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宁

　　坐落在河西路西侧中段偏北的位置，前后两栋都是3层楼房，坐西朝东，除了隔壁的市委宿舍，它们是这条街最高的建筑；前一栋楼当街，一楼是粮店，23号这个门牌，包括了粮店和前后两栋楼，于是，河西路粮店几乎成了这两栋楼的代名词。住这儿的人在告诉别人自己的地址时，大都说：我住粮店后面。这就是河西路23号。

　　这片房产是黄宜之家私房，黄家在民国时期是开烟酒商店的，赚钱后在河西路建了前后两栋3层楼的房屋，前一栋临街，为木结构房，一楼为铺面，楼上出租；后一栋为有些西式风格的公寓式小青砖瓦房，每层4-5间房，自己居住。两栋楼之间有一院子，自然形成一个院落，院落里有花台、花圃。民国时期的贵阳，这样的楼房，特别是后面那栋“洋楼”算是气派的了，至少在河西路，这两栋房屋组成的院落首屈一指。

　　1949年以后，河西路23号成为大杂院。黄家居住一楼，二、三楼出租，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两栋楼都是黄家自己对外出租。1959年，这些房产被“改造”为“经租房”①，河西路23号就此姓“公”，黄家住的一楼还被挤出一间由房管所租与别人。

　　院落印象之一

　　进出河西路23号院落，都要从粮店铺面与其收款小屋之间的巷道穿过，以现在的眼光看是很危险的，因为没有消防通道，两栋楼、五六十口人就这么一个1米见宽的通道，进出都是它。巷道中间有楼梯上二、三楼，这栋楼全是木结构，上下楼梯或在家稍走得急促些，楼板就轰隆轰隆地响，有时候天花板上的粉尘还会簌簌地飘下来。当然，也有好处，就是防盗，深更半夜有人来，踏上一楼的楼梯，三楼就听到了。巷道出口处左边有一旱厕，右边也有一楼梯上二楼，这栋楼上上下下挤进了六七户人家。

　　进入院子，青石板铺地，宽不足10米（前后两栋楼的距离），长15米左右（前楼的立面宽度），院子南墙下有一花台，花台下有两条花圃，为了美观，花圃用砖的棱角围了一圈。就是这个花圃，给了我一个终生的“纪念”，在我不到两岁的年龄，一天在院子里蹒跚学步，一下子扑到在花圃边，不偏不倚，眉心正好撞在棱角上，从此留下永远的疤痕。

　　这个大院，是河西路23号的多功能场地。夏日的夜晚，大人们各自抬一小凳坐在这儿聊天；一到假日天，院子里便摆满了大木盆和水桶，家家都在洗衣服；傍晚时分，各家小孩端着盛满饭菜的碗在这儿“聚餐”，比比哪家菜饭香，有时候还你尝我一口饭，我夹你一筷子菜。整个院子有一二十个小孩，星期天和晚上就成了孩子们的游乐场和俱乐部。那个年代凡是小孩玩的游戏、活动，都在这儿进行，斗鸡、打蛋子、打洋画、打pai、跳板、跳绳、打乒乓球、滚铁环，跑出跑进“蒙猫猫”的……尖叫声、吵闹声此起彼伏，喧嚣非凡，有时候弄得家家户户紧闭门窗，以图清静。

　　后一栋公寓楼房，满满当当挤进了十来家房客。整栋楼砖木结构，除了墙是砖砌的，其他都是木料打制，木门木窗木地板木楼梯。同前栋楼不一样，这栋楼质量很好，同样的木板地，这儿是双层，楼上就是砍柴禾、舂辣椒，除了噪声，其他影响不大，天花板上的石灰粉覆层从来没脱落过。

　　一楼正中，从院子上3步台阶就进了堂屋（贵阳话发音：淘乌），十五六平米，两边各有一房间。堂屋，中国民居的重要空间，一般是家庭起居和会客的场所。有钱人家堂屋正中最里面常设神龛和祖先神位，是举行家庭祭祀和重大礼仪的场所。民国年间，这个堂屋就是黄家的重要场所，故在房屋设计时专门在楼外留了仅够一人过的小巷，堂屋轻易不让下人进出。堂屋的地面是水磨石的，顶上有一白色泥塑造型，是一只站在枝头的喜鹊，栩栩如生，大约是挂长明灯的，直到“文革”前都还在。

　　政权更迭以后，黄家自然不敢在这儿设神龛和祖先神位了，院子成了大杂院，佣人通道封了，堂屋就是公共通道，也是小孩们玩乐的场所，还是院里邻居们办大事的一个暂借场所。印象中有这么几次，一次是我爷爷去世，在这儿设了灵堂。一次是前栋楼的黄希贤结婚，他的住房太小，只好到这儿来举办婚礼。有时候，堂屋还是居委会开会的地方。有一年，居委会在堂屋北边黄家让出的那间屋办了一托儿所，这儿又成了托儿所的活动场地。总之，这个堂屋在那个住房十分拥挤的年代，对大家来说，是一理想的公共之地。

　　堂屋后就是楼梯间，这里堆满了各家各户的杂物和煤巴。出了楼梯间就是“后院”，也是青石板铺地，一排平房是黄家厨房和我们家的杂物间（原来是厨房，因为不方便就废掉了），剩下的就只能算是通道了。与平房平行，是两个独立蹲位的旱厕和杂物间，平房与旱厕之间有一空地，十来平米，勉强算“院子”，因为这儿有一排水沟，也成了大家洗衣服的地方。

