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建文帝在百花湖乡的遗踪并形成调研报告，观山湖区区委宣传部给我们的时间是3个月。提供的材料非常有限，主要就是百花湖畔的灵永寺几年前发现了一块石碑，上面记载了建文帝在此避难。另外是贵州布依族作家弋良俊写过一本书，书名叫《建文皇帝与朱昌古镇情缘》。作家根据当地的一些传说，在书中描写了建文帝在朱昌镇避难的一些情况。从专业考察的角度看，这本书提供的历史信息并不多。

　　在我们召开课题讨论会的时候，我介绍了课题设计方向和重点，认为考察和研究应该集中在灵永寺的历史和记载建文帝在此避難的这块石碑上，由此展开，搞清楚建文帝从哪里来？什么时候到此地？住了多长时间？最后去了哪里？同时应该搞清楚600年前当时百花湖乡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是一个什么状况。

　　徐新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思路：要重视当地口头文化的考察研究。他说，不管建文帝在贵州避难是传说还是历史的事实，口头传说本身就是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口头传说的考察，需要找到当地有文化、了解情况的老人，把他们的讲述系统地记录下来。

　　听说灵永寺发现一块刻有“建文帝在此避难”的石碑，太鹤表示，由他来完成对石碑的考察研究工作。

　　大家一听都放心了，毕竟，没有重量级的考古专家出场，历史的遗存不会自己说话，而只有考古学家，才能够让这些没有生命的东西说出它们自己的历史。

　　在讨论各自对建文帝的初步印象时，团队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我说，从我接触的材料中，我认为建文帝到贵州避难很可能是历史事实，而不仅仅是各地的一些传说。我接触的材料主要有三大类：一是从知网和百度文库上收集的专业学术文章；二是近年来出版的相关书籍；三是用有关主题词从网络上搜索出来的信息。在所有的材料中，我印象最深的有三个，一是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王路平教授在他的专著《贵州佛教史》中，关于建文帝避难贵州的专章介绍。二是近年来一本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据说这本书仅盗版就发行了500万册。我发现作者是一个非常熟悉明朝历史的作家，对历史文献的把握和判断十分到位，由此我认为他写的书很靠谱。三是2013年南京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史仲彬与建文帝》。史仲彬是跟随建文帝逃亡的近臣之一。作者史洪禄是史仲彬的后人，退休以后用10多年时间考证史氏族谱，理清了史仲彬与建文帝相关的史实。

　　太鹤不同意我的观点，他说虽然他不是搞历史研究的，明代的历史也不太了解，但是从他对贵州历史一些了解，目前各地流传的有关建文帝的传说，基本上是查无实据的。如果没有第一手材料，我们没有可靠的证据对建文帝到过贵州做结论。

　　一时间我们彼此谁都没有说服谁。最后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先不要下结论建文帝是否到过贵州。我们做的工作，就是要去解开建文帝传说这个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研究这些存在了几百年传说也是很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