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庄跃经黔入滇；汉武帝征南粤时先灭且兰，复通滇道；唐太宗时修通南诏、牂牁国的驿道；宋代发展为罗甸（安顺）、自杞（兴义）通往大理的买马路；元朝建由昆明往曲靖、普安、贵州（今贵阳）以达镇远的线路。

　　贵州有关“一带一路”重要性最早的表述，笔者认为是1927年贵州省路政局制定颁布的《贵州全省马路计划大纲》，其总说部分认为：“交通事业为凡百事业之先决问题，已为世人所公认。远观欧美诸邦，近察沿江各省，其产业之发达，文化之锐进，何莫非交通便利，有以致之。吾黔地边陲，道路崎岖，运输迟滞，行旅维艰，坐是产业幼稚，民智闭塞，文化难于灌输，天产未由开发，长此不图，何以生存？此则整顿交通，实为吾黔今日先务之急也。顾交通工具不一而足，陆上交通多持铁道，水上交通重在航行。以贵州山路之崎岖，河道之浅狭，航轮固难通行，铁道亦敷设不易。因地制宜，工简用宏，则修筑长途汽车路，通行汽车，实为贵州陆上交通最适当工具。”（曾平著，《喀斯特的呼唤》，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38页）

　　对于《大纲》中“长此不图，何以生存？此则整顿交通，实为吾黔今日先务之急也”的论述，笔者认为，贵州是因“开一线以通云南”而设的省，为了让历史告诉未来，根据历史文献和史实思考这个问题，是有现实意义的。

　　民国前贵州历史上

　　通往云南的黔滇驿道

　　据邓时恩主编的《贵州省志·交通志》（1991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介绍，战国时庄跃经黔入滇；汉武帝征南粤时先灭且兰，复通滇道；唐太宗时修通南诏、牂牁国的驿道；宋代发展为罗甸（安顺）、自杞（兴义）通往大理的买马路；元朝建由昆明往曲靖、普安、贵州（今贵阳）以达镇远的线路。

　　下面引自《贵州通志·交通志》的叙述：

　　“楚顷襄王时（公元前298年～前279年），派将军庄蹻掠取巴、黔中以西，溯沅水，至且兰（今福泉）启岸，经夜郎（今安顺）、宛温（今兴义）至滇池（今昆明），是最早见于历史记载的第一条东西干道。汉武帝征南粤，且兰君累阻滇道，武帝命征南粤八校尉率军回师灭且兰，滇道复通。三国时，蜀汉曾利用此线东讨牂牁的朱褒、西击益州的雍闿，东西晋时为中央王朝联系宁州（今云南）的主要通路。梁太清二年（548年），武帝困台城，宁州刺史徐文盛率数万人援荆州，宁州为爨瓒所据，关闭此道，不通中原达30余年。隋兴，爨氏归顺，但该道因多年失修，路基坍塌，桥涵毁坏，交通阻塞。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渝州人侯弘仁等整修由牂牁经西赵通交（州）桂（州）的道路。南诏（大理）与牂牁国等使节往来，多经此道。宋代，发展为罗甸、自杞通往大理的买马路。元朝改线，由昆明经曲靖、普安、贵州（今贵阳）以达镇远。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四川右丞耶律秃答儿以昆明至普安已立马站，建议开辟普安以东罗甸（今安顺）、贵州（今贵阳）、葛龙（今龙里）到黄平、镇远，通辰、沅等站以达江陵路。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在黔境设驿站11处，即平溪（今玉屏）、平地、镇远、偏桥（今施秉）、罗仲、麻站、麻峡（今麻江）、摩溪、南梦、德渐迷、普安（今盘县）等，并在镇远兼设水站，办理水陆联运。明永乐十一年（141 3年）设立贵州布政使司，贵州成为干线交通的中心，新线由此分为贵州至云南与贵州至湖南两段驿道。

　　贵州至云南驿道由贵州、威清（今清镇）、平坝、普利（今安顺）、安南、普安、盘县、亦资孔出平彝（今云南富源）以达昆明。明朝在今贵州境内设有贵州驿、威清驿、平坝驿、普利驿、安庄驿（今镇宁安庄坡）、关岭驿、查城驿（今关岭县永宁）、尾洒驿（今晴隆）、新兴驿（今普安）、湘满驿（今盘县西北）、亦资孔驿（今盘县亦资孔），并设贵州站、威清站、沙作站、普利站、安庄站、北口堡站、北水堡站、查城站、南口堡站、尾洒站、新兴站、湘满站、亦资孔站等13站，另设亦资孔递运所。

