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的贵阳，人们把教师在校外兼课喊叫“打野鸭子”。这个广为流传的熟语，还是我的“发明”。发明的由来，是源于话剧《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剧中的丁少纯，因利用业余时间打野鸭子卖钱而成为了消极典型。当时人们虽已从噩梦中醒来，但思想认识还不解放。我一想，业余兼课与丁少纯打野鸭子有点相像，就把业余兼课谐称为“打野鸭子”。

　　20世纪70年代的贵阳，人们把教师在校外兼课喊叫“打野鸭子”。这个广为流传的熟语，还是我的“发明”。那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国家恢复高考，全市办起了许多高考补习班。不少老师受这些补习班聘请，给学生补习各科文化知识，我就是其中之一。自从解放以后，但凡做从业以外的事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1964年推出的话剧《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中就有一个丁少纯，因利用业余时间打野鸭子卖钱而成为了消极典型。1978年，人们虽已从噩梦中醒来，但思想认识还不解放。当时我认为业余兼课与丁少纯打野鸭子有点相像，就把业余兼课谐称为“打野鸭子”。有一天，我去看望市教育局局长王健民先生，他问我上课之外干些什么，我说“打野鸭子”。他问什么叫“打野鸭子”，我把上述类比给他说了，他哈哈大笑。第二天，他在全市校长会议上说了“打野鸭子”的事，从此这一熟语便流传开去，并扩展到把在电大、业大兼课也称为“打野鸭子”。直到现在，也还有些人在用这个熟语，只是不知道出处而已。

　　我在高考补习班“打野鸭子”的地方不少，比如设在环西、河东、尚义、江西村、老东门、省府路等学校的补习班，我都曾在那里兼过课。其中，民进市委办的环西补习班印象特深，值得一说。

　　在瑞金中路上的环西小学，办于上世纪50年代。因为它地处周西成修的环城西路上，因此取名环西小学。它的右面是紫林庵，此庵先为大十字湖南会馆的别墅，后成为贵阳的第二个湖南会馆；左后面是飞山横街，办了五十多年的雷家私塾就在这里。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文化大革命”中长大的众多青年急需补习各科文化知识应考，高考补习班应运而生，贵阳城区就办了几十个。民进贵阳市委租用环西小学教室，利用晚上和节假日办的“环西补习班”是当时贵阳名气最大、人数最多的补习场所。校长张定贤是民进会员，他把这个补习班办得生机勃勃，租了28个教室，学员人数最多时达到一千多人。一到晚上，补课的年轻人都往这里赶，环西小学灯火辉煌，人流如潮，那种发奋学习的情景十分感人。郊区和外县的学员也慕名而来。为此，补习班还有学生寝室，床位达一百多个。当时的省委领导朱厚泽先生还专程来这里视察，各新闻媒体也相继作了报道，赞扬这一新生事物。

　　来这里兼职上课的六十几位教师，都是当时各中学功底较厚的教学骨干，我有幸忝列其中。我们面对的学员，有的接近30岁，已有相当水平；有的才十几岁，连初中水平都达不到。学员程度悬殊，参差不齐。课堂上既要照顾差生，又要按高考要求讲课，既要生动活泼，更要扎实，来不得半点“花腔”。只要学员有意见，校长就立即换老师，不讲一点情面。能在这里立得住脚的老师，教学都比较过硬。当时我在二十五中教书，家住小河。每天晚上，我无论天晴下雨都要骑着一部烂单车来环西上课，两节课上完回到家已是晚上11点。开始时，每节课课酬两元五角，每晚上只有5元钱，一个月下来，共有收入一百多元。这点钱，现在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那时工资很低，我同内眷每月合起来不到90元，实在不够一家五口人的开支。因此，这笔兼课费不仅让我家的经济一下子变得轻松了，而且还开始有点存款。用“打野鸭子”的钱买的高压锅至今都还留着，以见证年轻时那段难忘的生活。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奉调贵阳师专中文系后，由于大学教学压力大，从此不再去高考补习班“打野鸭子”了。不久，大概是1980年底，中央发出“广开学路，多方办学”的号召，全国各地都办起了电视大学。贵阳除了办了“省电大”、“市电大”之外，但凡有条件的单位都办起了电大教学点。因大学教育的专业性强，这方面的教师又只有落址贵阳的几所大学才有，因此辅导教师奇缺。在此情况下，我又开始了在大学“打野鸭子”的一段生涯。我先后辅导过的课程有美学、艺术概论、文学概论、现代文学、美育和各类写作，兼课的地方有省电大、市电大、文化局、税务局、工商局、机械局、二轻局、铁五局、市党校、民革致用学校等二十几个单位。其中值得一说的是民革省委办的致用学校。

　　致用学校在今省政协大楼右侧。今省政协大楼前的这一带，那时有两个名字，一叫黑大楼，二叫交际处。之所以这样称呼，前者是因为这里的省外贸大楼很高，比邮电大楼还多一层，屋面是青色，故称黑大楼。后者是因为这里有个八鸽岩饭店，是当时省内外贵宾人住之所，很多交往都在这里进行，因此便把这里称为交际处。这一功能虽早已被贵州饭店等取代，但交际处的名字却留下来了，现在也还在这样叫它。

　　致用学校是一所比较正规的学校，校长是后来任省政协副主席的安迪伟先生，常务校长是陈自强先生。民革的许多老先生如李侠公、沈仲熙、钱葆华、李秉真、熊传斌等都为该校作出过贡献。由于这些老先生的努力，致用学校办得有声有色。据1986年统计，就有4600名学员在此毕业，其中百分之八十获大专文凭。为了让学生全面发展，还把学生拉到罗汉营开展文体活动。从管教务的到管学生的，致用学校的老先生们一丝不苟，井井有条。为此，民革中央授予该校“志在腾飞”的奖牌，以资鼓励。我在《大学毕业答辩指要》一书中，还选录了该校学生的一篇毕业论文。在他们举办的首届华业生的庆典上，我还有幸代表教师发言。

　　在此就读的学员，无论是电大生还是“自考生”，大都属于年龄稍长不能参加高考或者是已参加工作不能脱产读书的青年人。老师上课名为“辅导”，其实是详详细细地给他们讲一遍，同在大学课堂上讲课没有什么区别。但又有所不同：在大学上课是老师自己出题考试，电大学员则是全国统一出题考试。这就要求辅导老师不仅要认真，而且要啃透教材，只有这样，才能帮助学生考试过关。由于我对所教学科都教过很多遍，像爬树一样，哪节粗哪节细我都了然于胸，因而每次考试学员的及格率都很高，因此聘我执教的学校很多，应接不暇。还应该指出，我在致用学校和其他电大、业大、职大和“自考辅导”点的兼课，对我后来在学术领域的开拓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更不能忘怀的是，当年的很多学生后来都成了我的朋友，如朱正模、叶惠伟、潘志建、张佩、龚妮丽等等。同时，他们的朋友又成为了我的朋友，如翟彦等等。

　　30年过去了，民主党派办的这两所学校，早已因各种缘故停办。曾为这两所学校呕心沥血的人士以及众多兼课老师有相当一部分已经辞世。那时雄姿英发的莘莘学子，如今也大多过了“天命”之年，令人深感岁月无情。

　　（本文选自刘隆民著《一条路上的老贵阳》，作者系贵阳学院教授）