　　院落印象之二

　　当初这个院落的设计，前一栋楼为铺面和出租屋，而后一栋楼则为主人家自住，故配套的“后勤设施”也只考虑了主要为一家人服务。一旦住一家人的地方挤进了十多家人，男女老幼五六十口，居家过日子就捉襟见肘了，吃喝拉撒也乱像丛生了。

　　全院落除了黄家有一厨房，各家在家门口放一炉灶就算是“厨房”了，这个家门口就是过道。每天一到吃饭时间，楼上楼下就是锅碗瓢盆的交响乐，你家炒什么菜，他家烧什么汤，不但一清二楚，还先就让鼻子饱餐一顿，油香盐咸的令人馋涎欲滴，火爆呛人的让人掩鼻而逃……反正，我家老太太的厨艺是邻居们公认的，一家炒菜满楼香。

　　饭香菜香只是中晚餐时分，其他时候，这些烹饪饭菜的火炉就成了制造一氧化碳的祸首。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烧的煤巴，是用煤粉（贵阳人叫煤面）制作，这个煤粉就很乱套了，无烟煤、有烟煤、煤矸石混杂在一起，和上黄泥经人工踩制而成。烧这种煤，从楼梯到过道空气都成了淡蓝色，其气味之浓烈呛人，都不知道当时老少爷们是怎样挺过来的？且天长日久，墙面被熏得油腻腻的污黑发亮。

　　过道上除了炉灶，每家每户还得放一装垃圾的撮箕，还得堆煤巴。煤巴是当时不可或缺的生活资料，取暖、做饭都是它。除了过道上，楼梯上也堆满了煤巴，只要踏上楼梯，满眼都是一坨坨乌黑的煤巴。于是，仅1米见宽的过道几乎被占去了一半，上下楼都只能侧着身子走。

　　吃完晚饭，倒渣渣——这又是各家各户小孩的必修功课。每天烧多少煤就有多少煤渣，加上一天积下来的垃圾，每家门口的那个小撮箕早就满了。所以，晚饭后一丢下筷子，院子里的小孩们又是一阵热闹，大家约起一路倒渣渣。有一次，我做了一架独轮车，就用来倒渣渣，一时兴起，帮这家倒帮那家倒。

　　整个院落没有自来水，水缸和水桶是家家户户的必备之物。下午下班放学时分，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挑水，只见院子里的青壮年、小伙子们担着水桶，首尾相连从街上进入院子再各回各家。挑水上楼是一个强劳力的技术活，特别是3楼，弯都要转五六个，这个时候还是家家户户在楼道上做饭炒菜的时间，所以中途不能歇，得一口气挑到底。这种功夫，大人们都费劲，何况不得不承担家务的十多岁的我们。开始是两个小孩抬一桶水上楼，然后逐渐尝试着一人挑半桶水。天长日久，百炼成钢，就同大人们并驾齐驱了。河西路23号的男孩，无一不具有挑水上楼一气呵成的真功夫。我和弟弟高元也是这么练出来的。

　　院落印象之三

　　一到星期天，满院子放着盛满水的水桶、若干大小木盆、搓衣板、小板凳、鬃刷……那是各家各户洗衣服的装备，当然，最重要的“装备”是双手。肥皂是唯一的洗涤品，被晒干使用，为的是“经用”——能多洗几件衣服。所有这些，组成了那个年代的“洗衣机”。衣服洗完了，从前栋楼的楼梯扶手牵三五条绳子到后一栋楼堂屋的门框上，就是大家晾晒衣服的地方了。从单衣到棉被，从裤衩到床单……五颜六色、林林总总，像万国旗，飘荡在院落的空间。

　　相对于水，电就简单了，每家一盏灯（有两间屋的就两盏灯），因为全院就一个电表，所以就定了一个规矩：各家灯的瓦数要固定，大多是15瓦、25瓦，用到40瓦就很奢侈了。有一段时间，还冒出了这么一绝招，每家的灯头上贴一封条，防止有人深更半夜换大灯泡——跑冒漏滴的电是要大家买单的啊！每月电费，每家轮流收，到月末就制表，注明每家多少钱，然后一家家上门收，多余的零头几角几分随账本送到下一家，账目公开，很是体现民主特色。我们家开始是父母做这事，后来我长大了，算电费收电费就落在了我的头上。

　　电虽简单，但也时有麻烦，经常跳闸，全院经常一团漆黑。河西路23号大院的电表、电线在我的印象中似乎从来没有清理过，长年累月就那样，闸刀保险破旧不堪，电线裹成一团裸露在外。一旦跳闸，院子里大人们就忙碌起来——换保险丝；有时候换了保险丝也不起作用，就用竹竿敲打那一团牵在北墙上的电线。修好以后长则个把月，短则几天，又得重复一次。总之，用电虽没用水那般劳累，但也让人烦恼不已。

　　全院落3个蹲位的旱厕也基本够大家使用了，只是茅坑容量不大，一院子几十人，没几天就满了，简直下不了脚，只好到话剧团门前的公共厕所解决。每到环管站工人来掏粪时，那一个臭味啊，弥漫在整个院落半天散不了。环管站来掏粪，往往是黄昏时分，正是大家吃饭的当口，于是，这顿饭菜的味道就很丰富了。

　　这就是河西路23号，一个远去的时代里吃喝拉撒的大杂院。它喧嚣却有序，拥挤的空间邻居们相互谦让，局促的环境大家学会了忍受；清贫而自律，每家出门就一把挂锁，没听说谁家掉过东西；嘈杂但平安，家家都在木地板上起灶生火，从来没有发生过火灾。计划经济下的超稳态社会，让河西路23号的老少爷们相安无事地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

　　（未完待续）

　　注释：

　　①经租房：20世纪50年代后期政府对城市私房改造后的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