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良津

　　

　　

　　

　　独山莫氏：天运灵气满庭芳

　　以与郑珍并称“郑莫”的“西南巨儒”莫友芝为代表的莫氏家族，在明初随军迁入贵州，后来定居独山，在清代贵州文化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莫友芝的父亲莫与俦，弟莫庭芝、莫祥芝，儿子莫绳孙，侄子莫祁、莫棠，都是饱学之士或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人。从流传下来的这些人中的墨迹里，表现出书法上不凡的才华，展示了他们各具特色的艺术风貌。

　　莫与俦（1762-1841），字犹人，号杰夫。嘉庆三年（1798年）举人，次年考上进士，并进入翰林院，后来任四川盐源县知县，民间口碑极好。任职3年后，因父去世，回家守孝，便不再做官，在遵义府府学中当教授，他的第五个儿子莫友芝和郑珍等人，均出自其门下。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病逝于遵义，享年79岁。他的儿子莫友芝收集了将他散存的作品，刻印成《贞定先生遗集》四卷。

　　他留存至今的墨迹很少，代表性较强的有一件用行书写的横幅作品，落款：“庚寅秋七月偶书于学斋南窗，犹人莫与俦。”“庚寅秋”即1830年的秋天，正值他在遵义府学执教，这幅行书写得偏于工稳。看得出来，他在书写时，行笔比较迟缓，笔画之间有条不紊，显出古拙的味道，字里面透出较浓的书卷气，俨然是一种学者字，体现出读书人饱读诗书，有着丰富的内涵陶养的气质。

　　莫友芝（1811-1871），字子偲，自号郘亭，又号紫泉、眲叟，贵州独山人，是晚清金石学家、目录版本学家、书法家，宋诗派重要成员。他与郑珍在遵义沙滩一带长大，也得到郑珍的舅父黎恂与其父莫与俦两位进士的悉心指导，17岁中秀才，21岁中举人，后曾三次赴京应考，但终与进士无缘。

　　1847年，他与曾国藩在京城相识，二人一见如故。在他人生历程的最后十多年，较长时间都是在曾国藩那里度过的，主要在曾国藩府上从事整理收集古书版本、文稿之类的工作。莫友芝去世后，曾国藩作挽联：“京华一见便倾心，当年虎市桥头，书肆订交，早钦宿学；江表十年常聚首，今日莫愁湖上，酒樽和泪，来吊诗人。”

　　1858年，莫友芝又赴京赶考，但再次名落孙山。从此他断绝了走科举入仕途的愿望，这次离开贵州后，就再也没有回来。1871年，他在到扬州去收集《四库全书》残本的过程中去世，归葬于遵义青田山麓。

　　莫友芝和郑珍不仅经历颇似，在贵州文化发展史上是齐名的，并且这两人是志同道合的莫逆之交，合称“郑莫”，后世尊为“西南巨儒”。二人在学术上都各自取得了令人仰慕的成就，他们一起编纂了著名的《遵义府志》，梁启超认为这本府志是当时我国各地所编的地方志中的上乘之作。莫友芝在经学、版本目录学、历史学方面都有著述，分别编写了《遵义府志》、《郘亭经说》、《古刻抄书画经眼录》、《旧本未见书经眼录》。在文学上他也是硕果累累、颇为丰厚的，著有《郘亭诗抄》六卷、《郘亭遗诗》八卷、《郘亭遗文》八卷等。在好友张裕钊的《莫子偬墓志铭》、黎庶昌的《莫征君别传》这些文章中，对其生平都有较详细的介绍。

　　他在书法上有很高的造诣，跻身于清代第一流的书法家行列，是清代黔籍书法家的翘楚，在省外知名度极高。他的字不单透着文人气息，且技艺精湛，作品流传颇多。

　　莫友芝处于书法“碑学天下”时代，其书法作品带有浓重的时代特色，其成就主要体现在隶篆两种书体，但他的创作却不局限在这两种书体上，亦是各种书体都擅长。

　　人们认为他隶篆最佳，他自己反倒觉得最得意的是楷书。他的一件大楷横幅《明远乐府诗》，看上去有唐代人楷书的风格特点，尤具欧阳询楷书风貌，另外还兼有北朝碑刻楷书的特征。他还有件行楷书作品，是一件比较长的手卷，是他书写赠送给别人的几首自作诗。这件作品自由得多，有些行书的连带笔意，他在写的时候应是充分地自由发挥，因而个性也充分地彰显。贵州现代著名书法家陈恒安先生评这件楷书诗抄为“精品”。

