，我也采纳：当考官把前10名考卷呈给皇帝时，是已经排好名次的，王安石第一，王珪第二，韩绛第三，杨寘第四，但是王安石的赋中有“孺子其朋”4字，不知刺激了仁宗皇帝赵祯的哪根神经，他非常不高兴，就把王安石与杨寘名次互换，杨寘成了状元，王安石屈居第四。——我引这段逸闻是想说明：仁宗皇帝非常不高兴，也仅把王安石从第一换成第四，如果是遇上一位没有宋仁宗宽容的皇帝呢？起码得名落孙山吧？如果再遇上朱元璋那种尖酸刻薄的皇帝呢？有可能被从朝堂上乱棍打出吧？

　　王安石的第一个“国家公务员”职位，是“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公事”，实际上就是扬州地方长官的一名幕僚，最多相当于今天的地委办公厅秘书，而且还不是“大秘”。3年后，韩琦因参与范仲淹改革失败罢知扬州，成为王安石的顶头上司。韩琦是一位极为强项的汉子，后来官至宰相，宋仁宗咽气之际，已招养子进宫嗣位，然而仁宗的手又突然动了一下，别人脸都吓白了，问韩琦怎么办，韩琦就敢杀伐决断地拿主意：继续执行太子继位，如果赵祯活过来，就让他当太上皇。就是这样一个韩琦，与他的幕僚王安石有过一次冲突。

　　王安石一边给韩琦当幕僚，一边“每读书达旦”，然后坐着打一会儿盹，上班时间到，脸都来不及洗就去了，加之王安石又是一个不太修边幅的人，其形象和精神状态可想而知。此时的王安石正在撰写《淮南杂说》，建立一个政治家博大精深的思想基础。韩琦以为青春年少、又没家室的王安石是整夜泡歌厅酒吧，便温和直率地提醒他：“你年轻有为，还得努力读书，千万不能自暴自弃啊。”对顶头上司的好心和误解，王安石居然能够不予理睬；同样有个性的韩琦，也居然不生王安石的气。在王安石后来的仕途中，韩琦大部分时间都是宰相，但他从来没有给王安石穿过政治小鞋。从中可以看到韩琦正直宽容的个人品格，更可以看到帝国官场也还存在正直宽容的风气。

　　更富童话色彩的是，王安石的从政路线基本上都是按自己的设计行走，在他当上宰相之前，几乎没有遇到过恶意的阻力。而且王安石当宰相，是在整个士大夫阶层几乎都认同司马光“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令致，生民咸被其泽”的舆论导向，在形势水到渠成之际由宋神宗以“帝师”之礼请去的。想想政治黑暗的明朝吧，徐阶和张居正都是有政治理念之人，但他們在没当上首辅之前，都得同流合污、投机取巧以求上位。徐阶为了割掉嘉靖时期的政治肿瘤严嵩，却不得不对严嵩溜须拍马、曲意逢迎，以至老谋深算的严嵩都没看出来，居然向徐阶“托孤”。可见，北宋的政治生态，至少在王安石当宰相之前，还是比较富有良性而开明的一面。

　　按照北宋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是进士及第，排名又靠前，便可以在地方干满一任后，申请到中央机要部门工作，很多馆职都类似今天中央领导的秘书。王安石在扬州干满一任之后，朝廷自然很关心他，几次主动调他去中央任馆职，这对别人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王安石却几次拒绝，不服从组织安排。1047年，王安石选择到鄞县任知县，当个亲民的“县委书记”。王安石给自己设计的从政路线是：先当几任地方官，“以少施其所学”，锻炼吏事才干和积累基层经验。他后来变法的内容之一“青苗法”，就在当鄞县“县委书记”的3年内实施过，在农民青黄不接之时，给他们发放小额贷款，效果非常良好。这也说明，中国式的政治升迁、“进步”，其正途是先到基层历练。越是有理想有抱负者，越不能舍此一途。

　　王安石任过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其间经欧阳修一再举荐，在包拯领导下的中央机构群牧司干过几个月判官，然后又主动要求到地方任过常州知州、江东路提刑官。等到38岁第二次回中央任三司度支判官的时候，王安石已经是一位锐气十足的政治改革家了。在近20年扎根基层、一步步走来的从政历程中，王安石看到建国100多年的北宋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教育等方面都出现了严重问题，于是，他向仁宗皇帝写了长达万言的《言事书》，提出自己的一整套政治改革方案。

　　然而，宋仁宗执政30多年了，支持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半途而废后，早已心灰意冷，只求安定团结、大局稳定；早年追随过范仲淹的宰相韩琦、富弼之流，也年事高迈，没了锐气和心劲，他们对王安石的政治改革报告采取“留中不发”的冷处理。王安石只好一面积极从事政治活动，一面韬光养晦等待历史时机。

　　王安石43岁的时候，宋仁宗驾崩，宋英宗继位。几个月之后，王安石的母亲仙逝，于是他辞去官职扶送母亲灵柩归葬南京。王安石为母亲守丧期间，不断有青年政治粉丝从全国各地追随而来，他便收徒讲学，为日后的政治改革培养干部。宋英宗一朝4年，王安石始终蛰伏南京，其中原因，恐怕也有以他对英宗的了解，这位年纪不小、身体不好的皇帝定难有所作为，而自己胸中如此庞大的政治改革，需要一个相应的阔大舞台。所以，在此期间，朝廷多次招王安石出山做官，他都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坚决拒绝。但是，20来岁的宋神宗继位，王安石看到历史机会，便欣然接受宋神宗“越次入对”的召唤直奔中央。

　　看来王安石的政治智慧，是找对了能干事的老板，才把自己投入到自己认可的变法即“改革”事业之中。“对的脚，穿对的鞋”。可见在经典帝国政治结构中，有志者实现政治理想，还就像幸福婚姻一样，需找对人，尽管找对人都有个准确与否的概率问题。王安石能干一番青史留名的改革，实际上是与他的这番类似诸葛亮的算计，或叫尊从帝国人事组织路线的规律分不开的。

　　宋神宗在东宫当太子的时候，有一个叫韩维的人，长期做他的记室参军，应该就是高级秘书兼老师。韩维经常向宋神宗讲一些政治观点，当神宗为某个观点激赏得直拍大腿时，韩维却会坦率地承认，这是他的朋友王安石的观点。韩维的襟怀，也显示出北宋良好的政治风度。终于，种种因素形成合力，一位20岁的青年皇帝，下定决心起用48岁的王安石，从江宁知府到翰林学士到副宰相到宰相，一年多時间连跳4级官职台阶，一场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得以在中国大地上气势宏伟地展开。

　　王安石变法失败了，但是，王安石作为一个普通中国青年，他美丽的“政治梦”却实现了。少不更事之年，我也曾用当时所学“忆苦思甜”式的主流语言评价过封建社会，认为是万恶的旧社会、黑暗的旧中国。后来随着对历史的深入了解，才在自哂中知道今是而昨非。——前些年看到一个调查，问如果能够回到中国历史上去生活，你愿意去哪个朝代？接受调查的知识分子都回答：北宋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