　　清雍正七年（1729年），清廷批准云贵总督鄂尔泰《请另开上游新路六驿疏》，在原黔滇驿道自安庄驿至湘满驿一段设立关岑、查城、盘江、安南、江西坡、新兴、软桥坡、湘满等8驿，从镇宁州属黄果树改道经郎岱厅毛口渡跨北盘江至盘州厅蒿子卡与旧路相接，计里程240里（清朝每里合今576米）。”

　　贵州设省就是为了

　　“开一线以通云南”

　　要理解这个问题，建议先读邓启耀著、编入云南驿道文化丛书的《五尺道述古》（2009年云南美术出版社出版）。该书从解读清代诗人孙髯的昆明大观楼长联下联入手，在解读“元跨革囊”中讲明白了这件事。这4字说的是1252年，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哥命令他的弟弟忽必烈统率10万蒙军进攻云南，以完成迂回包围中原，灭亡南宋的战略行动。他们从甘肃临洮出发，取道川西高原迂回南下攻入云南击灭大理国，并征服了云南地方土著诸部，把云贵地区纳入蒙元帝国版图之内，于1274年设置“云南行中书省”，結束自唐朝中期以来持续了500多年的割据局面。1368年朱元璋建明朝后，据守云南的元朝残部梁王把匝纳瓦尔密却 一直不肯臣服，洪武皇帝联想到元朝灭宋朝的历史教训，把占据云南的梁王视为心腹之患。为根本解决云南问题，先沿通往云南的道路要地建卫所，于1381年派傅友德等南征攻占昆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正月十四日，平定云南的捷报至京，朱元璋遣使谕傅友德等：“比得报，知云南已克，然区画布置，尚烦计虑。……至如霭翠辈不尽服，虽有云南、亦难守也。”（《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卷一四一，页五）为保这条交通线，洪武年间贵州境内已经设置24卫。和四川比，当时四川地域辽阔，只设17卫；云南为边陲重地，辖地亦广，也只设20卫；广西也比后来贵州建省后的地域大得多，也仅设10卫；当时湖广所设27卫中，镇远、清浪、偏桥、平溪、铜鼓、五开6卫在今贵州境内，而在所辖31处千户所中，天柱、黎平、中潮、新化、新化亮寨、隆里、平茶七处千户所亦在现贵州境内。贵州由于在冷兵器时代处于“襟川带粤、枕楚距滇”的战略地位，从而成为西南最重要的军事要地。于是明朝政府于洪武四年（1371年）设贵州卫（治今贵阳），10年后建贵州都指挥使司（相当省军区），永乐十一年（1413年）即40年后建贵州布政使司（相当于省政府）。建省后，由于幅员不广，人口不多，经济落后，连发官员的工资也得靠邻省拨款资助。御史宋兴祖在奏议中说：“贵州虽名一省，实不如江南一大县，山林之路不得方轨，沟渠之流不能容船，……即平居无事，商贾稀阔。”与已建立的12个省相比，土地、人口、赋税都不够建省的条件，纷纷建议撤掉贵州省。明朝贵州巡抚郭子章（1543—1618）针对这些言论，分析了贵州建省的重要性。他说：“盖贵州乃古罗施鬼国，地皆蛮夷，山多箐广，流水涵渟，土无货殖，通计民屯仅十四万石，为天下第一贫瘠之处，官戎岁给仰于湖广、四川二省、盖本非都会之地。……我朝因云南而从此借一线之路，以通往来。”（郭子章《黔记·卷十三《止榷志上》）由此看来，贵州与其他省区相比，土地人口、赋税都不足以建省，贵州省的建立，最直接的原因，是明王朝着眼于边疆的巩固和对西南地区统治的加强，“开一线以通云南”。地理学家顾祖禹（1631—1692）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指出：“一旦有警，则滇南隔绝便成异域，故议者每以贵阳为滇南门户，欲得滇南，未有不先从事贵阳者。”（转引自梁茂林文《明代中央政府开发贵州的最大动作》，《贵阳文史》2016年第6期）由此可见，建贵州省的最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经营西南，谋图云南边疆的巩固。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