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文史》的执行总编马晓麟是课题召集人兼策划，专家团队的主要成员如下：
成建三，原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贵州省委经济决策咨询专家，研究方向是区域新兴产业规划。
徐新建，来头比较大，四川大学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委托）项目首席专家、 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主要研究方向是比较文化、文化人类学。
梁太鹤，曾经担任贵州省博物馆副馆长、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国内知名考古专家，2000年主持发掘的赫章可乐夜郎时期墓葬被评为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王六二，原中国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是宗教神秘主义。
有张新民、范同寿等几位贵州知名历史学和文化专家作课题顾问，还有《贵阳文史》编辑老万、甜甜做课题助理，
阵容可谓强大。不过更有意思的是，这个团队主要的几位成员，多年以来都是《贵阳文史》在省外的特约撰稿人，而且相互之间有着很深的交情。
喜欢研究佛学，这是我答应马总加入团队、具体负责课题设计和实施的主要原因。我大概知道，600多年前，传说建文帝从南京逃难，流落到西南一带，主要的身份是和尚。
我跟马总是四川大学同学，有30多年的交情。他是哲学系七九级的，我是中文系七八级的。我认识他，因为他是贵州同乡会的积极分子。同时，他喜欢踢足球，而我是足球校队的主力，我们见面最多的地方，是在学校的足球场上，每天下午课后踢足球，是我们的一大乐趣。回到贵阳之后，我1993年去广州工作之前，我们也经常在一起做一些事情，比如搞了一个贵州省青年理论论坛，得到官方支持，大肆宣扬改革开放的理论。
我跟徐新建是實验小学的同学，我们有50多年的交情。他家住六广门，我住博物馆，相距不远。小学放学以后，我们经常在一起玩耍，互相串门，到对方家里吃饭。因为他嘴型长得有点靠里，我们都叫他“老哔啊”。上个世纪80年代，我在《山花》杂志社当编辑的时候，新建在贵州社科院文学所工作，我编发过他写的几篇关于贵州民族文化的报告文学。后来他到我的母校四川大学做教授，一直做到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负责人。
我跟王六二虽然认识不久，但是相互聊天以后发现，我们小时候是在贵阳三中的院子里一起长大的。六二的母亲是三中的英语教师，我舅舅是贵阳三中的副校长，我每周末都要到三中舅舅家去玩耍，住两个晚上。回忆起童年时代，大家一起在操场上打篮球、打乒乓球，在贵阳三中两层楼的老木房的教室里乱窜，天黑都不愿意回家吃饭。
我跟梁太鹤是四川大学的同学。他是学考古的，毕业以后，分配到了我母亲和我妹妹的工作单位贵州省博物馆。我们都住在一个院子里面，见面会互相打一个招呼。后来他担任了博物馆的副馆长，再后来，他到省考古研究所当了所长，成为国内著名的考古专家。我知道他在学术上是非常严谨的，有一次我跟他讨论贵州夜郎国国都的话题，我说，在黔西南兴仁县发现了大批汉代古墓葬，显示墓葬的主人是高级军事人员。我对他说，根据这些墓葬，是不是可以判断夜郎国的首都应该在这个地区？他回答说，没有证据。我说，这个不是证据吗？他说不是，我说，你认为的证据是什么呢？他说，除非这里发现了夜郎国国王的印章，才能够肯定这里是夜郎国的国都。
我后来才意识到，马总召集我们这个团队，相互熟悉，交情深厚，而且每个人都很专业，这对于完成这个课题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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