　　他的行书作品并不多，有人评说他是以魏入行，即用北朝魏碑楷书的笔法来写行书，这是他的行书特点。他的行书多半是用来写诗稿、信件，和在别人的作品上题写评语。在其流传的行书墨迹中，有一封写给他弟弟的家书，字写得轻松自如，别具风采。

　　莫友芝的隶书确实呈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个性，且在流传下来的作品中所占比例较大。他对汉代碑刻、摩崖中的《张迁碑》《史晨碑》、《乙瑛碑》、《西狭颂》、《石门颂》等均有吸收，作品变化多端，风貌歧出。有雄浑壮阔的，如五个大字榜书“荡胸生层云”横幅，气势磅礴；也有方劲古拙的，如七言联“中含太古不尽意，正是春容最好时”，这幅字的架构，同样极具气势，间架疏朗，行笔朴拙，含蓄而不锋芒外露。另有《司马相如封禅颂》四条屏及《汉乐章》册页，均有汉代碑刻的厚重影子。

　　他的篆隶二体孰高孰低，人们说法不一，但都被大家集中看好。笔者认为他的篆书影响最大。现代著名的书法家沙盂海先生对莫氏的篆书很推崇，他认为在学习吸收清代篆书大家邓石如的人物中，莫友芝是最好的一位，而另外两位在篆书上取得成就的书法家赵之谦和吴熙载都要次之（见《近三百年的书学》）。他选择的篆书学习范本，可追溯到秦朝李斯、唐代李阳冰以及汉代《少室石阙》、《开母石阙》、《禅国山碑》，甚至诸多刻在隶书碑上方的篆书碑额。陈田在《黔诗纪略后编》中谈到其书法时说：“好读碑额。汉人隶刻多有跋尾。尝集汉碑头百余通，所作篆书多从此出。”其流传下来的各种形式的篆书作品中，均不乏精品，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有对联“明大道不在高远，及盛年以讨古今”，落款处显示为“集峄山碑字”，虽然如此，其中尚有古代《袁安碑》和《袁敝碑》的特点，并掺入自己的创造，实为托古之名，行创作之实，充分显见其兼收并蓄的能力。另外一副七言联“江湖万里水云阔，草木一溪文字香”，字的笔画和各组成部分弧线、圆圈特别多，圆润感觉特别突出，表现出了一种天真烂漫的气息，笔画中蕴藏着丰富的变化，轻重相间，时时露出一些干枯的笔画，显得朴拙生动，避免了作品的光滑流俗。近代贵州籍著名学者兼书画家姚华评其篆书：“曲折见致，不以姿媚为之，便如琢玉屈铁，此偲翁之所以能成巨子也。”（见《弗堂类稿·题释梦英篆书干字文》）意思是指他写篆字不追求表面的华美，不以取媚的心态去迎合观者，而是像细细地琢磨美玉和慢慢地使铁弯曲那样，去注意行笔的变化，这就是莫友芝书法有很高成就的原因。他的节录《道德经》屏，一堂屏上共约两百个篆字，这件作品是送给书画收藏家唐炯的，这是莫氏篆书中的精品，早在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曾将它影印出版，这件近两百字的由四张条幅组成的作品，在莫氏的流传篆书中并不多见，说它是精品，精在仔细观摩每个字，真可谓字字没有败笔，从每个字中，都感到作者书写时精神饱满的状态。

　　书法创作的最后一道程序是要钤印，印章可以自己刻，也可以请人代刻。印章是书画创作不可或缺的部分，并被人们作为独立的艺术门类钻研，至明代甚至出现各种流派。传统的印章都是刻的篆字，所以称篆刻。对于莫友芝而言，他的篆书写得好，篆刻也相当有造诣，他的作品所盖的印章大多是自己所刻。莫友芝去世后，他的印章一直由其家人珍藏，民国年间，有人将其数十方各式印章集中出版了印谱。印谱中有当时的一些著名的书画篆刻家，如黄宾虹、王福庵等人写下的评语。黄宾虹先生说：“眲叟喜金石，工篆隶，所镌印章，使刀亦如使笔，波磔有法，纯任自然，于新安、西泠各派之外独开生面。”认为他用刀刻字如同用笔写字那般自如，既讲究方法，又在操作过程中显得很自由，黄宾虹提到的新安、两泠是从事篆刻创作具有代表性的皖、浙两大派系。李尹桑还评价：“欲含皖浙为一手，故神妙独绝；其款识则类秦汉器凿铭，递劲冲和，得未曾有。”意思是莫友芝的篆刻风格将皖派和浙派的刻印风格融为一炉，非常独特，在印石的侧面，也要像书法作品一样，要落款，莫友芝刻这些字则是模仿出土的那些秦汉两代的器物上的铭文风格，非常独特，极少见。莫友芝在篆刻上有敏锐的艺术感觉，他能够广泛地吸收营养，从多方面得到启迪，塑造自己的个性。“铁笔”和毛笔的不同运笔之法，都被他融会贯通了。

　　莫氏一族尚有好几位不仅饱学，而且擅书的能人，如莫友芝的兄弟莫庭芝和莫祥芝，以及他的第二个儿子莫绳孙，都有书法作品流传下来。

　　莫庭芝（1817-1889），字芷升，别号青田山人，莫友芝六弟。师从其父兄及郑珍，钻研诸如汉朝许慎的《说文解字》及春秋时期诸子百家，在诗词、散文的创作方面有比较深的造诣，著有《青田山庐诗抄》两卷、《青田山庐词抄》一卷。在黎庶昌的《莫芷升墓志铭》及《黔诗纪略后编》对其生平均有介绍。莫庭芝科举之路不畅，转而从事教育事业。他曾任过思南府办的府学教授，晚年居住在贵阳，受聘在学古书院讲学期间，开始收集清代贵州的诗歌作品，和遵义沙滩黎汝谦、贵阳人陈田合编了清代贵州诗人作品集《黔诗纪略后编》，莫黎二人负责采集诗歌，陈田则为每位诗人写传记。与莫友芝参与编成的明朝贵州诗人的作品集《黔诗纪略》合为双壁。

　　与其兄莫友芝不太一样，莫庭芝只有篆书和隶书两种书体的作品流传下来。他的隶书《守约说隶：朽横幅》，行笔非常自如，字形笔画有一种古朴感，陈恒安先生赞许为“莫氏佳作”。莫庭芝在这件隶书横幅中没有留下自己的题款，只是盖了白文印“臣庭芝印”和朱文印“芷升莫六”。他还有一件比较有特色的隶书作品，是一副七言联“击剑读书成底事，狂歌痛饮终其年”，仿古隶写成，这是仿秦汉初期蚕头燕尾还不十分明显的隶书。这副对联是写赠唐炯的，字的结体较方整，具有横笔右端收笔不上挑，或略有挑意的特点。此外，贵州省博物馆尚藏有莫庭芝的中堂、条屏等形式的佳作多件。和他的隶书相比，篆书的数量要少得多。

　　他的弟弟莫祥芝有一副楷书八言对联“南宫画非笔墨所能，太史文得山水之助”，可能是其流传至今仅存的墨迹。其中有些行书笔意，笔画和字的转折处都显方形，笔画粗细均匀，笔者以为其主要吸收赵孟烦的楷书风格，颇似赵氏的《三门记》。

　　莫友芝的儿子莫绳孙一生整理祖父和父亲的文稿，并加以付印，广为流传。他曾经当过驻俄国和法国的参赞，因性情耿介，离开了官场，寓居扬州。同治十一年（1872年），他在凤冈县城内的龙井石洞书刻了“龙泉”两个小篆，颇有其父的篆书风格，字写得圆润光滑，笔画均匀，或许有刻工的问题，显得有几分刻板。两个篆字的左边刻有“同治壬申独山莫绳孙”，以隶书写出，分两行，隶书也很像其父风格，行笔有变化，字的处理上比较大胆，笔画粗细相间，形状上大小参差，其中“申”字的竖笔写得较长，一笔写下来，一字占了两个字的位置，这种打破常规的排列处理，活泼跳跃，冲淡了两个篆字过于严整的视觉感受。

　　莫氏家族留存的的书法作品，以篆隶二体的成就为主，其中影响之大、作品存量之多、赞誉之高，当属莫友芝。家族其他成员的墨迹虽然各有特点，但大多还是有接近他的倾向，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莫氏风格，在清代贵州成为令人瞩目的家族书风。

　　（作者系贵州省博物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